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

随着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升温，“中国冲击”“中国冲击2.0”这些说法又一次回到了公众视野。“中国冲击”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它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一样，它是一个诞生于严肃经济学研究、后来才走进公共讨论的学术概念。然而，一旦进入政治场域，它就渐渐脱离了原本的含义，变成了一件政治工具。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回到贸易理论的脉络里，“中国冲击”究竟在说什么？它的真实面目和本质是什么？“中国冲击2.0”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欧洲对它格外焦虑？

Part 1：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 03:29

自大航海时代起，全球贸易就成了世界历史的重要底色，“什么样的贸易才是好的”也随之成为一个反复被争论的问题。这其中，最早占上风的是重商主义：国与国做生意要分输赢，关键是保持对外顺差。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希望买到更便宜的原料和粮食，压低生产成本，也需要更大的海外市场，于是转而拥抱自由贸易，两位早就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被推到了台前：亚当·斯密提出分工和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专门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再互相交换。大卫·李嘉图进一步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即使一个国家样样都比别人强，它也应该专做机会成本最低、相对最拿手的产品，其余的拿去交换。这样一来，强国和弱国之间的贸易同样对双方有利。然而，这两位经济学巨人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当他们只关心一个国家的总福利是受益还是受损的时候，便忽略了国家内部赢家与输家的分野。

Part 2：谁是自由贸易的赢家和输家？赫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 vs 李嘉图-维纳框架 18:55

整个贸易政治的核心问题是：自由贸易展开之后，一国之内谁会受益，谁会受损？赫克歇尔和奥林率先接过了李嘉图没有回答的问题，把比较优势的来源解释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比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多寡。由此，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会出口那些大量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那些大量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随后，经济学巨匠保罗·萨缪尔森和他的合作者斯托尔珀在这个框架里更进一步，提出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自由贸易会让一国丰裕要素的所有者绝对变富，让稀缺要素的所有者绝对变穷。 大约三十年后，萨缪尔森又和经济学家琼斯一起，重新整理了李嘉图和维纳早年的思想，形成了“特定要素模型”，为这个定理补上了短期的一面：当生产要素被锁在原来的行业里难以流动的时候，输赢将按行业划分：出口行业赢，进口竞争行业输。

这些理论勾勒出一个基本事实：自由贸易注定会在一国之内制造赢家和输家。至于赢家和输家具体是谁，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Part 3：中国冲击1.0：一个被政治包装的必然结果 34:34

2013年，Autor、Dorn 和 Hanson 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了《China Sydrome》。这篇论文横空出世，成为21世纪影响美国政策，乃至全球贸易格局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和前面那些理论框架不同，它是一项实证研究，用数据证明了中国进口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下滑的重要推手，而且损失高度集中在特定地区和特定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李嘉图-维纳框架的预测。然而，“中国冲击”这个概念一进入政治领域，就逐渐偏离了它的本意。其实，“中国冲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人类历史上，贸易给一国内部的输家带来冲击的例子比比皆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洲的廉价粮食涌入欧洲，冲垮了欧洲的农民；到了1890年代，美国农民自己也被全球粮价暴跌拖入困境；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的纺织品、钢铁、彩电和汽车又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美国。中国冲击，成为了一个沦为政治工具的概念。

Part 4：中国冲击2.0 为什么欧洲尤其焦虑？50:27

2025年，ADH 中的 Autor 和 Hanson 在《纽约时报》撰文，警告“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到来，而且会比第一次更严重。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向东南亚，中国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转向了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轮冲击的性质：这一次，被冲击的不再是美国小镇上的服装厂和家具厂，而是美国和欧洲赖以立身的高端制造业。在这一轮冲击里，欧洲比美国更焦虑。中美贸易战之后，美国筑起了关税墙，中国出口转而大量流向更开放的欧洲市场，欧洲成了承接中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欧洲领导人由此陷入强烈的焦虑，并把矛头指向中国的经济结构：补贴、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然而，补贴也好，顺差也好，失衡也好，市场竞争也好，这些原本可以在经济学框架里讨论的问题，一旦被卷进地缘政治，就很难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

参考文献

关于第一次“中国冲击”，请见：

Autor, D. H., Dorn, D., & Hanson, G. H.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2168. https://doi.org/10.1257/aer.103.6.2121

Autor, D. H., Dorn, D., & Hanson, G. H. (2016).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8, 205–240.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315-015041

关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及其在政治上的影响，请见：

Stolper, W. F., & Samuelson, P. A. (1941).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1), 58–73. https://doi.org/10.2307/2967638

Rogowski, R.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关于李嘉图–维纳模型，见：

Jones, R. W. (1971). A three-factor model in theory, trade, and history. In J. N. Bhagwati, R. W. Jones, R. A. Mundell, & J. Vanek (Eds.), Trad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owth: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honor of Charles P. Kindleberger (pp. 3–21). North-Holland.

关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与李嘉图–维纳模型的协调，见：

Mussa, M. (1974). Tariff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The importance of factor specificity, substitutability, and intensity in the short and long ru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6), 1191–1203. https://doi.org/10.1086/260271

Hiscox, M. J.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关于“中国冲击2.0”与欧洲，请见：

Hass, R., & Czin, J. A. (Hosts). (2026, August 5). Can Europe survive China Shock 2.0? (No. 10) [Audio podcast episode]. In The Beijing Brief.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can-europe-survive-china-shock-2-0/

Szczudlik, J. (2026, July 20). The European Union faces “China Shock 2.0” (PISM Bulletin No. 49 [2681]).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s://pism.pl/publications/the-european-union-faces-china-shock-20

Tordoir, S., & Setser, B. (2026, May 20). China shock 2.0: The cost of Germany’s complacency [Policy brief].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s://www.cer.eu/publications/archive/policy-brief/2026/china-shock-20-cost-germanys-complacency

Capital Economics. (2026, March 4). Will China finally pass its big rebalancing test? [Chief Economist’s Note]. https://www.capitaleconomics.com/print/pdf/node/89488

关于中方立场，请见：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6, July). China’s position on the so-called excess capacity issue [Material for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关于产业政策的历史合理性，见张夏准与克鲁格曼的早年讨论

Chang, H.-J.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Krugman, P. R. (Ed.). (1986).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IT Press.

Krugman, P. R. (1979).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4), 469–479. https://doi.org/10.1016/0022-1996(79)90017-5

因审核原因，节目中某些部分可能出现不连贯的听感，抱歉！

一场历史性的访美之旅落下帷幕。2026年，中美两国元首打破近十年坚冰、实现互访，堪称今年分量最重的外交大戏。在刷屏的仪式感背后，双方在实质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共识、取得了哪些新进展？这次元首会晤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外界最关注的三大议题——伊朗问题、台湾与日本问题，以及AI军备竞赛，拆解这场历史性访美背后的三条暗线。

Part 1｜伊朗：新问题与降温 02:25
伊朗是特朗普在此次会晤中最关心、也最有求于中方的议题，双方将其列为实质性成果的首位。尽管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征收通行费"这两项基本原则已经确立。可以预见，伊朗问题及其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有望进入中美合力解决的快车道。更耐人寻味的是，美方公报中提到，特朗普希望中国提高成品油产量——这是否如部分美媒所言，是特朗普在向中国"求援"，以缓解国内的能源危机？无论答案如何，能源危机确实让美国陷入了某种被动，这也为此次互访中种种隆重的仪式感，提供了一个更务实的注解。

Part 2｜二战盟友，旧瓶新酒 13:14
2026年并非二战爆发或胜利的整数纪念年份，但此次会晤中，双方却在成果清单和系列讲话里高调重温中美二战同盟情谊，颇为不同寻常。今年恰逢东京审判80周年，这一强调的重心在于维护战后秩序，而非单纯纪念战争胜利，也鲜明体现了特朗普对所谓"G2格局"的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相关成果公布后，日本与台湾当局反应激烈：重提二战同盟，让当年的共同敌人日本坐立不安，也让台湾当局无所适从。这是本次会晤成果中最值得玩味的一项。它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正在委婉松动对台立场，在一个中国政策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Part 3｜AI作为一场军备竞赛 26:24
全球AI竞争本质上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这也让这场技术竞争越来越像当年的美苏军备竞赛。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军备竞赛的根源在于"安全困境"：一国为自保而增强实力，却被对方视为威胁，最终各方都被迫竭力扩充军备，陷入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今天的AI竞赛，恰如彼时彼刻，中美或将面临一场"囚徒困境"：如果双方选择合作、合理管控各自的AI发展节奏，AI带来的社会风险就有望得到控制；但如果双方都无法抵御背叛的诱惑，试图通过暗中放任AI发展来谋取地缘政治优势，就会陷入AI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在技术竞争的相关研究中，像AI这样军民界限模糊、又深度嵌入经济体系的技术，与当年的核武器一样，是国际监管合作中最难啃的骨头。所幸此次会晤就AI问题建立了对话管控渠道。AI治理并非无解，而人类未来的走向，或许正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抉择。

探讨下一次世界大战何时爆发，注定是和平年代人们最热衷的国际政治谈资。站在2026年这个节点回望，有人认为世界大战遥不可及，也有人认为它早已悄然爆发。尽管2026注定是战火频仍的一年，但我们真的已经站在世界大战的悬崖边上了吗？

图1：来自乌普萨拉大学的数据表明，进入2020年代后，全球国家间战争的伤亡程度达到历史新高。

Part 1：「世界大战」是如何被人为建构出来的？ 04:37

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始于1914年和1931年，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然而，如果代入当时人们的视角，他们又是如何确信自己正身处一场"世界大战"之中呢？回顾历史便会发现，一场战争之所以能被称为"世界大战"，其实是在战争进程与战后的历史总结中被逐步建构出来的。

1848年，"世界大战"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但那时它不过是用来形容一场前所未闻、令人惊骇的战争的夸张说法。一战爆发之后，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了世界大战的意义。然而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围绕"二战"爆发的讨论甚嚣尘上，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预见它的规模。二战真正爆发后，身处其中的各国，也没有在第一时刻认定自己处在世界大战当中，仍主要将自己卷入的局部战事视为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的卫国战争皆是如此。直到美国参战之后，这场战争的"世界性"才被不断强调、逐渐建构与凸显，为了团结广大反法西斯国家的精神符号。

图2：发表于1934年《群言》杂志上的文章，代表着民国知识界对于世界大战的讨论兴趣。

Part 2：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8:15

图3：凡有世界大战，必有大规模军事联盟

世界大战的根本定义在于两个要素：其一，需牵涉众多主要国家，引发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战争；其二，战后必须带来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变革。以此为标准，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大战可扩充至至少五次。纵观历次世界大战，国家间联盟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国际关系理论表明，联盟是世界大战爆发的必要条件——凡有世界大战，战前必有大规模的国家间结盟。这一理论由两项机制支撑：

其一，世界大战意味着多边战争，而"选边站"的不确定性本身会抑制国家的轻举妄动。然而一旦联盟确立，第三方国家的立场便变得相当明确，这反而提升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938年前后，希特勒在欧洲的布局，特别是与苏联结成互不侵犯同盟，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入侵波兰的重要因素。

其二，盟友与盟友的盟友，共同织就了一张错综复杂的联盟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某处冲突爆发，便可能牵动整个联盟网络，将各方悉数卷入战局。在一战当中，由一声枪响引发的世界大战，其关键机制就在于原本处于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的矛盾，经由双方各自的盟友以及盟友的盟友网络传递，成了一场大规模世界大战。

Part 3：今天的世界并未出现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 40:20

大规模国家间联盟是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而在2026年，我们并未看到这一条件的出现。就美国而言，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他不断消耗着美国战后数十年苦心经营、赖以维系的盟友网络；而中国则始终奉行不结盟政策。面对"中美必有一战"这一潜在结局，世界主要大国均未通过结盟来完成选边站队——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大战爆发的必要条件，至今仍未出现。

参考文献：

关于世界大战的名称流变，可见 Wilton, David. 2021. "World War." Wordorigins.org, September 7, 2021. https://www.wordorigins.org/big-list-entries/world-war.与 张士伟. 2025.《"第二次世界大战"名称的流变》.《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5年7月8日. https://www.cssn.cn/lsx/slcz/202507/t20250708_5885187.shtml.

