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2016年奥运主办权宣布之际，在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上，人们欢呼雀跃，庆祝奥运会历史上首次来到南美洲。本期奥运史话素材来自本台巴西葡语编辑部记者玛丽亚·保拉·卡瓦略Maria Paula Carvalho。

里约热内卢州检察官莱昂纳多·埃斯平多拉曾表示，“奥运会就像一场军事行动”。2016年，他担任奥运组委会当中的国家代表。奥组委当中包含了三个层级的政府：市政府、里约热内卢州政府和国家联邦政府。因此，“在同一个城市同时举办50多场比赛，同时为所有运动员以及所有与奥运会相关的人员提供住宿、运输和饮食，是一项复杂且前所未有的操作。这是非常紧张的16天”。

面对美国的芝加哥、西班牙的马德里、日本的东京等重量级参选城市，里约热内卢凭借无与伦比的结构性能力和财力，将一切赌注押在奥运会对自身发展的影响上，以求国际奥委会的青睐。 埃斯平多拉对此表示，“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毫无疑问，里约热内卢的资源较少，建筑也较少。但对于里约来说，奥运会将是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奥运可以为这座城市服务。这就是我们当时申请奥运会的时候，摆出的最有力的论据”。

奥运路半，横遭政治、金融和健康危机

当里约热内卢准备迎接来自各大洲的运动员时，巴西陷入了政治动荡，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和针对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的弹劾程序让国家陷入了危机。与此同时，里约州遭遇金融危机，而州长路易斯·费尔南多·佩佐因治疗癌症而隐身。让事态更加糟糕的是，寨卡病毒席卷全国，引发恐慌。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 (UERJ) 教授、社会学家罗纳尔多·赫拉尔表示：“当巴西被选定主办奥运会时，我们正处于一个良好的政治阶段。在迎接奥运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混乱和动荡的时期”。

当时的巴西出现了奥运会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情况：国家出现了两位元首，分别是时任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和弹劾程序结束前被废权的总统迪尔玛·罗塞夫。里约热内卢州检察官莱昂纳多·埃斯平多拉表示，“当然，这对组织者、所有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非常令人担忧”。

2016年里约奥运会公关总监马里奥·安德拉达表示，“迪尔玛·罗塞夫解职后的政府过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新政府得到了顺利的过渡，对于奥运会和组委会来说，复杂的是财务问题，公共资金转移速度放缓”。“所以残奥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预算被拒绝。但政府立即用公共银行的资金做出反应，这使我们能够组织一届很棒的残奥会”。

就这样，在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财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里约奥运会的预算估计为400亿雷亚尔。安德拉达表示：“承诺的钱都给到为了吗？没有。时间有点仓促，而且最终，奥运会产生了债务，其中一些债务至今仍在揪扯”。

如果说国家层面的情况很复杂的话，里约热内卢州也面临着严重的内部问题。 里约热内卢州检察官莱昂纳多·埃斯平多拉表示：“里约热内卢当时正在经历一场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警察和消防员威胁要罢工，危及奥运会的安全，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健康危机也加剧了困难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通过蚊子传播的寨卡病毒可能导致神经系统并发症，特别威胁到新生儿。情况如此紧迫，以至于152名科学专家向世卫组织发出公开信，呼吁推迟奥运会。法国体育历史学家蒂埃里·泰雷表示，“这届奥运会是在经济危机和现实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举行的，而现在又必须面临另一场危机，即健康危机…寨卡热流行，影响了150万人，全球媒体纷纷报道，让观众甚至运动员感到不安。数十名运动员放弃前往里约热内卢，因为担心被传染或传染给他们的妻子、伴侣。众所周知，寨卡热对女性极其有害，尤其是在怀孕期间”。

法国体育历史学家蒂埃里·泰雷认为，种种危机导致本届奥运会的创新被忽略了，这令人遗憾。在里约，由难民运动员组成的奥运代表队在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出现。它由苏丹人、埃塞俄比亚人、叙利亚人和刚果人组成，展示出奥林匹克权威的确将极为特殊的政治和人道情况纳入了考量。 

7年后，里约奥运会的遗产好坏参半

里约热内卢人对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热情，基于改善城市交通、环境、安全和城市规划、休闲和体育公共空间等重大工程的承诺。然而七年过去了，一些奥运遗产项目仍然没有实现。当然，“未来竞技场”在该市最弱势的西区延展出了四所学校，而水上综合设施主要变成了足球俱乐部。

奥运会期间里约州副部长何塞·坎迪多·穆里西表示：“铁路、公共汽车和地面地铁网络、道路、机场，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我认为我们本可以更好地利用体育遗产。我们在操作某些设备时仍然遇到了困难。领导曾原本可以更多地反思这一遗产并继续共同努力。这是一项长期承诺：交付的设备必须得到最佳利用，并成为整个社会的持久资产”。

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主要遗产清单上，新地铁线路和港口区的重新城市化以及其他改善措施均在列，它们是这座城市重大复兴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已经被各类原因推迟了数十年。

里约州奥委会代表莱昂纳多·埃斯平多拉表示：“就遗产而言，我们实施了当时拉丁美洲最大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地铁4号线。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奥运会，这条连接里约热内卢南区和西区的线路就不会问世”。“它全长16公里，是里约运营过的最大的地铁线路。它运送巴拉达蒂茹卡和罗西尼亚贫民窟的居民，这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然而，该项目中规划的其他车站从未面世。

奥林匹克大道的建设是港口区和市中心之间的连接空间，为这个此前一直退化的地区带来了新的活力。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这里是球迷和游客的聚集地。这个以前废弃的空间现在是旅游路线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人们的休闲区。除了瓜纳巴拉湾的壮丽景色之外，还有博物馆、活动空间、水族馆和摩天轮等，准备好发展并接受新的投资。

腐败的指控动摇了奥运遗产

里约奥运会结束七年后，巴西人尚未完全算清账。在城市交通工程和体育场建设上，估计花费了约400亿雷亚尔。奥林匹克项目的工作，甚至选择里约热内卢作为举办城市这一决定，都存在着超额收费或行贿的嫌疑。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城市和区域研究与规划研究所教授奥兰多·桑托斯表示，举办奥运会可以促进城市的发展，但像这样大胆的基础设施计划需要监督。他认为：“腐败通过特殊事件，使特殊法律合法化的结果。雇用分包商和众多程序助长了腐败行为。这对巴西的公共管理不利”。里约奥运会通讯总监马里奥·德安德拉达则认为：“从负责举办奥运会、监督设施建设和组织奥运会的奥组委的角度来看，事实充分证明，没有腐败”。“数据、采购信息、支出等均已核实，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他也指出，“巴西正在进行司法调查，弄清楚里约获得奥运主办权是否有花钱买支持的问题。这是里约奥运会唯一和腐败和不道德相关的怀疑，也是唯一的调查。奥运会本身没有问题，我们一点都不慌”。

城市和国家的形象

里约奥运会上，顶级运动员让世人看到了体育最好的一面，即：卓越、同理心、团结和快乐。 以奥林匹克圣火为代表的价值观，像“闪电”尤塞恩·博尔特一样，点燃了公众的心。这位“三冠王”创造了体育历史。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美国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在里约，他六次登上领奖台，职业生涯总共获得了28枚奥运奖牌，其中包括23枚金牌。

里约热内卢州检察官莱昂纳多·埃斯平多拉表示：“奥运会触及民众，庆祝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这是里约热内卢受益的无形遗产”。“奥运圣火象征着我们必须保持的奥林匹克精神。当然，奥运会背后有很大的商业运作，但这种感觉、这种纯粹是不能失去的”。

