国际纵横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7号罕见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商界和学界代表引发广泛专注，这次不寻常的见面会背景是，在经历了2023年外商投资大幅下滑之后，中国政府正积极运作，希望外资能够尽快回到中国，也寻求对经济的信心和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但这次见面会达到了什么效果？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李恒青认为，效果并不大，中国若需要恢复外资信心，最需要做的是把共产党的权力和习近平的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里，如果不把权利关进笼子里，不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好不了。

法广：从习近平这次与美国商学界精英们见面，从各方报道您看出了哪些信息？

李恒青：我想信息量还是蛮大的。首先习近平是在中国北京钓鱼岛国宾馆召开的中国经济高层对话论坛会议结束之后，专门请美国的这些CEO和智库的战略决策者一起见面，这就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就是他现在希望能够通过他个人魅力，展示他的魅力重新把外资撤离势头止住，希望有更多的外商能够再回到中国，参加到中国的经济建设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另外一点，这个论坛已经举行了20年了，在过去20年当中都是国务院的总理作为东道主，有一天时间在钓鱼台和外资、外商的大公司的CEO一起坐下来讨论问题，主要目的就是想把中国的经济政策和重要的具体做法跟外商讨论和公布，同时也是想听一听外商们有哪些问题、意见或者建议，进行这样的交流，但是这一次李强只在论坛开幕式上讲话，所以这也是传递出一个信息，即习近平认为他的魅力比李强大，他专门出来跟大家见面，意思只要他一出来，中国的问题就可能有了解决的办法，这也是另外一个信息。另外，也可以看到这些外商们出来跟在习近平后头走进会场，这些人个个笑逐颜开，说明西方的或者发达国家的这些大公司的CEO实际上还是对中国的经济抱有希望的，希望中国给他们更多的好处，或者最早了解到第一手的信息，然后决定他们是投资还是撤资，或者继续投资还是保持现在这种状态，这是一个信息。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信息，包括经济部长王文涛和国家发改委的主任郑栅洁陪同习近平，他们都是习近平的经济上的幕僚，所以应该说信息量蛮大的。

法广：不管是习近平还是其他官员都在说中国的经济充满活力，要继续坚持中国的开放，但是中国反间谍法和香港基本法23条通过之后给外商造成寒蝉效应，那也导致2023年的外商在华投资大幅下降了80%，你如何看待这种矛盾？

李恒青：现在的做法肯定给外商吓得还够呛，所以才会在不断地加速撤离。因为现在应该说，习近平和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中国经济、民生到社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评估，但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将风雨飘摇压力重重，这是他们的认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从几年前开始，习近平就多次在很多场合在共产党内部强调要稳定压倒一切，认为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且他把这个话说的很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共产党不能够执政，掌握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好坏就跟我无关，所以你们（共产党官员）要知道，一定要把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变成你们的核心任务，这就是这段时间传递出来的信息。这个信息传递下去之后呢，就变成了为了维护政权安全，一方面加强国内的政治稳定维稳，另外一方面加强反对外来的渗透，那就是加强国安法，反间谍法不断出台，而且在舆论当中，现在也不断吹这种风。

同时，中国的信息是不透明的，数据造假司空见惯，这么多的因素让境外投资者认为对投资中国有很多不确定性，风险非常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很多信息评估公司应运而生，他们是有些是在中国成立了，有些是在西方已经有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历史的公司进入到中国，些公司最后得到了很多支持的到了很多西方投资者的青睐，他们的数据更让人相信，所以就因为这些原因就把这些公司进行搜查，甚至还抓了几个人，因此外资也就吓坏了，所以他们自己就会感觉到危险一步一步的靠近，所以才会有外商大量撤资，去年直接投资减少80%，后续还没有见到任何好转的曙光和机会，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法广：当我们看习近平和美国商界的大佬们微笑着走进会场的照片，是否可以认为这些美国商学界精英对中国的经济前景还是充满着希望？或者说对他们而言，中国的市场依然还是有利可图的？

李恒青：中国肯定是一个能够吸引人去投资的地方，因为中国有超过13亿接近14亿的人口基数，即使是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毕竟还是有一个这么多的人群和消费者。另外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富有阶层，研究显示这个阶层大概有两三千万人，这些人都是富可敌国的。如果美国3亿人里头有两三千万的巨富，经济就会突飞猛进，因为这些人是真的有钱，经济下行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也许只是心态不好了，但是购买力一点不受影响，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对那些美国 企业家来说，那是一个巨大的富得流油的市场。两三千万人对不是一个小数，那些穷人我们可以不管，只要抓住这两三千万人就可以发大财。

王岐山从做银行到北京市到政府抓经济，他结交了大量的华尔街的大的银行家，这些人以能够和王岐山搭上关系为荣，因为王岐山抖抖手他们就可以拿到IPO，他们做IPO服务多数都是通过这种渠道，所以这些人为什么希望能够得到习近平的接见，能够跟习近平这个中国的老大坐在一起，而且可以有很大的实惠。基于这些原因，所以他们都在峰会论坛结束之后等着，也有几个人不能确定习近平是否来就走了，其他人都觉得有这个机会能够跟习近平最高领导人见面，建立私人化关系可能会得到超级的好处，而且过去他们真得就得到了过好处。

但是，习近平这次的展示了他所谓的“魅力”，实际上外界反应并不强烈，大家都认为没有看到真正的东西，如果真的看到巨大的商机，大家会趋之若鹜会去报道，但是并没有这样。今年一月份李强出席达沃斯论坛时传达出的信息和内容和习近平讲的一样，基本上就是要继续扩大开放，要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建立一个法制社会和建立一个好的，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这回习近平讲的还加上了一点，说你们会马上看到会有更大的改革的力度，会出台对你们就是好的消息。但是大家多数评价就说是没有看到真正的内容。大家在期盼看到什么？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看到（北京）做的事都没有落到实处，实际上，大家所希望看到的是这个地方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但中国不是。中国在习近平的11年的执政过程中，一直推行的是东西南北中共产党转移管一切，说白了就是习近平管一切，他说了算，这是他的逻辑。第二，就是所有的外资，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们都希望看到法治社会，如果是“国王犯法，与民同罪”那就是法治社会人人平等，这就是西方世界和中国企业家们想看到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真正进入一个法治社会，那就要把共产党的权力和习近平的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里，如果不把权利关进笼子里，不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好不了。

非常感谢李恒青接受法广专访。

在3月9日星期六的法国《世界报》上，该报记者菲利普·里卡德（Philippe Ricard）和该报柏林通讯员托马斯·维德尔（Thomas Wieder）共同撰写的文章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了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国防领域的领导权之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揭示了法德两国在战略文化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欧洲的战略主权

文章列举了很多例子，显示最近巴黎当局和柏林当局不停地在相互攻击，巴黎和柏林之间的关系很差。

那么，如何解释法国和德国之间这样的相互攻击呢？法德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不和谐呢？要知道，长时间以来，法德两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又都是基本类似的：两国都不惜冒着过分低估俄罗斯威胁的风险而不得罪俄罗斯。而且，自2014年起，法国和德国就一起围绕莫斯科和基辅在顿巴斯的冲突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并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头几个月里继续与普京对话。

事实上，法德之间的这种相对的团结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在经受考验。柏林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的防务专家克劳迪娅·梅杰(Claudia Major)指出，“2月24日之后的那一周，舒尔茨和马克龙都表示这场战争标志着‘划时代的变化’，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对于舒尔茨来说，这场战争确认了，在国防方面，德国是离不开美国的。相反，对于马克龙来说，这场战争让加强欧洲战略主权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了。因此，乌克兰战争更多的是巩固了德国和法国各自的传统立场。”

在德国方面，跨大西洋关系至高无上，这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不论做任何重要的决定，始终都要考虑和美国进行协调：2023年1月时，就是这样，当时舒尔茨等待拜登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艾布拉姆斯坦克后，才决定自己将提供豹2坦克。然而，在外交层面上，舒尔茨在坦克问题上的拖延对德国来说代价高昂，它导致与基辅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好几个欧洲国家关系紧张，波兰需要柏林当局的绿灯才能够向乌克兰运送自己的豹2坦克，因为这些坦克是德国制造的。

在这之前三个月，舒尔茨的另一个行动同样显示了他的跨大西洋情结，并激怒了马克龙：这就是舒尔茨宣布在北约内建立一个反导弹盾牌-欧洲天盾倡议，将十七个欧洲国家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十五个北约成员，通过购买美国和以色列的设备来加强空中防御。法国和波兰拒绝加入该项目。对巴黎来说，这一工具可能会鼓励俄罗斯重新启动某种形式的军备竞赛，包括战略性军备竞赛。在爱丽舍宫看来，优先的重点之一是发展欧洲的设备，而不是从非欧洲大陆的盟友那里采购。

相反，柏林强调，形势紧迫，购买现成的设备是合理的，就像2022年3月德国宣布购买35架美国制造的F-35战斗机那样。这项价值超过100亿欧元的美国装备订单在巴黎被解读为德国对建立欧洲防务缺乏兴趣的标志。

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继续写道，舒尔茨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三天后所说的“划时代的变化”（Zeitenwende）充满了跨大西洋色彩，非常不欧洲，但这不足以解释与法国越来越深的误解。随着德国总理决定重新在国防领域投入，法国和德国这一对搭档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好几位法国消息人士分析说，“战前，法国和德国在世界上存在着一种默契的分工：柏林承担经济领导作用，而巴黎则在国际和安全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这一默认的协议现在受到了质疑，因为舒尔茨决定在这两个领域内投入，从根本上来说，法国人对此是无法接受的。在“天盾”反导盾牌问题上，舒尔茨在没有进行任何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就做了公开宣布，这表明了德国想进入法国泳道的愿望。对法国来说，这是完全的嘲讽。舒尔茨悄无声息地独自向前进。”

领导力之战

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表示，乌克兰战争引发了防务领域的领导权之争。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已经不习惯将德国看作是同等水平的合作伙伴了，乌克兰战争也暴露了法德两国之间在战略文化上的深刻分歧。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马克龙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可能性的言论引发辩论后，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马克龙的派兵可能性言论，爱丽舍宫解释说，这是为了恢复西方的“战略模糊性”。在乌克兰2023年的反攻失败后，法国总统认为，承诺向基辅提供数百亿欧元的援助和交付军事装备已经不够了，特别是，如果普京确信西方永远不会动员他们的军队的话。鉴于莫斯科继续其攻势而且每天都在加大对乌克兰盟友的攻击，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不断增加，马克龙认为现在是该表现强硬的时候了。

相反，德国并不打算挥舞派兵去乌克兰的威胁，以避免引发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危险地升级。

在2月底于巴黎召开的援助乌克兰大会的当天上午，舒尔茨就是以这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他说，操作这些导弹需要有德国士兵在场，这可能会让德国陷入交战的状态。其实，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起，乌克兰的盟友尤其是美国，就在不停地念这个经。他们拒绝地面干预，以免引发北约与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之间进行公开的战争。

一位法国高级官员、欧洲问题专家说：“在战略领域，德国正在变得强大，但与此同时，德国又没有相关的文化和工具”。这句话暗示，自英国脱欧以来，在欧盟内部，法国是唯一的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为重要的是，法国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马克龙提出的在欧洲层面分享法国打击力量的提议在德国总理舒尔茨那里遭遇的是冷漠，因为舒尔茨非常重视美国的威慑作用。一位外交官总结说：“德国承认自己害怕局势升级，而法国则希望给人一种它不害怕的感觉。”

在向乌克兰交付武器领域，柏林目前领先于巴黎。德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亿欧元的武器，最近几周，舒尔茨不断地教训他的欧洲伙伴，让他们大幅增加援助金额。柏林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的防务专家克劳迪娅·梅杰(Claudia Major)表示，舒尔茨言论上的变化与担心乌克兰失败有关，也与担心如果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那么自冷战以来一直保护西欧的美国保护伞会消失是紧密相连的。这位防务专家指出：“舒尔茨在与拜登的关系上投入了很多，现在他似乎开始明白，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欧洲人是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很明显，舒尔茨在寻求分担责任，并将自己定位为欧洲国家中的领导者。

曾几何时“拥有石油就拥有了世界”的口号已经悄然变成“拥有芯片就拥有了世界“,足以充分说明芯片在人类未来拥有的战略价值。环顾四周，汽车、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游戏机等日常物件内都需要芯片，一部智能手机包含 160 个芯片，一辆混合动力汽车可包含多达 3,500 个......几年来，中国和美国一直在打半导体战，尽管欧洲国家荷兰的阿斯卖刻光机是制造芯片必不可少的机器，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科技战中，却似乎鲜少听到欧洲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其半导体的短缺暴露了欧盟对国外的严重依赖也惊醒了欧洲——欧洲半导体生产疲软对汽车行业以及医疗保健、国防和能源等其他战略行业产生了影响，这些行业正面临中断和供应短缺。 

2023 年 7 月 25 日，欧盟理事会 (EU)终于批准了一项半导体法规或“芯片法案”。其目标是在2030 年将欧盟目前的市场份额翻一番，达到全球市场的至少 20%（目前为 10%）。为此，欧盟必须将其产量增加四倍。到2030年，全球半导体产业预计将达到1万亿美元。对于欧盟来说，这是为了创造发展工业基础的条件，以使欧盟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翻一番。但亡羊补牢，是否还来得及赶上失去的时间？欧洲的竞争力如何？

法国24电视台France24《经济情报》访谈节目最近请来巴黎智库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亚洲项目主任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探讨围绕芯片的地缘经济和政治中，台湾的地位，中美的竞争以及瓯盟的优势与短板，欢迎收听：

首先，他认为今天确实有半导体行业的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尤其是围绕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问题。

杜懋之：“换句话说，有国家间权力竞争的因素。关于半导体问题，我认为这一领域确实出现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围绕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即台湾的未来地位。是否存在战争风险？如何评估？然后是不同参与者的产业政策之间的竞争因素，因为当今半导体行业的各国都有自己的产业政策。美国是这样，中国当然也一样，而且也是第一个在这一领域制定雄心勃勃产业政策的国家。欧洲和日本可能要晚一些。这是最近的事情，我们目前确实正处于其中，韩国和台湾的因为有三星、和台湾台积电这样的旗舰企业自然或多或少都在制定自己的政策。第三个主题是技术转让和美国对中国获取半导体技术的限制。

很显然，台湾政府在 20 世纪 70 年代做出了发展半导体行业的战略选择。台积电的创始人提出了一个极具创新性的想法，将生产与设计分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代工厂模式，运作非常成功，因为台积电目前占全球半导体产量的 65%，更重要的是，几乎处于垄断地位。 因此，三星公司提出了一个关于最先进节点的问题，也就是你在 苹果手机中可以看到的节点，这至少是最新一代的节点。”

实际上，台积电的全球领先地位也让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提出了如此依赖台湾的这一产业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即美欧是否在这个领域还有一席之地？

杜懋之：“今天，这些最先进节点的主要消费者，也就是五纳米和三纳米，已经投入生产。两纳米将于 2025-2026 年投入生产。它们只出现在最先进的数字消费品中，都是苹果公司的产品。苹果公司是目前这几代半导体的最大消费者。美国和欧洲在这一领域是否有一席之地？我认为，美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略有不同。美国说，它希望台积电在美国领土上实现生产5纳米和3纳米芯片。而欧洲人设计芯片法案的方式略有不同，更侧重于汽车工业和其他工业的需求。

美国现在正要求将这一产业遣返和转移到自己领土上，目前大约有 10 个项目得到了政府补贴。美国的补贴约为 500 亿美元。据估计，到 2030 年，目前正在规划的项目投资价值将超过 2000 亿美元。这是一个真正的变化。如今，与过去不同的是，晶圆厂都建在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台湾的依赖性，但在最先进的节点方面，台湾仍将保持绝对优势。这一点非常有趣，20 年前，当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希望部分转移到中国大陆时，战略决策就是要保持比外国竞争对手领先 2 到 3 代的优势。当台积电的 5 纳米芯片在美国投产时，台湾生产的将是 2 纳米芯片。也就是说，台湾永远都将王冠戴在自己头上。”

在中美科技战中，与芯片相关的高科技都受到出口限制，中国的华为在受到严格制裁的情况下，还是生产出了7纳米芯片，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失败，如何看待中国芯片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杜懋之：“有两件事。一个是中国中芯国际集成电路（SMIC）七纳米，我们现在在华为 手机的最新处理器中发现了这种技术，这让美国人感到惊讶，因为对技术转让的控制是专门针对七纳米技术的，这一点非常明确。 也许这是一次失败。我认为我们今天还不能得出如此明确的结论，因为还有一个未知因素，那就是这种制造工艺的产量。我们知道中芯国际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但我们不知道产量会是多少。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实际山个，对于中国拥有七奈米芯片技术，欧美早就知道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纳米技术已经能够投入批量生产。掌握技术与批量生产是有区别的。中国正在进行的第二个值得关注的事是，在不受技术和设备转让具体限制的最成熟的芯片节点上的巨大投资，包括在中国本土寻找供应商。“

对于中国是否能够迎头赶上，杜懋之认为在光刻技术和设计软件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这意味着要跨越 7 纳米、5 纳米、3 纳米、2 纳米的门槛仍将极其困难。但也并非不可能，但他不认为这对中国来说胜利已成定局。”

全球最大的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在欧洲荷兰，能不能说，欧洲在这一领域、这一行业具有优势？

杜懋之：阿斯麦垄断了被称为极紫外线的光刻技术，极紫外线开始成为唯一可能的光刻技术。阿斯麦的竞争对手是佳能和尼康，佳能和尼康还没有涉足极紫外光刻领域，尽管它们在该领域是极其重要的参与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如果从国家安全和权力的角度考虑，重点在于关键领域，而这就是其中一个真正的致命关键领域。那么，这是荷兰的还是欧洲的优势？我认为，在欧洲土地上拥有阿斯卖是欧洲的一大优势。

欧洲的目标是将其芯片世界产量翻一番。现在的产量是 9%-10%，想提高到 20%，这可能吗？

杜懋之：到 2030 年根本不现实。不是我说不现实，阿斯卖的管理层是这么说的。恩智浦半导体（NXP）的管理层也说过，要使欧洲在世界半导体生产中的份额翻一番，需要 5000 亿欧元的投资。我认为，当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提出达到 20% 的目标时，这更是一个愿景，一个鼓励欧洲制造商的愿望。但我们根本没有走上这条轨道。如今，随着《欧洲芯片法案》的出台，我们将在欧洲本土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和新的工厂，已经有两家工厂已经获得批准。今天，我们将看到欧洲工业更加集中在德国德累斯顿周围。如果英特尔（Intel）和台积电的项目真的获得了批准，围绕它们的问题确实不少。虽然进展可能比预期的要慢，但我认为可以对德累斯顿的新增产能持乐观态度，尽管将有四个项目，但产量不会翻番，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也许，这也是工业界对最先进的半导体讳莫如深的问题。最先提出在在欧洲制造两纳米的人也是蒂埃里-布勒东（Thierry Breton），这是他的主意，关于欧洲产业政策的话题就是这样开始的。欧洲的制造商对于冒着投资风险将自己定位在这个领域一直相当谨慎，因为他们在汽车工业和其他更传统的行业已经拥有了非常大的市场，而纳米市场则被苹果和台积电所控制。因此，这就存在一个出路问题。据估计，到 2030 年，欧洲的销售额将达到 1 万亿美元，年增长率约为 6%至 8%。因此，前景是非常明朗的，当然，发生重大地缘政治危机时除外。

以上是法国学者杜懋之接受法国24电视台访谈内容。

据欧盟理事会的介绍，芯片对于未来的经济以及我们的生态和数字转型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绿色能源，物联网，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平台。2023 年 7 月 25 日，理事会最终批准了建立加强欧洲半导体生态系统措施框架的法规，即“半导体法规”。通过该法规，欧盟意味着，不仅要解决欧洲微芯片短缺问题；减少对外国行为体的依赖；更要强化技术主权。目标是到 2030 年将欧盟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增加一倍。该协议将为工业基础的发展创造条件。半导体法规基于三个支柱：包括欧洲半导体倡议，支持技术能力建设和大规模创新；通过吸引更多投资来确保供应安全和复原力的框架；以及危机监测和响应系统，该系统将预测危机情况下的短缺情况并协调行动。

据介绍，“欧洲半导体”倡议预计将动员430亿欧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其中33 亿欧元来自欧洲预算。