关于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理论，可见：Vasquez, John A., and Ashlea Rundlett. 2016. "Alliances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Multiparty Wa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0(8): 1395–1418. doi:10.1177/0022002715569770.

8月底，一场劳资纠纷登上了热搜：汽车行业知名供应商星宇股份以"二选一"的方式逼退应届生，引发广泛争议。比争议本身更值得思索的，是其中发酵出的"告洋状"现象——据称，一些被逼签的应届生将举报材料投向了欧洲车企，甚至试图触达欧盟，希望借助境外的跨国监管力量，倒逼国内的星宇股份。"告洋状"到底管不管用，也成了这几天争论的焦点。这期节目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告洋状何以可能？为什么欧盟总能拿捏跨国企业？它背后的跨国监管体系是怎么发展、怎么运行的？它真的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是一把万能钥匙吗？

Part 1：跨国监管与「看得见的手」—— 长臂管辖、阿尔斯通与安世案 07:31

围绕"告洋状"的争议，对应的其实是一个学术概念——"跨国监管"。这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现象：一个国家内部的监管规则，通过某种跨国机制，被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企业之上。这种强加有时粗暴直接，有时迂回间接。粗暴直接的一端，体现为"长臂管辖"——过去的阿尔斯通案，以及最近的安世半导体案，展现的正是这种直接强制的跨国监管。

图1：《美国陷阱》与阿尔斯通案

Part 2：跨国监管与「看不见的手」—— 加利福尼亚效应 18:05

监管规则还有另一种向境外传递的方式，被称作"加利福尼亚效应"。简单来说，1970年代，加利福尼亚饱受汽车尾气污染之苦，于是在美国率先出手，制定了比联邦标准更加严苛的排放标准。由于加州本身是一个体量庞大的汽车市场，车企为了保住这块市场，被迫改进自己的排放技术——而与其单独为加州开一条生产线，不如干脆把这套更严格的标准，直接推广到加州以外的其他市场。这种监管规则从一个地区出发，借由市场机制扩散到全球的路径，就被称作"加利福尼亚效应"——是监管规则向外扩散最经典的一种间接方式。

Part 3：欧盟的监管崛起与「告洋状」的复杂一面 31:31

今天的欧盟，似乎成了全球监管力量下手最狠的地区。但在历史上，人类对大企业的系统性监管，起始于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大型垄断巨头的崛起，美国政府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及老罗斯福任内的一系列反垄断行动，打击垄断组织，开启了监管大企业的先河。

1990年之后，这股监管力量出现了一次跨大西洋的大反转。欧洲率先树立起"预防原则"这套监管理念，并借助一个体量庞大的统一市场，催生出比"加利福尼亚效应"更强大的"布鲁塞尔效应"。欧洲由此开启了一个强监管年代，成了跨国巨头的克星——苹果、谷歌、Meta这些曾经予取予求的巨头，纷纷在欧盟栽了跟头，付出了惨痛代价。

尽管如此，我们很难说"告洋状"是一件真正好用的工具。在今天的星宇事件里，它未必真的立了功；而放到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中，跨国监管也未必总能带来正向效应——它同样可能演变成长臂管辖，或者被地缘政治武器化的风险。

参考文献：

有关"加利福尼亚效应"，请见：Vogel, D. (1995). Trading up: Consume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有关"布鲁塞尔效应"，请见：Bradford, A. (2020). The Brussels effect: 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关越南企业问卷调查研究，请见：Malesky, E., & Mosley, L. (2018). Chains of love?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firm‐level diffusion of labor standard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3), 712–728.

有关"跨大西洋监管大反转"，请见：Vogel, D. (2012). The politics of precaution: Regulating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先向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最近有出行行程，并且更换了设备，这次录音在中段不小心纳入了一些背景杂音，已尽力消除，还希望大家包涵~

2026年已经走完三个季度。对美国来说，这一年的外交战线堪称"四处出击"——年初的委内瑞拉算是唯一达成目标的行动，但除此之外，在格陵兰，在伊朗，在北美，美国几乎处处碰壁。上周，美加新一轮贸易谈判正式破裂，美加墨协定（USMCA）名存实亡。为什么是加拿大？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间点？对即将迎来中期选举大考的特朗普来说，这场新的贸易战究竟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今天我们就来一同拆解。

Part 1：美国的内忧：债台高筑，物价难降，大考将至 04:30

中期选举步步逼近，特朗普手里的经济牌却不太好打。政治、社会、外交本就四处碰壁，原本该是压舱石的经济，这次也没能幸免。本月，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虽然距离债务危机还有距离，但长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利息成本持续攀升，通胀迟迟承压——多重压力压顶而来。而这一切，最终都体现在了一个数字上：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已经是历届总统同期最低。

图1：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民调支持率已经是历届总统同期最低（图源：皮尤中心）

Part 2：美国的外患：雷声大、雨点小的对伊朗D-Day制裁 04:30

随着《伊斯兰堡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窗口到期，美伊不欢而散，美国顺势对伊朗的地下交易网络与"影子船队"祭出新一轮制裁。实体清单上密密麻麻列出了不少据称是伊朗"白手套"的企业，但美国在明、伊朗在暗，面对这个本就难以观察和追踪的地下交易网络，再猛烈的制裁也很难伤其筋骨。雷声大、雨点小，是这轮制裁给外界留下的第一印象。但比起制裁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这场"石油危机"中所扮演的缓冲角色——这一点，正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政界的视野。

Part 3：特朗普苦寻软柿子，但加拿大这次说不 24:15

美加墨协定（USMCA）本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难得的外交遗产，但随着他的贸易立场愈发激进，这份协定反过来成了束缚他手脚的约束。2026年恰逢USMCA的续签年，特朗普却早早拒绝续签，转而强行重启谈判。在"解放日"关税方案于国内受阻后，他另辟蹊径，于7月20日援引1930年关税法，直接对加拿大开刀，试图以打促谈。然而，极限施压这一套戏码，这次并不灵验。一边是深陷石油困境、又要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的特朗普；另一边，是坐拥美国头号石油来源国地位、背后有加拿大民意撑腰的卡尼。这场对峙，依然胜负难料。

图2：加拿大是美国头号石油进口来源国，特别是重原油资源

本期节目会涉及一些有关《欢迎来龙餐馆》电影的剧透内容，建议大家观影后收听～

「龙餐馆」专题第二期，我们来谈谈战争爆发之后的故事。

整部电影的戏剧张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战后「中东某国」这片土地上持续不断的战乱螺旋与国家失序，并由此催生了诸多人道主义悲剧。然而，这些悲剧的根源，与其说是美军的军事行动本身，不如说是美国在战后重建——那场失败的「新伊拉克」建设——所埋下的祸根。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聊聊，美国的「伊拉克大捷」是怎样变成一地鸡毛的？

Part 1：仓促的的「新伊拉克」计划 03:14

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所向披靡并不令人意外。不到一个月的摧枯拉朽之后,萨达姆政权便告垮台,伊拉克随即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战后治理阶段。然而,无论是与二战后占领纳粹德国、日本的周密计划相比,还是与阿富汗战争后相对快速的国家重建相比,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计划都显得异常仓促。这份计划的核心,不过是两条原则——有限的「去复兴党化」,以及对伊拉克军队的渐进式改造。然而,这项本就温和的方案,最终却在重重掣肘之下未能成型。

Part 2：美国的官僚内斗与布雷默的登场 15:38

图1：伊拉克「总督」布雷默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曾有一个更具学术影响力的理论贡献——「官僚政治模型」。该模型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并非源自某个理性决策者的一贯意志，而是国务院、国防部等各权力部门相互博弈、彼此拉扯的产物。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过程中，这种"鸽派—鹰派"式的权力角力表现得尤为显著：原本主张温和方案的旧有机构,在这场内部权力斗争中逐渐被架空、边缘化;而布雷默则以精英外交官与反恐专家的双重身份,粉墨登场,填补了权力真空。

Part 3：两条法令与伊拉克的历史转折 28:13

布雷默上任伊始，便签署了两道行政命令——第一号令与第二号令。这两纸文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伊拉克战后重建走向失败的关键转折点。第一号令，将原本温和的「去复兴党化」政策推向了更激进的清洗；第二号令,则是一纸放虎归山的决定——解散整个伊拉克军队。一激一放之间，本就摇摇欲坠的伊拉克国家秩序就此彻底崩溃。

尾声：伊拉克政治与龙餐馆故事 40:00

参考文献

有关伊拉克战后治理的纪实时间线内容，可见：Garrett,M.,Graff. 2023. "Orders of Disorder." Foreign Affairs, 5月5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iraq-united-states-orders-disorder. (2026年8月22日).

有关布雷默决策幕后过程的信息，来自Miller Center. (2019, August 19). L. Paul Bremer III o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https://millercenter.org/the-presidency/presidential-oral-histories/l-paul-bremer-iii-oral-history

有关伊拉克军队解散后的余波，可见 Thompson, Mark. 2015. "How Disbanding the Iraqi Army Fueled ISIS." Time, May 29, 2015.https://time.com/3900753/isis-iraq-syria-army-united-states-military/.