2016年里约奥运会公关总监马里奥·安德拉达感慨道：“这可能是里约热内卢历史上最美好的30天”，“来到这里的任何人都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里约奥运会无可挑剔，运动员得到了很好的待遇，比赛按时开始，结果也是好的”。“尽管存在种种问题，我们还是展示了巴西的能力”。

75年前 ，1949年4月4日，基于两极世界的理念，以及事实上对苏联的不信任，包括10个欧洲国家在内的1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也称为《华盛顿条约》），北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联盟就此成立。75年后，这个不断壮大，但依然受“多重”威胁影响的军事联盟依然以俄罗斯为“主线”。乌克兰战争唤醒了北约，但也标志着欧洲75年来和平红利的终结。

在签署《华盛顿条约》后，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说： “这个条约是一份简单的文件。签署它的国家同意遵守联合国的和平原则。相互之间保持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每当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或独立受到威胁时共同协商……并为任何可能受到攻击的人提供援助。如果今天有什么是确定的，如果未来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世界人民追求自由与和平的意愿。”

“斯大林的孩子”

抱着世界人民追求自由与和平的愿景，经过75年的发展壮大，截至今年，该联盟已经发展为32个成员国的国际组织。32个国外交部长将本周三和周四两天在北约总部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除了庆祝该组织成立 75 周年，也为定于 7 月举行的华盛顿峰会做准备。为了庆祝75周年，《华盛顿条约》的原件首次离开华盛顿，到北约总部展出两天时间。

北约的历史与近代西方乃至世界历史息息相关，首先它是二战后西方阵营在军事上实现战略同盟的标志，亦是马歇尔计划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发展，是以美国、英国、法国为首的欧洲防务体系和西方世界重要的军事同盟，是欧洲、北美洲国家为实现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拥有大量核武器、常规部队。正如比利时国防部附属智囊团安全与防务研究中心（CESD）的研究员埃斯特尔·霍里克斯（Estelle Hoorickx）指出，北约从成立起就一直受到威胁。“ 该联盟的成立是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其目标是防止苏联的攻击 ，”北约第一任秘书长、英国勋爵伊斯梅甚至宣称，北约的作用是“把俄罗斯人挡在外面，把美国人挡在里面，把德国人放在监督之下”。当时的背景是，柏林受到苏联颁布的土地封锁，这也是冷战时期最早的重大危机之一。比利时前首相兼 1957 年至 1961 年北约秘书长保罗-亨利·斯帕克甚至曾经指出，北约“ 是斯大林的孩子” 。

的确，1949年3月18日，美国、英国、法国针对以苏联及东方集团，公开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创始成员国于同年4月4日于美国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宣告正式成立后不断壮大，1952年2月希腊和土耳其加入，1955年5月西德加入，因为西德加入，苏联集团于1955年成立八国组成华沙条约组织与其抗衡。

不断东扩

1990年代，随着华沙公约组织解散和苏联解体，欧洲的政治和安全角势发生很大变化，军事开支占世界国防开支的70%以上的北约面对的议题从过去的军事威胁扩散到全球恐怖主义、能源安全、全球暖化、疾病、网络攻击和大规模杀伤力武器扩散等各种问题上。

根据最著名的《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规定，一旦确认其任一成员受到攻击，则视为针对全体成员之攻击，其他成员国需作出即时反应。该条款一般被解读为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并不再需要各国政府授权参战，即集体自卫权。该条款于美国“九一 一”恐怖袭击事件期间被首次激活。这也是北约吸引其他国家加入的诱因。

在苏联和华沙公约解体后，北约就不断东扩，1999年北约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7国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就开始了加入北约的谈判并于2004年3月29日加入；2009年4月1日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也加入了北约。

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芬兰和瑞典这两个长期中立国家很快就要求加入，并分别于2023 年和 2024 年成功，被认为是该联盟自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吸纳东欧成员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扩张。

从“脑死亡”到被乌战“电击”复活

实际上，自加入联盟以来，东欧国家经常就俄罗斯的威胁发出警告，并利用苏联占领造成的民族创伤作为可信度的证明。虽然西方国家经常对莫斯科的强硬态度不屑一顾，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被视为这些担忧的证明。西方国家做出了一些最强有力的回应，包括向乌克兰提供设备和资金，并推动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许多人认为，对于一直试图阻止北约进一步扩大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来说， 32个成员国的规模的北约无疑是一个打击。普京入侵乌克兰没不仅有“拔掉”北约，反而给了它电击，北大西洋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但同时也不可否认面临着多重挑战。

2019年，当北约部队刚刚从叙利亚撤军时，法国总统马克龙给出北约“脑死亡” 的诊断。两年后，灾难性的从阿富汗撤军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还没有考虑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的好战欲望，他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出兵攻击乌克兰。但战争重返欧洲重新唤醒了北约存在的理由。三个月后，瑞典和芬兰结束了中立地位，要求加入联盟以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熊的侵害。这种重新发现的团结就是纪念北约 75 周年的要点。

北约没有卷入乌克兰战争，但对于盟国来说，俄罗斯的胜利不是一个选择。北约的扩大伴随着其成员国从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起就以运送武器和弹药的形式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和前所未有的军事支持。两年多来，这种援助是由大约五十个盟国在乌克兰联络小组的框架内提供的，为了阻止俄罗斯军队的过度扩张，北约在陆地、空中和海上加强了其东翼，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它还刚刚在欧洲动员了近10万名士兵，作为其坚定不移的一部分：保卫者演习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演习。

俄罗斯将于 2026 年对北约发动袭击？

但是，去年乌克兰的反攻失败后，俄罗斯军队逐步恢复实力。在美国，尽管总统拜登支持力度从未减弱，但以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削弱了对基辅的支持，乌克兰人急需的 600 亿美元军事援助在国会被阻止。欧洲外交主管何塞普·博雷利一再警告说，欧洲将继续支持基辅，但无法取代美国的援助。乌克兰衰弱问题将成为本周四在联盟总部举行的北约部长级会议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进入战时经济，将三分之一的支出用于军备和国防工业的复兴。一些西方国家总理发出警报：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威胁北约领土。德国、波罗的海国家、瑞典和波兰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德国情报部门甚至提到俄罗斯将于 2026 年对北约发动袭击。

多重威胁

尽管北约在2022年将俄罗斯列为“ 对盟国安全以及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最重大和直接的威胁 ”。但克里姆林宫远非当今联盟面临的唯一威胁。但研究人员解释说，如今的威胁“是 多重的、日益复杂且数量众多 ”。

除了俄罗斯外，一些国家行为者最近加入了北约对手的行列。北约在 2022 年首次将中国列为潜在威胁，”由于其核武库及其侵略性，朝鲜被视为对北约的威胁，就像伊朗一样。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和不稳定环境也导致了恐怖组织的繁荣。这些政权再次得到俄罗斯的支持。

今年1月，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发出明确警告。 “北约国家的军队，以及他们的整个社会，必须适应一个新的、不可预测的时代，”在美国对乌克兰援助减少的背景下，对这场战争未来的悲观情绪取代了最初几个月的乐观情绪。除此之外，如果特朗普在 11 月总统选举中获胜，人们还对美国未来在北约内的承诺表示怀疑。

北约的未来也将取决于下一任秘书长，目前，有两名候选人参与角逐：将卸任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和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以美国、德国为首的各大国都已经将目光瞄准了吕特。北约方面表示，罗马尼亚参选首先是为东欧国家获得保障的一种方式。谁将成为斯托尔滕贝格的继任，联盟32个成员国代表希望在华盛顿峰会前能达成共识。