中国每年三月的政协和人大“两会”在传统上是中国政府当年政策议程的预览，今年从3月4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会开始，随后是3月5日开幕的人大被称为中国橡皮图章议会，中国总理李强面向三千名出席的代表发表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不出预料做出中国经济年增长5%的目标。在过去一年经济不景气和中国共产党内部政治动荡的情况下，分析普遍都认为，今年的会议将突出北京对经济挑战的反应，强调国家安全，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话语，以及可能的人事任命等等。

本次国际纵横节目请流亡美国的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做出他的分析，首先他指出，二十届三中全会没有召开带来的质疑点：

王军涛：“两会”是共产党必须召开的会，但是在去年秋天或者冬天应该召开的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但这个会议没有开就说明现在习近平很尴尬。因为一般来讲，共产党的三中全会是执政者，也就是最高领导人拿出施政纲领的时候，特别是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我们知道这是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但十八大第一个任期 ，当时有两个“太上皇”—— 江泽民和希胡锦涛都还在，所以他拿不出自己的施政纲领，但是去年他已经完全的掌控了党、政、军大权，三月份李克强等人都出局了。所以现在他应该拿出一个自己真正的施政纲领，也就是说去年应该是习近平“元年”，但是结果他把三中全会延迟开了，主要就是因为他施政纲领就是按照新理念打造新的发展格局。但是现在中国整个的经济由于他的新理念搞得一塌糊涂，他的新理念简单说就是打造高精尖和高大上的产业和企业，这就让中国的草根民企一败涂地。“

”很多人都说中国的经济和中美贸易战以及疫情有关，但实际上这是第二部和第三波，第一波在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的民企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主要就是因为他的新理念，所以如果他现在要拿出新理念，但现在经济极度不好的时候，他需要大幅对现实退让的时候拿出来就会觉得他很滑稽，觉得他不实际。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对中国现实做妥协时，再拿出这样的理念会把中国企业家 和外资吓跑了，所以他的三中全会没有开说明他很尴尬。”

“三中全会推迟，但两会是躲不去的。毛泽东曾经把八大和九大搞得很不正常，那么习近平的两会还是照常在召开，两会主要是安抚人心，表示这个国家大的机器还在运行。有人说两会主要是经济社会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我想也未必。一般来讲，毛泽东在经济上退却的时候，政治上也要退却，因为这时候他才可以真正地安抚人心，比如在六二年大饥荒是死了几千万人时候，他就让刘少奇和邓小平开始搞“三自一包”经济权力倒退时把政治的一线领导权交给了刘少奇。但是习近平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毛泽东是党政军的缔造者，他即使退到二线也还是个太上皇，但是习近平知道他如果退到二线就完了，所以在经济社会中要做一些给人们定心丸举措的时候，他实际上在政治上还更需要强化清洗和打击，所以在去年国庆说“团结就是力量，信心赛过黄金”的时候，他直接在军中和外交进行清洗，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信都清洗掉，在金融领域清洗还在不断地深化，要倒查20年30年，他这样的打击说明他在经济上退却的时候政治上要收紧，所以我认为在两会上还会发出一些更强烈的政治信号。另外他这次可能还要修改国务院组织法，这个组织法到底要如何修订是我很关心的一点？因为国务院过去是有一定的规则，是不是现在要把群里说的更紧？这是一点除了经济社会之外要看的一点。”

“另外关于经济社会这个问题，李强可能会说5%的增长率，但我在和一些专家聊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共产党的百分之几的增长率没有任何意思，因为数字不仅有可以造假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他们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如果他愿意多砸基建，钱进去数字可以提上来， 至少在短期上，但是中期和长期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经济伤害，可是他不是他考虑的，他考虑的只是政治上的效益，这些数字对他们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他不是市场经济中自然出来的数字。在经济和社会上，他为了安抚人心，不光是在政策上说一些保护民企等等和过去的说法不一样，但是同时提的一些具体发展措施上还是会嘴上很硬，因为在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还是强调要搞高质量的经济……总之两会没什么好看的，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习近平的尴尬 。”

法广：除了国内的种种危机，如何看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现在的处境？

王军涛：“我觉得在特朗普前总统上来之后，到后来拜登总统这些年的执政期间，西方关于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或者说是整个世界都变化了，只不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基本上是自由民主的阵营，他们在特朗普前总统上台之前一直对中国既羡慕佩服同时又担心。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谁也不敢和中国作对， 不仅国家不敢，而且西方国内的各种力量，包括华尔街好和莱坞等各种力量，法律和其他人士都不敢和中共作对，因为中国掌握着最大的市场，也可以给他们专业发展的机会，虽然这些机会在总量上并不是那么大，但是由于西方是高度竞争的社会，这些好处就可以让一些公司打败竞争对手，所以大家都在竞相争中国的资源和机会的时候，都对中国屈服。”

“特朗普的贸易战打响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特朗普是一个政治素人，商人经商时为了达到目的就会采用极限施压的方式，为了得到一个东西就会使用所有的手段施加压力让对方接受，实际上他并没有对中国全面施压，他只是想让中国接受他的公平贸易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点，他就要求美国国务院和各部门把杯葛中国的手段都拿出来，中共突然在贸易上被打压之后就有点反应不过来，就有点懵了，而美国调查之后就发现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以及对美国长远期伤害非常 大，实际上在特朗普下台之后，美国的调查都没有停下来，一直在查。”

“西方曾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恐惧，竞相讨好；第二步 的恐惧就是在调查之后有了另外一种恐惧，看到了中国的渗透就觉得很无奈，因为一方面中国以第二大经济实力把最大的现金流投到军事发展中，而且对周边国家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另外还有和北韩俄罗斯和伊朗有潜在的结盟空间，形成一个新“邪恶轴心”的可能性，的确让他们害怕。另一方面，由于中共深深地在全球化中侵入到了西方的社会之中， 西方跟中国似乎也显得密不可分，所以对美国拜登政府来说，中共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最难缠的敌人。不仅是在体量上，苏联曾经在最高峰时达到美国GDP的40%，中国已经达到70%，而且现在已经深深地进入到了美国社会中，冷战已经不可能了，现在脱钩会给美国和西方社会造成很大的损伤。几乎没有政治家在短程的任期内能够扛得起这样的一个政治损失，这样就应该制定一个长远的对华战略。 ”

“但是这两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就是今年当全世界的股市都变好都在破纪录时，中国股市却一塌糊涂，过去的说法是，中国经济打个喷嚏，全世界经济会感冒，所以当时绝对不能脱钩，但是现在股市发展可以看出来，特别是在疫情前，中国共产党自动脱钩是，大家发现实际上也没什么了不起，有几个国家的贸易量上看，中国已经失去了第一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变化，特别是俄乌战争给了德法另外一种启示。原来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时，德国和法国对于俄罗斯是的能源有高度依赖，认为离开俄罗斯可能就无法存活或经济会受到极大打击，但现在发现也没什么了不起。现在看来，西方社会如果再给一段时间企业进行撤离，那么跟中共摊牌就没有那么痛苦，反而现在中共自己发现很痛苦，因为原来习近平觉得脱钩就脱钩，按照中国和一些西方专家的分析，西方都对中国的依赖性更大。因为中国的独裁体制可以进行强制的控制，但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当习近平在去年和前年说要由外经济发展的大循环转向双循环，也就是以内循环为主，但现在这个说法已经不提了，现在提出来单向开放，即不管西方是否对我开放，我都会放下身段来对西方开放，这就说明所谓的“东升西降”现在至少在姿态上是“西升东降”，所以我现在觉得发达国家对中国非常不利。”

非常感谢王军涛就中国两会主题接受法广专访。

俄罗斯于2022年 2 月 24 日发动的战争接近两年，虽然说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被认为是俄乌战争的始发点，但两年前发动的大规模军事入侵显然是二战后首次在欧洲大陆上发生的大规模入侵战争，爆发以来就主导着国际舆论关注点，也成为国际地缘政治角力的焦点。

俄罗斯挑战国际秩序

目前这场战争军事上仅限于乌克兰领土，但带来的地缘政治冲击波却远远超出了军事冲突的双方。既波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也波及到欧洲各国，迫使它们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同时要重新制定长期以来指导其外交防御政策的方向。与此同时，在俄罗斯边界以西和以南的周边地区之外，一些国家似乎在短期内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好处，如中国和印度，它们能够趁机以低价获得俄罗斯的能源。然而，即使对这些国家来说，挑战国际秩序也会带来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在一个更加四分五裂的世界中有失控风险，在这个世界中，即使核威慑似乎也不再能保证稳定。可以说，俄乌战争让世界地缘政治进行了一次大洗牌，拆散重组的过程中，乌克兰上百万民众被迫流离失所，更有双方难以获得确切数据的战场上死伤。普京的野心打破了历史上最近才出现的边界不可侵犯的禁忌，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二十一世纪，现代人类显然没有走出洪荒时代，凭借武力和野蛮入侵，烧杀掠夺的方式获得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模式。

克里姆林宫与西方对抗，指责其想要将北约置于俄罗斯家门口，并被视为声称将其做事方式强加于世界各地，但结果是给北约打了一剂强心针，从马克龙批评的“脑死”中恢复过来，甚至进一步扩大。普京决定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希望闪电般地战胜乌克兰，但显然他的计算是错误的，让他野心破灭，但两年后，现在的天平似乎已经转向对他有利的方向。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一致谴责，受到制裁，总统普京也受到国际法庭战争罪的通缉，但来自南方国家的批评声鲜少听到，在战争爆发后，与中国，伊朗，朝鲜的关系更加紧密，提供给普京外交空间和国际舞台上的援助，成为与西方国家抗衡的平台。分析认为，俄罗斯正在接受一场政府认为可以维持的长期战争的前景，并正在利用乌克兰人的更快消耗和其盟友的疲倦的机会。

乌克兰“换将”期待“决定性的2024年”

而在乌克兰，局势依然艰困，被入侵近两年后，西方国家大力帮助下进行的反攻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两年来从未脱掉战袍，在全世界奔走呼吁帮助的乌克兰总统则连斯基决定换将，原陆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西尔斯基将接替扎卢日内，成为新任乌军总司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的任务是让2024年成为“决定性的一年”，为此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管理军队和应对前线战斗。但新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上任不到十天，乌克兰就被迫放弃了前线重镇阿夫迪夫卡，俄方高呼胜利，称夺得乌方的一个“强大防御点”，自去年10月以来，俄罗斯一直试图占领这座城市，近期从三边包围，并加强攻势，当地出现大量死伤及大规模破坏。外界认为，撤出阿夫杰耶夫卡是乌军近期在战场上的重要挫败。乌克兰军队在该国东部前线击退俄罗斯军队方面进展甚微。

而对在乌克兰需要补充新兵源，但人们已不再涌向前线。那些在战争一开始就志愿参战卫国的人，大多已经死亡、负伤，抑或是留在前线等待新兵的接替。乌克兰政府最近讨论的立法计划中包括新的征兵制也不是一番风顺，在显然更强大的敌人面前，换帅能满足维护民族共识的需要？乌克兰民族的团结和对国家的信心何在？俄罗斯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场战争会造成全球性后果，并有可能给欧盟带来深重危机。很显然乌克兰战争的第三年即将开始，国际体系的变革正在加速。

专家；力量对比不平衡

对于乌克兰战争是否进入了可能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本台法语部的地缘政治（ Géopolitique） 中，法国勃艮第大学政治学教授，东欧问题专家亚历山德拉-古戎 (Alexandra  Goujon)分析认为：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称之为关键时刻。我们谈到了反攻的失败,而乌克兰人对这条停滞不前的战线看法并不一样 当然，毫无疑问，士兵们都很疲惫，士兵的家属也在抗议,希望前线的人可以被替换回来，这是肯定的。目前，乌克兰议会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动员的法律，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在讨论这项法律。

另一方面，乌克兰人当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与俄罗斯相比，力量不平衡，如今依然如此。他们的对手是一个核大国，是一个拥有更多军队和更好军事装备的国家。因此，战线停滞不前当然令人失望，但并不是一场灾难。就目前而言，他们已经成功地控制住了。但应该说，俄罗斯12月29日在乌克兰全国范围内的轰炸提醒他们俄罗斯仍有决心，这确实令他们担忧。

我们可以谈谈战争中的新时刻，正如泽伦斯基自己所说的那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两年，战争已经持续了十年，泽伦斯基上任也有五年了。这次换掉元帅，也是他想注入新的活力。他知道，乌克兰人也知道，战争打得越久，俄罗斯就越能从战局调整中获益。因此，我们确实需要行动起来，包括改变战线，我认为这正是泽连斯基知道的，也是他要做的。另一方面，我们还不知道乌克兰战争战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对新战争战略的透明度如何。我们知道一些，但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细节。”

“乌克兰人为生存、为自由而战”

而历史学家，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专家，《 Desk Russie》杂志执行主编Galia Ackerman对于前线力量对比及战争前景的分析是：

“要知道，西尔斯基将军可不是凭空出现的。他毕竟是陆军总司令。正是在他的指挥下，乌军在2022 年取得了重大胜利，从侵略者手中解放了乌克兰北部，主要是基辅地区。但也包括哈尔科夫。在那之后，正如我们所知，战争陷入了停滞。然而，赫尔松解放了——或者说俄罗斯军队放弃了赫尔松。黑海舰队的一部分也被摧毁，包括最近摧毁的那艘船舰......

我想是扎卢日内说过，"无论将来发生什么，都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这句话非常重要。乌克兰人创造了奇迹 ，这当然要归功于他们的聪明才智，还有西方的援助。但他们毕竟坚持了两年。所以我认为扎卢日内和泽林斯基之间有分歧是事实， 扎卢日内没有证明自己的能力，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没有足够的武器，所以反攻失败了。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重复克里姆林宫的话，即俄罗斯不会输，哪怕花上十年时间，乌克兰也永远不会赢，。俄罗斯人的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现在的问题关乎未来。因为我们不知道，在美国的特朗普主义者抵制下，美国的新援助计划是否会被采纳。如果不通过，又会发生什么？但无论如何，目前我并不认为乌克兰在任何方面被打败了。他们感到疲惫，前线战士的平均年龄是 43 岁，组织动员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拖了太长是将，这些都是事实。但我相信，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团结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

但另一方面，有一点必须记住，那就是乌克兰这个国家并不小，但当然比俄罗斯小得多，这是一个为生存、为自由而战的民族，因此其动机与俄罗斯人不同。因此，当有一种动机，当一个民族拿起武器时，其比例、行为和结果与一个国家入侵其邻国领土时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在俄罗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尽管有各种宣传机器等，但很多人并不赞成入侵。很多人对这场战争并不关心，那些上前线的人也经常是这样的。请允许我提醒大家，俄罗斯据说只进行了部分动员，动员 30 万人。其余的都是签订了合同的合同工，这些合同利润丰厚，但并不总是能得到兑现，有时很难拿到工资，尤其是在前线阵亡或受伤等情况下很难拿到钱，动力来自物质的，这与保卫家园的乌克兰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绝不确定。是的，会有疲劳，但同时对乌克兰人来说也没有解决办法，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美国犹豫 法德与乌签署双边安全协议

在乌克兰凭一己之力完全不可能应对俄罗斯的情况下，盟国的支援必不可少，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迟迟不通过对乌援助的消息对前线战况是巨大的打击，但或许则连斯基可以为2 月 16 日星期五分别与法国和德国签署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协议稍感安慰；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宣布到 2024 年提供高达 30 亿欧元的援助，柏林承诺的援助金额高于法国在 2024 年提供的援助金额，打打牌近 80 亿欧元。德方的的承诺还包括培训乌克兰士兵、为该国排雷做出贡献以及参与基础设施重建，特别是在能源和供水方面。柏林宣布了价值11亿欧元的新一揽子武器交付计划。尽管没有提及德国和瑞典制造的基辅几个月来一直要求的金牛座巡航导弹，泽伦斯基还是说，“乌克兰从未签署过更有价值的文件”。这些认可的话语说明了自战争最初几个月以来德国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从最初的小心翼翼的态度受到批评后，德国大幅加强了对乌克兰的援助，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援助国，而美国的支持如今却遭到特朗普派共和党民选官员的阻挠。肖尔茨急于结束德国谨慎的形象，最近甚至毫不犹豫地表示“欧盟大多数成员国承诺的武器交付非常不足 ”。其中一项含蓄的批评是针对法国等国家的。

加速国际体系的转型

俄罗斯即将输掉这场战争吗？在乌克兰2023年反攻失败并建立战时经济之后，同样由于俄罗斯经济的适应能力和西方制裁的失败，答案似乎相当否定。俄罗斯正在接受一场政府认为可以维持的长期战争的前景，并正在利用乌克兰人的更快消耗和其盟友的疲倦。克里姆林宫也不乏攻击对手利益的手段，例如法国在非洲或其他地方的利益。如果看看今天的情况，威权国家（如中国、朝鲜或伊朗）的俱乐部更加紧密，以及日益“多元化”的“全球南方”。

在乌战即将进入三年之际，关于这场战争给国际地缘政治带来的影响也是多个媒体讨论的话题，法国智库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蒂埃里-德 蒙特布尔 Thierry de MONTBRIAL 发表于《费加罗历史报》上的评论指出，这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已经产生了全球性后果, 它有可能给欧盟带来一场深刻的危机。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场战争正在加速整个国际体系的转型。最终，历史从乌克兰战争中最值得铭记的是，普京敢于打破禁忌，重新激活了克劳塞维茨的原则，即“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还有一个禁忌仍然不可侵犯：首先使用核武器。毫无疑问，当俄罗斯形势似乎不妙时，普京很想这样做，但他的主要支持者中国（也是这场战争中短期的总体赢家之一）被劝阻了。但可以担心的是，这一禁忌或多或少有一天也会被打破，而且不一定是俄罗斯人打破的。

也许乌克兰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也许有一天，时间会像 1953 年 7 月 27 日板门店停战协定那样静止，朝鲜战争就此结束。但前景如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 2024 年 11 月大选后美国对乌克兰支持的演变。

直到最近，胡塞武装还被视为是具有国家野心的叛乱分子，胡塞武装的崛起、其武器库可击中的范围及其可造成伤害的能力一直被所有人都给忽视了，可能只有沙特阿拉伯是个例外。

几天的时间之内，胡塞武装就成为了中东地区的重要一员，由于胡塞武装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为人所知，因此，威胁性更大。

法国世界报记者吉尔·帕里斯（Gilles Paris）和马吉德·泽鲁基（Madjid Zerrouky）最近在一篇联合署名的文章中写道，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实施大屠杀后，以色列对加沙发动了致命的军事攻势，以色列担心会在北部和黎巴嫩交界地区开辟第二条战线，担心北部地区很快就会燃烧起来。因为，自从2006年夏天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暴力冲突以来，在分隔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蓝线”周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这两个历史宿敌之间就从没有停止过小规模的冲突。而且，自1948年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就正式处于交战的状态。

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南部被认为似乎是不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军事干预的，以色列很久以前就与邻国埃及和约旦签署了和平协议；自2020年以来，以色列与几个海湾国家也启动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然而，却就是在似乎不会有阵线出现的地方，出现了令人恐惧的第二战线。胡塞民兵从遥远的也门海岸发起了袭击，首先瞄准了红海的以色列港口埃拉特（Eilat）。随后，胡塞民兵扩大了袭击范围，瞄准了开往以色列的货船，再加上美国和英国于1月11日至12日的军事反击，现在人们非常担忧红海航运路线可能会瘫痪，从而进一步导致全球贸易的不稳定。

法国世界报的两名记者表示，没有人真的预见到这一威胁。也门是一个受到贫困和内部冲突吞噬的国家，从未被视为主要的地缘政治参与者。直到最近，胡塞武装还被视为是具有国家野心的叛乱分子，胡塞武装的崛起、其武器库可击中的范围及其可造成伤害的能力一直被所有人都给忽视了，可能只有沙特阿拉伯是个例外，可能只有沙特阿拉伯没有忽视胡塞武装。胡塞武装与伊朗的联系，有时被描述为是“彻底的忠诚”关系，有时则被描述为是“纯粹的机会主义关系”，其实，人们并没有对胡塞武装与伊朗的联系进行严肃认真的评估。

现在，美国正位于这一新的地区爆炸的前线，今天的美国正在为此前对胡塞武装不感兴趣而付出代价。当然，不只是美国了，还有许多其他的大国也是一样的。几天的时间之内，胡塞武装就成为了中东地区的重要一员，由于胡塞武装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为人所知，因此，威胁性更大。