本期节目是《欢迎来龙餐馆》专题节目第一期，无剧透内容，可以在观影前放心收听

《欢迎来龙餐馆》的故事发生在哪里？

虽然导演和编剧巧妙地使用“中东某国”来给故事建立了一种架空感，但是时间线和情节都无疑指向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二十三年之后，伊拉克战争仍被称作国际关系当中一场“由失败上升而成的悲剧”。作为《龙餐馆》故事的背景，伊拉克在2003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中东总是离不开战争的螺旋？作为《龙餐馆》专题的第一期节目，我们顺承之前节目对于2026美以伊战争的梳理，回顾中东战争史当中由美国引入的新世纪要素。

时间轴

06:12 以色列、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的大三角结构

09:59 1979·多事之秋

阿以冲突的缓和与戴维营协议 10:27

埃及“背刺”阿拉伯世界，伊拉克蠢蠢欲动，谋求阿拉伯世界领导权 13:07

两伊的政治巨变：霍梅尼、萨达姆登场与两伊战争 14:21

故事外的故事：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本·拉登的崛起 18:37

22:45 1990·失意者的命运交汇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与海湾战争 23:08

本·拉登主动请缨保卫沙特遭拒绝，步入流亡时代 25:29

本·拉登公开反美；1990代末的恐怖主义风暴；911事件 28:58

31:40 2001·新世纪的新战争

"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 31:40

美国进攻阿富汗；本·拉登的逃亡；美国确立三大“邪恶轴心” 34:43

伊拉克「首当其冲」；鲍威尔的“白色粉末”；

美国为什么热衷于去打伊拉克？ 37:28

注：需要说明的是，本期节目所基于的《管子》一般不被认为是严谨的史料。有关《管子》是否真的为管仲亲笔所著，是否是西汉时期才出现的累积性记述，是否记录了真实历史事件或托管仲之名构造的思想实验，众说纷纭。当然，即使成书于西汉，它依然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经济著述。我们采取最小公约数，可以将《管子》视作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贸易战思想/谋略”的代表。

关税、出口管制、断供、卡脖子——这些听上去相当现代的词汇，似乎是全球化退潮之后才被发明出来的东西。然而，使用经济手段迫使对手屈服，是一门相当古老的人类技艺。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早已经有人在系统性地思考"如何用市场与贸易摧毁一个国家"，本期我们从这几场发生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贸易战」谋略《管子·轻重篇》讲起，看看它凭什么可以被称作世界上最早的经济战手册，以及这套逻辑和今天的世界究竟隔了多远。

Part 1：管仲、《管子》与他的时代 04:12

出身低微的管仲，是春秋诸子中经济思想尤为突出的一位。除了我们熟悉的"官山海"——把盐铁之利收归国有，还有一套更精妙的"轻重术"，即物价的贵贱与货币的多少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掌握了这套规律，就可以主动制造某种商品的稀缺或过剩，用价格调动人的行为。这种逻辑，构成了《管子》中贸易战谋略的基础。

Part 2：管仲的贸易战谋略：「服帛降鲁梁」与「积柴制莱莒」 07:17

「服帛降鲁梁」与「积柴制莱莒」是管仲的贸易战谋略中的两个经典故事。「服帛降鲁梁」是一场"诱多+逼仓"的战术，先把鲁梁两国诱进绨帛这个单一品种，让它们把全部产能押上去，再在最高点撤单、关闭市场,让对手手里的存货一夜之间失去买家；「积柴制莱莒」则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操作。齐国先在庄山铸币，再用这些自己造出来的钱去高价收购莱、莒的柴薪。等到齐国闭关停购,莱莒两国的国库里堆满了齐国的钱，却买不到一粒粮食，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次典型的铸币税收割,是向外输出通胀的最早样本之一。两个案例，一个操纵的是价格，一个操纵的是货币，合起来构成了轻重术的两条腿。

图1：宋刊本《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所见“服帛降鲁梁”故事

Part 3：十九世纪的轻重术——美国如何巧取珍珠港？25:50

无论管仲的故事是否真实，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谋略反复出现，美国夺取珍珠港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案例。1875 年，美国给予夏威夷蔗糖免税进入本土市场的特权，十几年间把这个王国的经济彻底绑死在对美单一出口上，等到 1887 年条约续签窗口时，夏威夷对美国的市场依赖既已形成，面对美国强求珍珠港独占使用权的价码，已经没有拒绝的余地。参见：Carnegie, A. (2015). Power Plays: Ho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Reshape Coercive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图2: 1881年，忙碌的夏威夷种植园工人

Part 4：套牢问题、专有资产与市场权力——轻重术的现代经济解释 31:11

管仲的全部谋略，放进当代经济学的框架里，归根结底建立在同一个问题上：套牢问题(hold-up problem)。所谓套牢，是指一方投入了无法收回、也换不了用途的资源之后，曾经的竞争性市场就变成了只剩一个买家的世界——对方可以随时重新开价，而本方没有退出的余地。它需要两个条件同时成立。一是资产专用性，即资产在当前用途下的价值远高于次优用途：例如，鲁梁的丝织投入无法无痛转化为农耕资本，夏威夷为蔗糖出口铺下的种植园、糖厂与港口资本也无法转投他处。二是市场权力结构：如果绨帛有十个买家，齐国撤出不过是一桩生意告吹，正因为它是唯一的买家，撤出则等于整个市场的消失。

管仲的贸易战谋略与现代经济学，在这样的情景中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回音。

图3：资产专有性概念的集大成者，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

图4：著名的费雪车架厂案例的出处，影响力深远的KCA文章：一旦一方做了专用性投资,契约签订前的竞争性市场就变成了签订后的双边垄断,对方可以重新开价。这就是套牢(hold-up)。有了这个变量后，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决策就可以得以分析——专用性越高，一体化越可能。

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过去几个月日元加速贬值背后,直接的市场诱因与深层的经济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汇率是日本政治与经济最难解的一道题？以及，为什么说这一轮日元下跌,是高市早苗亲手唤醒的「安倍幽灵」？

Part 1：解释日元的小周期暴跌

06:11 供求关系是理解汇率的最直观工具

10:20 美日利差是弱日元的经典解释，它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在这次暴跌中出现了不寻常因素？

16:15 美日利率调整相向而行，但是日元并未如期止颓；

17:31 什么是债汇双杀？为什么债汇双杀不寻常？为什么债汇双杀出现在今天的日本？

27:46 美伊战争对日本的输入性通胀

图1：美元-日元汇率走势图。战后初期，美元与日元以1比360固定汇率挂钩；在经历了1971史密森协定和1985广场协定之后，日元进入强势周期；自2012年安倍晋三再任首相之后，日元开启以美日利差所驱动的弱势周期。

Part 2：为什么汇率是日本最棘手的政治经济问题，也许没有之一？

34:11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0s的转型；美国如何以邻为壑，通过1971年史密森协定和1985年广场协定迫使日元升值

44:53 广场协议后的复杂日本：「円高不況」，扩张与泡沫经济及其破裂

51:31 安倍经济学的药方：带回弱日元

55:07 为什么汇率政策无法讨好所有人？日本政府的两难困境是什么？

Part 3: 高市早苗唤醒「安倍幽灵」，但安倍经济学不太可能是她想要的解药 58:15

图2：高市早苗政治生涯的所有关键职位几乎都来自安倍的提携，自视为安倍的忠实门生，更是安倍经济学的忠实拥趸

「硅幕」系列第三期，我们暂时从AI与大国竞争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把目光转向一个更具体、也更迫切的问题：AI，正在如何冲击“普通人”的就业？

Part 1：AI与就业，已发生的故事 05:39

从2025年末Amazon的大裁员，到今年六月以Meta为代表的新一轮硅谷裁员潮，AI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冲击，已经从概念层面走到了现实层面。越来越多的数据和证据表明，有两类群体正在不成比例地承受这种冲击：一类是AI最先掌握相关技能的行业，如软件工程师、设计师；另一类是可替代性强、但适应能力相对较弱的初级白领岗位，如客服、记账员和人力资源专员。一个共同的趋势是，这种冲击往往首先落到新晋大学毕业生身上。

图1：自2024年以来，仅在美国科技行业，已有超过 150 家科技公司裁员，总人数至少达到 11.5 万人。其中，有相当多公司的裁员声明与AI相关。

图2：在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就业正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资深工程师的需求仍相对稳健，而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初级岗位却在明显收缩。 来源：Brynjolfsson, Erik, Bharat Chandar, and Ruyu Chen. “Canaries in the Coal Mine? Six Facts about the Recent Employment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未发表手稿

图3：在美国，基层服务业的就业也呈现出类似的“代际分化”，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初级岗位也在明显收缩。 来源同上

Part 2：AI与就业，未发生的故事 32:37

AI 对人类就业的冲击，是人类漫长历史中“创造性毁灭”的又一次体现。创造性毁灭对社会与市场的良性运转具有积极意义，但对“具体的人”而言，往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如今，学界、政界与业界对于“AI是否会冲击人类就业”已基本没有异议，但分歧仍然存在：乐观派相信，这种摩擦只是暂时的，AI最终将创造新的增长点；而悲观派则认为，通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出历史上的蒸汽机、内燃机等单一领域技术创新。

在2025年获得经济学诺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我们得以一窥人类历史上漫长的“创造性毁灭”逻辑。然而，在理想状态下实现人类与 AI 的和平共处，所需要的条件相当苛刻：它不仅要求新技术跨越自己的“卡夫丁峡谷”，持续创造足够多的新岗位，也要求社会制度能够及时完成调整与补偿，让被冲击的群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转型。「我们时代的珍妮机」并非危言耸听，但有关AI社会影响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图4：从16世纪科隆裁缝对压针头机器的集体抵制到“卢德运动”，人类对技术进步的抵抗经历了漫长历史

图5：在莫基尔关于技术进步的解释中，开放的社会制度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社会能否接纳新技术；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新兴技术所代表的群体，能否与既得利益群体达成协商，甚至对后者作出必要补偿。

图6：在 Aghion–Howitt 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呈倒 U 型，其背后取决于两种相互竞争的作用力：一方面，增长会提高企业创造岗位的收益预期，从而降低失业；另一方面，增长也会强化“创造性破坏效应”，使旧企业更容易被新企业迅速赶超，丧失垄断地位，进而缩短岗位存续时间并推高失业。来源：Aghion, P., and P. Howitt. 1994.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3): 477–94.