在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奥运的历史被各类争议和冲突所笼罩。因此，1992年这场奥运，让人欣慰地看到了开放和团结的希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西德统一，苏联和南斯拉夫相继消失，世界各地的政治变化使得奥运会自1972年以来首次在没有抵制的情况下举行。本期奥运史话素材来自于本台俄语部记者Anne Morzine。

阿曼多·卡尔沃 (Armando Calvo) 于1987年加入巴塞罗那奥组委。他首先担任技术和基础设施总经理，然后担任运营总经理，并在奥运会期间担任奥运村总经理。在投身奥运之前，他曾在西班牙索尼公司工作。这一事业大转向据他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1992年巴塞罗那奥组委中，“没人有组织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他解释道：“当时我们主要的挑战是奥组委中没有人有组织如此大型活动的经验。我们和曾在其他奥运组委会工作过的人交流过，我甚至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夕在韩国住了三个月，以跟踪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但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里，没有人有这样直接的奥运的经历”。

“奥运会是一项需要提前计划和准备的活动，但奥运会的进行方式是非常分散的。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你必须明白，一旦你把团队派到现场，你提前准备好的计划和安排无论有多么周密，最终都会以混乱的方式进行。因此，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信任你的团队，其次，给予他们实地决策的自由度。当有事发生时，人们通常没有时间向上级汇报咨询，而问题必须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谨慎选择和构建团队”。

1992年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于7月25日开幕。开幕仪式的场景取材于赫拉克勒斯，即巴塞罗那创始者的神话传说。 开幕式的歌曲《巴塞罗那》原定由Freddie Mercury和Monserrat Caballé演唱，但Mercury在奥运会开幕前8个月去世，因此7月25日开幕式播出的是两人的录音。在开幕式上，莎拉·布莱曼(Sarah Brightman)与何塞·卡雷拉斯(José Carreras)现场表演了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和唐·布莱克(Don Black)创作的歌曲《永远的朋友》（Amigos Para Siempre），此曲成为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另一首标志性歌曲。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吉祥物是一只名叫Cobi的小狗，它一只加泰罗尼亚牧羊犬，名字的灵感来自于巴塞罗那奥组委的缩写COOB'92。Cobi由瓦伦西亚设计师Javier Mariscal设计。至于奥运会的官方会徽，则以一个男子跳过由奥林匹克五环组成的障碍物的抽象图形来表示，由巴塞罗那艺术家何塞普·玛丽亚·特里亚斯所设计。

与所有奥运会一样，巴塞罗那奥运会也没逃开地缘政治和国际外交。法国奥运历史学家蒂埃里·特雷(Thierry Terret) 解释说，从1989年到1992年，历史的加速发展令人印象深刻：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政权在欧洲终结、巴尔干半岛地缘政治变化活跃、许多国家新近取得独立、一些旧日的敌人重新修好… 蒂埃里·特雷总结感慨道：“在巴塞罗那奥运会那个时代，西班牙有幸逃过了最困难的国际地缘政治大变迁，但世界其他地方却正处于重构的过程”。

新的国家

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统一了的德国派出了联合代表队。阿曼多·卡尔沃 (Armando Calvo) 回忆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德国统一后，就共派代表队前来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事宜，并没有出现特别的困难。“我记得我们与不同国家的奥组委举行了会议。当时我会见了西德国家奥委会和东德国家奥委会的代表。但最终，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他们只是简单地通知了我们东西德代表队合并的消息，并且没有造成任何组织方面的问题”。

据卡尔沃回忆，1992年奥运会上较大的挑战，是苏联解体和巴尔干战争之后，新独立国家的涌现。“巴尔干地区当时正在爆发战争，南斯拉夫已不复存在。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与南斯拉夫国家奥委会合作时的所有日常联系。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则成立了各自的国家奥委会”。

历史学家蒂埃里·特雷认为，对于新独立的国家来说，拥有自己的奥委会并参加奥运会是得到国际层面认可的重大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奥委会几乎扮演了“造王者”的角色：一个新国家的国家奥委会一旦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认可，那么接下来，这个国家往往会在联合国层面也得到合法化。

1992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首次作为独立国家参加奥运会。阿曼多·卡尔沃回忆道：“当时，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克罗地亚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国歌。我们要求这些国家为我们提供各自的国旗和国歌，因为当时我们有的，只是南斯拉夫的国旗和国歌”。

此外，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还是苏联解体后，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作为独立国家，以本国国家队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与苏联其他的前加盟国不同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及时提交了国家奥委会的注册申请，并恢复了在二战前夕中断的会员国资格。因此，这三个国家各自的代表团都得以前往巴塞罗那参赛。

中立运动员

塞尔维亚获准派代表团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但条件是其运动员必须遵守奥林匹克中立原则。阿曼多·卡尔沃 (Armando Calvo) 解释称，当年的奥运组织者担心，巴尔干战争会在代表团之间造成冲突，因此在奥运村为塞尔维亚运动员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地方。不过，前南斯拉夫国家队之间的互动在奥运会期间没有造成任何问题。他回忆道： 在奥运村，比赛期间，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方面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我亲眼目睹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运动员之间的互动，我看到在奥运村的食堂里，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并肩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由于中立原则，塞尔维亚运动员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既没有使用本国国旗，也没有自己的国歌。卡尔沃表示，从体育的角度来看，我记得南斯拉夫篮球队入选了奥运会比赛，但南斯拉夫当时已经消失了，南斯拉夫球队因此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国际篮球联合会就必须寻找替代者。最后，塞尔维亚人以独立奥运会运动员的身份参加了1992年奥运会，即只参加个人项目，不参加团体项目。当塞尔维亚运动员进入体育场或获得奖牌时，我们使用的是奥林匹克旗帜，奏响的是奥林匹克会歌。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巴塞罗那奥组会和巴塞罗那市民向萨拉热窝的民众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萨拉热窝也是一个奥运城市，那里曾经举办过1984年的冬奥会。

联合团队

1991年，苏联解体。并非所有从中新独立出来的国家都有时间去申请注册自己的奥委会。鉴于这种情况，国际奥委会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允许前苏联成员国组成统一的团队参加比赛。这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一队伍的名称缩写为“EUN”，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独联体代表团的缩写。当其成员在团体项目中获胜时，会升起奥林匹克旗帜；当运动员在个人项目中获胜时，会升起运动员祖国的国旗。

卡尔沃回忆称：“开幕式上，独联体代表退的各国队伍举着自己的旗帜行进，但前面有一面共同的旗帜，即奥林匹克旗帜。在奥运村，每当新代表团抵达时，我们都会举行正式招待会，欢迎新代表团，发表简短讲话，升国旗，奏国歌。就前苏联成员国而言，我们接待了一个由12个小组组成的代表团，每个小组代表一个前共和国，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国旗。欢迎他们的时候，我们在奥林匹克会歌声中，升起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旗帜”。

奥运遗产

阿曼多·卡尔沃 (Armando Calvo) 在评论1992年奥运会留下的遗产时说道：“我们可以说，是这次奥运会让巴塞罗那进入了世界版图”。

事实上，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经常被认为是奥运会对主办城市产生积极影响的例子。为了奥运会，巴塞罗那市对社区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奥运城市改造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巴塞罗那港口区。靠近海岸而建的奥运村与新街区重塑了巴塞罗那海滨城市的新形象；前工业港口的水域得到了过滤，新的海滩和休闲区得以开辟。如今，该地有着热闹的住宅区，和热门的旅游景点，1992年的奥运会对此功不可没。