双重因素

胡塞武装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首先是当地局势所促成的：该组织除了已成为首都萨那无可争议的主人，现在还控制着也门国内人口最多的地区。胡塞武装这一胜利的背后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国内政治方面。最初，胡塞武装的历史是与扎伊德主义的复兴主义联系在一起。自2004年起，胡塞武装就开始反抗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政权。1990年，北部的也门阿拉伯共和国与南部的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统一，之后，萨利赫总统就成了无法被拉下总统宝座的总统。第二个是在更意识形态的层面，胡塞武装从一开始就激烈地反对帝国主义，谴责美国及其中东盟友以色列所起的作用。

在这双重因素的作用下，自称为“安萨尔安拉”意思是“真主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是也门国唯一的合法代表的胡塞武装，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历史十字路口。

1月18日，在由其支持者控制的公共电视频道播出的一次电视讲话中，胡塞武装的神秘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Abdel Malik Al-Houthi）装模做样地质疑说，“美国长途跋涉9000公里去支援以色列，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利支援巴勒斯坦人呢？而且，这是我们的道德义务。”他还一字一顿地说，“与美国的直接对抗并没有吓倒也门人民，恰恰相反！我们已经等待它很久了。现在是时候打击我们一直间接面对的我们主要的敌人了。”胡塞武装领导人称美国是其间接面对的敌人，他指的是自2015年起由利雅得领导、华盛顿支持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对抗胡塞武装。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自诩为巴勒斯坦事业的新捍卫者，他甚至呼吁国际社会动员起来，他说，“支持巴勒斯坦的团结游行必须继续下去，这包括在西方国家、欧洲和美洲。”

对美国发起的挑战是否只是胡塞武装狂妄自大的表现，可能会导致胡塞武装在这个继续是外部影响的玩具并发展落后的国家衰落呢？

胡塞武装的几位头面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就与伊朗建立了联系。当时，胡塞武装的现任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Abdel Malik)和他的兄弟、侯赛因·巴德雷丁·胡塞(Hussein Badreddine Al-Houthi)曾陪同他们的父亲、一位伟大的扎伊德神职人员阿拉迈·巴德雷丁(Allameh Badreddine)访问了伊朗。但没有证据表明伊朗在胡塞武装叛乱的初期给该组织提供过大量的援助。

德黑兰的战略

不过，伊朗对红海的兴趣由来已久，红海是伊朗为其黎巴嫩真主党盟友、或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哈马斯盟友运送武器的过境路线。但伊朗对也门的关注，开始于沙特为支持萨利赫政府而于2009年对也门进行首次军事干预，当时也门萨利赫政府正面临胡塞叛乱的困境。德黑兰从也门政权的脆弱性中，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以便破坏其强大的地区对手的稳定。伊朗的战略是：依靠当地的叛乱组织来不停地困扰敌人，这已经在伊拉克面对美国占领军时进行过了考验。

而也门政权方面却低估了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2009年10月，也门海军在一艘民用船只上的伊朗船员手中缴获了数千枚反坦克炮弹。一个月后，当时的反间谍部门负责人、也门总统的侄子叶海亚·萨利赫将军以愤怒和轻蔑的语气说，“毫无疑问，伊朗支持胡塞武装。但伊朗是无法用石榴（水果）或葡萄或毒品来资助胡塞叛乱武装的，特别是也门还在通过数十亿美元的花费在对抗他们！”

沙特和阿联酋领土成为目标

不过，胡塞武装越来越公开地受到伊朗的支持，特别是在武器方面。胡塞武装已经掌握了在也门边界之外发动袭击的办法，并增加了对沙特和阿联酋领土的导弹发射和武装无人机的发射。

美国人的看法变了

胡塞武装在地区舞台上的“崛起”也导致美国对也门的看法发生巨大变化。美国首先是从打击圣战主义的角度来看也门问题的，现在，美国则正在从伊朗野心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这一转变从1月9（即美国海军轰炸胡塞阵地的前一天）、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两个保守派智囊团--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传统基金会所发布的两份报告中看得很清楚。

两份报告都呼吁华盛顿与也门“官方”政府进行军事接触，并将胡塞武装重新纳入“恐怖组织”的名单中。在特朗普任期（2017-2021）结束时，胡塞武装出现在恐怖组织黑名单上，然后在拜登任期开始时从这一名单上消失，华盛顿官方的说法是为了促进向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提供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1月17日，美国国防部宣布重新将胡塞武装纳入恐怖组织名单。

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三十年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专家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表示，美国的也门政策长期以来与沙特阿拉伯保持一致，但现在华盛顿在对抗红海胡塞武装影响力上，处于桥头堡的地位。相反，利雅得当局现在则呼吁缓和局势，并与美国为确保这一战略商业轴心安全而试图建立的联盟保持距离。

1964 年 1 月 27 日，复出五年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实现了他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当天北京时间十九点（巴黎时间中午十二点），法中同时在巴黎、北京发布建交联合公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四天后，戴高乐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的幅员辽阔、目前的价值和需求以及未来的发展，使其与全世界的利益和关切日益相关。鉴于上述原因，法国显然必须能够直接倾听中国的声音，同时也让中国倾听法国的声音。

戴高乐将军强调，这一决定丝毫不意味着对目前统治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认可？法国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就像它与处于类似制度下的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一样，只是承认世界的现状。

但对巴黎来说，对北京的有效承认导致放弃了与 中华民国的所有官方外交接触。

60 年过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角色，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联合国安理会这两个成员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变化。这一周年纪念是在地缘政治局势特别紧张的背景下举行的：中美竞争、乌克兰战争、近东和中东冲突、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影响着处于变革阵痛中的双边关系。

本次节目，请法国资深记者，专栏作者董尼德（Pierr-Antoine Donnet）先生分析法国建交60周年的历史和现状。

法广：1964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说与中国建交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文化，他也谈到法国寻求在冷战美苏对抗中的法国立场等原因，60年过去了，这个决定依然是国际地缘议题上的回响依然存在？

董尼德：我首先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1964 年的背景，当时，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很多人对中国仍抱有某种浪漫主义情结，认为中国是一个在艺术、文学和建筑方面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光辉国家。因此法国人仍然被这种浪漫主义所熏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高乐将军认为与这样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当时仍然非常弱小，但它却拥有 4 亿多人口，因此需要得到承认。

戴高乐将军为什么认为承认中国很重要？当时，戴高乐将军赞成法国独立于美国和苏联。因此他认为，通过承认共产主义中国，法国可以成为这些帝国主义大国的平衡力量。现在60 年过去了，当我们审视中国自那时以来的发展历程时，会发现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被一种个人崇拜所包围，这种个人崇拜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想起当时的毛泽东，甚至更加恶劣，因为无论是在西藏、新疆还是香港，到处都在践踏人权，中国人民至今仍在遭受着巨大的苦难。中国人都能吃饱饭，这是事实，但很多自由被禁止，持不同政见者被关进监狱数年甚至终身……就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

必须意识到，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正日益孤立于西方伙伴，甚至在欧盟内部也是如此。现在有一种相当明确的感觉，即这些欧洲国家需要重新获得一定程度的能源独立，同时也需要与中国共同扮演某种角色。在此背景下，欧盟越来越警惕。欧盟正在与中国保持距离。因此，很自然地，多年来中国的外交战略一直是直接与这些国家打交道。尤其是对德国采取这种做法，而德国现在也在与中国渐行渐远。最后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就是法国。因此，习近平将于今年春季访问法国，他希望能像去年马克龙访问北京时那样，与法国当局，特别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找到某些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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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60年前，戴高乐将军谈到了对中国文明的认可。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而法国则相对后退了不少，事实上，我们的印象是，整个世界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这个问题不断被提出：当它贫穷时，必须帮助它。当它富裕时让人害怕……

董尼德 :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因为还有我们所说的全球南部，即主要是新兴经济国家需要中国的援助。例如，有一些非洲国家，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甚至巴基斯坦都非常、非常依赖中国的援助，因此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里，这种局面会保持不变。

 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尤其是商界，在中国做生意已经变得异常复杂。对商人来说，存在着所谓的政治风险。他们在制定投资计划时，会对这种政治风险进行评估。而在中国，政治风险已经变得非常大。中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其中最新的是反间谍法，让商人们都很害怕，因为已经有警察到外国公司的中国办事处进行调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美国和日本的公司。

因此，中国面具正在脱落，商界正在远离中国，尤其是西方商人。与此不同的是，1978 年启动第一次经济改革的邓小平一再表示，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韬光养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才能在全世界交朋友。这确实非常奏效。而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他走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也就是说，正如您所说，这是一个充满征服和威胁的中国，令人恐惧。

法广：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法国和中国 60 多年的历史，两国关系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困难的时期，例如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奥运圣火经过巴黎时发生的事件等等都在中国引发了反对法国的浪潮。当然还有人权问题，两国之间的关系不能说这是一条平静流淌的河流，没有波澜？

董尼德：这当然不是一条平静的长河，正如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当时所说的那样，远非如此，因为确实有过非常紧张的时期，特别是当法国当局决定向台湾出售护卫舰和幻影战斗机时，尤其是护卫舰。这引起了北京的愤怒，北京向法国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由于当时涉及到经济利益，法国政府最终让步了。护卫舰和幻影战斗机被卖掉了。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了。

另外 ，中国当局在对外关系上利用所谓的民族主义。因此，当发生类似事件时，中国人民得到的信息是：中国再次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羞辱。因此，你提到的2008年在巴黎传递奥运火炬时发生的事件，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反应。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为了巩固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但我认为时代也在发生变化。原因很简单：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 40 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危机，失业率不断攀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虽然官方数据刚刚超过 20%，但实际上已接近 50%。这引发了社会矛盾，尤其是中国民众的疑虑。他们会问今天的处境如何？未来是什么，孩子的未来是什么？那些找不到工作、没钱照顾父母、长辈的年轻人怎么办？社会危机是存在的。因此，中国政府，或统治一切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应，在高层，就是习近平正逐渐决定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开来，这对中国人民来说绝对是悲剧性。

法广：中国有问题，但还是比 60 年代要少，尤其是在 64 年，当时民众刚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饥荒。可以说中国政府非常务实。从历史上看，它总是会通过封闭或威胁或其他一系列措施来找到解决解决内部危机的方法……那么法国在这一切中的角色是什么呢？

董尼德：我认为，尽管各国与中国之间可能存在各种困难，但我们永远都不应该中断对话。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今天很难与习近平展开对话。当你与习近平对话时，你实际上是在为未来下注，换句话说，你所传达的信息不是给习近平的，而是给今天的中国人民的，最重要的是给子孙后代的。这就是为什么对话仍然绝对重要。因此，今年春季习近平出访法国时，将带着至少 200 名保镖来到巴黎，以确保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并确保街头示威活动远离他和他的豪华轿车。他在旧金山会见乔-拜登时就是这么做的。但我认为，尽管如此，法国必须继续与中国对话。

法广：您的新作书名为《中国——幻影帝国》，如果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两国之间这 60 年的关系，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换句话说，当马克龙总统去中国的时候，你能对他什么建议？

董尼德：我认为马克龙总统需要明白，当他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他只是被吸引住了。 他在习近平的手掌心跳舞，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但事实上，他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因为这正中中共下怀，也让法国的一些合作伙伴非常生气，尤其是美国，甚至日本和欧盟的某些国家。因此，他必须非常谨慎。我希望他会这样做。我希望他能吸取教训，也希望他能明白，如果他再犯同样的错误，那将会对法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造成极大的损害。

法广：在与北京建交十几天后，法国与台北断交， 60年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但台湾已经拥有了完整的民主体制。

董尼德：的确，巴黎在 1964 年 2 月 12 日决定与台北断绝关系，2024 年 1 月 13 日台湾成功举行了总统和立法民主选举，这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巧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台湾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我想强调的是，台湾是华人世界中唯一的民主国家——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新加坡，还有其他地区，还有所有的海外华人社区。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其领导人习近平，这近乎一种侮辱。但巴黎今天不存在承认台湾的问题。其实这根本不在议程上，但重要的是正逐步加强与台湾的关系。这也是法国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烨（Franck Paris）与总统马克龙关系密切，曾经在爱丽舍宫工作过，他的任命绝非偶然。（编者注：中央社报道，根据法国总统府网站中的“总统团队名单“，在法国总统私人办公室幕僚当中，龙烨曾以非洲顾问的职衔，名列“外交团队“之首。他于2023年8月抵台担任法国在台协会主任）

法广：是否可以用一句话总结这 60 年的历史？

董尼德：我认为这始于戴高乐将军的一个极其慷慨的想法，他对未来、对法国、对世界、对未来都有一个愿景。中国未来难以预测，因此我们绝对必须继续与中国人民对话。

非常感谢董尼德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他的新书  «中国 幻像帝国»（ «Chine, l’empire des illustions»） 由Saint-Simon 出版社出版

2024年台湾总统和立法选举与1月13号举行，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总统，打破台湾选举政党轮替的“八年魔咒”，实现政党连任，但民进党未能实现国会过半，国民党以微弱多数胜出。这次选举呈现出的新“三足鼎立”局面可能将占据台湾今后四年的政治舞台，民进党和国民党势必要与仅成立四年但却获得绝大多数年轻人支持的民众党竞争。

在选举当天1月13号选举结果甫出炉，法广有幸采访到了正在台湾观选的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的教授张伦，他谈了对这次选举结果的现场观察和分析。

张伦：我们首先还是要祝福台湾的人民又完成了一次民主的选举，台湾能够在二三十年之内走完了西方国家一两百年走过的历史，在这点上是华人社会值得骄傲的一个成就，也证明华人文化不能实现民主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次我们看到整场选举已经基本上非常成熟了，当然有一些互相的攻击，但是以往那些恶质的东西，这次还是少了很多，可看出台湾民主的成熟。你看到人们非常自然地去踊跃投票，然后去吃饭，晚上聚会，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败选了，也要表示认可，失败者还向对方胜利者表示祝贺其当选，然后各自回家，喝酒聊天，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很成熟的反应，民主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巩固阶段的状态。

这次我多年来再次来台湾观选，参加的是一个海外学者的观选团，到了各党派的党部，相关的智库，包括到些竞选总部去做一些拜访，了解一些情况。近30年来，我对台湾民主的发展，选举的形态和行为、组织和宣传方式都有一些切身的现场观察。这次选举可能是近30年来又一次非常激烈的选战，有些类似于2000年发生政党轮替，也就是陈水扁当选的那次大选，是一场台湾称为“三脚督”即三角混战的选战。但按照台湾选举历史的视角来观察说，大体上这又是一场相对冷的选举，可是突然间在最后几天又热起来了，除了民众党柯文哲在台北凯道造势活动异常火热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马英九先生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了“相信习近平的话”这样一个表述。其实这次大选当中，民进党打击国民党的选战上，还是按照以往惯例的做法，打“抗中保台”的牌，也把国民党和北京做一些牵连，按台湾的话讲，抹红国民党，但是侯友宜和赵少康成功地破解了一些对手的策略，所以这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发酵，但最后，马英九先生的这个采访重新加热了这个议题，还是影响了一些选票，但是在我看来没有太大的影响。

您如何看这次大选在三党对立的情况下呈现出来的状况 ？

张伦：我在元旦后到台湾前，就基本认为这次对绿营民进党是“虽胜犹败”，蓝营是“虽败犹荣”，当时就与朋友提及过。只有在关于白营民众党的层面，还有些看不清楚，现在可以归纳为“虽败尤胜”。

也就是说，民进党尽管赢得了总统大选，得票率大概是在40 %多一点点，基本上跟当年陈水扁赢得大选的那次得票比例差不多，得票率跌回到了二十四年之前，更不可能与四年前蔡英文得到超过57%， 817万票相比，——当然这其中一部分也属正常，因为在民主国家，执政者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跌到这样一个程度，我想即便这次赢了总统大选，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进党也带有败的味道，更何况台湾的选举制类似于法国的选举，带双首长制的味道，但是他没有法国总统和立法委员的两轮选举制。在这种情况下，现在选出的总统从现代选举理论来看有很大的合法性问题，因为他（赖清德）是弱势总统，只有40%的得票率，但是根据台湾现行的选举法律，以相对多数当选的，总体来说他是一个少数总统。更何况这次在野的蓝白两党诉求的一个重点就是要“下架”民进党，到最后封关的民调都显示出至少有60%上下的台湾民众都希望政党轮替，特别是我们看到几百万的年轻选票都流到了柯文哲那边，只是因为这一次因为没有实现“蓝白合”，蓝白双方都希望自己的候选人来完成这个人政党轮替，所以造成了在野阵营的分裂，没有完成政党轮替，但是如果看这蓝白两党票数的相加，确实就是60%的民众是不赞成民进党赖清德的，这也恰恰是民调大选前就反映出来的一个比例，z这也是我说民进党“虽胜犹败”的一个原因。我想今后这几年赖清德的执政，对外面对与中共打交道，对内进行共识构建施政，许多方面都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些都是需要民进党进行深刻检讨的地方。

至于我说国民党“虽败犹荣”是说这次国民党是败北了，而且是第三次在争取总统宝座，执政权上败北，这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国民党的不分区和地方立委加起来有52席，加上倾向于国民党的无党籍立委两席，国民党在立法院成为最大的党，民进党上次有超过六十席立委，这次的三党都不过半，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局面就是蓝白在立法院的某些合作，将来白营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性，可能会在不同的议题上跟国民党及民进党合作，但现在在立法院的最初的院长选举上应该不会跟民进党合作，否则他会遭受极大的批评国民党还是获得重大的斩获。同时，我认为国民党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包括两年前地方选举的大胜，是因为这几年其展现出一些改革精神——特别是在朱立伦的领导下，推出一些年轻人，部分改变了人们对国民党老旧的印象，比如我们在看台中看到国民党提名的七位候选人中有四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立委候选人，这次三个选上了。虽然没有彻底完成，还没有到民众把权力完全交到他们手上的程度，但是可以看出国民党改革还是有成效的。所以我曾说国民党“改革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我认为民众党“虽败尤胜”，对于一个仅成立四年，缺乏资源，缺乏地方组织的这样一个政党，如果此次选不好，甚至很可能会立刻面临泡沫化的这样一个政党，这次得到了三百六十多万票，能够分到八个不分区立委席位，至少这个局面是让民众党能够稳定下来了。四年之后会怎么样？我觉得还有很重大的挑战，长远看会不会泡沫还需要观察，但至少在台湾今后几年的政坛上会有它的一席之地，会有声音，他会扮演关键少数，左右一些立法院重要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民众党是虽败尤胜。

法广：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张伦：蓝白不合之后双方就是在拼基本盘，这是台湾选举的一个特质，这个基本盘随着世代交替，在蓝和绿的对比中，绿盘现在要大过蓝盘，如果不加中间选民和年轻选民的话，那绿盘要大过蓝盘，但加上中间选民，在野阵营的要大于绿。在侯友宜选了赵少康做搭档之后，蓝营基本归队，这也是刚才所讲的国民党“虽败犹荣“的另外一个原因。

我还有另外一个观察，两三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因为台湾的特殊的政治，也就是认同的问题及蓝绿对立，加上和大陆的特殊关系问题，台湾是否发展出了另外一种政治格局？ 就是把民众把中央政权交给民进党比较放心，地方上权力反而要交给国民党，更相信国民党在管理上的理性运作能力，所以可以看到台湾地方上的首脑大部分都是在国民党手里，两年之后县市长的选举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局面还不清楚，但是至少现在看台湾是这样一个局势，即中央有绿营执政，地方由蓝营执政这样一个结构，台湾式的两党政党运作结构，这是要进一步观察的。

法广：如何观察台海局势的发展？

张伦：我对赖清德当选后台海未来几年关系如何发展并不乐观，因为我看不出有任何乐观的理由，在过去蔡英文的八年执政期间，两岸都如此的僵固，中断了交流。赖赖清在就台湾主体性的表述上，光谱上是比蔡英文还要强硬的，我看不出来北京怎么可能会愿意主动地向台湾表现出更多的善意，我看不出这样做的逻辑和理由，如果那样做了，北京跟自己人也没有办法交代，因为在蔡英文时代就如此强硬了，怎么在赖清德执政的时期，他反而会对台更加友善，那它会以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来说服社会，向国际展示它就认可了这样的一种局面？以对我对中共的了解和北京在此问题上的逻辑看，我认为局势不会那么简单，北京政权从来都有他非常现实主义的和非常功利的一面，但也有其意识型态和符合权力逻辑的强硬一面，所以在这一点上看，两岸今后几年的发展上，至少我现在并不感到乐观。