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冲击各国社会，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却在中欧贸易摩擦中疲于应对，当下的欧洲呈现出一种撕裂与紧绷并存的焦虑状态。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在高温愈发频繁的背景下，欧洲社会在空调等基础适应性设施上依然显得格外“别扭”？欧洲左翼政党又为何逐渐转向一种「不问劳工问气候」的政策路径？以及，在热浪不断加剧的现实压力下，持续升温的中欧贸易争端将可能走向何方。

Part 1：为什么欧洲国家对空调这事儿这么“别扭”？05:03

长期气候温和的欧洲，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上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既未预料到今日愈发频繁的极端高温，也很少为空调等主动降温设施预留空间。即便在当下，不少欧洲政府仍将空调视为“非必要”的选择，更倾向于推广强调节能与环保的“被动降温”方案。在这样的政策与认知背景下，空调逐渐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含义：在部分左翼话语中，它近乎一种环保“禁忌”；而在右翼政治动员中，空调则被重新定义为关乎民生与适应气候风险的关键议题，甚至成为其争取选民的重要抓手。未来的欧洲政治，极有可能会上演一场“空调战争”。

Part 2：为什么欧洲左翼政党「不问劳工问气候」？20:28

历史上，欧洲左翼政党以劳工权益与社会主义为核心基础，但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白左”“woke”等标签逐渐成为公共讨论的漩涡焦点。过去数十年间，基于阶级叙事的传统左派与强调身份政治的新左派逐步合流，构成欧美政治中的一条重要演变路径。这一转型既是对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回潮冲击的回应，也是左翼政党在社会结构变化中寻求新的政治基础的结果。同时，它也映射出英格尔哈特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转向，以及皮凯蒂所概括的“婆罗门左派”现象：左翼的社会基础从传统工人阶级，逐渐转向受教育程度更高、价值取向更偏文化议题的群体。「不问劳工问气候」，在热浪之下显得尤其尴尬。

Part 3：热浪中的贸易焦虑，默茨的「新广场协议」之梦 42:42

自2024年以来，中欧贸易摩擦在“经济安全”与“供应链韧性”等叙事框架下，逐渐上升为欧盟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2026年美国对外贸易冲突阶段性缓和，欧盟内部也开始重新评估对华经贸关系，试图在既有格局中寻求调整空间。然而，无论是在产业政策还是汇率问题上，欧盟对中国的批评，往往伴随着对自身结构性困境的回避。从产业竞争力到内部分配失衡，这些长期问题并未因对外施压而得到实质性回应。在这一背景下，默茨所设想的“新广场协议”更像是一种政治想象，在成员国分歧与现实约束之中，正变得愈发难以落地。

上周，英国政坛出现了新的变化。适逢脱欧十周年，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领袖之位，英国由此进入到了脱欧十年周期当中第七次更换首相的流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一次斯塔默辞职的始末，背后的英国政治制度逻辑，以及未来英国政坛两个关键人物——安迪伯纳姆和奈杰尔·法拉奇之间的角逐。

Part 1：支离破碎的英国政治 07:15

英国、日本这类议会制国家，首脑更替频繁向来是老生常谈，但即便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近十年间七度易相，仍称得上反常。本部分将梳理英国议会制选举的基本流程：历任首相虽非全部因大选败选而离任，但大选这道制度性阴影始终笼罩着党内政治——一旦党魁失去必要的领导威信，党内逼宫便会成为首相更迭的常态化机制。

Part 2：摇摆的工党和高开低走的斯塔默 25:22

历经保守党十余年执政乱局，英国选民求变心切，遂于2024年大选将工党推上压倒性胜利，斯塔默由此入主唐宁街。然而美妙的开局并未带来令人满意的结局。与英国历史上那些长于鼓动、个人魅力出众的政治家不同，出身文官体系的斯塔默恰恰凭借其冷峻克制的技术官僚形象赢得选民青睐；但也正因始终未能确立清晰的政治立场，执政风格又朝令夕改，最终落得"始乱终弃"的结局。

Part3：脱欧 to be continued 47:34

不出意外，安迪·伯纳姆将继任斯塔默，成为工党新一任领袖及英国首相。但未来英国政坛的主角并不止他一人——法拉奇与英国改革党正强势崛起，试图将英国政治版图全面推向右翼。脱欧并未解决真正困扰英国社会的三大顽疾——经济、移民与医保，反而让问题愈发积重难返。倘若两大老牌政党始终拿不出一位强势铁腕的政治人物，英国的"特朗普化"绝非痴人说梦。脱欧与易相，归根结底都只是延宕真正问题解决的安慰剂。

今天我们来聊聊上周达成的美伊停战协议，以及协议当中四个未解的悬念。

Part 1：“时间、地点、人物”

04:52 特朗普的八十大寿和作为寿礼的美伊协议

07:20 为什么是“谅解备忘录”？

09:32 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签署协议，是一场充满黑色幽默的仪式

Part 2：拆解美伊十四条协议与四个悬念

17:43 悬念1：以色列能否遵守协议在黎巴嫩停战？

27:41 悬念2：伊朗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海峡管理机制？霍尔木兹海峡会成为伊朗长期控制的政治工具吗？

36:51 悬念3：美国许诺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赔款吗，钱又从哪来？

45:48 悬念4：特朗普在伊核问题上「进一步，退两步」后，双方能否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与2015年伊核协议相比，正面交锋过的美伊如何往下谈，新的协议将有利于伊朗还是美国？

今天这一期，我们回到现代职业足球在工业革命与阶级政治中诞生的时刻，追溯它如何伴随殖民扩张走向世界，并进一步讨论美加墨世界杯中值得关注的政治争议与关键细节。

足球能把现代世界的冲突引导向球场上的和平竞争，在那里，原始暴力将服从于纪律和比赛规则 —— 儒勒·雷米特

Part 1：工业革命、阶级战争与足球 05:55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格兰，但职业足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起初，足球是有产阶级的闲暇娱乐，被视为“业余消遣”。工业革命塑造了庞大的工人阶级，但他们长期缺乏时间与条件参与体育活动。直到19世纪中叶工厂法实施，工人第一次获得每周半天休息时间，足球才得以在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并逐步从精英娱乐转向大众文化。

在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区兰开夏郡，教会与工厂逐渐承担起组织早期球队的角色，并由此孕育出一批延续至今的俱乐部，如曼城、埃弗顿与阿森纳等。随着竞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工厂主开始通过“招募工人”“提供闲职”等方式，对球员进行事实上的经济补偿，从而推动了以足球为职业的球员群体的出现。这些职业球员在赛场上逐步缩小与传统贵族球队之间的差距，并最终实现反超，标志着足球从精英主导的业余活动，转变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职业化运动。

世界杯的诞生同样带有鲜明的阶级张力。顾拜旦在构想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时，始终坚持业余主义原则，将职业球员排除在外，这一立场本质上延续了精英阶层对体育的规范。然而，随着足球职业化的发展，这种排斥引发了越来越多来自工人阶级与职业俱乐部的不满。围绕“谁有资格参赛”的分歧不断加剧，最终促使国际足联推动足球赛事逐步脱离奥运体系，建立起以职业球员为核心的独立赛事——世界杯由此诞生。

Part 2：「散装」世界杯的政治大戏 33:33

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一届“散装”的世界杯，也是一届政治色彩空前浓厚的世界杯。签证争议、潜在的地缘冲突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介入，正在不断重塑赛事的运行环境，使原本相对独立的足球赛场变得愈发复杂。其中，处于多重政治张力之中的伊朗国家队尤为值得关注——这将是世界杯历史上少见的、主办国与参赛国之间存在直接军事冲突背景的情形。

球员的参赛资格、出入境安排乃至比赛期间的舆论环境，都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直接影响。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杯不再只是全球化时代的体育盛会，而逐渐成为国家关系、政治冲突与国际秩序的一面镜子。

这期节目关注美国和以色列这对盟友，为何近期在伊朗问题上分道扬镳，又将如何左右美伊和谈的走向。

Part 1：重新思考中东大三角循环 04:18

尽管2026年的伊朗战争表面上是美以伊之间的直接冲突，但其根本动力来自中东长期存在的以色列、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三角结构。自二战之后，中东政治的基本线索就是以色列、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两两对抗，围绕以色列—阿拉伯、伊朗—阿拉伯以及以色列—伊朗三条对抗线演变。随着前两者在不同阶段弱化，地区矛盾逐渐集中到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在经历多年的与伊朗“旁敲侧击”的代理人冲突后，以色列在2024年后开始寻求对伊朗的战略决战，而2026年战争正是这一结构性演变的集中体现。

图1：中东大三角与对抗循环

Part 2：同床异梦的美以联盟 26:19

在中东“三角结构”的框架下看2026年战争，可以将以色列的目标分为三层：最高是解决伊朗核问题，中层是削弱、更替伊朗政权，底线是至少实质性打击北方的真主党。

正因过去数十年的反复冲突，以色列对战争成本与持续性的预期和耐受度明显高于美国。尽管美以在最高目标上存在一致，但在底线目标上差异明显——特朗普的“TACO策略”表明，美国更倾向于尽快稳定局势、回到战前状态，这种差异使双方在谈判中出现公开分歧。

特朗普为尽快促成协议，试图推动一项连以色列最低目标都无法实现的黎巴嫩停火方案，以色列因此难以接受。即便以色列同意暂时停火，将战略寄托于美国，这种寄望本身就注定走向“同床异梦”。

图2：美以伊在谈判中的简明议价轴；从左端到右端，分别是伊朗的理想结果和美以的理想结果；美伊的底线构成了黄色虚线标注的谈判空间，而这个谈判空间已经低于以色列可以接受的底线目标

今天这期节目有两个契机：一是最近这段时间世界难得太平了一些，没什么大事可讲；另一方面，这种难得的平静，又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们现在再也不谈“地球村”了？

曾几何时，我们相信全球化会让世界变得越来越紧密，国界、供应链和信息流动会把彼此真正连接起来。而如今，“地球村”“世界公民”“经济上行期”都已成为被浪漫化的旧时代标志。仅在 2026 年上半年，冲突、对立与撕裂就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注意力，以至于这几周的平静都显得格外难得。「全球化已死」，是否果真如此呢？为什么我们距离曾经的全球化旧梦渐行渐远？

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宏大话题，这期节目，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

Part 1：地球村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幻梦 06:18

“地球村”这一概念，最早由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源于他对现代媒体的观察：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人们仿佛被压缩进了同一个空间，彼此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然而，麦克卢汉从未给地球村赋予美好愿景，但在概念演变的过程中，地球村逐渐成为人们对人类社会消解国家边界、守望相助的愿望，尽管这种愿望从一开始就不现实。

地球村、世界公民或是经济上行期的世界，建立在当前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秩序，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中。自冷战结束、华盛顿共识的出现以来，全球化的故事就是美式全球化从西方阵营走向世界的故事。然而，美式全球化首先生产了它自己的掘墓人，2016年之后，特朗普与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开始以全速度冲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造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撕裂世界。

Part 2：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红利 24:57

这一部分，大家可以配合收听《如何用同一个故事解释贵金属、贸易战与弱美元？》

二战后，重建国际经济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选择了美元作为通行货币，由此也赋予了美国独特的“超额特权”。美国不仅可以用本国货币参与国际贸易和金融结算，还能让其他国家在积累美元资产后，将这些美元重新“存回”美国，通过购买美债等方式间接为美国融资。这种优势给了美国超然的财政借贷优势，但却也埋下了去工业化的隐患。

图1：特里芬难题的现代版本

Part 3：民粹十年：美国如何亲手摧毁自己建立的全球化？33:23

为什么美国会在自己建立的全球化体系中出现贸易逆差，而为什么贸易逆差将会直接导致去工业化？所有的原因植根于这套体系本身——当美元成为国际贸易的通用货币，世界各国就必须不断积累美元储备——而积累美元的唯一方式，就是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并资本管制。于是一个结构性悖论出现了：全球化越成功，美国的贸易逆差就越大；逆差越大，美国的工厂就越凋敝、失业就越多。这可以称作特里芬难题的现代版本。

2016年，这个被尘封已久的政治故事被两个人物重启，一个是进口冲击的模范受害者J.D 万斯，另一个则是史蒂夫·班农。全球化不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迅速转化为美国国内政治中最具杀伤力的分裂线之，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制造失业、产业外流与社会撕裂的根源。在将反全球化的叙事与铁锈带选民充分融合之后，特朗普于2016年凭借铁锈带三州的微弱优势击败希拉里，宣告了美式民粹主义的崛起。