阿曼多·卡尔沃肯定地说，自1992年奥运会以来，前往巴塞罗那的游客量大幅增加，他特别强调了海路旅游的重要性，即巴塞罗那港迎接的各类游船。

对于卡尔沃本人来说，他参与组织和执行的1992年奥运会让他感到自豪的主要原因，则是有机会为当地社区做一些事。他解释道：“我在一家私营公司工作后，加入了奥组委。奥运会结束后我又回到了私营部门。我很自豪能够为这座城市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会有机会为人们服务。在组委会内部，我有机会为巴塞罗那人创造一些东西，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2024年的1月27日是中法建交60周年的日子，巴黎与北京都举办隆重的庆祝仪式，不过，正如法国汉学家白夏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六十年来，法中关系风波不断，如果说今天双边官方以及企业之间的交往继续维持的话，双方民间的交往却滑入低谷，与双边关系有关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也面对重重隔阂。法国人弗朗的个人经历似乎就具有代表性。

今年77岁的法国人弗朗在他的中国丈夫被逮捕判刑之后，试图与法中双方的官方交涉争取维护他作为家属的通讯权与探望权，但三年来，他却没有收到来自任何一方的回应。

在沉默压抑了近三年之后，弗朗终于在一个月前亲自来到法广讲述他的故事：“我叫Franois Dupouy，今年77岁，我曾经是法国一个制造业集团的高管，62岁退休之后，我在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注册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十分难学，我决定到中国就地学习，注册在北京语言大学，我第一次去北京学习中文的那一年，遇到了成为我丈夫的男人。我的丈夫吴显乐来自河北邯郸的一个红色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共产党员，从1949年就是党员，曾经是解放军军人，他的家人，兄弟姐妹九个都是政府的官员，他有一位兄长，是邯郸市政府的一个重要官员。他17岁的时候被挑选到北京上学，先是在空军部队工作，他在北京党校读了本科，之后，他被送到空军指挥部工作三年，据他介绍，他当时担任党委书记的职务。之后，我觉得应该是军队裁员的时候，他被派到统战部工作，他在海外侨民联络部工作，2007年，他被派到统战部培训部工作，当时他的办公室就在中南海对面，据他介绍，他曾经与胡锦涛合作紧密，他所在的工作小组研究如何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他的同事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新加坡，研究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他说，那时他每周都去胡锦涛的办公室。两会的时候，他每天都要与党代表一起吃饭。但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所在的工作小组被解散，之前的工作也不再继续。但是，他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他说，习近平有他自己的班子，他要求给他写稿子的人都必须是博士，而他并不是博士，所以，他并不感到惊讶。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发生。他逐渐受到压力，他的办公室被其他人占领，他的购物卡也被取消等等，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退休就离开中国。“

然而，据弗朗介绍，2021年1月26日，他的丈夫吴显乐却突然被中国当局逮捕拘押，一年之后，他被判处11年的监禁以及三十万元的罚款。至于他被逮捕以及被判刑的原因，中国当局以国家机密为由未向外界披露任何信息，就连吴显乐的家人，他的女儿也没有任何信息。

最令弗朗感到压抑的是，虽然他们两人早于2014年4月在巴黎市政府正式登记结婚，但作为吴显乐的家属，他不仅无法了解他的丈夫究竟是犯了什么罪刑，而且，由于他们两人的同性婚姻并不得到中国当局的承认，他没有任何权力前往监狱探望他的丈夫，也无法与他的丈夫通信。

那么，他是否通过外交途径，通过法国以及欧盟驻中国的使馆同中方交涉？对此，弗朗先生苦涩地回答说：“我基本上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我想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我的丈夫是中国国民，这是中国的内部事件，外国似乎无法干涉。我曾经同法国外交部交涉，因为鉴于我们结婚已经超过五年，是否可以让我的丈夫获得法国国籍，但是，我没有获得任何回音。同样，我查了一下法律，法国的规律规定，配偶一方有权力领养对方的子女，我还为此咨询了一个律师，但是，当配偶的孩子是外国人时还必须获得他所在国的法律的接受。我丈夫的女儿也咨询了相关规定，中国法律规定外国人只能领养未成年的孩子，当然，法律是法律，但是，律师告诉我，在特殊的政治原因下，类似的领养并不是不可能的。我因此再度致函法国外交部，我同样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同样，弗朗也没能从他的丈夫在中国的朋友以及家人中获得任何关于他丈夫的信息，唯一与他保持联络的是他丈夫的女儿，她每个月可以按照规定前往天津探望她的父亲，之后，向弗朗汇报一下她的父亲的状况。据她向弗朗介绍，她父亲被逮捕的时候，父亲所在的工作单位统战部的人曾经向她表示，她父亲并不是唯一被逮捕的，同他一起被逮捕的还有一些别的人，不过，这究竟是真是假，无人可以核实。而吴显乐的兄弟姐妹们几乎都是体制内的官员，虽然之前他们与弗朗多次接触，但是，吴显乐被逮捕判刑之后，九个兄弟姐妹中仅有一人对弗朗的咨询信件作为回复。

对弗朗来说，虽然他已经开始识别汉字，但是，对中国的司法运作方式实在是难于理解。在他丈夫刚刚被逮捕不久，她们还收到了司法部门要求支付一万欧元的通知，要求他们一定必须支付这笔费用，弗朗不得不与他的其他家人共同承担，他向中国做了一个五千欧元的汇款，但是，三年之后，他依然不明白这笔钱的最终去处，也不知道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他的丈夫被逮捕之后，他担惊害怕了近三年，不敢向媒体有任何表示，担心会使他丈夫的处境更加糟糕，一直到去年年底，他终于忍无可忍，因为他听说他的丈夫在狱中受到同房囚犯的殴打与侮辱，听说他的丈夫得了严重的眼病也无法获得治疗，这才促使他高声地站出来，为他的丈夫呐喊。他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他的丈夫，至少在他被关押期间能够遵守最基本的人道原则。

法广电话联系了吴显乐在中国的家属，确认了他被判刑以及被关押的事实，不过，至于他是否曾经与胡锦涛亲自合作过，他的家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法广就弗朗的处境致函法国外交部人权大使，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回音。

法国著名汉学家，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团结中国协会主席玛丽-侯芷明女士对弗朗的个人状况十分了解，她就此向法广评论说：“我认识弗朗已经有两三年，他有一天主动找我要谈他丈夫的情况，他当时看上去很受刺激，精神十分不好。他与他丈夫过去在中国与法国过着很正常的生活，一起出门旅游等等，没有人对他们两人提出任何问题，但是，当局有一天突然把他的丈夫抓起来，说他是特务，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不过，中国政府经常这样，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无缘无故的发现许多特务。所以，我们除了继续支持弗朗之外，也无法知道他的丈夫究竟做了些什么。至于法国外交部，尽管他们表面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但是，或许他们私下与中方有些交涉，这些我们也无法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据弗朗本人介绍，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的丈夫在监狱的待遇有所改善。“

非常感谢玛丽-侯芷明女士与弗朗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正值冷战，遭到苏联和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抵制。抵制，是克里姆林宫对四年前美国及其盟友抵制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回应。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三次，也是截至目前最后一次受到如此大规模抵制浪潮的席卷。

由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约50个国家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这一次，在洛杉矶，苏联及其大部分盟友都缺席奥运赛场。参赛的则有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和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等。这些国家的参赛，尤其是罗马尼亚的参赛，是否是其独立于莫斯科的标志？亦或是有利可图的行动？围绕罗马尼亚参与本次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些谜团，我们在本台罗马尼亚语编辑部主编Vasile Damian的带领下，走进本期的奥运史话。