非常感谢张伦教授接受法广专访。

台湾立法院将于2月1号选出新的立法院长，副院长，虽国民党在席位数上有优势，但民众党选票最后走向将决定未来台湾立法院的格局，投票过程势必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台湾总统交接仪式则将于5月20号举行，届时，执政八年的蔡英文卸任，被北京认为是“台独分子“的赖清德就职演说中如何阐述台湾的未来和与中国的关系将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台海局势如何发展影响全球的稳定，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1月26和27号在泰国举行会谈时，强调了美中虽存在竞争，但须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或对抗，并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以色列和哈马斯组织之间的战争开始后，由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从去年11月起开始在红海水域对商船进行攻击，包括中国的中远海运等在内的世界主要航运公司，为了安全考虑都避开红海绕道航行。胡塞民兵号称寻求“以色列之死”，通过对占全球海运12%交通量的红海水域商船的进攻正挑战世界贸易和供应链的安全。

胡塞武装并非一个突然崛起的武装团伙，他们从 20 世纪 90 年代也门北部的山地战士开始，十年来通过挫败沙特阿拉伯的计划，确立了自己作为地区重要参与者的地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胡塞武装已经配备了无人机和导弹，对国际贸易构成了威胁，构成了“全球挑战”。一月中旬，美国将该运动重新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从何而来？目标是什么？

胡塞武装一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据介绍，胡塞武装来自也门北部山区。他们主要是扎伊迪派（Zaydis），这是一个被什叶派同化的少数族群，领导了一个“伊玛目”一千多年，直到 1962 年。胡塞运动的创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扎伊迪宗教领袖侯赛因·胡塞领导叛乱，反对他指控腐败的总统萨利赫，以及支持他的沙特阿拉伯和美国。

经过几次内部分裂后，胡塞派以其领导人的名义在 2000 年代初变得激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分析师布鲁斯·里德尔表示，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代表着“转折点”。他说：“这是一个在也门之外基本上不为人知的转折点，也是小布什在伊拉克冒险的另一个不可预见的后果，” 之后，胡塞武装正式将自己更名为“Ansar Allah”（真主的追随者）。黎巴嫩真主党成为它的榜样，尽管德黑兰不承认，伊朗被指为背后支持者，特别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沙特阿拉伯。

2004年，萨利赫总统的军队杀死了侯赛因·胡塞并试图击败他的支持者，但行动显然失败。侯赛因的兄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继承了火把。2011年，萨利赫总统在阿拉伯之春后倒台，随后转向他以前的敌人胡塞武装，试图重新掌权。胡塞武装从 2014 年起控制了也门的大部分地区，即前北也门领土，包括首都萨那。沙特阿拉伯于第二年介入冲突以支持现政府。这就是持续了十年，造成超过37万人死亡血腥内战的开始。他们还控制了重要港口胡台达，该港口为胡塞政府创造了高达 10 亿美元的收入。

胡塞武装的口号是： “真主伟大，美国灭亡，以色列灭亡，犹太人受诅咒，伊斯兰教胜利。” 在宗教层面上，叛军在他们控制的领土上实行严格的规则。例如，据人权观察组织报道，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要求穿着遮盖全身的长袍，并在外出时有男性陪同。

现在这支部队估计有超过 20 万士兵，他们是决心在逊尼派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重新夺回权力的战士。

谁是盟友？

据介绍，胡塞武装认为自己是伊朗组成的“抵抗轴心”的成员，该轴心还包括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其他亲伊朗的民兵组织。虽然德黑兰向他们提供的支持鲜为人知，但毫无疑问包括提供尖端武器，因为胡塞武装现在拥有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反对犹太国家、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是他们意识形态的主轴。在红海加大袭击力度之前，胡塞武装就已经通过袭击重要经济目标来打击敌人：2019年，他们袭击了沙特境内的石油设施，推高了全球的油价。

胡塞武装称，通过攻击在红海航行的船只，他们正在攻击以色列的盟友，从而支持巴勒斯坦人。但这些船只与犹太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少。在成为美国和英国打击的直接目标后，胡塞武装无论如何已经成功实现了一个目标：获得知名度和可信度。

中国为何不加入 “繁荣卫士行动”？

胡塞武装在红海开始袭击航船后，20多个国家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志愿联盟“繁荣卫士行动”，尽管中国的商船也受到影响，中国官方呼吁停止袭扰民用船只的行为。但中国并没有加入该行动。中远海运旗下中远海发星期五（1月19日）表示，红海局势导致部分船只绕行改道或延期，一定程度上影响运输周期，公司会持续关注事件。同一天胡塞武装一名高官接受俄罗斯媒体访问时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在红海航行时不会受到威胁。

苏伊士运河与“一带一路”

那么中国是否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或许并非那么简单。路透社报道指出, 胡塞武装的攻击让中国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商业利益面临风险。自2014年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总统上台以来，中国加大了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沿岸的投资和商业活动，中国向西的大量货物流经该运河。

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智库的数据显示，北京鼓励国有企业向埃及的物流、运输和能源领域投资数百亿美元，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提供了 31 亿美元的贷款。

仅在哈马斯 10 月 7 日袭击以色列之前的几个月里，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公司就承诺为埃及干线水道沿线的各种项目提供至少 200 亿美元的资金。阻止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商业航运的袭击可能会让中国投资者感到沮丧，他们为该航道的开发投入了大量资金，并期望从其安全通道中获利。

同样受到威胁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旗舰项目，“一带一路”倡议，埃及、也门和伊朗都是该倡议的成员。

当这个问题从根本上破坏了“一带一路”的既定目标，即通过建立一系列横跨大陆的投资和贸易走廊将亚洲与欧洲连接起来时，这种困境尤其会出现。

中国一贯坚称不会干涉其他主权国家的内政，这也导致分析人士质疑，当“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出现问题时，中国应如何应对。

外交影响力

实际上所涉及的不仅仅是金钱。北京面临着压力，要求证明其参与2023年地区竞争对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出人意料的缓和有实质性的效果。

该协议签署后，当时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表示，北京希望在处理全球“热点问题”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秦刚消失后，再次成为外交部长的王毅刚刚结束了包括埃及在内的四个非洲国家的访问。他在开罗告诉埃及外长，北京支持举行规模更大、更具权威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会议以及实施两国解决方案的时间表。

迄今为止，由于奉行不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政的立场，中国在外交上显得十分克制。但与此同时，它渴望提高王所说的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和实力”，通过外交影响事态发展。

路透社指出，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控制伊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报道，美国官员敦促北京利用其对德黑兰的影响力，帮助防止同样得到伊朗支持的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蔓延。

当中远集团仍在停靠以色列港口时，尽管其竞争对手已经将亚洲至欧洲的航线改道经南非好望角，一些分析人士质疑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伊朗石油约占中国原油进口量的10%。

既然有地缘政治的关系，有又巨额利润，为何中国不加入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呢？相关分析列出了几个促使中国保持观望态度的原因，首先是其在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截然不同。自以色列和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官员与伊朗官员举行了多次会议，以防止冲突蔓延。 伊朗还支持总部位于黎巴嫩的激进组织真主党，后者与以色列军队有过边境冲突的历史，真主党也支持哈马斯。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伊朗外长指责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美国没有完全了解局势升级的风险。

关于以哈冲突，中国主张停火和两国解决方案，从而表明其与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结盟。

分析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吉布提拥有第一个海外海军基地。胡塞武装的行动主要集中在也门沿岸的曼德海峡，该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这是一条独一无二的走廊，与连接欧洲和亚洲的苏伊士运河相连。 这条全长 193 公里的运河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也是欧洲和亚洲之间最短的航线，通过全球近 12% 的贸易，其中包括 30% 的集装箱运输。

自11月中旬以来，胡塞武装的袭击愈演愈烈，迫使包括欧洲公司达飞轮船(CMA CGM)、马士基航运(Maersk)和地中海航运(Mediterranean Shipping)以及中国国有巨头中远集团(Cosco)和台湾长荣海运(Evergreen Marine)在内的主要航运公司暂停曼德海峡的过境。

一方面，尽管攻击很可能对中国供应链造成影响，但在中国船只的安全真正受到威胁之前，北京可能不会参与反海盗行动。而目前，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他们计划袭击与以色列有联系的船只和以色列国家船只，因此中国的利益没有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至少在北京看来，加入美国领导的联盟就相当于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弱点。但不仅如此。她还担心这表明这与美国在加沙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成为美国军事计划的一部分将被中国政治和军事机构视为“ 对美国利益的投降 ”和“ 对中国的羞辱 ”。 

这也是为了维护其对南方国家的形象，正如联合国大会的众多决议所证明的那样，南方国家在加沙危机上与中国站在同一边。

尽管胡塞武装对红海的大部分袭击并未成功，但他们迫使数千艘船只绕过这条航线前往南非，导致海上运输成本增加和相当大的延误。作为报复，美国和英国对胡塞武装发动了自 2016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当时，在胡塞民兵向美国军舰和商船开火后，美国袭击了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场。这暂时结束了胡塞武装的袭击。

但如今，随着胡塞武装确信他们已经在也门战胜了沙特和西方国家，叛军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美国正面对抗。

因乌克兰战争而得到加强的中俄友好关系，对欧洲和美国经济构成了新的挑战。 但是俄国大熊和中国熊猫之间的友好是否牢固，尤其是是否可持续呢？ 就此，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经济参考》专栏，邀请了欧盟安全研究所负责亚洲事务的研究员阿丽丝·埃克曼 (Alice Ekman)进行分析解读，她的新作《中俄大友好》一书刚刚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在今天的国际纵横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次采访，欢迎收听。

《经济参考》：你好，阿丽丝·埃克曼。

阿丽丝·埃克曼：你好。

《经济参考》：那么斯大林会说中国、俄罗斯到底有多少经济分工，这重要还是不重要？

阿丽丝·埃克曼：是的，可现在我们确实看到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经济友好。 这种友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了，特别是自2014年以来的近十年间，在克里米亚被吞并以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一直将目光投向东方。 不仅仅是中国，还有日本和印度等其他国家。 当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时侯，普遍分析是：这只是中俄之间的利益联姻。 只是周期性的，是务实的。 俄罗斯没有其他选项，是别无选择的。 但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矛盾太多了，在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上没有足够的趋同，不足以使这种友好关系长期持续下去。 此外，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十一大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着太多的不平衡。 如您所知，这种不平衡是非常真实的。 众所周知，不平衡是存在的。 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俄罗斯的。人口结构也不平衡。 即使从严格意义上看经济，俄罗斯经济也主要基于碳氢化合物出口，中国则是个科技大国，而且更加多元化。 因此，这种不平衡是存在的。 但这种和睦友好的关系会持续下去。 这显然不仅仅是一场婚姻……有时间限制的和睦， 这种友好关系很快就会满十年了。2022年双方的贸易额比2021年的增长了 30%。今天可以说，可惜的是这种友好经受住了乌克兰战争的考验。 换句话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会让人认为：中国会远离、重新审视与合作伙伴、重要邻国——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要考虑到来自欧盟的压力，欧盟是中国的主要经济伙伴，经济理性本会让我们认为中国会做出调整。但事实并非如此。完全没有。

《经济参考》：你的论点是，确实有一项协议将决定未来几年的全球国际关系。

阿丽丝·埃克曼：在很大程度上，中俄友好是通过对美国的对抗来巩固的。 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体现在多个层面上，贸易层面、技术层面，现在甚至在政治层面，以及某种意识形态层面也是如此。而面对这种长期竞争，几乎是无论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最后如何，即使它会产生影响，但可以看到的是，华盛顿两党已经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是个威胁。有鉴于此，中国认为想要在与美国的长期竞争关系中获胜，就需要和俄国结成反美统一战线，更广泛的来看，反对中国所谓的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是至关重要。十多年来，中国的目标一直是减少自己的孤立状态，即建立一个以俄罗斯为主要支柱的国家联盟。 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和莫斯科在联合国的协调日益加强，例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因为去年朝鲜进行了多次核试验之后，双方都反对针对朝鲜进行的制裁。时至今日，在几乎所有地区和全球问题及冲突上，两国的立场都趋于一致。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确实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上支持莫斯科。

《经济参考》：让我们回到经济上来。面对中国这个巨人，俄罗斯到底是不是小伙伴呢？

阿丽丝·埃克曼：是的，当然是个小伙伴，我对此没有异议，在书中也是这样的。 总体分析也是如此。我质疑的是，鉴于这种不平衡或是这种初级伙伴关系，双方友好的关系是不可能持久的结论。首先，这种不平衡现象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能看到。 现在，俄罗斯石油的第一大出口国就是中国。当然，中国也很聪明，可以谈判达成有利的关税和能源协议。 印度也一样。但中国是第一目的地，而且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之间确实也存在互补性。此外，俄罗斯是航天大国、核大国，不仅是军事强国，也是民用强国，中国很清楚这一点。对于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来说，俄罗斯是一个很有利的市场。虽然它今天不是唯一的，可已经排名第一了。然后，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我们确实看到双方的会晤和商业交流的加强。不仅是首脑之间的，还有部长级的交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2023年3月，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了国事访问。10月，普京访华，出席第三届丝绸之路论坛。 一周后，俄国防长绍伊古访华。当然有人说这没错，但只是会晤。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些会晤是定期的、非常、非常密集的，而且经济合作是有长期规划的。 当看到这些会晤结束时，双方签署和通过的联合文件，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真正的超过20年、25年的长期合作计划，而不仅仅是在农业领域的能源、技术合作。这种合作的计划安排与乌克兰战争的发展无关。 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经济参考》：中亚多少有点是莫斯科的自留地。你在书中说，中俄之间可能正在就中亚达成一项协议，莫斯科将继续保留在安全方面对该地区的影响，而北京方面则将扩大他的市场份额，从而增加其经济实力。是这样吗？

阿丽丝·埃克曼：可以说，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并不是中俄友好的障碍。 人们常说，这种关系不可能持久，因为它在短期内是务实的、俄罗斯别无选择。 但人们也经常提到中俄之间的两个矛盾点。首先是西伯利亚的人口紧张问题。从数字上看并不明显，而更像是中国人正离开西伯利亚。原因很简单，出于种种原因，现在中国的工资比俄国的更有吸引力。不存在华人入侵西伯利亚的威胁，而且这也不是一个主要的紧张点。 我并不是说中俄边境根本不存在紧张局势，但这并不是两国之间的主要紧张点。很显然，现在中俄已经没有任何边界争端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逐渐竭尽所能稳定这条边界线。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就是中印两国对立的原因，中印边界争端近年来频发，甚至仍是致命的。而中俄之间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外交官今天经常提到这条非常重要的边界，以及稳定两国关系的历史愿望。目前，中国国内对此则提出了很多疑问。回到你关于中亚的问题，中俄在该地区当然存在竞争。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该地区正尽一切努力包容俄罗斯，例如：强调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新丝绸之路的互补性。上合组织内部的联合军演，在这一地区内开展得相对来说，比较和谐。 

《经济参考》：莫斯科在这方面有个亚洲欧元区的计划。受到北京的尊重。

阿丽丝·埃克曼：是的，作为新丝绸之路的利益互补项目，北京经常提到它。 这不仅仅是沟通。 也就是说，中国也在小心翼翼地保护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利益。当然并不是全部。 因为，并不是将所有事情都是按完全一致的方式来计划，但至少今天，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不存在根深蒂固的竞争关系。 无论如何，也不至于让人对十年来的友好关系产生怀疑。因此，从长远来看，中俄关系仍是走在长期发展轨道上的。

《经济参考》：北京没有红线吗？尤其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

阿丽丝·埃克曼：这一点是经常谈到的，但中国外交官并不表态，可中国的智库经常半真半假地说，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感到困扰，当然核问题是中心问题，他们反对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包括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 但是大家要记得，习近平访俄时，曾提出过这一问题，他三月对俄进行国事访问，并和普京会面。 两周后，俄罗斯就宣布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核武器。 但中国最终并没有反对。

《经济参考》：没有公开回应。

阿丽丝·埃克曼：没有公开表达任何不满或批评。 即使在今天，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时，它也不是阻碍中俄友好的问题。 相反，中俄之间的军事关系确实在增加，联合军演也在继续。因此，我的真实印象是，表面上，中国就不使用核武器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沟通。 但是在深层，中国对俄罗斯给与了真实且坚定的支持，将矛头指向北约、西方和西方联盟，认为他们对乌克兰发生的一切负有主要责任。 当然，真实情况要复杂的多，但这种反西方的言论如今在中国是非常强烈的，非常激烈。如你知道的，在俄罗斯也如此，关于这个问题两国的观点和立场确实趋于一致。

《经济参考》：最后一个简短问题，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是否真的意识到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这种持久友好吗？

阿丽丝·埃克曼：实际上这一切都取决于相关国家。 波罗的海国家很清楚俄罗斯的威胁，并对其进行了大量分析，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我认为，在欧洲的部分国家，不仅包括法国在内的某些欧盟成员国，还有在布鲁塞尔的欧盟，都低估了这种关系。

《经济参考》：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在即将过去的2023年，乌克兰战争，以哈战争等地区大大小小的冲突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气候变暖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也让通过联合国气候大会继续动员寻找解决方案，在这个信息和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地球上每个地方的问题都不再是孤立的，蝴蝶效应让每个事件之间都可能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展望2024年，就会发现全球将有超过40个国家举行重要的选举，包括印尼，俄罗斯，印度和美国的大选，虽然有些选举尚未进行结果已经知晓，不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但大多数的选举或许将产生重要的后果和影响。新年伊始，开局的是台湾总统和立法选举，最后一场是11月中的美国总统选举，这两个选举都因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而受到高度关注。而毫无疑问，围绕这些事件的主轴就是中美之间关系。 

本次国际纵横节目，有幸参访到中美关系史博士，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先生，请他做出点评和分析。 

法广：2024年首先登场的大选就是台湾总统和立法选举，现在三方正进行激烈的宣战，您如何看这场选举？

刘亚伟：我觉得台湾选举的重要性，可能更多的是是，对于中国大陆，美国或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担心的是如果民进党的赖清德萧美琴当选的话，可能对台海的局势会发生变化，所谓“现状”会不会被单方面打破，会不会导致台海出现问题，可能这个是大家关注台湾选举的原因。当然从现在的情况看，说民进党候选人能够当选可能也为时过早，虽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民调上民进党和国民党的候选人的差异也并不很大，特别民众党如果最后一刻支持国民党的话，那么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当选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尤其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的口才和他对国民党选民的吸引力很大。所以我觉得美国多次表态并不支持哪一派候选人，而是支持保证台海和平的候选人——无论谁当选台湾的下一届候选人。另外一个可能是重要的点是，如果民进党当选的话，就打破了台湾过去这么多年的国民党和民进党政党轮替的格局，可能造成一党独大的局面。综合这些原因，所以这次台湾的旋即就比以往的关注都更高

法广：对地缘政治来说，如果是民进党，或者国民党当选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影响呢？国民党和中国的关系相对比较好，他们声称要维持对话。

刘亚伟：如果国民党当选的话，赵少康是承认“九二共识”的，所以台湾和大陆的关系相对就会比较融洽，搞两岸发展或者经贸往来可能会顺利一点，但是如果是民进党当选也并不意味着天就要塌下来，实际上因为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心里很清楚，如果他们走得太远的话，大陆肯定会施压，或者是采取更激烈的手段，过去八年蔡英文作为台湾领导人，大陆跟民进党基本上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民进党赖清德再次当选的话，如果他们在就职演讲时会有新的姿态和话语的话，我觉得大陆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个民进党谈今后如何维持台海的关系，如何保证两岸的老百姓一起无忧无虑的挣钱。我有时候说基辛格和尼克松当年的破冰之旅，因为他是共和党的人，他在美国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政治压力，如果民进党跟中国大陆谈，那么就会有很少的台湾的人说他们“卖台”或者怎样……所以从政治来讲，他们的压力会更像，所以我觉得即使是民进党当选对大陆来说也是一个时机，当然要看民进党当选之后他们的作和行如何，要看大陆和他们如何互动。

法广：谈到台海局势就会谈到中美关系，因为20203年的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年初的间谍气球导致导致双方的关系陷入低谷，最后在十一月份习近平还是到了美国参加APEC峰会，你怎么看这种关系的转变？