一个兼具民粹色彩与强大权力的领导人，最终与位于现行全球化体系核心的美国形成了一种高度契合的政治组合，最终造就了逆全球化的崛起。地球村并不是一场幻梦，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美式方案，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图2： 大卫·奥托著名的中国综合征AER论文（也称中国冲击），可能是有史以来引发政治后果最明显的学术论文之一

图3：进口冲击的模范“受害者”——J.D 万斯与《乡下人的悲歌》

存储芯片已不是第一次迎来“好日子”了：从 2020 年的芯片荒，到 2025 年开启的 AI 基建潮，存储芯片一直都是活在周期里的产品。但在中美 AI 竞争的大背景下，这个几乎完全由韩国主导的产业，正在从边缘配角走向核心战场。为什么内存在AI产业中这么重要？为什么AI内存需求会演变成波及手机、电脑等日常电子消费品的内存荒？拥有一个不由中美所主导的产业，对于韩国来说是天赐良机还是幸福的烦恼？

《硅幕》第二期，我们来聊聊芯片层竞争的另一部分，内存。

Part 1：算力是什么？ 10:05

AI芯片究竟在算什么？在大部分大模型训练中，一个基本的计算形式是矩阵乘法。这种单次计算很简单，但重复次数极其庞大，因此擅长并行计算的GPU要远胜于CPU，也因此成为AI训练的核心硬件。然而，算力并不是模型训练的全部，围绕在GPU周围的其他要素，如内存，在发挥一种短板效应，制约着算力的理论实现。

图1：一个简单的矩阵乘法示意图，这样的矩阵乘法就是大模型训练的（绝大部分）底层计算形式

Part 2：为什么内存会成为算力的瓶颈？22:20

如果说GPU是一个并行计算能力极强的数学天才，那么内存就是站在这个天才旁边帮她传递试题、记录答案的辅助。在大模型场景中，如果“传递试题”的速度太慢，那么再高的算力都会被内存瓶颈所约束。

这种被称作“内存墙”的现象正在成为AI产业的一道难关，而目前成熟的应对方案被称作高带宽内存（HBM），这是一项被SK海力士牢牢把控的领域。随着英伟达进一步依靠财力霸占整个供应链，存储芯片的产能逐渐向周期长、良品率低、消耗高的HBM转移，而消费级内存则陷入到了供给不足的状态。不仅如此，像 Cerebras 这样的英伟达潜在挑战者，如今也不得不在台积电和海力士的产能队列中排队等待。

图2：当前韩国主要股指中的市值分布，SK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占据了半壁江山

图3：处理器性能与内存性能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愈发扩大的鸿沟

Part 3：韩国：向“K半导体”要红利 44:17

韩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积累了雄厚的制造业底蕴，但始终没有培育出像英伟达或稀土那样具有战略分量的产品。高带宽内存的爆发，或许正是韩国期待已久的机会。然而，想要依靠内存获得对外政策话语权并不容易，因为美国的技术管辖已经深度嵌入韩国半导体产业，一些韩国国内的声音也因此转而主张更加贴近美国，以换取技术与产业流动的稳定。

在社会层面，围绕“AI红利”是否应该被共享的争论也愈发激烈。左派的李在明政府与保守派针锋相对：一方主张红利必须由国民共享，另一方则坚称政府干预会伤害企业竞争力。海力士给员工的慷慨福利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广泛讨论，三星电子罢工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一步发酵。AI红利中的韩国面临“幸福的烦恼”，但这只是AI社会复杂影响的一个开端。

图4: 5月20日，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李在明政府的协调下达成了初步协议

时隔九年，特朗普率领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对中国开展国事访问，这场「旋风三日」之行留下了诸多值得玩味的细节，也为未来三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坐标。如何理性看待这次访华的预期与成果？没有纸面协议，是否就意味着没有进展？在这支陪同访问团中，为何马斯克与库克轻装简从，而黄仁勋与波音CEO奥特博格却不得不肩负沉重的“带货”任务，最终却未能如愿？这场看似热闹的访华之旅，背后真正的逻辑又是什么？

Part 1：管控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国竞争07:35

中美竞争不同于历史上的英德、美英、美苏、美日竞争；这是一场发生在经济高度相互依赖、意识形态又相距甚远的国家之间的较量。良性合作与烈性竞争的前景，往往只在毫厘之间。

Part 2：釜山峰会后中美首次磋商，成果几何？12:08

对于中美关系的实质性经贸议题而言，发生在访华前夕的经贸磋商才是重头戏。这次磋商应当被解读为落实日内瓦与釜山两次贸易协定的良性进展，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重大转折。访华之旅的政治意涵，与磋商推进的实际成果，既相互呼应，又各有分工。

图1：赫希曼的经典之作《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的结构》

图2：第一轮贸易摩擦当中，中国的精准反击关税

图3：四轮反击关税之后，中国的反击关税策略实现了对于美国大部分县城的行业覆盖

Part 3：哪些行业会成为大国博弈的“代价”？26:02

1945 年，阿尔伯特·赫希曼提出了贸易与国家权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指出，在任何贸易关系中，更依赖对方的一方往往处于相对劣势；这套逻辑后来也成为理解贸易摩擦和经济胁迫的重要理论基础。在 2018 年第一轮贸易战周期中，中国虽然仅对价值约 1100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但通过精准打击共和党票仓地区的支柱行业，取得了显著的反击效果。

Part 4：成为一张牌的代价：波音与英伟达40:48

进入第二轮贸易战周期后，大型科技公司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战场，英伟达和波音是其中的典型。英伟达在塑造“AI 产业关乎国家利益”的政治叙事中异常活跃，但这些活动最终也成为一把双刃剑：美国随后加强对华出口管制，英伟达也因此失去部分中国市场。波音则自始至终对中国市场存在不对称的依赖，这种依赖成为中国反击美国关税的有力武器。即便是大型企业，在大国竞争中也难以完全保全自身。

Part 5：长袖善舞：苹果与特斯拉49:32

库克与马斯克可能是这次北京之行中最为轻松的人物。尽管苹果与特斯拉在中美两国都有深度嵌入，但关键差异在于，这两家公司成功构建了一种双向依赖关系，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从而避免成为贸易摩擦的工具——正如布林肯那句名言所说：“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

图4：马斯克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政策工具？

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左传·宣公十二年》

阿联酋官宣退出欧佩克后，不少观点将其视为欧佩克走向黄昏的标志。然而，如果回顾欧佩克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它的衰亡其实早在登上巅峰之时就已埋下伏笔。

今天阿联酋的退出，并不单纯源于对欧佩克“欺压”的不满，而更多是与欧佩克领袖沙特之间长期地缘政治竞争的新高潮。昔日的小弟与老大翻脸，也折射出阿拉伯世界内部更深层次的裂痕与重组。

而欧佩克的消亡史，从昔日石油垄断协调的“模范生”，到1973年石油危机中一战成名、以“反帝急先锋”姿态夺回产油国自主权，再到如今逐渐显露出组织空心化的趋势，欧佩克的消亡更像是一种组织逻辑演化后的必然结果。是非成败转头空，欧佩克将是历史循环当中的匆匆过客。

Part 1：中东石油创业史 08:09

在前欧佩克时代，中东石油开发长期由跨国石油公司“七姐妹”主导。那么，这些公司究竟是如何在中东扎下根基的？中东最初的石油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运气”游戏。英国在波斯的石油冒险率先获得回报，随即引发了主要石油巨头对中东油气资源的瓜分狂潮。今天我们熟知的英国石油公司、道达尔能源和沙特阿美等巨头，皆崛起于这片土地。由于当时中东国家尚未充分认识到石油的战略价值，早期对特许经营权的低价出让，也为此后长期的利益失衡埋下了苦果。

Part 2：为什么单打独斗的产油国不敌七姐妹？21:43

七姐妹在中东建立了高度协调的垄断组织，意在通过集体产量的控制左右全球石油价格。产油国苦七姐妹久矣，但是由于七姐妹“枪打出头鸟”的协同作战，意图打压七姐妹的产油国通常损失惨重——墨西哥走下石油出口霸主地位、伊朗摩萨台政权被推翻，都是西方石油霸权的结果。一个建立在买方市场的时代，使得七姐妹掌握了更强的主动权，而单打独斗的产油国只能自吞苦果。

Part 3：为什么联合的欧佩克击败了七姐妹？ 39:39

委内瑞拉政治家阿尔丰索·佩雷斯率先通过协调行动建立起公司-产油国的“五五分成”原则，这一成果经验促使他走向推动欧佩克建立的事业。随着七姐妹肆意降价惹怒产油国，伊朗等国家最终回应了阿尔丰索的呼吁，于1960年建立欧佩克。欧佩克与七姐妹针尖对麦芒，采取了“保护出头鸟”的策略，在1973年利比亚价格大战中结成统一战线，迫使七姐妹不断接受水涨船高的石油价格。石油涨价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了让美国损失惨重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次危机使欧佩克一战成名，最终了结了数十年的夙愿，实现了中东地区的石油国有化。传统的西方列强由此“十年怕井绳”，最终组建起G7七国集团与之抗衡。

Part 4：为什么“无敌”的欧佩克最终走向了衰亡？59:46

当共同敌人七姐妹消失后，欧佩克便失去了最初的动机。尽管欧佩克作为外交实体的存在感相当强烈，但是数据表明，欧佩克对于内部成员的产量管理已经名存实亡。阿联酋向欧佩克发难，不完全因为欧佩克给了它过低的配额——阿联酋早已不受约束。真正决定这次分裂的，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之争。阿联酋向来不服从沙特的地区领导，而沙特也在觊觎阿联酋的区域经济地位。在伊朗战争中，阿拉伯世界惨遭波及，作为老大的沙特却无所作为，最终招致了阿联酋的不满。阿联酋与沙特的决裂，是今天欧佩克大戏的真正线索。

兴于团结，亡于内斗；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2026年5月5日更新：

大家好，感谢来自小宇宙编辑的推荐，让许多朋友点进了这期发布于上周的节目。

从这期节目发出到现在，美国国内围绕AI芯片禁令问题又有了更加如火如荼的辩论。有些观点支持黄仁勋所说的“中国没有算力问题”的说法；也有观点认为，中美的算力鸿沟是实质性的，中国无法利用廉价能源优势来取长补短。这期节目所介绍的，是黄仁勋在几周前所发布的观点，而现在，他的立场也有所动摇。这是今天美国AI精英们“政治挂帅”风向的鲜明写照。

需要说明的是，这期节目所介绍的所有观点都是有立场的——黄仁勋希望解除芯片禁令，来自于他本质上作为芯片商人的身份；阿莫代伊支持芯片禁令，是因为旗舰大模型的性能是Anthropic的立命根基。请大家批判性地看待，感谢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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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技术的发展都很难超出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例如核武器与太空竞赛。然而，像 AI 这样长期、全面、几乎将整个产业链的每个要素都卷入政治竞争的局面，仍是前所未有。自大模型元年至今四年以来，人类 AI 竞争格局也逐渐趋于稳定，呈现出两极争霸的态势。