罗马尼亚决定前往参加洛杉矶1984年奥运会，这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是该国在奥运历史上的辉煌一笔。这一次，罗马尼亚是唯一参赛的华约国家，罗马尼亚人也最终在奖牌榜上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对于主流的东欧共产主义集团来说，本次奥运的口号是抵制。那么布加勒斯特是出于何种原因，特立独行，决定参赛的呢？一些历史学家将罗马尼亚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决定，归因于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权力与政治计算：没错，1980年罗马尼亚人确实以效忠东方“老大哥”的名义参加了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所抵制的莫斯科奥运会，但4年后，罗马尼亚与苏联的关系却远远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此外，罗马尼亚需要强大的货币，齐奥塞斯库打算尽可能多地获得硬通货。参加洛杉矶，对这一点有利。还有一点，那就是罗马尼亚独裁者还希望通过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来提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就美国奥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斯而言，他的确在奔走、竭尽全力说服罗马尼亚人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决策者们，例如中国人，来加利福尼亚参加奥运会。无论是在体育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数千名才华横溢的运动员如果缺席，那将是不可想象的。对此，历史学家阿德里安·乔罗亚努表示：“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已经签署了相关的电视转播权合同，如果大量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集体缺席奥运会，将导致重大损失”。

经过国际奥委会、罗马尼亚奥委会和布加勒斯特共产党政府之间的谈判，在齐奥塞斯库的批准之下，罗马尼亚人获得了约12万美元的奥运代表团旅行与下榻经费。这是对罗马尼亚有利的一个决定。继罗马尼亚后，中国和南斯拉夫也效仿，决定参加。

罗马尼亚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历史性成功。从1984年往前数，从1984年往后看，罗马尼亚都从未像1984年当年一样，获得如此多的奥运奖牌。这一次，124名罗马尼亚运动员在奥运会的世界奖牌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东道主美国。本次罗马尼亚代表队总共斩获了53枚奖牌，其中包括20枚金牌。暂且不看政治层面的得失，这无疑是罗马尼亚的一场体育胜利。

洛杉矶对罗马尼亚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和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参赛报以极大热情和赞赏。当罗马尼亚运动员进入奥运会场时，人们起立，报以热烈掌声，经久不息，欢迎他们未受苏联影响，抗住压力前来参赛。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对罗马尼亚的体育事业是有利的。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期间，罗马尼亚运动员揽得25枚奖牌，其中包括6枚金牌。4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罗马尼亚运动员的表现创造了历史，尤其可圈可点的是罗马尼亚女性运动员们第一次成为奥运冠军。在这样热烈的气氛笼罩下，体操在罗马尼亚大火，成为罗马尼亚国家重点项目。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匈牙利裔罗马尼亚籍体操运动员叶卡特琳娜·扎博（Ecaterina Szabo）大丰收，共获得四枚金牌和一枚银牌，成为本次奥运会上获得奖牌数最多的女性运动员。获得最多奖牌数的男性运动员则是来自中国的李宁。除了体操，罗马尼亚代表队还在皮划艇独木舟项目、田径、举重等领域大放异彩，为整个国家带来无与伦比的喜悦。

说起1980年这场奥运会，就不得不提到这一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一个提议：将奥运会永久定于希腊举办。卡特给出的理由是：这么做，可以防止奥运会成为某些国家政府管理不善的牺牲品。面对这个提议，国际奥委会除了觉得希腊没有足够的基建设施来办所有的奥运，还隐约嗅到了美国想削减其权力的欲望，因此予以拒绝。面对这一结果，美国领导60多个国家，对1980年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予以抵制，以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为本期奥运史话提供素材的本台英语部主编大卫·罗伊（David Roe）表示：“古希腊哲学家肯定会喜欢这种讽刺：政治人物率先在某件事上表明立场，就仿佛这么做，此事就能够避免被政治化了”。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抵制事件之后的第四年，洛杉矶奥运会因“安全隐患”和“美国歇斯底里的反苏”，而遭到苏联和14个东欧集团国家的抵制。 

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俄军经白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已过去了一年多。战争仍在继续，国际奥委会表示，即使和平尚未回归，俄罗斯和白罗斯运动员也应该能够以中立的姿态参加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国际奥委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侮辱。 

历史是个轮回，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遭到抵制的原因是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侵略；现如今，巴黎奥运会遭到抨击的原因是好战的俄罗斯。 

不过，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行动被认为前期准备更多。当时的卡特意识到，罗纳德·里根可能再次当选总统，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卡特希望增加自己的强力形象，尤其是对1979年11月4日的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人质被扣僵局进行弥补。 

卡特日益陷入的困境和他所采用的策略，让克里姆林宫高层倍感困惑。美国加州大学俄罗斯和体育史历史学教授鲍勃·埃德尔曼 (Bob Edelman) 表示：“苏联人并没有预见到入侵阿富汗会让奥运会出问题”。“在苏联、尤其是在俄罗斯学习过的学生在管理新阿富汗方面的表现非常糟糕。因此苏联进行干预是为了平息局势，并不一定是为了接管阿富汗领土的控制权。他们没有想到这会出现任何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从没被人预想过”。 

但当时的奥运会已经出现了先例：大部分来自非洲的29个国家拒绝参加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原因是国际奥委会没有禁止新西兰参会。为什么要禁止新西兰参会呢？那是因为新西兰橄榄球队早些时候在南非这个种族隔离的国家进行巡回赛。就连联合国当时都呼吁对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体育抵制。 

埃德尔曼表示：“可以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很天真”。“从根本上说，尽管苏联在奥林匹克运动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和政治精力，但体育终究并不是苏联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对他们来说，奥运会和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很强”。苏联领导人当时大概仍然对苏联在蒙特利尔的卓越表现感到眼花缭乱，苏联运动员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赢得了最多的金牌，并在总奖牌榜上名列前茅。1980年，苏联领导人相信，在苏联大地上举行的新奥运，势必将成为可以长久歌颂的奇迹。 

而卡特呢？卡特最后陷入了泥潭。他的政府不得不向盟友施压，要他们照美国说的，不去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但还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完全拒绝照做。 

卡特是尴尬的化身：他派遣前拳击手穆罕默德·阿里前往非洲，说服该大陆的国家不要参加莫斯科奥运会。面对这种居高临下的刺痛感，坦桑尼亚领导人朱利叶斯·尼雷在阿里为期三天的访问期间没有会见阿里，而是径直派坦桑尼亚运动员去莫斯科参赛了。 

埃德尔曼分析认为，“这是一场惨败”，“阿里对此没有做好准备。当然，（美国政府做出的）基本预判也是错误的”。 

美国在1976年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批评被认为是不够的。这直接导致1980年，非洲国家对美国说：“1976年，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 

坦桑尼亚的情况是政府允准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英国就不一样了：英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下，热衷于支持美国，下议院投票以315票对147票支持美国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行动。但英国奥委会不顾政府的反对，为运动员提供了去或不去的选择。 

威尔伯特·格里夫斯 (Wilbert Greaves) 是当年大约200名前往莫斯科参赛的英国运动员之一，他表示，他对前往莫斯科参赛没有任何疑虑。现年66岁的格里夫斯回忆道：“这个决定并不难做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之前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养病，所以我想向自己证明我可以恢复到以前的健康水平了。一旦我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我就决定去了。我没有考虑其他任何因素”。 

最终，格里夫斯进入了110米栏半决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他也没有缺席。他坚称：“选择参加奥运会并赢得奖牌的运动员，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赢得奖牌的”。“至于那些没去参赛的人嘛......我认为，他们每个人都错过了一些东西”。 