刘亚伟：我觉得应该没有特别意外。气球事件是意外，气球被击落导致本应该大大稳定，甚至从巴厘岛拜习会面改善了的关系整整拖了一年，对双方来讲都有关系稳定下来的积极性。拜登总统需要给中美关系加上护拦，不能让中美的竞争关系变成冲突；对中国来讲，经济问题，科技发展问题都需要跟美国稳定关系，当然还有台海的因素，因为中国心中很清楚，台海问题没有解决，主要是因为台湾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而是被国际化了。华盛顿对台湾的安全是有承诺的，所以在这种时候，在台湾大选之前跟美国能说话，让美国表态，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反对单方面改变局势，我认为对于稳定局势有好处。对中国来讲，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让下滑的经济停止下滑，甚至在新的一年有所改善。

所以各方的有积极性，在旧金山峰会的会谈，应该是在最后，双方的面子和其他的因素都考虑在内，所以就水到渠成了 。

法广：全球化让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牵动着整个世界，新的地缘政治格局让印度和越南等国正在分割中国作为经济火车头的地位。明年四月份印度要进行选举，年底美国要大选选举，中间还有印度尼西亚，英国罗斯俄罗斯等多国进行选举，全世界的局势可能都会相应发生一定的变化，对于明年的全世界局势的变化前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我们分享 ？

刘亚伟：我觉得各国都在搞选举，这对中国来讲应该是无形中有些压力。俄罗斯和印度的选举可能估计都是普京和莫迪继续当选，这就不会有太大的悬念。更多的变化可能是是像印尼这样的国家。比如最近阿根廷的选举后发生的变化，菲律宾的杜特尔特离开以后，小马斯克上台就让华政策就发生了大幅的变化，导致现在南海的局势反而比台海还更加的紧张。

当然，整个世界的局势和中美关系一样都要等年底的美国的大选。对美国的大选来说，现在的情况是，民主党应该推拜登为候选人，虽然美国一些选民对拜登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保持保留意见；共和党方面可能是特朗普，但是特朗普可能会被判有罪，最后情况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但如果最后是共和党特朗普或者是其他人当选的话也都没关系，可能会出现更大的摇摆和变化，如果你现在听共和党候选人的辩论，讲到中国时远远比特朗普当年搞贸易战态度和拜登现在的对华政策要严厉的多，虽然竞选的言辞不能被当作治理的政策，但是共和党如果上台的话，简单来说，所谓“旧金山共识”会受到很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对全球和中美关系而言，美国的选举应该是最重要。

法广：对美国的选举，如果再发生2020年选举时那样的一系列事件，对美国这个全球“民主灯塔”而言，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刘亚伟：我觉得总体来说，美国的政治制度肯定出现了很多问题，2020年的国会山的暴动也让很多美国人突然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并不是完好无损，甚至说美国是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的灯塔也并不那么实在。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美国有就足够的纠错能力，美国选民也有足够的韧性，让这种持续了将近250多年的美国民主不会因为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就倒下，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民主制度还是有信心，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一些事件，但是美国老百姓，美国的三权分立 最后能够纠错，让美国度过有可能出现的宪政危机 。

法广：再回到2023年，来看看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和饿乌克兰，还有台海等其他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危机的解决，美国在其中都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你如何看2024年的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

刘亚伟：现在来看的话，美国如果对乌克兰断供的话，欧洲毕竟资源有限，那么乌克兰的俄乌战争就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持久战。现在不能想象俄罗斯就能够像当年一样，一鼓作气拿下想要的乌克兰领土，但是乌克兰从夏天从开始的反攻也没有太多的进展，这场战争就可能持续下去。

关于以色列和中东的局势，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美国一方面坚定地支持以色列的所谓自卫的权利，但是美国也特别担心以色列对对加沙平民的打击，现在有很多平民在以色列清除哈马斯组织的战斗中遭到了不必要的伤害，如果这样对平民的伤害继续的话，这场战争有可能就会扩大，所以美国国防部长到以色列去访问，一方面说要支持以色列，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如果不能控制拼命伤害的话，这场战争就会扩大化，所以我认为中东的这场战争可能很快就能够平息，但更大的挑战是，即使把哈马斯从加沙地带作为一种军事和政治力量清除掉的话，那么谁是加沙新的管理着，这是更大的挑战。

法广：当今世界已经和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会在瞬间传到世界各地，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地缘政治变得又复杂又简单，任何事件都息息相关......

刘亚伟：是的，因为信息的传播，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泛滥，让很多在过去不成为危机的事情，现在都可能变成更大的危机。所以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还有其他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世界和之前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对他们管控危机的能力都是一个大大的考验。美国似乎不可被动摇的超级大国的地位现在也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变化更多地需要其他盟国帮助一起完成。但是我认为变化越多，就越需要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否则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混乱不堪。战争也可能从俄乌战争变成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如果中美两国领导人不能管控自己的关系，让双边关系滑入战争的话，那对整个世界来说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法广：你如何看中国内部出现的包括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危机？为什么还没有开三中全会？

刘亚伟：中国国内从上到下应该知道国内的局势，应该知道中国现在所处的困难。如果对目前的困难没有比较客观的认识的话，旧金山峰会也许就不会这么顺利地举行，最后形成了短期的——从现在到明年十一月总统选举的共识。所以有了危机意识，以前认为可行的事儿，他们就意识到不可行，那就有可能做一些改革，而且国内对深化和扩大改革的话说得很多，当然更重要的是不仅要说，而且要将改革落到实处，所以希望中国能够以更大的决心和毅力深化之前的改革，因为今年是11届三中全会 45周年，那现在重温45年前的决定和继续决定对中国老百姓伟大的意义，思考的越多，今后的步子也就会走得更稳。

对于二十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这个问题，我认为没开，可能是对于议程还没有达成，但是事在人为，总有清醒的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在的现在这种险象环生的局面，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然后就是要有新的政策来改变目前的处境。

非常感谢刘亚伟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蔡英文自 2016 年起担任台湾总统，将于 2024 年 5 月离开政治舞台，但她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她的名字曾经鲜为人知，但她就是一个处于国际议程核心的国家——台湾的领导人。自她上台以来，来自海峡对岸中国的压力和威胁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地冲击着这个拥有 2300 万居民、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在八年时间里，蔡英文在国内进行了改革，发展了经济和工业，并驾驭了危机。她更向国际开放，回应了社会对更大透明度和自由的呼声，同时使台湾的生存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中美之间平衡走钢丝。

法国记者阿尔诺-瓦勒林（Arnaud Vaulerin）在他的新书《台湾，总统和战争》（Taïwan,la présidente et la guerre，Edition Novice）中聚焦蔡英文这位“非典型总统“的形象，通过论述严谨、资料翔实的文章中回顾了台湾总统的非典型职业生涯，她在八年的执政生涯中深刻改变了世界对这个岛国的看法，非常值得一读。本次国际纵横节目有幸采访到瓦勒林先生。

法广：首先，为什么这本聚焦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书名是《台湾，总统和战争》，尤其是用了“战争”这个词，毕竟在台湾大选选战炽热化的阶段，战争，和平都是具有争议的敏感议题？

瓦勒林：这本书的出版项目开始谈时，正值去年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几个月之后，这场战争是巴尔干战争之后重返欧洲的战争。2022 年 8 月，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我们看到中国突然使出浑身解数，进行军事演戏，发射导弹，部署飞机和舰船等等。因此，似乎真的有战争逼近的铁蹄声，我们看到，台湾当局也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改变了军事战略，加强了军队。

虽然这不是一本历史书，但无论如何，如果你看看 1949 年以来的历史，台湾海峡发生过几次危机，特别是自 50 年代以来，很明显发生过战争，不是在台湾本岛，而是靠近中国大陆的小群岛。因此，即使台湾幸运地没有与中国交战，即使在我看来，台湾比法国的一些郊区或城镇要安全得多，危险性要小得多，但无论如何，战争的概念是存在的。

法广： 所以，事实上无形的战争威胁显而易见的，面对这种威胁，在地缘政治上，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越来越显而易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也是在 2016 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开始更有力地发展自卫策略和外向政策导致的结果？

瓦勒林：是的，没错。蔡英文在 2016 年成为总统后，使台湾问题成为整个地区甚至世界事务的核心问题。因为在此之前，老实说，如果回想一下，台湾问题被提及的次数并不多，或者至少人们对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发生了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当她在 2016 年抵达时，她开始谈论台湾对该地区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八年里，她一直将台湾问题作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问题。战争是无形的，但很早就出现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她于2016年当选后，推出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举措，即我在书中谈到的著名的“五+二”产业创新计划，而该产业计划的举措之一就是发展国防工业。因此，在2016年，就已经有了这种愿望，政府项目，以发展有利于更强大、更有力的军队的行动。

法广：所以，蔡英文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尽管在中国的压力下，有多个国家和台湾断交了 。明年年中就要下台的首位台湾女总统，她总是穿着一样的衣服，带着一样的笑容，不变的发型......根据你对她的研究，会给这个人物什么评价？

瓦勒林： 是的，我写这本书的部分原因是我之前提到的与乌克兰的战争，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么一个人，蔡英文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典型、有责任感的人，一个完全非典型的政治家，因为她与她的前任总统非常不同。当然，她是一位女性，在一个家长式、甚至是大男子主义盛行的世界里，在一个女性并不经常担任领导人的地区，她是第一位领导台湾的女性，而在这个地区，也没有其他的女性领导人，因为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赶下台了，缅甸的昂山素季在政变后被捕，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离开了职位。蔡英文是这个地区民主国家的女首脑，而这里的民主国家并不多。她似乎不是一个典型的领袖，不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也不会发表迎合选民感情的演讲。 她更像是一个合理、温和、相对居中的人，她试图通过论证来说服别人，她试图以一个专家的身份来处理政治问题，处理她所研究过的非常具体的问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另一种从政方式。有趣的是，在竞选期间，她曾多次问身边的人："我要向选民提出的这个建议或解决方案，我们能资助它吗？在授权范围内是否可行？因此，她很想说的都是诚实的话。我认为这一点也值得强调。

最后，在八年总统任期结束之际，我有一种感觉——这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确信——我认为，至少在国际舞台上，本届总统并没有真正的失误或失败。我认为，在国家舞台上，在台湾舞台上要微妙得多，因为有一大堆社会政策，包括针对年轻人和妇女的计划尚未完成，还有很多期望没有实现。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上，显然人们都希望维持现状，保持海峡两岸的稳定，并坚持这一路线。八年来一直如此。事实上，她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路线，没有任何错误的举动。无论如何，至少在有新的爆料之前，蔡英文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丑闻，没有出现过重大的腐败丑闻。一个人在八年后卸任，却没有被彻底指控犯下所有错误，这是很罕见的。因此，我认为这一点也值得指出。

法广： 蔡英文曾与国民党的李登辉总统关系很好，她出色地担任过多个政府重要职务， 是什么契机引发了她加入民进党，成为民进党党主席，最后当选为总统 ？

瓦勒林：我认为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你说得没错，她学业优异，后来在伦敦经济学院完成了论文。她的学术生涯确实非常辉煌，后来又在政府部门和负责管理海峡两岸关系的大陆事务委员会领事等部门担任了多个顾问职位。因此，她确实不是以活动家的身份而是以专家的身份参与政治。这一点很有意思，至少在国民党掌权时，她确实是在权力圈子里，并没有国民党党证，但她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尤其是与李登辉总统关系很好。李登辉总统被称为“台湾民主之父”，因为正是他推动并支持了首次总统普选。李登辉是蔡英文在政治上的导师和父亲。他们同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都是客家人，对专业知识、经济和国际关系有着相同的吸引力。因此，从逻辑上讲，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的专家到21 世纪初的民进党的专家，的确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发展。

法广： 蔡英文在 2016 年和 2020 年获胜。要归功于香港的民主运动及其悲剧性的后果。我们是否可以说，她的第二次当选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对她自己，也是对台湾都是运气？

瓦勒林 ： 2019 年底她还在民调中垫底，因为前一年的地方选举民进党输了，真的是惨败。2018 年和 2019 年民进党处于谷底，还有养老金改革法都都使民进党损失惨重。这也是民进党在 2018 年底地方选举中失利的原因。因此，确实有迹象显示民进党无法赢得 2020 年的总统选举。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误解和这些政策的失败。的确，蔡英文是幸运的，因为 2019 年 1 月 2 日，中国国家主席发表讲话，对台湾同胞喊话希望统一台湾，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这个统一不可能的，将不得不考虑使用武力。这是在节日期间发表的非常具有攻击性的讲话，而且将会如此。这就是蔡英文表现出一定政治智慧的地方。几小时后，她发言强调台湾民主、尊重普选和台湾人民民意表达的重要性。实际上，从那一刻起，她的民调就上升了，因为她会重申坚定的原则，为台湾辩护。这确实是一个机会。

此外，在 2019 年春季，还将出台著名的香港公民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律。这部法律显然是由中国大陆推动的，这项关于引渡的法律将把成千上万反对这项法律的香港人推向街头，因为这将使他们更加受中共当局的控制。同样，这项法律的香港动员在台湾也产生了共鸣，因为台湾民众会把香港发生的事情当作一种威胁，当作一种警钟，认为正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台湾发生。蔡英文显然利用了这一点。在民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 2019 年春季开始，她的支持率开始回升，到 2019 年底更是如此。最后让她获得连任。事实上，在书中的一个章节的标题是：北京让她再次当选。

法广： 您如何看待 2024 年大选的竞选活动，以及来自中国的干涉选举嫌疑？

瓦勒林： 这是一次重要的选举，因为它标志着八年工作的结束。正如台湾选举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中国大陆一直在大力参与，试图影响台湾选举。我们最近在富士康老板郭台铭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受到了压力，因为据说有人在调查富士康公司的税收问题。显然，中国仍在试图影响台湾选举。目前，中国正在加紧分裂台湾社会，打击台湾士气，声称如果你投票给民进党，这次选举基本上是一场战争的选举，投票给国民党就是投给和平。因此，中国的信息宣传正在进行这样的整体叙事，其目的实际上是要破坏这次选举的投票和结果。因此，中国将始终推行这一计划，打击台湾人的士气，分裂台湾社会，让人们相信民进党是主张独立的，而这是一个错误。民进党根本没有搞独立。

法广：国民党也说，如果选择了对手民进党，那将是选择“战争”。所以你的书名中的“总统与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有点深层的意味？

瓦勒林： 没错 ， 是这样。这场战争不仅是武器的战争，也是假新闻的战争，是中国试图渗透的战争，是中国人的叙事，甚至是国民党的叙事，因为在一开始，他们在酒里掺水，在一开始，国民党说投他们的票就是投和平的票，投民进党的票就是投战争的票。因此，即使在选举论述中，也有战争和冲突的提法，尽管这不是用武器，而是用语言和确实极为紧张的国际局势。

法广：当你为本书做准备时，虽然没有能够采访到蔡英文本人，但你采访到很多蔡英文身边的人。在这些采访中，最让你惊讶的是什么？

瓦勒林：我2015 年开始关注台湾大选，当时我是解放报驻日本的记者，就在那时，我看到有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她即将当选，而且最终当选了。让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我根本不知道她有多不想当总统。她甚至正式这么说过——我记得应该是在 2016 年，在当选几周后，有一次在台湾与一群妇女见面，她说，学生时代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国家总统。这太令人吃惊了！我觉得不可思议，她从来没有像我们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一样，有很多候选人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当选，他们为竞选准备数年甚至数十年。蔡英文却不是这样。发现民进党在民意调查中排名垫底，处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危机之中，她接管了该党，重新创建了它，然后当选为总统也是如此。这是一个能够牢牢掌握权力的人，也是一个并不想掌握权力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很有趣。

还有她的生活，情感生活，无论是个人的、家庭的方面都极其封闭。事实上，这是我最难调查的方面，要看到一切、了解她所经历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很复杂。在个人、亲密关系和家庭层面上，她都极度封闭，很少谈及，尤其是关于她的个人故事。我在书中确实提到一点，但非常简短，那就是关于她在美国认识的，一次登山事故去世男朋友。当然我不想做廉价的心理分析，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也在她的性格中留下了烙印，这得事件对她一定很沉重。

法广：但蔡英文同时也非常坚强，这种坚韧性从何而来？

瓦勒林： 我在书中写到。她曾回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在演讲中谈到了她的经历，谈到她是如何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以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如何学习民主的基础、法治、民主和民主交替在民主中的实际意义，以及在一个国家中如何存在权力和反权力。这是她在国外真正学到的东西。我认为她了解到拥有这些制度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是多么珍贵，她自己也经历过黑暗的岁月。1987 年之前，台湾还是一个威权体制直到解除戒严。因此，她经历了那段黑暗的 “白色恐怖”时期。通过出国学习，她显然发现了真正的民主。我认为这才真正地让她相信，台湾必须按照这种模式生活，而且她对这种模式情有独钟。在国际舞台上，她没有一次演讲不提到她对选举权和台湾人民多数意愿的基本尊重。这令人难以置信。

法广：八年执政后，蔡英文给台湾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瓦勒林：她确实打开了国家的大门。在她成为总统之前和当选之后的几年里，她把民进党变成了一个专业的中左翼政党，不再封闭于台湾问题和身份认同，不再封闭于独立，而是更多地与国外同行进行接触，派遣议员出国会见那些对国际舞台持开放态度的专家的中左翼政党，她意识到台湾要想生存就必须向国际开放，并支持保护台湾的整体产业政策，试图保护台湾并劝阻中国不要进攻（如果可能的话）。但这是她应得的荣誉，因为她有这样的愿景：一个开放的岛屿，一个世界上民主国家之一，而在亚洲，这样的民主国家并不多，而且她还捍卫了一种卓越的工业模式。因为这是事实，例如，半导体和芯片行业是台湾的优势产业，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与之媲美。这是一个真正的成功故事。

但一方面，她还没有成功地创建、摆脱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大党的局面，我觉得这在台湾有点像一个陷阱，因为这始终是一种关系，我们今天从民调中又可以看到这一点，第三位独立候选人柯文哲的民调正在下滑。因此，我们仍然处于一种二元体制中。在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一直没有更新，但这不只是民进党的责任，也是整个台湾政治阶层的责任。在我看来，还有另一个没有进展的问题，或困难和僵局，就是没有重新建立与中国当局的讨论渠道。后者并不想这样做，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是，谈判需要两个人。但还是需要交流，即使很快就会陷入聋子对话。

非常感谢阿尔诺-瓦勒林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Où va le monde ? 世界往何处去？世界何去何从？是11月16到18号在法国Auxerre 的孔多塞中心（Cercle Condorcet Auxerre） 论坛对话的题目，面对世界的重大危机和挑战，近三十位专家和学者围绕几个大的主题进行了精彩的讨论和分享，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的教授张伦受邀参加了这个讨论会。他去年恰好在纽约的中文出版公司博登书屋出版了 « 如何理解当今动荡的世界⸺大变动、大重组、大博弈 »的文集，与这个题目有直接的关联，本次国际纵横节目就请他来和我们谈谈这个圆桌讨论会及他的一些看法。

法广：据介绍，欧塞尔论坛"（Entretiens d'Auxerre）每年都会举办两三天，汇集法国和国外的知名人士，与该省和该地区的居民一起讨论一个重要问题的高质量、通俗易懂和开放的辩论，谈话 "具有多学科性质，涉及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广泛的议题。这次你去参加感受如何？

张伦：这次受邀去参加这个讨论受益良多，内容非常丰富，有高强度的信息和知识上的交锋学习，非常感谢组织者的邀请和法国同行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信息。正如您的介绍，这场活动可以说是集聚了一批法国当代学术界和思想界最重要的人士，包括法国最重要的战略研究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的负责人，还有关于海洋和地中海战略研究基金会的负责人，探讨有关海洋与太空是否是人类争霸的新空间和新疆域问题。因为目前我们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冲突和战争的状况，将来是否要面对战争，世界如何寻找和平这些问题，组织者也请了两位法国非常著名重要的退休将军，虽然退休，但他们依然在战略界非常活跃，观众和我都向他们提出了如何认识当代的战争形式以及如何避免未来战争等问题，对此进行了相关探讨。也有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学者，比如法国最著名的政治学者之一，巴黎政治学院的著名教授佩里诺（Pascal Perrineau），他 也是很多过去和现在的法国领导人，包括总统，总理，议员和部长的老师。此外也讨论了今天这个时代如何面对工作，移民，高科技人工智能的挑战，文化传承，历史上人们如何应对危机想象未来以及气候变迁等诸多问题，可以说都是些人类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活动已经有20多年了，每年都会选择一个新的题目来进行讨论，今年选择的是“世界往何处去”，结束的时候，组委会学术顾问团已经做出了决定，明年要讨论的题目是关于“权威”问题，这也是今天人们所面临关心的一个大问题。这方面呈现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及挑战，比如政治学家佩里诺（Pascal Perrineau）在他的发言谈及关于今天的民主所面临的挑战，就涉及权威危机的问题，明年将会对此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讨论。我已应邀会再去那个美丽的历史悠久的中世纪小城去参加相关讨论。