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名为《硅幕》的系列节目，从AI产业的每一层结构入手，梳理当前中美AI竞争的格局与前景。事关人类命运的 AI 决断时刻正在逼近，而这场竞争的走向，不仅将重塑技术版图，也将深刻影响未来的全球秩序。

Part 1：政治化的技术——AI时代的铁幕     03：46

图1：黄仁勋的五层蛋糕理论

AI正在成为自冷战以来最深度卷入地缘政治竞争的技术，但AI不只是AI，而是一整个建立在综合国力基础上的全产业链竞争。从黄仁勋的五层蛋糕入手，我们首先刻画了当前AI产业格局竞争的每一个“战场”的局面。

Part 2 内卷与跑分的生存游戏：大模型层的竞争 10:44

自Deepseek冲击以来，虽然硬件厂商逐渐恢复了元气，但美国的闭源AI巨头却仍处在阴影当中。最近，美国的三大AI巨头Anthropic、OpenAI和Google Deepmind罕见地摒弃前嫌、达成了统一战线，向美国政府“状告”中国大模型的疑似蒸馏行动。美国AI巨头的焦虑，反映出中美在开源vs闭源路径上的战略之争。闭源为美国带来了前沿模型的性能领先，但开源策略将更有助于铺开规模，构建完整生态，以低成本的核心优势建立技术生态。开源的确可称为中国AI的阳谋。

图2：OpenRouter所统计的上月度全球ai模型调用排行

图3：微软研究院所统计的2025年Deepseek全球市场份额分布

Part 3 被武器化的依赖：芯片层的竞争 35:11

AI芯片之争是中美关系动荡转折的缩影，对华AI芯片禁售几乎从AI浪潮开始的那一刻就已经拉开帷幕。尽管屡次尝试，美国政府最终还是限制了英伟达对华出口芯片，而结果就是，中国开启了自主AI芯片的开发征程。

图4：黄仁勋做客美国知名科技博主Dwarkesh的播客，提出了“中国没有算力问题”的观点

黄仁勋正处在一种颇为尴尬的政治立场之中：如果承认算力的战略意义，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要向中国出售芯片；如果否认算力的关键作用，又会动摇自身的行业判断与商业叙事。他最近的观点是，中国也许不存在真正的算力短缺问题。

尽管中国缺乏高性能芯片，但凭借中端芯片的产量优势和相对低廉的能源成本，中国 AI 厂商正在走出一条“以时间换空间”的路径。与此同时，尽管美国仍然保有先发优势，中国 AI 产业却通过开源策略不断缩小差距，并努力构建自己的技术生态。开源模型加国产芯片，正在成为中国 AI 竞争策略中的重要组合。一旦这一模式全面铺开，黄仁勋们的焦虑恐怕还会进一步加剧。

【4月22日 更新】

尽管特朗普释放出愿意将停战延续至协议达成的信号，美伊围绕第二轮和谈的僵局仍在持续。最新消息显示，伊朗和美国已先后宣布不会参加即将举行的第二轮伊斯兰堡和谈。正如我们在这期节目中所提到的，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互锁博弈，实际上已经将彼此推入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谁都不愿先放手，却又都希望对方先让步。如果没有一个契机让双方同时放手的话，僵局恐怕不会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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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月里，美伊和谈经历了四次大起大落：每当和平曙光初现，紧张局势总会随之升级。这次和谈为什么如此棘手？美伊和谈的前景又将如何？在今天这期节目中，我们将顺着时间轴，一起梳理这场反复拉锯的谈判。

Part 1：伊核问题、美以同盟与前三次拉扯 07:25

自从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来，伊朗成功地将金融战打到了美国的大后方，以高油价+股市波动为链条，迫使美国退却。特朗普的确萌生退意，但是招揽盟友护航、加大威胁与TACO等方式均未能起效。在三次失败的拉扯当中，伊朗通过“冷暴力”将美国逼入绝境，为最终谈判的开始积累了主动权。

Part 2：第四次拉扯为何本质上不同？34:46

特朗普在伊斯兰堡和谈破裂后采取的“反封锁”策略，意外收到了奇效。原本，伊朗试图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对称僵局，迫使局势滑入一场对自己更有利的消耗战。但在局面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情况下，特朗普选择了“鱼死网破”，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再设一道封锁线，进一步切断伊朗的海上生命线。由此，美伊双方陷入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如果双方都放开，彼此都会受益；但任何一方都担心自己先松手、对方却不松，从而让自己吃亏。这种“互相伤害的僵局”，往往更有可能让双方耐心坐在谈判桌上，去思考原本看不上眼的方案。美伊的未来谈判，仍将是以“核问题为主，霍尔木兹海峡为辅”为格局进行长期拉扯。

【战争经济学】系列第二期，我们来聊聊战争对于个体命运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Part 1：战场建功，是真实还是幻觉？02:25

有一种观点认为，战争除了带来风险，还会为一个阶层流动停滞的社会提供短暂的流动窗口，为平民百姓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从商鞅变法到五代十国的军人政治，似乎这样的历史案例比比皆是，然而，普通人真的能通过战争跃升阶层吗？是仅仅停留在个体，还是社会普遍的流动？

Part 2：人类社会的不平等起源于军事能力的分化

古人的身高与其财富资源密切相关，因此，身高数据的统计分布就可以视作古代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测量指标。一篇基于考古数据的政治学研究发现，军事技术的变革是解释原始文明与古代文明社会不平等差异的重要因素。随着军事技术的复杂，出现了一批垄断军事实力的精英，这些精英最终也成为了社会的权力中心。因此，军事技术带来的军事能力的分化，催生了人类从平等走向不平等的初步转折。

参考文献：Boix, C. and Rosenbluth, F. (2014) “Bones of Conten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ight Inequ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8(1), pp. 1–22. Available at: doi.org.

Part 3：并非所有战争都能缩小阶层差距，动因也并非军功

来自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的研究发现，纵观人类历史，唯有战争、革命、瘟疫、国家崩溃能够实现社会阶层的大规模洗牌。然而仅在战争类别当中，其影响也有不同。南北战争与中国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均是大规模军事动员，但是未能达成社会平等的后果，反而让不平等程度越来越大。只有两次世界大战——作为现代化的全面战争——通过打击有产阶层，并建立战后再分配制度，间接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然而，这一结果建立在堪称惨痛的代价之上。因此，战争给予普通人阶层跃升的想法更多是幻想，而非事实。

图片：七个主要国家在二战前后前1%富人所占据的社会财富比例

图片：二十个国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平均最高税率，1800-2013年

参考文献

【4月8日的更新】

堪称峰回路转的剧情上演了：根据最新消息，在所谓“48小时最后通牒”即将到期之际，美国和伊朗先后接受了巴基斯坦提出的“停火两周”协议，特朗普终于等到了顺坡下驴的机会，而伊朗限定版本的 TACO，历经一番波折后，终于暂时实现了。

不过，这次停战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命运还没有定论，美伊能不能走上谈判桌，被冷落的以色列如何反应，还需要我们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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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放出强硬威胁，见势不妙便撤回，再把退让包装成“胜利”——这种行事风格在过去一年里屡屡出现在特朗普身上，这便是被称作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的 TACO 策略。TACO 似乎让特朗普在反复出尔反尔后依然片叶不沾身，甚至还成了华尔街的一种交易逻辑。然而在伊朗，特朗普却碰了钉子：即便释放撤退信号，伊朗也不给他台阶下。为什么屡试不爽的TACO在伊朗失灵了，为什么特朗普在伊朗想撤也撤不出？今天的节目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Part 1: 伊朗困局和失灵的“TACO” 00:32

伊朗战局僵持一个月后，全球经济已承压太久，市场翘首以盼特朗普像过去一样“TACO”，撤回对伊朗的威胁、结束战争。然而，特朗普却在4月2日的全国讲话中意外保持强硬，甚至扬言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一次特朗普不再TACO了？

Part 2: 特朗普的“狼来了”寓言 09:51

如果说“疯人战略”是特朗普的进攻策略，那么 TACO 就是他的防守策略——见势不对，见好就收。然而，TACO 也需要对手“配合”。北约和日韩愿意配合特朗普演一出 TACO 大戏，把他的退却包装成外交胜利；但伊朗却不给他面子。即便特朗普接连释放退却信号，伊朗仍坚决否认任何谈判，摆出一战到底的姿态。特朗普第一次碰上一个想“TACO”却退不下来的局面：即便退却，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也难以逆转，所以他只能进一步加码威胁。

Part 3 领导人的信誉分游戏：国际关系当中的可信声誉 29:42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领导人若想一言九鼎，就必须重视“言行一致”的声誉，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威胁与承诺的可信度。特朗普上任之初，凭借对国会的掌控以及美国国内的“观众成本”机制，确实建立起了不错的可信度基础，这也是他最初在对外政策中予取予求的重要原因。然而，“狼来了”的威胁终究难以持久。随着特朗普不断 TACO、反复食言，一个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形象，也逐渐暴露在国际观瞻之中。伊朗问题就像是“潮水褪去便知谁在裸泳”，特朗普的48小时最后通牒已经发出，无论是否兑现，他的事前威胁可信度都已经大打折扣。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费后勤是古今中外战争的不二铁律，即便现代信息化战场也概莫能外。即使在今天，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美以伊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战争早已不只是前线火力的较量，也越来越成为一场比拼财政能力、工业供给和持续动员能力的经济战；所谓消耗战，说到底，拼的就是谁更能撑得住军费。

作为《战争经济学》系列节目的第一期，我们先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聊起：战争的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之间出现了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古代国家通常只能靠掠夺和征税来打仗，而现代国家则第一次拥有了“借未来的钱，打今天的仗”的能力——无论是借债，亦或是开动印钞机。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一同梳理这个这场至关重要的历史转折。

时间线

Part 1：战争财政的四种经典策略 03:13

Part 2：以税养战+以战养战：古代国家战争财政的支柱

Part 3：借钱养战+印钱养战：现代战争财政的双刃剑

Part 4：战争财政与2026年美以伊冲突

近几年，美国资本市场兴起了一种新兴交易模式——事件预测市场。在这里，人们可以押注现实世界的任何事件结果：奥斯卡归属、大选胜负，获利者不在少数。然而，伊朗战争相关的预测赌局却在美国国内掀起巨大争议：在生死攸关的战争议题上，这些市场变成了一场投机狂欢。更有甚者，一些疑似政府人员的匿名账号还在通过内幕消息精准获利，这种以战争为契机中饱私囊的现象，正在将事件预测交易推向风口浪尖。

这期节目，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事件预测市场的双面性：它究竟是信息聚合的利器，还是在战争阴云下投机狂欢的推手？

Part 1：蹊跷的战争下注 01:01

2月27日，一场空袭，一笔120万美元的神秘获利——就在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军事行动后数小时，一家交易数据追踪公司发现了一个异常操作：有六个匿名账户在预测平台 Polymarket 上对“特朗普是否会发动袭击”进行了精准押注，甚至精确到"袭击发生在2月28日"。待袭击如期而至后，这些账户净赚120万美元。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账户并非提前数月布局的老玩家，大多数在袭击发生前24小时内才完成充值。这些操作将事件预测市场原本摇摇欲坠的合法性推向新的风口浪尖。