格里夫斯表示：“我在莫斯科、洛杉矶、伦敦、里约和东京奥运会的赛前幕后都有过经历”，“我希望能够去成2024年的巴黎奥运”。 

而巴黎2024年奥运会，势必也为国际地缘政治所用。尽管国际奥委会决定俄罗斯运动员和白罗斯运动员可以以中立身份参加比赛，但法国体育部长2023年3月表示，法国政府可能会拒绝这些国家的运动员入境法国。她解释道：“国际奥委会的建议并不构成对法国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所做之事的预判”；“国际奥委会有最后决定权，国际奥委会决定运动员参赛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很明显，主办国国家元首的声音也会得到倾听”。 

格里夫斯当年的队友塞巴斯蒂安·科目前领导世界田联。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后不久，世界田联就对俄罗斯和白罗斯运动员实施了禁令。甚至在国际奥委会采取软化措施后，世界田联对两国运动员的立场也没有软化的迹象。科表示：“过去一年我们目睹了在乌克兰发生的死亡和破坏，包括约185名运动员死亡。这更加坚定了我在这方面的决心”。 

不出所料，俄罗斯体育部长奥列格·马蒂钦对世界田联的决定感到愤怒。他表示，“我们认为这些政治化的限制是不可接受的”，“奥运会必须保持中立，国际田联必须赋予其运动项目中所有最强运动员参赛的权利”。 

这种断裂似乎是永恒的。43年前，体育界和政界搏斗，捍卫莫斯科奥运会的重要性；43年后，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如果政治决定谁可以参加比赛，那么体育和运动员就成为了政治的工具。那样一来，体育就不可能发挥其团结的功效”。巴赫补充道：“我们面临着两难的境地，我们对乌克兰人民和运动员的痛苦感同身受。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世界组织，我们对人权宪章和奥林匹克宪章也负有责任，而无论是人权宪章还是奥林匹克宪章，都不允许对持某一特定国家护照的人进行如此决绝的隔离”。 

目前大约有30个国家致信国际奥委会，表示俄罗斯和白罗斯可以通过结束针对乌克兰的敌对行动，重返国际舞台。 

1980年，这边苏联人仍然留在阿富汗，那边莫斯科奥运会如期举行。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也将如期举行，争议注定也将随之纷扬。埃德尔曼表示：“奥运会是政治干预的主要目标”，“很多人都会观看奥运会，正因如此，政治家才想要这么做，来吸引注意力。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又一天，而已”。 

1976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奥运会被称为“蒙特利尔黑暗年”，载入国际体育史册。鉴于墨西哥城奥运会和慕尼黑奥运会发生的惨剧，国际奥委会希望本次比赛能够在没有政治事件干扰的情况下举行。然而，随着22个国家抵制奥运，国际奥委会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本期奥运史话素材来自本台葡萄牙语部Cristiana Soares, Neidy Ribeiro。

以坦桑尼亚、几内亚和伊拉克为首的国家发起抵制运动，谴责新西兰队参加奥运会。这场抵制运动的起因是新西兰派橄榄球队前往执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进行巡回演出。

马里和斯威士兰两国参加了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主持的本届奥运会开幕式，但后来退出了奥运会。喀麦隆、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在参加了奥运会第一天的活动后，撤回了各自的代表团。这一决定导致约30个国家的700名运动员退出奥运会，其中包括非常被看好的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运动员Filbert Bayi和John Akii-Bua。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选择出席，两国表示希望参加所有已获得资格的赛事，体验奥运会。此外，被剥夺了使用中华民国称呼权利的台湾选择抵制奥运会。

安哥拉：一代体育人的牺牲

1976年，安哥拉在艰难中进行着体育事业。安哥拉于1975年获得独立，面临人口外流和体育人才不足的问题。当时的安哥拉奥委会主席、前篮球运动员古斯塔沃​​·达康塞桑回忆，1976年，虽然安哥拉奥委会尚未成立，但运动员们“在政治上支持”其他国家对奥运会的抵制运动。

古斯塔沃​​·达康塞桑回忆道：“我当时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在政治上是团结的。我们的大陆当时在经历一系列不人道的情况，殖民关系和种族隔离仍然存在。那次抵制运动的原因是新西兰队和南非队的比赛，南非当时因种族隔离制度被排除在国际体育赛事之外。这场比赛被政治化了，其结果就是这一抵制浪潮的出现”。

尽管如此，古斯塔沃·达·康塞桑承认，在体育层面上，他也意识到“对于被剥夺奥运会经验的运动员来说，这个代价太高了”。“我们知道，我们见证的可能是一整代体育人的牺牲和他们多年的努力。奥运会是战略竞赛，其准备工作是一种长期的规划。这往往是体育人毕生唯一的机会，因为四年后，他们已经老了”。安哥拉国家奥委会成立于1979年，并于1980年获得承认，于同年参加了莫斯科奥运会，但没有获得任何奖牌。

莫桑比可能“也会加入抵制运动”

亚历山大·扎达梅拉是莫桑比克体育历史专家，他强调称，如果莫桑比克参加了蒙特利尔奥运会，那它可能会“加入抵制活动”。他回忆道，“莫桑比克于1975年6月25日取得独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人们大量离开，主要是前往葡萄牙。这些离开祖国的人们当中，有许多人是体育界人士，有体育领导人，也有运动员。这一事实导致莫桑比克作为独立国家的开端缺乏训练有素的体育人，以及系统的体育框架”。

亚历山大·扎达梅拉表示，非洲国家对这届奥运会发出抵制之际，莫桑比克还尚未加入奥运大家庭。“如果其已经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考虑到1976年的奥运抵制活动是由支持莫桑比克武装斗争的生发地所在国坦桑尼亚组织的，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相信莫桑比克会加入抵制运动。当时的莫桑比克与南非关系非常紧张”。

就这样，莫桑比克和蒙特利尔奥运会的非洲国家抵制运动擦肩而过。该国于1979年成立了第一届奥林匹克委员会，并于1980年在莫斯科首次参加奥运会。

葡萄牙：1974年赢得自由，1976年赢得奥运奖牌

1974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召开前两年，葡萄牙独裁政权垮台。当年4月25日，康乃馨革命推翻了“新国家”委员会的最后一位主席马塞洛·卡埃塔诺的政权，而卡埃塔诺曾在1968年9月取代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成为葡萄牙的独裁政权领导人。

就这样，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的葡萄牙，是一个面临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挑战的葡萄牙，一个以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为特征的经济体，一个刚刚摆脱持续了四十多年的独裁政权的政治体。此外，随着独裁政权的垮台，葡萄牙的五个非洲殖民地也实现了独立，它们分别是：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对于葡萄牙自身来说，1974年带来了自由，1975年带来了选举，1976年带来了民主宪法和奥林匹克奖牌。

1974年4月25日，马里奥·莫尼兹·佩雷拉 (Mário Moniz Pereira)这位“田径先生”、葡萄牙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说服了国家高层来关注葡萄牙田径事业。1975年，葡萄牙的顶级运动员开始每天训练两次，早上不用去上班。第二年，训练很快就取得了成效。正是在“田径之王”的手中，卡洛斯·洛佩斯的奇迹诞生了，他是葡萄牙第一位奥运奖牌得主。

在蒙特利尔的田径比赛中，卡洛斯·洛佩斯 (Carlos Lopes)在一万米项目中获得银牌，成为一大亮点。1976年7月26日，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Lopes）从第八圈起就取得了比赛的领先地位。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距离比赛还剩一圈多时，“飞翔的芬兰人”拉塞·维伦 (Lasse Viren) 取得领先并赢得了比赛。芬兰人的这一胜利引发了人们对非法药物的怀疑。尽管卡洛斯·洛佩斯获得的是银牌，但这是葡萄牙田径史上第一枚奥运会奖牌。