法广： 你在这个活动中讨论的题目是什么呢？

张伦：我被邀请参予讨论的那个主题，因文化与宗教的传统不同，或许中文世界的人们对此不太敏感，但是西方对这个题目比较敏感：就是“新先知”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西方，在那些深具宗教传统的地方，自诩或者被人们视为先知的人对世界，对历史以及对未来的一些看法，常常影响深远。我和两位研究宗教和哲学的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些相关讨论。

法广：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等问题也是目前很多研究都在探讨，乌俄战争，以哈战争出路何在仍不明朗，但中美关系也是关注的焦点，这个问题是否有所探讨？

张伦：当然。在关于太空，海洋已经这个世界的可能的战争等问题上，都涉及到了中国。此外在另一些题目中，比如政治，今天如何探讨新的政治形式，民主面对的挑战，全球威权回潮，在气候变迁等问题上也都提及中国。但不是主要的议题。

我参与的那节讨论也涉及到中国。我提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在如何认定历史和未来等关键性的问题上都有一些深刻的视角转移。我提出一个一般性的看法，也得到与会者的认可：希望新“先知”不能占有一个独享的，自我认定的，对未来，对历史真理的绝对性诠释。历史上人们往往为一些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先知”的言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人类社会在一些重大危机出现的时候，往往又会渴望先知，这就是人类生活，人的心理上比较深刻的需求及悖论。我认为当今世界确实以各种形式浮现出一些所谓的“先知”，有宗教性的，也有政治性的，当然在某些国家这两者往往是合二为一。现代性面临危机，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办法——至少我个人认为——能完全避免这些现象，消除人们的这种需要。但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不能让这些新“先知”成为绝对的认定真理的独揽的权力，掌控对历史，对未来，对价值的绝对解释权。我想这可能就要和一些先知的传统和传统的先知有所区别，这也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新“先知”，经现代性洗礼后的“先知”应具有的特质。人们应该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审视这种现象，我想这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法广：总体而言，où va le monde ? 世界往何处去？世界何去何从？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几句话当然难以概括，你们在对话探讨中，以及你个人如何看待？

张伦：我个人觉得人类生活是一个伟大的探险，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自我创造和自我更新的过程；这可能就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特质！传统时代的世界，人们相信有一个“先知”或者有上帝或上天给定的答案，但是现代性的本质的就是人类要自己去不断探索和创造。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和自由的文化以及人们探索的权利的保障就非常重要。

我认为今天我们处在告别旧世界的关口，就像在一个船上，告别了远方的旧大陆，依然能够看到旧大陆地上的灯光和让我们怀恋的风景。时代往前走，可是我们还没有到达新彼岸，在这个过程中，大洋上可能会有风高浪激，不同的潮流，冲撞着我们，难免会有各种险像丛生及危机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明范式发生新的转移，自然会引发很多新的事件，很多危机，是避免不了的。比如说延续了两三百年的工业文明的范式现在面临新的挑战，被质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必然充满了各种风险，包括战争的冲突，人们因为还没有确定的方向，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恐惧，价值的冲突，对秩序与稳定的渴望，对未来的强烈的不安怀疑等都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人们渴望强人与“先知”，给与对未来的说明及保证，以避免失去一些东西，保证获取一些东西，许诺他们一个重建的想象的过去或美好的未来。这种背景下，一些极左翼或极右翼的民粹社会思潮浮现。在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种现象，从民主美国的特朗普到专制中国及俄罗斯的习近平，普金，包括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民众的强人崇拜心理在滋生蔓延，这既是政治危机的某种表征也是其后果。

我想我们从大的历史角度来看，从文明的变化，从旧世界正在解体，新世界在诞生这个转型的大变动中去看就可以理解得更清楚。这些年，通过对各种当代世界的重大事件的评论分析，我在观察思考这些，那本“大变动，大重组和大博弈”的文集中的许多文章也都涉及到这些话题，但显然还不成熟，希望以后有新的机会再来继续探讨。

非常感谢张伦教授接受法广专访。

11月15到17号旧金山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四个小时被称为“斗而不破，沟而不通”的直接对话，能坐下来谈总比剑拔弩张好，对被乌克兰战争和以哈战争震撼的国际秩序自然欢迎这种大国之间的对话，但各方在对话的同时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维护自身利益。而我们知道美国的重要盟友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如何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又不能过于“天真”，是欧盟领导人最近几年来努力坚持的一个原则，欧盟领导人多次强调，虽然不想与中国脱钩，但确实需要在部分关系中去除风险。和美国一样，欧盟也一直强调和中国是制度性竞争对话，但也要在国际重大战略议题中需要和中国合作。

在北京地缘政治野心引发的一系列贸易和安全担忧之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于11月7日表示，中国和欧盟峰会将于12月举行，她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将赴华出席四年来的首次面对面峰会，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共同主持峰会。之前欧盟外交负责人博雷利前往北京为此次峰会进行准备。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Politico）报导，冯德莱恩在一个欧盟大使会议上提到， 欧盟与北京为此次峰会进行了密集对话。她也呼吁欧盟对北京日益强硬的全球姿态采取“清醒”的态度。冯德莱恩赞扬欧盟采取的贸易防范措施，包括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国家补贴进行调查。 她还强调了对中国“去风险化”的必要性。

她以中国的贸易胁迫、抵制欧洲商品以及对关键原材料的出口管制为例，指出中国是欧盟在商品方面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同时，对其不公平的和有时扭曲市场的掠夺性行为的担忧正在上升。冯德莱恩强调，北京对全球安全的看法与欧盟不一致。欧盟必须认识到双方关系中存在明显的竞争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明确目标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对国际秩序进行系统性改变。

“欧盟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迫切需要保持战略稳定性”

这个讲话10天后，冯德莱恩在11月16号在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和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2023年欧洲中国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充分了解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这段讲话在下个月举行的欧中峰会前发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为欧盟的态度定下了基调，值得了解和关注。

冯德莱恩在讲话中开门见山，说中国已经不是十年前的国家了。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全球足迹都发生了变化。因此，要让中国走向“正确的道路”，首先需要我们认清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对中国的了解，不仅通过地平线欧洲研究项目，而且还通过在欧洲机构内聘请更多的中国专家。此外，欧洲在内部智库中设立了中国研究员计划。

冯德莱恩强调说，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未来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目前，乌克兰和加沙两场战争就在欧洲联盟边界之外肆虐，再加上经济前景不明朗。她说，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欧盟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迫切需要保持战略稳定性。为此，必须诚实地评估中国的演变。

她在讨论中国的外交和军事态势前，看看谈了中国的经济态势。

“中国的经济失衡对今天的欧盟来说意义重大”

欧委会主席认为，中国的经济轨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目前正进入增长放缓时期。中国的经济失衡对今天的欧盟来说意义重大。2022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创历史最高，略低于4000亿欧元。目前，其全球贸易顺差是历史上任何国家所拥有的最大顺差。这也是中国政策有意为之的结果。今天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仅创造了更具竞争力的产业参与者。冯德莱恩警告说，中国受保护行业的产能过剩正在涌入全球市场，并可能破坏欧盟的工业基础。中国“自力更生”和“军民融合”的范式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国企业的欢迎程度也有所下降。许多在华欧洲企业感受到了这种新气候。其中30%的公司表示收入同比下降。近三分之二的人预计明年他们的困难将会增加。经济安全和控制的必要性越来越超过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的逻辑。

冯德莱恩指出，中国国内的这些趋势与在国外（包括欧洲）更加自信的姿态相结合。中国越来越多地诉诸贸易胁迫、抵制欧洲商品以及对关键原材料的出口管制。她提到最近中国对镓和锗矿潜在出口限制的准备，这些矿物对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商品至关重要。欧委会主席认为，中国的这个举动表明，虽然欧盟不想与中国脱钩，但也确实需要降低部分关系的风险。

“欧洲对竞争持开放态度 不是为了逐底竞争”

冯德莱恩说，欧盟正在以三大支柱为基础构建去风险战略。这三大支柱是，首先，捍卫欧盟的合法经济利益。第二，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第三，与合作伙伴的多元化。

她指出，欧洲工业和科技公司喜欢全球竞争，知道这对商业有利，为欧洲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我们正在努力增强我们自身的竞争力。虽然竞争是磨砺，可激发出最好的一面。但只有公平竞争才是真正的竞争。如今，人们对清洁技术领域（包括电动汽车）的公平性和安全漏洞非常担忧。中国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而过剩的产能将会被出口。如果（中国）产能过剩是由直接和间接补贴造成的话，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内需不振，这种情况将会恶化，就会扭曲了欧盟的市场。而无论扭曲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欧盟都拒绝不接受。她指出，这就是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原因。她也强调，欧洲对竞争持开放态度，不是为了逐底竞争。

冯德莱恩认为，欧盟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准备好并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欧盟的目标是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实现公平的竞争环境。她指出，这将是欧盟 12 月初与中国举行的峰会的核心内容。

欧委会主席说；“我们将真诚地前往中国。我们永远不会羞于提出我们的担忧。但必须留出空间，讨论建立更加雄心勃勃、对双方都有利的关系。” 她说，将继续与中国合作，探讨如何使竞争更加公平、更有纪律。她说，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的故事还没有写完，但没有什么是预先写好的剧本，期待中国采取行动解决当前的失衡问题，她相信这也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冯德莱恩指出，去风险的第三点是多元化。正如公司多元化一样，国家也需要多元化。她进一步解释说，这是欧盟与海外第三国合作的新方式“全球门户”的核心。“全球门户”不仅是为了让欧盟自己的供应链更具弹性。还投资于合作伙伴国家的当地价值链、当地原材料加工能力以及当地劳动力的技能，欧盟因此终于以更具战略性的方式利用其庞大的经济资产，在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时更加注重地缘政治。因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不能再被视为分开。

“中国追求以中国为中心、等级制的全球秩序”

从这里，冯德莱恩引出了下一个中国的外交和军事姿态的话题。她指出，中国追求以中国为中心、等级制的全球秩序。推行的议程淡化普遍规则，同时倡导国家利益至上。这违背了欧盟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因此欧盟必须认识到，双方的关系中存在明显的竞争因素，但这种竞争不一定是敌对的，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因此，欧盟采取的应对措施必须保持平衡和战略性。

她也强调，与中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是可能的并且正在发生，包括气候变化议题。双方的经济在走向零排放的道路上处于截然不同的阶段，但中国和欧洲都同意需要采取全球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正在建立全国性的排放交易体系。欧中合作达成了许多重要协议，例如具有历史意义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协议，双方有空间共同定义共同的规则和解决方案来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印太局势与欧盟利益息息相关

冯德莱恩指出，欧盟也必须认识到，中国对“全球安全架构”的看法并不一定与欧盟一致。当观察印太地区的局势时，这一点就很明显。中国在台湾、南海和东海的强势姿态不仅影响到欧盟的伙伴，例如菲律宾，也影响到自己的全球利益。因为欧盟自己的供应链和贸易路线受到威胁。欧盟必须对此非常坦诚，以此作为建设性关系的基础。

她继续说，印度-太平洋地区以外的地区也是如此。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表示它始终保持公正，支持和平解决问题，例如在中东问题上。因此，北京所拥有的一切影响力都需要用来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并在事后发挥作用。中国显然渴望发挥更多的全球作用。这一新角色应该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承担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责任。

冯德莱恩最后指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也是如此。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伴随着特殊的责任。中国表示维护《联合国宪章》。但它并没有与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保持距离。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认为前进的道路是继续与北京接触，以便其对俄罗斯的支持尽可能有限。我们必须明确指出，中国在俄罗斯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将决定我们未来几年的相互关系。

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领土的事件震惊全球, 以色列随后的反击继续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力,但加沙战争的画面传到世界各地后, 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活动成倍增加，不仅在阿拉伯国家，甚至在美国的大学校园，英国和法国也都出现街头游行，反对以色列的轰炸，与此同时，反犹的声音和事件也在增加令西方社会担忧。哈马斯组织公布加沙地带死亡人数过万，也让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能以野蛮回应野蛮吗或以色列的军事反应是一个政治和战略错误等议题都成为关注焦点.。那么目前乌克兰战争和以哈战争同时进行的背景下，全球是否正在出现新的政治格局？法广法语部的地缘政治节目主持人Marie France Chatin就相关问题专访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和世界政策会议的创始人兼主席蒂埃里-德蒙布利埃（Thierry de Montbrial）。本次国际纵横节目介绍此次专访中的部分内容。

首先，对于色列的军事反应是一个政治和战略错误的问题，德蒙布利埃先生认为，来自其他世界的人，无论是西方国家、以色列还是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反对野蛮。所有人都说反对任何意义上的野蛮主义——但人性就是人性——我们一直都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表现得像野蛮人。这就是 10 月 7 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恐怖袭击以来发生的情况。

法广：西方国家政府现在正在为它们无法找到，甚至无法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付出代价。同时，也在为无法使他们曾经主导的国际治理适应全球平衡的新现实而付出代价。在以巴问题上是否错失了很多机会？

德蒙布利埃：我们都注意到，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以巴问题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正如你提到的，西方国家确实如此，但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在该地区，在中东，在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也被淡忘了。但我想知道哈马斯在 10 月 7 日对以色列的袭击是否真的是政治决定的结果。这真的与巴勒斯坦有关吗？它真的与阿以冲突有关吗？哈马斯难道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玩自己游戏的角色吗？哈马斯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代表了当今的巴勒斯坦？诸如此类的问题层出不穷，我发现评论界有点倾向于把答案说得好像显而易见。其实不然。

法广：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有许多示威游行要求停火。华盛顿对以色列的全力支持还能持续多久？

德蒙布利埃：时间在战争中非常重要。不可能不想到也在同时进行乌克兰的战争，当然，新闻关注点就是这样。我们在以色列遭哈马斯组织袭击后就不再谈论乌克兰了，但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以色列目前的反应与其历史相当吻合。以色列的态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这确实极有可能。但就目前而言，很难确定这种演变的日期。我们注意到，美国对以色列采取些行动，使其态度有所缓和。但我们不知道美国的这些要求和其他要求不太可能立即产生任何效果。因此同样需要时间来给出答案。

法广：黎巴嫩什叶派运动真主党秘书长兼宗教领袖纳斯鲁拉自事件发生以来11月初首次发表了讲话。自 10 月 7 日以来，他一直谴责以色列应对当前事件负全部责任。如果黎巴嫩被拉入战场，整个地区陷入战争是全球都担心的结果，如何看黎巴嫩真主党的态度？

德蒙布利埃：纳斯鲁拉说以色列要对当前的事件负全部责任，但仔细听他所说的话，就会发现他非常谨慎。事实上，许多观察家都担心他会宣战，但我们看到的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还对伊朗的态度发表了非常谨慎的评论。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白，目前伊朗无意主动升级局势。现在，没有红线，也没有划定红线。从这一点来看，他比奥巴马总统时期更加谨慎。他没有划红线，因此就是维持了一条红线。从外交角度看，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战略模糊的态度。

法广：法国在当前中东局势中扮演什么角色？

德蒙布利埃：的确中东目前的局势这对任何人都不是好消息，对法国和对欧洲自然不是好消息。因为我们看到冲突可能被引入法国，这在欧洲的一部分国家也是非常普遍的情况。这多年来，法国在中东的分量显然已大大降低。但仍有一定的发言权。这当然也取决于具体情况和对话者。在时机成熟时，法国也有机会采取人道主义行动，我相信法国在这方面是有能力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仍然有发言权，在该地区有重要的安全安排，包括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因此，法国的作用可能甚至不是决定性的——但它确实存在。

法广：全世界也都注意到，面对这些冲突，联合国也显得很无力？

德蒙布利埃：联合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各国运动和反应的记录室。当然，联合国是无能为力的。一般来说，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时，联合国无能为力。这是一条普遍规则。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这一点再怎么重复也不为过。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避免将一切混为一谈——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乌克兰战争，还是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被描述为全球南方对西方的敌意已经加速了，这是我们已经观察了一段时间的现象。显然，这两场冲突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我认为，在国际政治的教育层面，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不落入这个陷阱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现实中，西方国家和所谓的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有着某些共同的利益。

法广：所以，从乌克兰的战争，中东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组织的的战争看，当今的国际形势有多严峻？

德蒙布利埃：除了这两个具体的例子之外，还有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背景下的经济形势，有时竞争还不止于竞争，这些冲突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我认为国际形势很糟糕，从长远来看也是糟糕的，因为它导致了世界的分裂。它并没有走向完全的非全球化，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但它正朝着重组集团的方向发展，即使这些集团将不如冷战时期那么坚不可摧。这意味着许多国家的经济形势将受到影响。但这也意味着全球重大问题，即所谓的“人类共同财产”也将受到影响。因为我很难看到我们如何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进展。由阿联酋组织的第 28 届缔约方会议下个月开始。我希望它能取得一些成果，但很明显，我们并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在气候问题上，全球健康问题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都争论不休，又如何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呢？因此，你的问题的答案确实令人担忧，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已经也不想陷入争论、陷入野蛮、陷入震惊、陷入正面冲突的国家努力保持谨慎的原因。目前，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暴力、行动暴力以及言语暴力占据了主导地位。

法广：美国还能在以巴冲突中发挥作用吗？

德蒙布利埃：总体而言，美国在阿以冲突中一直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但并不总是或很少，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比如最近几年，大概有二十年了吧，尤其是某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缓和以来，所以美国当然会继续发挥作用，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仍然是整个中东地区的大国，尽管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美国的犹太人口比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多，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石油不再发挥以往的作用。因此，美国将发挥作用，现在已经在发挥作用，展示肌肉，并帮助劝阻那些可能想利用以哈战争的参与者。那美国自己有机会在可预见的将来重建某种形式的秩序吗？他们是否有机会在短期内说服以色列人暂停敌对行动，并为人道主义行动留出真正的空间？更不用说开始谈判等等，我认为现在很难给出答案。我怀疑这些事情能否很快发生，但美国显然仍是一个主要角色。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如何，现在发生的事情，10 月 7 日以来发生的一切将会改变很多事情。

对于中国对中东局势的表现，德蒙布利埃认为中国非常非常谨慎。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咬紧牙关，对自己的根本利益非常坚定，但从外交角度来看，他们也同样咬紧牙关、但在表达形式上一般都非常谨慎。因为他们不愿意以任何方式偏袒任何一方。但尽管中国官方持谨慎态度，在加沙战争的背景下，能否预期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三角关系会得到加强？

德蒙布利埃：这个三角关系是存在的，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形成了。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提请人们注意或试图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西方国家帮助将伊朗和其他国家推向了中国的怀抱。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来自遥远的趋势的顶点。但现在这就是现实本身。情况比这还要复杂一些，因为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早在 10 月 7 日之前，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就在中国的主持下达成了和解。这让许多观察家和政府大吃一惊。因此，这比中国-俄罗斯-伊朗三角关系更为复杂。

法广：以色列在加沙的这一反应，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锯掉它与地区环境达成和解协议的树枝。而现在，这一切是否可能都将化为乌有？

德蒙布利埃：我认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或某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解其实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应该记得，第一次和解，也就是 "和解 "这个词。那是赎罪日战争之后，那是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因此，我认为，如果中东想要发展经济，这可能也是中东地区非常普遍的愿望。这将不可避免地涉及某种形式的捷径或与以色列的和解。因此，问题是要知道通过哪些蜿蜒曲折的道路。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个角度看，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目前的战争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又回到了我一开始想问的问题，也就是对你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这是一场巴以战争，还是一场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争？我认为这又回到了一些非常根本的问题上。因此，如果我们想乐观一点，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这场新的悲剧发生之后，大家都将不得不以一种更广泛的方式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做出让步等等。但这一次，我们必须停止假装，真正去看待。

最后，对于访问以色列的美国国务卿非常明确地表示，以巴解决方案没有不同的途径。唯一的途径是两国解决方案，德蒙布利埃先生抱有很大的质疑，他说：还有很多国家相信 "两国解决方案 "吗？怎么可能？如何才能从废墟中崛起？如何解决定居点和西岸定居点等问题？显然，这并不容易。