Part 2：在不确定时代预测政治：Polymarket的运转模式 07:27

在不确定性的时代，人类总希望能尽可能收集信息，把握确定性。事件预测市场就是应运而生的产物。在理论上，通过提供物质激励个体搜集信息并诚实汇报信息，事件预测似乎建设了一种理想的信息聚合机制，通过群体智慧汇聚分散信息，形成比单一专家更精准的「市场预测」。以Polymarket为案例，我简要介绍了事件预测平台是怎样通过价格机制实现上述目标的。

Part 3：风向标还是人血馒头：政治预测的道德争议与潜在后果 16:45

事件预测市场是一把双刃剑，通过群体智慧聚合分散信息的同时，也可能放大投机冲动、扭曲真实风险信号。尽管经济学理论反复论证其价值，但在实际运行中，道德风险与内幕交易的传闻始终挥之不去。这些内幕交易不仅暗藏军事机密泄露风险，还可能将战争决策与某些人的私利直接挂钩。在信息与金钱的漩涡中，预测市场这把双刃剑终将考验人类对风险与道德的最终底线。

2026年开年的短短三个月里，有一个词频频闯入公众视野——“斩首行动”。从马杜罗，到墨西哥大毒枭奥塞格拉，再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短平快的斩首作战震撼了世界，却也引发了这三个国家/组织截然不同的命运：委内瑞拉“一枪不发”地结束了自己的抗争，墨西哥贩毒组织爆发了无组织的报复骚乱，而伊朗正在史无前例地开展有组织的大规模反击。

显然，斩首行动显然并不总能实现攻击者的目标：据一份横跨60年的量化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近300次针对武装组织的斩首行动中，只有17%真正推动了被斩首组织的解体。更令人惊讶的是，斩首行动似乎常常“适得其反”，促进了被斩首组织的团结与战斗力。

为什么斩首行动常常适得其反？哪些组织能够挺过斩首行动并增强战斗力？更具体地说，为什么委内瑞拉和伊朗在被斩首后走向了截然相反的反应？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原本小众，但是越发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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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现代斩首行动简史 08:46

针对敌方将领的作战行动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是在不宣战或者没有直接对抗的情况下直接击杀对方组织的领导人，是现代斩首行动的一个特别之处。实际上，现代斩首作战首先是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发展出现的——由于恐怖组织常常隐蔽分散，正面战场上美军无计可施，遂根据它们高度依赖于领袖个人魅力的结构特点，制定出了定点清除组织首脑的策略。本拉登、巴格达迪之死，就是这种策略成功实施的案例。

Part 2：为什么特朗普尤其钟爱斩首？ 22:23

自2016年至今，特朗普已经发起了四次斩首行动，其中两次针对主权国家领导人，已然刷新了美国历任总统的记录。特朗普对于斩首的青睐，来自于他对美国过往全面战争悲剧历史的厌恶：当美国试图通过推动对方政权更迭等方式推进对外政策时，往往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展全面战争，直到彻底推翻对方政府。但在特朗普看来，借助现代特种作战的方式跳过全面战争步骤、直插敌方首脑的行动更具有性价比，这符合他短平快的对外政策风格。

然而，特朗普在委内瑞拉的成功行动使其忽略了伊朗的复杂性——斩首行动未必导致对方组织的崩溃，反而有可能使其更团结，更强硬，从而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Part 3：斩首行动在什么情况下会适得其反？ 41:11

政治学界长期关注斩首行动在反恐作战当中的效果，并产生了实证发现。我介绍了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副教授Jenna Jordan的一篇开创性研究：当一个武装组织规模更大、历史更悠久，更依靠宗教等因素凝聚时，它挺过斩首行动并增强战斗力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Part 4：结语&解释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命运殊途 45:35

* 北京时间3月3日更新：

在节目发出的时候，美以双方对于它们如何定义preemptive war的说法还没有完全得到说明；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两个很相似的概念：

根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最新说法，美以这次行动的具体动机是第一种，即因认为伊朗即将进攻美以，转而“被迫”先进攻。平心而论，这是一个很没有说服力，堪称欲加之罪的借口——美以没有必要通过出其不意才能获得战场优势。

这期节目提出的解释聚焦后者：在整个伊朗核危机的长逻辑当中，伊朗声称自己将和平利用核能的说法是一个不被信任的承诺，作为其政治对手的美以两国“宁信其有，莫信其无”，触发了预防性战争的机制——在预期伊朗可能在未来拥有核武器时，提前击败它。2025-2026年的伊朗国内动荡，给了美以“趁他病，要他命”的机会窗口，将“终有一战”变成了如今已经发生的终局之战。

因此，先发制人是借口，杜渐防萌是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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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终于落地，美伊之间这场“终局之战”仍旧不可避免地打响了。可以预见，2026年大概率将如同1979年一般，成为中东历史的转折点。

回望这场冲突背后的长逻辑，旷日持久的伊朗核危机终究还是以一种悲剧而又剧烈的方式收场。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似乎终于可以梳理整场伊朗核危机的来龙去脉，并尝试厘清美以发动这场“预防性战争”的内在逻辑：为何伊朗执意要拥有核武器？为何正是这种追求核武的念头本身，反而催生了美以的先发制人打击，将各方拖入更深的不安全困境？

火与血的轮回，仍注定要在中东大地上一次次重演。

推荐阅读

如果您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性战争理论有进一步的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时间轴

04:48 非同寻常的袭击，非同寻常的反击

美国-伊朗-以色列大三角的关系变迁

为什么伊朗执意拥有核武器？

为什么拥有核武器的念头招致了美以进攻的必然结果？

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的发布正好赶上除夕，我想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胜意！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把目光拉回到一个离我们更近的日常现场，尤其是新春团聚时随时可能上演的情景：为什么一旦聊起时政或社会议题，我们就那么容易吵到“聊不下去”？为什么在网上的公共讨论中，对立情绪和戾气似乎总是压过了理性与倾听？

在这期节目中，我回顾了政治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的“价值多元论”观点。柏林认为，人类所追求的诸多价值，如公平与效率，虽然听起来美好，但在实际运行中却无法同时实现。因此，最棘手的价值冲突不是善与恶的冲突，而是一种善与另一种善无法共存的冲突。在这个框架下，每个人都站在一个由不同的“善”所定义的“价值坐标系”之中：在经济上，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取舍；在政治上，是在集体与个人之间平衡；在文化上，则是在开放与保守之间摇摆。正是这些维度，为每个人的价值立场找到了各自的锚点。

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时政或社会议题讨论，特别是那些旷日持久而无定论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围绕着彼此冲突的根本价值坐标展开，因此争论本身不可能分出一个绝对的对错、黑白，而是会长久地僵持下去。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关键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自古以来反复出现，今天的所有讨论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早已出现过的几种“原型答案”，当代争论更多是在旧瓶里装新酒。

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试图调和分歧，就必须尊重复杂性、接受矛盾，这会削弱观点的动员力和战斗力；而一个思想如果想要获得大规模传播，就往往要被简化、极端化、情绪化。于是，真正最有吸引力的，往往不是需要耐心推理的复杂立场，而是那些一眼就能理解、情绪高亢、站在价值坐标极端的简单立场，它既有强烈的战斗感，也让非黑即白的话语更容易占据公共视野，被互联网时代的意见领袖轻易操控和放大。

当我们把这些抽象的“价值坐标系”放回到具体的聊天现场，也许就能多一点从容：争论各方并非“非蠢即坏”，而是站在了另一组价值锚点上在说话。在节目的最后，我也讨论了一些有助于我们进行良性讨论的建议。在一个充满对立的时代，但愿相互理解能够成为消解戾气的良药。

** 这期节目当中提到的三维度价值坐标如下图所示。如果大家对于测验自己的价值坐标有兴趣，可以自行搜索political compass 或类似的网站尝试，

回望2025年，三个看似并不直接相连的经济现象——贵金属持续走强、贸易战烽烟再起、弱美元悄然浮现——频频同框于新闻头条。如何将这些表面分属不同领域的信号，勾连成同一个故事的不同侧面？答案，就藏在美元体系的内在张力之中。

为何美元能稳坐超然宝座？各国为何甘愿囤积外汇与美元资产？这一机制如何在铸就美国霸权的同时，悄然酿成去工业化的苦果？当特朗普祭出贸易战这一杀招，为何却将美元体系推向更深层的危机，催生贵金属崛起与弱美元现身？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尝试一种更具挑战性的整合视角，抽丝剥茧，探寻这些扑朔迷离的经济表象背后那条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根本脉络。

本期节目提到的三种参考文献

时间轴

08:56 从“赚外汇”说起：参与国际贸易需要积累美元；积累美元，（通常）需要保持对美国贸易顺差

14:07 作为国际支付工具的美元：三种特权（直接支付贸易逆差，低融资成本和武器化相互依赖）与一个代价（贸易逆差与去工业化）

32:22 贸易战：特朗普应对去工业化的“病急乱投医”。在压缩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同时，压缩了贸易伙伴的外汇储备，亲手斩断了潜在的美债买家来源

38:22 贵金属：特朗普冲击引发美元资产的连环信用危机，寻求替代资产的动机成为贵金属高涨的根本驱动

47:22 弱美元：美元资产信用危机降低其吸引力，间接导致美元趋弱；特朗普的弱美元取向与美国财政部的强美元信条形成对立

52:08 总结：美元结构性危机故事与三重回响

从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商业航天一跃成为资本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风口之一：马斯克的SpaceX正酝酿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IPO，而特朗普主推的“金穹计划”也在加速把太空推向新一轮战略博弈的前台。为什么商业航天会在这一刻突然引发前所未有的关注？和人类的第一次太空竞赛相比，如今的“第二次太空竞赛”又有哪些不同的特征？

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系统梳理近期商业航天热背后的政治逻辑。太空竞赛2.0，不再只是两大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象征的对决，而是安全、资本与科技野心交织在一起的立体战场。随着太空的商业利益与安全潜力同时涌现，各国正加速展开一场面向近地轨道“圈地运动”，试图在新一轮轨道秩序成形之前抢占位置与话语权，而围绕太空治理的协作困境，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逼近人类社会。

时间轴

东汉末年，纲纪崩坏，董卓挟权乱政，群臣但知昼夜号哭，不敢有所作为。曹操立于朝中，冷然一叹：“滿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

公元2026年，在委内瑞拉，在格陵兰，在达沃斯，特朗普恃势横行，逼迫世界各国俯首听命。随着美国亲手摧毁了过去数十年塑造起来的西方世界秩序，旧有的盟友框架正在迅速松动，一个充满不信任与试探的新局面正悄然成形。在达沃斯，古恨今仇交织，欧洲在美国的服从性测试中进退失据，加拿大总理卡尼则选择打破沉默，在公开场合罕见地正面回应美国的单边主义，以中等国家的新秩序愿景，直面特朗普与业已破碎的西方世界旧秩序。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一起回顾这场达沃斯论坛如何一步步演变成大西洋盟友的决裂时刻。面对美国抛出的这场“服从性测试”，欧洲领导人是如何各怀心思，卡尼为何罕见地强硬回击。这场看似只是话语交锋的达沃斯风波，又将怎样重塑未来的美欧关系与全球秩序。