不过，卡洛斯·洛佩斯也在蒙特利尔遇到了兴奋剂问题。其竞争对手、获得金牌的拉塞·维伦（Lasse Viren）涉嫌输血，却没被选中接受兴奋剂检查。这让卡洛斯·洛佩斯感到愤怒，拒绝接受测试，以示抗议。从那时起，现行制度开始生效：所有奖牌获得者都必须接受测试。

也是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阿曼多·马克斯 (Armando Marques) 代表葡萄牙登上了领奖台。这是葡萄牙在射击领域获得的唯一一枚奖牌。他距离射击金牌仅一局之差，败给了美国选手唐纳德·霍尔德曼。

尽管大多数人遭受苦难，但少数人却在战争、流行病、社会或环境危机中致富、获利。 这是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经济参考》栏目的嘉宾克莱芒·法约尔（Clément Fayol）的观察，他和伯努瓦·福孔（Benoit Faucon）、安托万·哈拉里（Antoine Harari）合作共同撰写的新书《一些人的不幸是其他人的生意》由罗伯特·拉丰出版社出版的。节目嘉宾认为，国际机构“没有武器”来打击这种非正规犯罪。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就为大家介绍这次采访，欢迎收听。

法国电视24台：你好克莱芒·法约尔。你是《21》杂志的调查部主任。你擅长调查报道。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很特别的主题？

克莱芒·法约尔：实际上，这个主题始于三年半前的一个观察，和我的两个合著者一起意识到，我们对指挥或掌权的关键人物，或是在任何情况下负有责任的关键人物进行的大多数调查，都系统地需要中间人，即处于阴影中的人帮助他们，有时甚至是在世界上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落，可以拥有同样的协助者。 因此，我们对自己说，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减少对公众人物的关注，而是关注这些推动事物进程的人和影子部门，会很有意思。

法国电视24台：调查找到了一切。 还有那些贩卖虚假信息的人、破坏禁运的人，当然还有服务周到的避税天堂，不法银行家、军火商。 这些人是怎么会在全球范围里和你交谈呢？

克莱芒·法约尔：在与消息来源打交道，以及和联系人建立关系时，总是有一些差不多的规则的。 他们可能会为了一个主题来见我们，而我们可能会设法从他们的口中套出一些我们没想到会谈论的东西。 他们也可能是自负过头。

法国电视24台：是的，这点在书里可以感觉得到。

克莱芒·法约尔：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有案底，只是默默无闻，有的却被人知晓。面对国际机构和警方，他们多少有点渴望展示自己。他们确实也成功地做成了一些事。有时，我们三人通过积累的线人网络，口耳相传，或是通过渗透作用，从一个来源转到另一个来源，直到遇见一位人物。

法国电视24台：你们的选择是怎么做出的呢？

克莱芒·法约尔：事实上，这（本书）并不是我们想做的。 这是个目录。 我们不想每个章节或每个中间人只有一个角色。 我们真的很想让大家知道，他们像部门一样运作。 我们想展示的是他们都是经济部门，并且每个部门都与官方经济、官方政策以及全球化的一些新面貌有关系。 我们只是想看看幕后的情况，看看这种有点肮脏的全球化，尤其是那些利用危机的幕后黑手，实际上维持危机的人。 因为这不仅仅是说人们在危机地区赚钱，因为这可以说是针对…..如记者的，而是说这些人，说到他们正在发展的那些非正式部门，正在帮助冻结一个有问题的局面。你为什么要试图解决一个让你赚钱的局面？ 它不仅能赚钱，还能让你占据主动。 而在一个秩序或行动稍微和谐一点的地方，你就无法融入。

法国电视24台：确实，你笔下的人物形形色色，可以看到自信的银行家，业可以看到去刚果金沙萨寻找黄金和钻石的冒险家。 但我想重点团体你所说的“护照贩子“，即那些律师事务所准备向你推销护照，因为你来自一个没有真正旅行权的国家，特别是没有进入美国国家或欧洲的权利。

克莱芒·法约尔：我们进行了这项调查。 这一章是与一个财团合作进行的。它叫…….

法国电视24台：记者联盟。

克莱芒·法约尔：与《世界报》、《卫报》等合作，专门研究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问题。 我们这本书是这个联盟的合作伙伴。 事实上，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数据显示，数以万计的人如何以10万美元获得多米尼加护照的，然后就可以免签进入申根地区。 事实上，这项调查对我们的主题来说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显示了在这个小岛、只有七万名居民的小岛上，是如何聚集了伊朗革命卫队、中国人、台湾人、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萨达姆·侯赛因时代伊拉克化学武器负责人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事实上，在这个平行经济的有些不透明和阴暗的世界里，好建议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最终会和那些永远不会交集的人见面。 有的会成为毒贩、有的会成为伊朗的间谍，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与同样的人打交道。

法国电视24台：在你的书中不仅提到了多米尼加，你还提到了其他国家。

克莱芒·法约尔：事实上，在加勒比海地区还有好几个岛屿，多米尼加在这方面颇具象征意义。 但曾几何时，还马耳他。只不过现在的规则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止步不前了。 但这也有意思的地方，事实上我们仍在试图破解那些通过文件找到的蛛丝马迹。 但的调查记者面临的风险是总是落后两趟火车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量使用线人的消息来源，而较少使用数据，因为我们认为只有线人的消息来源才能让我们了解今天的暗箱操作是什么，而不是五年、十年前的......

法国电视24台：四万到十万美元才能买到护照。

克莱芒·法约尔：十万美元，官方的说法是投资。 这是一个以国籍作为交换条件的投资计划。

法国电视24台：声称将拥有投资国的护照。实际上是这样的？

克莱芒·法约尔：我的合著者安托万·哈拉里（Antoine Harari）曾去过那里，他看到那里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得到发展，只有一小撮人在发财，这些人是当地的一些小寡头，他们接管了这些投资项目。 他们将拥有建设的决定权，但当地居民得不到好处。

法国电视24台：没有好处。 石油、钻石，甚至是加密货币。 你去看过这些加密货币的玩家都是些什么人吗？还是那句话，我猜他们在那里扎根也是越来越深了。

克莱芒·法约尔：加密货币。 这非常有意思，因为事实上，有时我们倾向将它看作是一个有点笼统的主题，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好的调查领域，因为事实上，它是一个值得大量关注的调查领域，值得从一定数量的角度进行刨析和研究。 我们选择的角度是加密货币诈骗，也就是说，那些通过政治联系成功推出国家加密货币的人，实际上这些都是老掉牙的骗局，只不过披上了新奇和经济革命的外衣。 我们称他们为加密大师，因为事实上这正是他们的工作方式。 换句话说，人们会把信任股投给一个有魅力的人，结果就是被骗了。根本不存那些加密货币参与者许诺在透明度承诺。

法国电视24台：危机中的暴发户，安保官员，以及在那些国家显然不提供安保的地区向你兜售安全保障的人。

克莱芒·法约尔：安保官员这方面特别有意思，因为它让我们从西方世界的秩序视野中退后一步。 事实上，当我们退一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了巴格达，去了大马士革，去了这个动荡的地区，我们看到，事实上有一众，怎么说呢，安全权贵，将领们发现了自己的权势，然后他们受到安全公司、监控公司的追捧。 我们揭露了一家名为“ Lavinia Pulse“ 的俄罗斯公司，并展示了它是如何提供这些服务的。 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一切都与领土和环境有关。 在他们自己的生态系统中，这些安保官员非常重要，即使我们切断了政治联系、等等，可 他们的生态系统业足够强大，足以让他们有所作为，而且商业是维系他们权力的粘合剂。