10月7日发生的哈马斯恐怖袭击让地中海东部地区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里，有影响力的势力非常多，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运动和不同的组织。它们之间的外交关系非常得错综复杂。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中：谁支持谁，谁又和谁是敌人，谁会和谁交战呢？在中东，政治局势以及不同的势力之间的联盟有时是很难把握的。本次国际纵横节目将试图给各位介绍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中参与程度高的各方及其关系。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沙特阿拉伯是中东地区的君主专制国家，国教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沙特是中东地区重要的一员、是美国的合作伙伴，是伊朗的对手。

伊朗是中东的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对手。它和以色列没有共同的边界。

自1979年毛拉在德黑兰掌权以来，沙特和伊朗这两个地区大国一直相互对抗，争夺影响力。他们还在宗教层面相互对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什叶派的领导者，而沙特则是逊尼派的领头人，是圣地麦加的保护者。

在1980年至1988年期间的伊拉克-伊朗战争中，沙特阿拉伯是支持伊拉克的。虽然在1990年代沙特和伊朗的关系相对平静，但随后局势恶化了，导致两国于2016年断交，并爆发了持续数年的特别是在也门进行的代理人战争。2023年，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

以色列和黎巴嫩以及黎巴嫩真主党

以色列是1948年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201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定义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在以色列，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犹太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和殖民是非法的。

黎巴嫩的语言是阿拉伯语，与以色列、叙利亚和塞浦路斯接壤。在黎巴嫩，既有德鲁兹派穆斯林社区、也有什叶派穆斯林社区，还有逊尼派穆斯林社区以及基督徒社区。

黎巴嫩在1948年至1949年的以色列阿拉伯战争中没有扮演什么角色，也没有参与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但是1978年的以色列入侵，特别是1982年的入侵，以及在随后的十八年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使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陷入对立。2006年，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巴嫩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并入侵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此后，以色列军队与真主党之间在两国边境地区时不时发生冲突。从技术上讲，以色列和黎巴嫩这两个邻国仍处于战争状态。

真主党是黎巴嫩的一个政党，也是黎巴嫩的一个什叶派武装组织，被欧盟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真主党于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后创建。作为伊朗在中东的棋子，他呼吁“对以色列发动圣战”，并呼吁摧毁以色列国。其准军事部队被认为比黎巴嫩军队更富有经验、更强大。

哈马斯和法塔赫

哈马斯是一个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是被埃及当局禁止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被欧盟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它主要活跃在加沙地带，自2007年以来，它独自掌控加沙。

法塔赫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政党，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中最大的政党。在约旦河西岸领导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是法塔赫，它于1993年放弃武装斗争。

哈马斯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成立于1987-1993年期间的第一次甩石头运动的初期。哈马斯拒绝接受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于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并在随后进行自杀式袭击，这使得哈马斯成为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以及他的政党法塔赫的头号对手。越来越坚固的以色列的占领和殖民制度，是对奥斯陆精神的背叛，使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民众中没有了信誉，并提高了哈马斯的声望。哈马斯随后赢得了2006年的立法选举。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竞争在2007年进一步演变成加沙的一场小型内战，最后哈马斯取得了胜利。哈马斯和法塔赫这两个运动曾多次试图和解，但没有成功。

沙特阿拉伯和真主党

沙特阿拉伯是中东地区的君主专制国家，国教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沙特是中东地区重要的一员、是美国的合作伙伴，是伊朗的对手。

真主党是黎巴嫩的一个政党，也是黎巴嫩的一个什叶派武装组织，被欧盟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真主党于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后创建。作为伊朗在中东的棋子，他呼吁“对以色列发动圣战”，并呼吁摧毁以色列国。

真主党内部对沙特家族的排斥和对以色列的排斥几乎是一样的强烈。真主党和沙特之间的敌对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黎巴嫩的真主党是伊朗伊斯兰革命霍梅尼主义的衍生产品，是伊朗在中东的威慑体系的一个棋子。沙特的地区头号竞争对手伊朗给真主党提供资金和武装。

以色列和伊朗

以色列是1948年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201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定义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在以色列，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犹太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和殖民是非法的。

伊朗是中东的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对手。它和以色列没有共同的边界。

1979年，当伊斯兰主义者在德黑兰掌权时，他们宣布以色列是伊斯兰教的敌人。从那时起，伊朗资助和训练了黎巴嫩真主党或哈马斯等组织，目的是为了摧毁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以色列把伊朗视为自己生存的威胁，开展秘密的破坏、暗杀等行动，旨在让伊朗核计划停顿或减缓下来。

以色列和叙利亚

以色列是1948年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201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定义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在以色列，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犹太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和殖民是非法的。

叙利亚与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和以色列接壤，传统上它是俄罗斯和伊朗的盟友。

叙利亚参加了1948年至1949年的以色列-阿拉伯战争、参加了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占领了戈兰高地，此外，叙利亚也参加了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1990年代和2000年代，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为归还戈兰高地以及为大马士革承认以色列而进行的谈判都以失败告终。自2011年以来，以色列时不时对部署在叙利亚的伊朗或亲伊朗部队进行空袭。

哈马斯和埃及

哈马斯是一个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是被埃及当局禁止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被欧盟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它主要活跃在加沙地带，自2007年以来，它独自掌控加沙。

埃及是中东的一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加沙地带接壤；1978年签署戴维营协议后，埃及自1979年以来一直与以色列保持和平。

作为在埃及被禁止的、受到埃及当局镇压的伊斯兰运动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哈马斯受到埃及当局的高度怀疑，埃及当局一度将哈马斯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为了确保毗邻加沙地带以及西奈地区的稳定，埃及政府不得不和哈马斯打交道。在之前的加沙战争中，埃及领导人曾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调解人。

1983 年 10 月 17 日，法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面对极权主义威胁的自由民主捍卫者雷蒙·阿隆（RaymondAron）去世。四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发生了剧变，但最近法国多个媒体为纪念他的文章和讨论都一致认为，这位法国在全球都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的的生活、他的工作和他的榜样并没有失去任何力量。 

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出生于 1905 年。阿隆的兴趣涵盖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在地缘政治方面，他的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信念引起了左翼和右翼的众多批评。他曾与让·保罗·萨特和保罗·尼赞关系密切，在极权主义兴起期间，他成为自由主义的热心捍卫者，与当时占主导地位和平主义和左派知识分子观点背道而驰。他在一部至今仍著名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谴责了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政权的盲目和仁慈。

法国前总理菲利普在纪念阿隆的文章中指出，早在 1933 年，他就是最早认识到和平主义无法有效阻止希特勒的人之一，民主国家迟早必须下定决心再次拿起武器。他是法国最早谴责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人之一，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萨特公式誉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地平线” 。在核军备竞赛和世界分为两个集团的时代，他是最早因对国际关系的清晰分析而脱颖而出的人之一。 

《快报》周刊评论称，雷蒙·阿隆属于 20 世纪非常罕见的法国知识分子，阐释了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面对极权主义时捍卫了民主。 

极权主义的五大要素

面对极权主义威胁捍卫自由民主被认为是阿隆的遗产之一，在他看来，极权主义主要有五大要素：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分为美苏两大阵营和随后危机四伏的冷战，在这场对抗之下，出现了新的局面：苏联的经济停滞和对阿富汗的干预，里根和撒切尔的自由主义改革催生了全球化，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唤醒了中国、伊朗革命使宗教重新回到历史的前沿。 

西方民主受到独裁的威胁

1981年 10月在电视节目Apostrophes中，谈到关于民主与苏维埃极权的对立时 ，西方的民主受到独裁的威胁，雷蒙德·阿隆提醒说，民主国家是公民的国家，而不仅仅是消费者的国家。正是通过保留这种公民概念，自由社会才能在面对像苏联政权这样的极权制度的危险时生存下来。 

“欧洲必须记住，在民主国家，个人既是私人，也是公民。现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法国，在学校里上爱国主义课，在我们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学院里，要上一堂关于公民义务的课，要提醒人们我们的文明，从自由主义的意义上讲，也是公民的文明，而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文明，不仅仅是生产者的文明，可能也是异常困难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主国家，是公民的国家。今天，他们基本上是消费者和生产者。这很好，不言而喻。但这是扭曲的马克思主义表述。矛盾的是，在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人们不断被提醒，他们首先不是公民，而是苏维埃国家的仆人。现在，让我们对这两个实体的两个集团的两个极端作一比较，我们没有理由对未来属于我们感到高兴或放心。但如果未来属于人类自由，我们就胜利了。” 

三个月后，在1982年1月20号，在另一个电视节目中，他进一步说明了西方社会面临的极权主义威胁，他说； 

“我认为，我们所生活的民主社会和工业社会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极权主义形式的威胁或濒临极权主义形式的边缘，尤其是大型集团有可能摧毁个人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所称的我的自由主义，一方面是捍卫多元化政党的代表机构，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努力保障个人的机会和基本自由。 ”

自由主义派  反对共产主义

在1982年的一个节目中，关于与保守主义相对的自由主义，面对一个美国自由主义派，也就是左派，主持人指出，法国的自由派反而被归类到保守右派，雷蒙·阿隆认为不是这样的，他认为可以就此进行讨论。 

“如果把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定义为自由主义者，那么可以说，从经济角度看，他既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从政治角度看，他又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也就是说，在欧洲国家，那些左翼或自称左翼的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部分共产主义者。现在，我声称，就自由主义思想而言，甚至就加尔布雷思的思想而言，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党的垄断、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与他所代表的思想恰恰相反。那么，为什么我在欧洲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呢？因为在当时，左翼人士或多或少都是共产主义者的同路人，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左翼和历史运动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至少在当时，我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我之所以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是因为我在法国捍卫代议制民主，反对像苏联那样的中央集权经济。” 

与左派决裂的原因：左派背叛了自己

当被问到为什么与当时的左派决裂时，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说： 

“为什么要与左派决裂？与左派决裂是因为左派直到最近还拒绝接受苏维埃主义、共产主义与左派真正价值观之间的根本决裂。不是我背叛了左派，而是左派背叛了自己。我与左派有两次决裂。我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发现在法国阐述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好。第二个原因更为深刻，那就是只要左派被说成是与革命、与共产党团结在一起的，那么根据我的想法，除了站在另一边，我什么也做不了。因此，如果有人告诉我，我经常与品质可疑的同伴在一起，那么我早就找到了一个办法。在政治上，你可以选择你的敌人，但你无法选择你的盟友。“ 

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与抛弃

阿隆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他与马克思主义接触，当明白了以后就彻底放弃

”我当时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想知道如果一个人想要理性或合理，他应该采纳什么观点。我是一个年轻的康德式哲学家，我对自己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至少我是这么说的。我加入社会党几个月后，就对社会党党部感到厌烦了，因为党内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青年，他们高喊自己是革命者。会采取什么行动并不重要。我对自己说，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不研究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我就不能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因此，与此同时，我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我向你们保证，怀着良好的意愿，我本想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如果我能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就会知道历史要求我采纳某种政治观点，我就不会再有选择苦难了。我对此充满热情。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有一种真理既是历史的又是道德的，我会很高兴摆脱它。 

如果历史总是善意地让道德取得胜利，也就是说，如果庸俗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真实的，那么生活就会变得简单，为此我认真地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但我遗憾地得出结论，我觉得它并不真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那一刻，我并没有成为反社会主义者。但我确实认为，社会主义的选择和其他选择一样是任意的，从那时起，要选择社会主义，就必须比较各种经济组织各自的优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稍后，我读了康德的《通论》，并根据我的经济学读物、我的思考以及对自由主义或自由的可能的喜好，我采取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一直是我的态度，但总是根据情况进行修改。换句话说？我对保守派和右翼分子没有感情上的好感。我反对暴力革命，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我努力改善可以改善的事情。至少，当我对自己感到乐观时，我会这样告诉自己。 “

在纳粹德国发现人类能够犯下的暴行

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也是一位悲观主义哲学家，他坚信他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 1968 年后的法国，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这种悲观主义在他年轻时就已经扎根，当时他目睹了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对于哲学家来说，这不是悲观主义的问题，而是对人类黑暗的认识问题，然而他意识到自己无法解释自己的政治信念，在他看来，这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侮辱。 

1931年到1933年间，阿隆在德国住了两年半，在那里的日子对他影响很深。因为这是纳粹上升时期，他看到了人类能够犯下的暴行时，开始反思社会科学： 

“我在科隆大学担任讲师，然后去了柏林的法国学术之家。我那时经历的是法国知识分子培训，是一个优秀的理想主义者，很天真者，不了解这些严酷的必需品中的政治。当我看到纳粹兴起时，才发现了政治。在我看来，这是为悲观而悲观。1930 年至 1933 年间，当我发现人类能够犯下的暴行时，我放弃了形而上学的愿望。我放弃了对自然科学的沉思，因为我确信我最初的数学训练是不够的，我决定反思社会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思我们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以及我们认识历史现实的条件。 

基本上，也是那时候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对话时，我对自己说，我有政治观点，但基本上我无法为它们辩护。这与知识分子身份有点不符。只要我说我是左派或社会主义者，我就必须知道为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或好奇心，政治意图是我科学研究的源泉。也许这就是它们不纯粹的原因。从那时起，我接受了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培训，这使我能够以社会学家或专家的双重身份，而不是以典型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对事件做出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保留我所认为的典型左翼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即思想自由、理性以及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的平等观念。这一切我从未放弃。“ 

言论自由和

在柏林度过这段时间后，他加入了伦敦的抵抗运动，不是出于恐惧或英雄主义，只是因为他想站在那些继续战争的人一边。1940 年 6 月 24 日，他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在那里，他加入了自由法国军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通过成为安德烈·拉巴特（André Labarthe）创建的《自由法国》独立评论《自由法国》的编辑而发现了新闻业。他之后经常批评戴高乐将军。在抵抗运动中，就像在他的思想中一样，他将继续忠实于他所珍视的言论自由。 

费加罗报的文章在回顾了阿隆一生中重要的大事件后，指出，他谨慎的外表、姿势、措辞体现了我们对 1900 年法国伟大教授的想象。他是历史知识极限的思考者、政治自由主义哲学家、国际关系分析家，他所经历的时代对于最年轻的读者来说似乎已经很遥远了。 

但困扰 2023 年法国的担忧与自由主义思想家反思的主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尽管世界发生了剧变，但没有什么比阿隆的作品更过时了。他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继承了法国而非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受到历史的滋养，充满了国家意识和对民族的尊重，判断战争有时是必要的，法律和经济非常重要，并绝对不能受受政治主宰。

他对诚实的热情让人对他更加钦佩。 

国际关系的现状难以定性，现在是否需要谈论与过去的决裂，或者更简单地说，国际力量对比的演变和转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比以前强得多，人们在谈论全球南方，谈论全球南方的复仇，比如金砖国家组织的不断壮大就是表现之一。尽管这样说法用这个词来定义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参与者群体有失偏颇，但这些参与者长期以来对西方国家（即 "全球北方"）的不满情绪现在得到了有力的表达。西方对抗其余国家这个概念诞生于乌克兰战争，诞生于某些国家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侵略时的弃权，诞生于西方国家决定采取制裁措施时的孤独。除了韩国、日本、台湾和新加坡之外，没有任何非洲、拉丁美洲或亚洲国家跟进。所以说，西方与其他地方的这种分化是长期的还是偶然的？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部有Marie France Chatin主持的地缘政治（Geopolitique）节目就目前全球格局是否是“西方VS其他国家”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本次节目就介绍几位专家的观点：

世界两个重要的裂痕

首先，法国智库雅克·德洛尔研究所副所长妮可·格内索托 (Nicole Gnesotto)认为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她并不认为这是当今世界混乱的根本原因，她也不相信世界对抗的二元划分，即一边是民主、西方、法律、善，另一边是武力、专制、全球南方和混乱。她解释指出：

妮可·格内索托：鉴于世界的复杂性，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了。但另一方面，我确实认为目前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裂痕。一个是西方对抗俄罗斯，另一个就是美国对抗中国。西方对俄罗斯，并不能形成西方国家对抗其他国家的分裂，因为西方范围远不止美国和欧洲。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说法没有意义。2022 年 3 月，当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著名决议时，192 个会员国中只有 35 个投了弃权票或反对票。这意味着在捍卫国际法、捍卫一国无权攻击另一国这一事实方面，西方的观点占了绝大多数。这是一个真正的分歧，大多数国家支持尊重国际法和边界完整的人和支持武力胜于法律的人。至于另一个大的对抗格局，即‘美国反对中国’，这是自奥巴马以来就存在的。奥巴马率先表示，从现在起，美国的首要任务是对抗中国的力量。这对世界格局影响巨大。美国人已经开始了一种所谓的“十字军东征”，以说服欧洲人和许多南方国家与他们一起遏制、抗衡和阻止中国的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成功地将 "我们 "和 "他们 "与 "其他国家 "的划分作为世界秩序的唯一解释。

对标签、草率的定性保持警惕

国际专栏作家和记者弗朗索瓦·克雷蒙索（François Clémenceau）认为，"西方VS其他国家 "这一表述可以追溯到乌克兰战争时期，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表述，即 "西方和其他国家"（The west and the Rest），是伟大的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提出的。这种说法似乎更加能够概括世界格局，从更深层探讨的话，南北分野有历史原因可以追究，而从社会角度看，或并非表面上看那么简单。

弗朗索瓦·克雷蒙索：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历史上看，他们是对的，不是以一种非常可疑的方式来证明殖民的好处，而是说这是一个有效的历史标志，它将富裕的殖民国家和贫穷的殖民国家分开，被殖国显然拥有大量的自然财富，但却一直很贫穷。我们并不是处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而是存在着多个层面。如果我们看看当今世界在地理、文明、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组织方式，就会发现其中的分野与这一表述所反映的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在 2008 年成立二十国集团（ G20） 的原因之一。二十国集团确实是这样一个时刻的体现：因为当时就意识到，如果全球治理继续不考虑正在获得经济实力，同时也获得了政治实力一些国家的出现，就再也无法让人忍受了。第三，经常听到有人说，看看今天的乌克兰战争，如果以弃权或投反对票的国家的人口比例来衡量，它们当然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但在联合国的投票中，它们只是少数。

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进行民意调查，了解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的真实想法，了解他们是否认为这场战争是可耻的，是白人的战争，还是他们自己的财富战争，我想我们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我常常对这种说"是的，但事实上人们的想法和他们的国家元首或政府一样 "的策略保持警惕。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包括非洲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看到了这种情况，在这些国家，民间社会认为他们的声音没有得到充分考虑是正确的，但他们经常与政府作斗争，而这些政府本身却扮演着虚伪的角色，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声称是南方国家，特别是在一场重要的、显然不容置疑的战斗中获得资金和投资，这场战斗就是应对全球变暖的战斗。但另一方面，在政治和地缘战略方面，就会用自己的声音来挑战北方国家，认为他们可能是对的，或者他们正在发动自己的战争，而不顾南方正在发生什么？因此，让我们对这些标签、这些草率的定性保持警惕。世界比这复杂得多。在我看来，乌克兰战争必须被视为向南方国家提出的一个问题。但让我们对这个全球南方国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否认为主权、尊重边界和尊重民主价值观本身就是一个标志，应当使你们在联合国投票时所采取的立场与众不同？

各国均致力于追求自身利益

让-马克·福尔（Jean-Marc Four）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也是法国外交新闻协会主席。他说部分同意刚才两位的发言，他特别指出，中美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对立。这是一个结构性因素。这是世界两大极。尽管如此，俄罗斯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他认为， "西方VS其他国家 " 这一提法有三点值得探讨，其中包括西方为中心的现有国际体制。

让-马克·福尔：首先，“其他国家”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所谓的同质群体，其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它试图与西方抗衡。它之所以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西方滥用了自己的霸权。我指的并不是殖民化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问题，而是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参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方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这些都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很少关注气候问题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即南方国家，即使我们谈论的是来自西方的乌克兰战争，也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说并不是低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但西方并不真正关心也门或刚果（金），尽管那里的局势多年来一直十分激烈。因此，我的第一点是，世界其他地区之所以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是因为它在西方的分量和西方的态度。以金砖五国为例，因为它们经常被提及。在最初的表述中，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就已经在文化上、军事上、战略上；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今天应该算是盟友。