本期节目中，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投票环节，请大家选择有关下一期节目大家所感兴趣的话题，我将会根据大家的选择制作下一期节目，期待您对本期节目和我们频道的反馈！

格陵兰的余波

02:32 北约选择安抚美国，特朗普宣布达成格陵兰框架协议

07:06 对欧洲羞辱不断，特朗普是否在进行一场服从性测试

达沃斯的决裂

10:32 达沃斯论坛简介

13:22 冯德莱恩与马克龙：创造欧洲人的独立欧洲，却保存对于旧秩序的幻想

24:00 加拿大总理卡尼：放弃幻想，直面西方秩序的决裂时刻

28:40 特朗普：已读乱回，鼓吹政绩，羞辱欧洲

33:48 美国的漫长服从性测试：欧洲仍犹豫不决是否另起炉灶，加拿大已然直面现实构建新秩序

重新思考特朗普的疯人战略

36:44 不可预测性是特朗普主义的内核

37:57 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三重表象：摆脱官僚、背刺盟友与放弃普世价值

39:47 特朗普不可预测性的三个内核

刚结束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便迅速调转枪口，把目光锁定在那场已沸沸扬扬传了半年的“格陵兰购岛”风波上。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公开提出购买，甚至以武力威胁占领另一主权国家领土的做法，已极为罕见，并被普遍视为对主权不可分割原则的公然挑战。

为什么特朗普如此执念于格陵兰？为什么他选择在此时，冒着“撕裂北约”的风险强推这一议程？而在这场围绕极地岛屿的博弈中，欧洲盟友又究竟被迫扮演着怎样既被裹挟、又颇为尴尬的角色？这期节目，我们就从特朗普的“疯人策略”谈起，尝试还原这场格陵兰风波背后“虽可耻却有用”的权力逻辑。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畅所欲言，无论是有关节目话题本身的想法，还是对节目制作的建议，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

00:30 新年伊始，特朗普开始反常地快速推进对外政策议程

04:42 如何解读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风格——疯人战略的简介

07:46 特朗普对于格陵兰的兴趣由来

11:17 夹缝中的欧洲国家：当美国撕裂北约，欧洲盟友如何自处

19:30 格陵兰岛：事实，历史和与美国的恩怨

29:15 特朗普与格陵兰的双重动机：争夺资源，打通大西洋战略的最后一块拼图

37:42 疯人战略「madman theory」：为什么特朗普越疯狂，反而越能得到他想要的？

告别了2026年第一周的全球局势的兵荒马乱，这一周我们终于可以稍微歇息，回到正常的更新流程中。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登上2025年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的唯一一部经济史著作——《1929》。

1929年，从美国开始爆发的系统性股灾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萧条，并迅速通过紧密相连的全球化经济波及至世界各国。百年之后，曾写出《大而不倒》等优秀金融著作的美国作家索尔金再次出手，将目光对准了这场彻底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大危机。 这并不是一本经济学理论著作，也不是严肃的历史著作，而更像是一场有关这场危机大戏的“剧本”。索尔金的过人之处，在于通过翔实的档案资料和细致的时间线爬梳，将我们所忽略的具体的人——无论是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还是华盛顿的政治与监管力量，亦或是沉溺于金融暴富美梦中普通民众——以戏剧人物的形式展现出来。我们将从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关切我们当下命运的启示。

关于《1929》

大危机的序幕：咆哮的1920年代

大危机的开场

大危机的余波

尾声：如何在经济下行或大危机中自处

一场跨国“活捉”委内瑞拉总统的魔幻政治大戏，揭开了 2026 年的帷幕——外交、情报、能源交易，从拉美的权力角斗场，到华盛顿的外交棋局，我们来一起厘清这场行动背后的逻辑。

欢迎收听第一期后日谈。在2026年，「路径依赖」将会以不定期更新的方式追踪有趣的时政新闻或社会事件，欢迎大家关注！👏🏻

01:09 跨国大追捕的事件梳理

02:23 高度机密+策划缜密，美国如何用几个月布局这场抓捕行动

10:25 为何不寻常？马杜罗抓捕与过往斩首行动的两个关键区别

18:15 美委关系三十年：爱也石油，恨也石油；

37:54 特朗普此时此刻行动的现实诉求

一场原本子虚乌有的妖术风波，如何在底层民众的焦虑、皇帝与官员的层层加码下，被包装成关乎国运的“政治大案”？

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许是人文社科领域最出圈的一本严肃学术著作。它让一场“妖术惊魂”变成理解帝制晚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绝佳切口，更是一场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之外，席卷底层的集体焦虑故事。我们将会看到，这既是一场围绕信息与不信任展开的皇帝和官僚之间的较量，也是一连串在拥挤且焦虑的年代中，普通人彼此猜疑、互相伤害的微观日常。

在这一期节目里，我们就来聊聊孔飞力是如何讲述“叫魂”这段故事的。

《叫魂》与孔飞力

01:23 孔飞力其人

01:59 《叫魂》如何从一本学术著作“出圈”成为畅销书

1. 叫魂与“叫魂案”

03:33 叫魂的含义；“拍花子”的都市传说

06:51 叫魂案的肇始与简要历程

15:55 叫魂与“猎巫”：超自然现象与集体恐慌

17:34 叫魂的文化背景：魂与魄的分别

2. 叫魂的焦虑土壤（一）：拥挤盛世中的民众

18:56 十八世纪，中国人口总数突飞猛进，却暗藏危机。

20:48 人均土地和资源的衰减，劳动力的自由化，导致一个危险的流民群体浮现。“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18世纪的道路上。”

25:38 为什么人们天然对于外来者抱有警觉和敌意？

3. 叫魂的焦虑土壤（二）：猜疑与制衡中的皇帝与官僚

30:04 “幸福的皇帝”乾隆和他的三个焦虑

39:04 官僚的焦虑：KPI，不可捉摸的上司和“明哲保身”

4. 表层焦虑的碰撞：皇帝与官僚围绕“信息”的争夺

40:58 皇帝依靠官员提供信息，但却无法从根本上相信这些信息

43:42 富尼汉与彰宝：不同的政治智慧与不同的命运

47:00 叫魂案的核心，是围绕信息的争夺造成了一场被编织出的“想象”

50:00 官僚与皇帝的共生共存，“谁也离不开谁”。

4. 深层焦虑的碰撞：将叫魂案作为底层复仇的工具

53:47 正当程序无法提供正义，使得民众在利用妖术风波清算宿敌，谋取私利；

54:54 社会运动作为“权力的补偿”

上任将近一年，如今的特朗普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众星捧月”状态，一批又一批本该强势独立的美国商业巨头正在轮番上阵为他站台、献礼、表忠心。 这幅画面，和很多人印象中那个“资本凌驾政治”的美国截然不同。明知道特朗普的关税和监管政策将带来巨大的风险，为什么今天的美国商业和科技巨头会集体选择在特朗普面前低头，而不是像历史上那样抱团对抗，左右政府的政策取向呢？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企业是如何从抱团取暖的光荣历史，一步步走向原子化的。

以下是来自「通义听悟」的AI内容总结

00:00 美国企业为何集体向特朗普献媚
美国商业科技巨头在特朗普任期内集体转向，放弃过去对特朗普的批评立场，转而向特朗普表达忠诚和顺从，甚至在白宫晚宴上集体谄媚。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特朗普作为政治强人，能够通过关税、监管等手段对特定企业施压，掌握企业生杀大权。

面对特朗普的权力滥用，大企业选择集体效忠而非反抗，以期获得安全感和豁免权，这反映了美国企业从过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逐渐滑向各自为营的原子化状态。

03:31 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利益集团博弈：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之争
美国政治通常被视作一个大舞台，利益集团通过游说等方式争夺政治中心注意力，影响政策走向。围绕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争论，美国企业长期博弈，保护主义保护本土产业但提高消费者成本，自由贸易则促进出口和消费者利益，但可能冲击脆弱产业，形成政策赢家与输家。

06:25 美国企业为何不再集体反对关税政策
美国企业在关税政策上的态度发生历史转变，从过去积极通过商会和行业协会集体反对高关税，转变为在特朗普时代面对保护主义抬头时的沉默。

这种变化并非因企业未受损失，而是由于三个原因导致企业选择适应而非集体反对，揭示了美国企业参与政治姿态的演变。

11:38 关税政策下的美国企业分化与抗压能力
特朗普政府通过关税政策的巧妙设计，使美国企业在面对关税时采取了各自为营的策略，大型企业利用自身优势与政府密切合作，将关税转化为管理工具，而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难以承受，导致企业间出现明显分化，难以形成统一的反关税行动。

15:20 全球化与企业分化导致美国企业难成统一战线
全球化和产品差异化加剧了美国企业间的利益分裂，削弱了行业整体游说能力。过去，同质化产品让企业容易形成统一诉求，但如今，细分市场和差异化产品使同一行业内企业面对关税时感受不同，难以形成共识。

20:38 美国企业高管为何不敢反抗特朗普：短期利益与职业风险的权衡
在过去的美国，大公司敢于与政府对抗，源于管理层的稳定性和使命感，他们被视为行业领袖和制度塑造者，愿意为长远利益与政府硬碰硬。然而，当代CEO的职业生涯越来越依赖于股价和短期财务指标，面对特朗普这样不确定的政治人物，即使政府决策不符合企业长期利益，公开对抗可能导致股价波动、舆论压力和董事会失去耐心，因此选择沉默以保全职业安全。标志性事件如迪士尼为避免特朗普威胁取消牌照而停播吉米基梅尔节目，凸显了大企业在当前政治压力下的生存困境。

23:56 特朗普时代美国大企业集体反抗力的衰落
特朗普通过关税政策的个案处理，促使企业转向独立游说，削弱了共同利益基础，加之CEO激励结构变化，导致大企业难以团结反抗政府，未来可能呈现更多企业对政治强人的集体献媚现象，引发对美国宏观政策走向的担忧。

过去三年间，AI 行业在商业模式仍未清晰的情况下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本投入。芯片、算力、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扩张几乎完全依赖“前期融资+持续烧钱”的模式推动，形成一种内生循环的投资结构。

本期节目聚焦这场结构性泡沫的形成机制：从巨头之间的资金流动，到超额投入背后的激励扭曲，以及做空者观察到的潜在风险——AI 如何从“革命性技术”演变为一场可能无处安放的资本盛宴？

10:19 AI产业的爆发，是过往十年最成功的一个技术与商业概念

14:16 AI泡沫的第一重担忧：不清晰的盈利模式与高昂的训练成本

24:07 AI泡沫的第二重担忧：高度内生的资金循环结构，巨头之间的“左手投右手”式扩张机制

28:12 AI泡沫的第三重担忧：AI模型赖以生存的Scaling Laws会失效吗？

欢迎您的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