实际上，两国之间的竞争是历史性的、重大的。金砖五国今天的扩张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竞争，因为他们吸纳了六个新成员，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伊朗等。最后，地区竞争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还是以加入金砖五国的埃塞俄比亚为例，这个国家加入了金砖五国，但绝对与西方的问题无关，而是因为埃及加入了，而且埃塞俄比亚的核心关切不同于其他非洲国家，因为它没有被殖民过。他们最关心的是加入金砖国家，因为埃及已经加入了，因此，不存在全球性。此外，其他国家也不是同质的，除了在制衡西方方面，这是第二点。最后，第三个参数在我看来在今天更为重要，它是每个个体对自主的一种追求。换句话说，每个国家、每个政府都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思考。这一点可以适用于无数国家。以印度为例，它公开宣称要实施多重结盟战略。印度说‘是的，我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但同时我也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就是这样，因为这适合我。’这不关印度总理莫迪的事。换句话说，，我问过几天前在巴黎的拉吉夫-甘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掌权，也会做同样的事情。看看土耳其，情况也是一样。从这里看，人们说土耳其在玩双重游戏。但从土耳其的角度来看，如果反对派上次获胜，也不会有太大差别。土耳其确实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它是在为自己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和地理位置的利益而战，很简单。换句话说，土耳其两面作战，为自身利益而战，这一点可以适用于无数国家。沙特阿拉伯正在两边多重结盟。今天，它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但现在也一样。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意愿，在某些方面相当有趣、令人兴奋，甚至在某些方面令人满意。从理智上讲，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权力，而不是西方与其他国家的分歧。

“专制主义正在成为软实力”

尼亚加莱·巴加约科 (Niagale Bagayoko)是非洲安全网络主席。她从非洲的角度做出了另一种阐述；

尼亚加莱·巴加约科：在我看来，重要的是首先要区分国家本身的战略，以及公众舆论已经成为独立于其指定代表（不一定是选举产生的，但无论如何是指定的，或自我指定的）的主要角色。 首先，正如刚才所指出的，我认为，在现实政治方面有一种越来越现实的做法，这意味着，在我看来，非洲国家不是在西方、俄罗斯或其他角色之间做出选择。非洲所采取的战略是，通过多重伙伴关系（无论它们是什么）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发展，一点也不新鲜。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发现，在过去 20 年里，非洲国家与各大洲广泛的国际伙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第一个要素。另一方面，公众舆论实际上正在迫使各国政府采取越来越民族主义的立场，这反映了他们今天对承认自己的自豪感、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价值观的强烈渴望，而且公众舆论越来越激烈地拒绝任何禁令，尤其是来自倡导民主和自由秩序的合作伙伴的禁令。过去三年，我们在非洲大陆目睹的大多数政变--乍得和苏丹的政变除外，这两个国家的政变非常特殊，因为它们是在违背民意的情况下发动的--都是由于民众强烈的独立愿望而上台的。但正如我们所见，从社会角度来看，民意也越来越保守，尤其是在性别、少数性别族群LGBTQ（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 等问题上。我认为我们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非洲社会的保守主义也与这些大国所倡导的道德秩序相呼应。最后，专制主义正在成为软实力。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许多人都在谈论美国的自由主义软实力。如今，强人的形象正在成为鼓舞人心的典范。你可以从普京身上看到这一点，当然也可以从习近平身上看到这一点。但即使在非洲大陆，保罗-卡加梅也正在成为激励许多国家及其公众舆论的典范。

朝鲜国门打开后 ，金正恩首先去了俄罗斯访问，金普会标志着两国关系可能进入新阶段，在各自的患难时刻，这两位受到国际社会孤立的战时领导人拥抱了彼此。从金正恩的随行成员可看出，这次峰会明显聚焦于军事。

这次会晤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纽约时报认为，不论有意与否，这次会晤都向美国传达了传递了一个尖锐信号，表明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将会产生后果，也就是让俄罗斯与金氏独裁政权越靠越近。朝俄靠近无疑会对地区甚至国际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纽时也认为，与金普政权关系良好的中国或许不愿意看到他们关系的无限接近，平壤与莫斯科之间更密切的关系可能会减少两国对北京的依赖。这个结果可能会削弱外界眼里中国在结束俄乌战争和限制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全球谈判中的影响力。

就金正恩的俄罗斯访问，本台专访了亚洲问题专家，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的研究院蓬达兹（Antoine Bondaz)先生：他首先从整体上分析认为：

蓬达兹 : 在我看来，我们看到的首先是在乌克兰战争和两国外交孤立加剧的背景下上演的和睦戏。这种缓和以及关系缓和的表演并不完全是新鲜事。例如，还记得 2014-2015 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后发生的莫斯科与平壤关系回暖。当时，俄罗斯宣布了许多消息，包括取消朝鲜的部分债务和经济合作协议。但从长远来看，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同了，乌克兰战争和朝鲜的重新开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和条件。朝鲜从 2019 年底到今天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这次外交重启发生得非常快，因为最近几周不仅朝鲜外交官很少离开或返回朝鲜，但这次现在我们有国家元首金正恩、外交部长和军事领导人共同出国会见俄罗斯领导人。因此，在非常具体的框架和背景下，朝俄领导人的会晤并非完全史无前例，但却也极其重要。

法广：虽然背景非常特殊，但众所周知，中国一直被认为是朝鲜唯一的盟友，金正恩在开放后首次出访没有去北京，反而以这种大张旗鼓的方式和普京见了面，北京会怎么想？尽管北京与莫斯科的友谊“无上限“，但您认为朝俄两国之间的这次峰会北京会乐见吗？

蓬达兹 : 目前，还没有北京的什么评论。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中国外交部的官方声明，然后要阅读中国的官方新闻。显而易见的是，直到今天，因为 1961 年的条约，朝鲜仍然是中国的唯一盟友。与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关系和合作不同，因为苏联和朝鲜之间也是在 1961 年签署的同盟关系，但在 1991 年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终止。因此，平壤显然比莫斯科更接近北京。这次访问是否已通知北京？有可能。今天，莫斯科和北京在朝鲜问题上不一定存在竞争。我们也不再处于冷战和苏联解体时期。另一方面，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里，我们将关注的和非常有趣的是，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是否会进行三边合作，这不仅是为了对抗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合作，也是因为俄罗斯人呼吁展示这种三边合作。因此，中国显然会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这次会议，但中国的立场不同，例如，中国今天就没有兴趣组织金正恩去俄罗斯那样的访问。比如，带朝鲜领导人参观中国领土上的航天发射中心或航空工厂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法广：能不能说中国人做不了或者不愿意做的事，俄罗斯正在接手？而在军事或航天行业的合作也是引发朝鲜邻国和西方担心的地方.....

蓬达兹 ::是部分原因。但我想说的是，俄罗斯的战略与中国截然不同。在我看来，俄罗斯主要是把朝鲜当作乌克兰战争中的稻草人。俄罗斯的战略是恐吓和吓唬——自 2022 年 2 月乌克兰战争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国际舞台上，还有什么比利用朝鲜更好的呢？这并不是俄罗斯向朝鲜转让技术的必然原因。就目前而言，双方只是做做样子，并不一定会有具体的军事合作。原因很简单，俄罗斯这样做是有限制的。外交上也有限制。显然，自 2006 年以来，针对朝鲜的武器制裁已经持续了近 20 年。如果我们经常把伊朗的无人机与朝鲜的大炮相提并论，其根本区别在于联合国没有对伊朗的无人机出口实施制裁。然而，联合国对朝鲜是有制裁的，因此俄罗斯似乎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国家，公然违反安理会决议。这将影响到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已经非常糟糕的关系，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第二点是政治层面。俄罗斯自称是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队和极其高效的国防工业，但它将沦落到从邻国朝鲜进口炮弹的地步。

法广：的确，这对普京是一种不小的羞辱。但国际社会针对俄罗斯在并吞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的制裁，以及对朝鲜发展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制裁旷日持久，似乎也没有起到显著的效果，乌克兰战争继续，朝鲜不断发射导弹，发展核武器。莫斯科周五发出声明，称在这次金正恩访问期间，没有签署任何协议，因为不在计划中，但如果有一天两国真的开始进行军事领域的合作，国际社会还有什么样的杠杆可以用来进行制裁？

蓬达兹 :  我认为目前对朝鲜实施制裁的可能性很小。制裁的重要性不一定在于终止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我认为华盛顿、东京、首尔甚至巴黎都没有人认为单靠制裁就能终止朝鲜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制裁的主要目的是提醒人们朝鲜正在违反国际法，并劝阻其他国家不要走朝鲜的老路。这就是朝鲜今天的实力，它几乎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西方对朝鲜几乎没有影响力，因此如果朝鲜决定出口武器，西方可以采取的制裁措施并不多。另一方面，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会更多，要么是直接制裁，要么是对其形象制裁。因此，就俄罗斯而言，目前更多的制裁手段更是在莫斯科而不是平壤。

法广：一边是制裁的威胁，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五（9月15号）指出，他愿意和金正恩展开面对面的高峰会谈，如何理解他的这个建议？

蓬达兹： 在日本方面，与朝鲜的关系是复杂的，同时也极其重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核问题，二是弹道导弹问题，这是所有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问题。 这个问题在 2010 年代中期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时被重新提起，但至今仍未解决。因此，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方面存在政治利益。岸田首相试图会见金正恩。但今天，我们无法保证这次会面一定会实现，也无法保证朝鲜是否有兴趣打开这个档案。几年前情况大不相同，当时平壤有希望从东京获得让步。如今，这似乎不太可能。更广泛地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向西方国家求助、不向日本和韩国求助的朝鲜，特别是因为它非常清楚，如果要获得让步，那将是来自非西方国家，来自其传统伙伴、中国盟友、俄罗斯伙伴，以及更广泛的东南亚伙伴和中东所有伙伴。

法广：在普京和金正恩这几天占据国际新闻头版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久前的新德里G20峰会的缺席也引来另一种关注度和猜测， 在前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后，现在有关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在接受调查的消息甚嚣尘上，您如何观察这些不同寻常的局面？

蓬达兹 ：即使是一名研究人员，即使每天都在研究中国，我认为记住一点很重要:今天中国的问题在于信息的获取和政治体制的不透明。因此，我们可以对很多事情做出假设，但可靠且经过核实的信息却极为有限。关于中国主席习近平缺席G20 峰会尤为引人注目，因为这是他十年来首次缺席此类盛会。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参加 G20 峰会，中国共产党的二把手李强代表了中国去新德里。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参加。是因为过去几年与印度的关系恶化，尤其是在 2020 年以来？是为了避免西方在俄罗斯问题上施加压力......这里有很多假设。

另外，目前还不太确定中国国防部长为何缺席数日，这最终可能令人担忧，因为中国军队内部已经有了新的紧急任命。几周前，负责中国常规或核弹道导弹能力的发射军（即火箭军）出现了新的紧急任命。同样缺乏透明度，可能会引起关注。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腐败问题，还是一个政治斗争问题，但无论如何，今天在对政治体制的分析中存在着许多未知数。

法广：刚才您提到了可能的中朝俄联盟，下个月的一带一路倡议第三届峰会上，是否有可能看到三国领导人同台的局面？

蓬达兹：我不认为普京和金正恩都参加多边峰会，而且由中国主办。这将是对中国极其有利，但不一定有利于三边合作。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会召开三边峰会，特别是如果与美国的关系继续恶化的话。这并非完全不可能。有趣的观察点是，朝鲜是否会参加此次丝绸之路峰会？ 原因很简单，朝鲜不是丝绸之路的正式成员。因此，朝鲜可能会参与其中，比如说，在朝鲜开放并试图重振经济的时候，扩大丝绸之路的范围。大流行病之前，朝鲜的战略之一就是吸引中国和俄罗斯游客，尤其是东海岸（即日本海）的酒店和旅游综合体。因此，朝鲜可能会发动攻势。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次三边峰会。但显然我可能是错的。未来几周不太可能。

非常感谢Antoine Bondaz 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2013 年九月，上台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古老的丝绸之路为灵感来源，访问中亚期间在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宣布了"一带一路 "项目，。此后更名为 "一带一路 "倡议的项目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外交方面都是一个雄心勃勃战略，中国计划到2049 年形成一个由 70 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体，总金额达 1 万亿美元。 

中国"世纪工程”旨在塑造全球化

中国一直通过叙事有条不紊地宣扬其政治和文化模式的优越性。让这一主张既指导着中国共产党的主体选择，也指导着对外交往政策的构建。被欧洲人称为“新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具体说，这首先是一个基础设施项目，旨在通过建造分布于合作伙伴国的庞大的公路、铁路和港口网络整合中亚地区，从而在经济上将中国与欧洲联系起来。涉及不同类型的投资：收购、建设、贷款。 

 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与中国的直接利益相关，可以确保获得资源、创造销售渠道、让建筑公司运转起来，但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世纪工程”，也体现了世界的意愿。正是在这里，具体的雄心壮志与一个“故事”联系在一起，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服合作伙伴，也是为了塑造全球化的新愿景并使之合法化，其中中国将处于游戏的中心。 

“新丝绸之路”提出的论点提倡一种不干涉的模式，具有吸引力的“双赢”阐述让其中每个参与者都认为自己也必须成为经济发展的赢家，包括最温和或最贫穷的国家。而这一愿景显然是针对与西方相关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参考而构建。  

 许多国家融入“新丝绸之路”的现状似乎是强加内部牺牲和众多外部条件的模式的结果。例如，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中国持有的债务比例为：吉布提55%、刚果民主共和国42%、安哥拉42%、几内亚34%32 %，科摩罗为 31%......

这些举措的目的始终是发展双边合作或团体，但战略野心更进一步：最终，中国打算塑造一个符合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 

 然而，在Covid-19大流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欧盟的谨慎以及面对乌克兰战争的外交模糊性之后，沟通方面的观察至关重要。首先，是近两年来出现的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政策的失败或缺陷，导致形象下降。 

 特别是在欧洲伙伴眼中，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在意识形态僵化和肆无忌惮的权力表达之间出现了新的不愿意。此外，投资并没有兑现承诺：我们在这里想到的是希腊人在购买比雷埃夫斯港后的幻灭，这使港口受益，但对希腊却没有好处。 

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自2013年至去年止，中国和参与这项倡议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逼近13兆美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债权人。 

债务陷阱

官方公布的帐面数据乍看之下似乎凸显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力主的一带一路成效卓着，但诸多贫困国家却因此沦为中国的债务国而招致骂名，该计划也因此被认为是千疮百孔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中国的语境里，一带一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享受经济全球化红利的途径，它用合作共赢的方式推动了共同发展 ……

但是在国外媒体和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和分析是另一种情形，对同一件事情， 关键词是 “债务外交”，“债务陷阱”，“输出腐败”，“新殖民主义”等。两种说法宛如平行世界。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旨在到2049年，中共建政100年之际，实现“伟大复兴”的计划的短板和问题也不断出现，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下，早已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之前曾对一带一路冷眼观看的美国和欧洲也感到了中国在全球扩展影响力的后果，开始采取对应的策略，分别推出了自己的方案。 

很显然，一带一路是一个旨在改变国际地缘政治走向，即习近平口中的“东升西降”或取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的地位的具体的体现所在。批评者则认为它是中国扩大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工具。 

但有意思的是，欧洲国家最初对这个显然是是中国扩大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工具的倡议并未感到危机所在，法广法语部的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节目5年前，在节目中采访的嘉宾们在回答他们眼中的一带一路对欧洲是好事还是坏事时，抱着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来看待： 

法国世界报的政论专刊作家Alain Frachon在很巧妙地回答说，这是好事，这至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它不一定有正面或负面的含义，它就是这样：是世界的运动，是世界的动力。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谈。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在全球战略问题中的分量。 

法国亚洲问题专家布瓦洛 (Jean-Joseph Boileau)则指出，这是好事，当更了解中国的需求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认为，因为正是中国从根本上需要丝绸之路，中国将 3000 亿美元准备投资于二十 世纪的基础设施建设。欧洲只需找到平衡点，从而找到合作模式。布瓦洛认为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是一个丑闻，因为中国从未实施这些过渡和改革的协议类型。他认为，但不得不说的是，可以抨击特朗普，在与中国发动贸易战这件事上，特朗普在大声说出其他人的想法是件好事。 

回力镖反作用力

十年后，一带一路的野心和负面影响逐渐出现，引起了另一种关注。美中关系陷入冰点，欧洲也不能再置之度外，冷眼观望。 

都还记得 2016 年中远集团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51% 的股份所引起的轰动。中国政府通过中国远洋运输集团（China Marchande Group）和中远集团（Cosco）在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一笔价值 3.68 亿欧元的巨额金融交易，当时使雅典得以偿还其公共债务。比雷埃夫斯港被视为中国进入欧洲的特洛伊木马，但实际上并不是目前唯一由中国巨头管理的欧洲港口。其他还有几个港口，比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瓦伦西亚、意大利的萨沃纳和比利时的泽布吕赫也在中远的控制之下。意大利作为首个G7成员国的加入时也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在其他海运航线上，北京也不甘示弱，尤其是在太平洋沿岸。北京正在一些通常被视为美国后院的国家进行投资，并逐渐控制了一些主要港口。随着全球变暖和冰层融化，中国还寄希望于北极航线的开通，这可以节省多达 40% 的旅行时间。但中国政府已经在格陵兰岛进行投资，而格陵兰岛在这条新线路上将具有战略地位 。

非洲和拉丁美洲最初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处于边缘地位，但现在却在中国正在全球上演的大垄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铁路、港口、运河以及各种基础设施。还有无形的合作，特别是所谓的“软实力”。 

在金融方面，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受益于北京的信贷，对中国产生依赖。如今，已有 50个国家通过各种双边协议加入了新丝绸之路。中国实施这一重大项目所需的资金是惊人的。中国官方计划在 10 年内投资超过 1 万亿美元。但这笔资金将以贷款而非赠款的形式提供。中国主要通过中国的银行发放贷款，这就使签约国对中国产生了依赖关系 。甚至导致过度借贷而陷入危机的局面出现。而这样的局面也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回力镖反作用力。 

据20国集团（G20）因疫情而实施的“债务暂缓偿还倡议”（Debt Service Suspension Initiative, DSSI），单单中国两个债权人，即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即减免23国（其中16国是非洲国家）的债务，总额逾13亿美元。约翰霍普金斯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统计，中国减免津巴布韦的额度达1亿1000万美元，马尔代夫2500万美元，塔吉克4000万美元，以及肯尼亚3亿7800万美元，至2021年底，斯里兰卡外债达376亿美元，中国持份佔19.6%。 

尽管管北京方面矢口否认，但类似上述不胜枚举的案例，导致一带一路遭批是“债务陷阱外交”，也就是使多国落入偿贷或偿债难的陷阱里。 

世界银行(WB)的经济学家估计，现在大约60%的一带一路贷款涉及陷入财务困境的国家。非洲的贷款看起来特别不稳定。 

过去，当经济发展还是两位数时，中国或许能够用自己的资源弥补违约，但现在情况已非如此。因此，中国官方对债务重组谈判变得更加开放，已和乍得、埃塞俄比亚和赞比亚，展开谈判。 

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当局也已与巴黎俱乐部等国际组织合作，找出所谓的“共同框架”，来处理这些主权债务，无论是否属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小而美”的方案

一带一路战略或许尚未消失，但在接连遭受重大挫折后，力量已严重受损。中国在声望和经济上，都遭受了重大挫折。 

美国为了对抗中国“一带一路”，通过立法，于2019年建立了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DFC），协调私营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开发项目。欧盟也宣布了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全球门户项目。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替代方案。 

但据日媒报导，中国“一带一路”海外相关投资结构正发生变化，大型基础设施减少即因如此，中共官媒人民日报上月发表带风向的评论指出，在农业、医疗与减贫方面，（一带一路）已落实一连串小而美的方案。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2月间指出，“小而美”的方案在数位、医疗与环保等领域日益普及。，尖端领域的生物和数位等的软性投资 ，或称小而美的计划呈现正在增加的趋势。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部分相关国家带来沉重债务，自身也面临求偿无门。美媒报导，中国决策者正就较为保守谨慎的“一带一路2.0版”展开讨论，并探索更具可持续性的方法。 

华尔街日报报导并认为，中国全面撤回“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能性不大，并指这项倡议过去10年成功吸引更多国家站到中国这一边。然而，中国一旦改采较为审慎的贷款方式，可能会降低融资项目对一些国家的吸引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将于今年10月在北京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汪文斌说，“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旨在为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新平台，为各国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10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

显然，叙事方式没有变，但未来的十年如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