法国电视24台：那么，在你们三个所经历过的一切中，你们几乎什么都见过了。 你们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我想说的是，国际法在这一领域的监管来看，存在着一些相当大的漏洞。

克莱芒·法约尔：是有漏洞，但我们也有。 这是一种非常新闻化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成功地从新闻中、从连续不断的信息流中退后一步，然后找到解读世界和这些大组合的新方法。 不能一味地对危机局势发表一概而论的看法，而不深入到幕后去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坚持的，也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提出一种与国际法或主要参与者相左的新闻报道方式，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法国电视24台：但我们知道，骗子们为了能够做他们所做的事，也就是你在书中所描述的事，在某些时候会从监管系统的共谋中获益。

克莱芒·法约尔：这就是非同寻常的地方，实际上可以看到，正在履行一种职责，在某些主题上确实有着极其明显的使命感，尤其是在长期处于危机之中的地区，例如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在那里，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平衡。 这种新平衡是在这些支柱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些支柱正是这些商人、骗子和暴发户。

法国电视24台：因此，国际机构也是一致的。 在这些骗子和一种非正式的监管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衡。

克莱芒·法约尔：这我就不知道了。可以肯定的是，国际机构没有对付这种非正式监管的武器。 也就是说，国际机构原则上有一套代表制度，有一套以官方外交和代表制为基础的平衡世界的制度。 事实上，如果你看到一个国家的代表到达，你就有义务接受他作为对话者。 这就是国际代表权的原则。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说的是不要再天真了。 试着去理解天真。 是的，有很多天真，很多，因为事实上，我们要么是处于一种不想和那些不可来往的人进行讨论的外交中，要么是处于一种认为对话者忽然间成为可以接受的人的外交中。 而事实上，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也没有这种现实的方法来理解什么赋予我们对话者的合法性？

法国电视24台：最后一个问题，相当简短的回答，你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地，哪个大陆受到这些骗子影响最大、受害者最多？

克莱芒·法约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认为没法进行比较。 真的找不到哪个大陆比其他大陆受到的影响更大。 我认为当今最不透明的大陆是亚洲。 无论如何，从记者的角度来看，亚洲是最难开展工作的地方。 然而，很多线索最终都在汇集到那里，也就是说大部分是死胡同。 在书中，我们看到下一站将是香港、上海、越南、新加坡。 事实上，确实也很多谈论到迪拜，但亚洲的这个地区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法国电视24台：非常感谢 克莱芒·法约尔的回答。

台湾的总统和立法选举将于1月13号举行，这是今年的第一个重要选举，和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呼应，这个选举是目前国际社会聚焦点，台湾大选每四年一次，从1996年以来都要引发台海的危机，今年的台湾大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事件被认为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竞争的潜在爆发点，而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有从经济竞争升级为直接军事接触的风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将中华民国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他个人“中华民族复兴”目标的核心，他也将这一目标描述为历史的必然。那么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为什么对台湾的野心不减，法国世界报曾刊出一篇文章分析认为，对台湾的威胁为北京提供了一个机会，既可以将台湾置于其专制控制之下，又可以瓦解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北京计划在必要时用武力征服台湾，有多方面的历史、战略和地缘政治原因。

中国的多个动机中，首先就是寻求统治所有讲中文的人。

文章认为，1949 年控制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从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能在内战中存活下来，并很早就否认了其统治台湾的合法性。1934 年，毛泽东公开表示支持台湾独立，但为何在 1949 年要"解放 "台湾，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汉学家斯特凡-科尔库夫（Stéphane Corcuff）指出："原因很简单：中华民国并没有消失。”中国政府目前的主张是 "中国的领土归属主义，其目的不是将台湾'统一'到中国，而是以历史、种族或语言为由吞并一个主权国家"。

但北京的动机不限于政治，也与地缘政治和战略有关。

摧毁美国的 "第一岛链 "联盟

2022 年的中国与 1949 年末成立年轻的共产党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在 20 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这使北京得以宣称自己是超级大国，并与美国展开竞争。但东海和南海的地理位置及其邻国的联盟正在挫败它的霸权野心。中国 14,000 公里的海岸线面临着所谓的 "第一岛链"。该“岛链”由美国的四个盟国组成：韩国、日本、菲律宾和台湾。前三个国家分别与美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提供被这些国家视为至关重要的安全保障。韩国有两个美国海军基地，日本有六个。目前的菲律宾总统一改前任与中国接近的政策，大大强化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应对中国在南海的扩张野心。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中心中国问题专家朱利安（Marc Julienne）分析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被限制在中国海内，无法自由出入太平洋，因为它面对的这一连串岛屿都是与它保持相对敌对关系的国家。”

“第二岛链”包括北马里亚纳群岛（美国在关岛的主要海军基地所在地）、帕劳（以前由美国管理的领土）和日本的小笠原群岛。

马克-朱利安解释认为，中国军事吞并台湾的目的和后果之一是大大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并确立中国的统治地位。原因与其位于“第一岛链”中心位置有关，他认为"台湾是中国在太平洋上的一把锁"。

同时，中国正在寻求瓦解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网络。其目的是让中国军队能够利用拒绝进入战术劝阻美国介入该地区，这将大大增加美国人接近中国和台湾的难度。而当美国不再有能力保卫日本时，同盟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法国国防部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曾评论说，美国作为该地区安全保障者的可能消失 "将是一个战略转折点"。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在韩国和日本等国，确实存在着为更广泛的核扩散开辟道路的风险"。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再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它们可能会寻求发展自己的威慑力量以确保自身安全。

核威慑力量

中国政府的另一个潜在目标涉及其核威慑力量，尤其是其远洋部分，因为一些地理因素限制了中国弹道导弹潜艇（SSBN）的机动性。

目前由两条岛链组成的网格使美国的盟国很容易发现试图进入太平洋的中国潜艇。日本、美国和台湾都拥有非常出色的反潜战能力，有能力追踪这类潜艇。

但最重要的是，南海和东海的商贸往来非常密集，水域较浅。东海四分之三的海域水深不足两百米，不足以让中国潜艇在不被 "听到 "的情况下进行下潜和隐蔽机动。目前，中国的弹道导弹潜艇活动范围仅限于南海海南岛附近海域。由于射程有限，它们无法抵达美国大陆。为此，中国只能依靠地对地弹道导弹，从本质上讲，地对地弹道导弹比潜艇更脆弱，潜艇更容易隐藏"，来自武装部队部的同一消息来源证实了这一点。

台湾拥有从其东部海岸线直接进入深海的优势。这将是中国建造新的 弹道导弹潜艇基地并接近美国海岸的机会。专家认为："对美国来说，这将是一个直接威胁"。

加强其他领土和海洋主张

最后一个理由是加强其他领土和海洋主张，如果征服台湾，将有助于实现中国政府的其他目标，如其众多的领土和海洋主张。

亚洲问题专家Marianne Péron-Doise 解释说："台湾海峡问题必须放在中国海洋力量全球扩张的大背景下来看待。通过控制台湾，中国可以扩大其专属经济区并对航运施加限制"。虽然眼前的利益是外国军舰，但扩大主权区也能让中国对商船行使监督权——这是中国向邻国施压或促进自身利益的有力杠杆。

台湾海峡是中国希望完全控制的海域之一，尽管它的部分海域是向航运自由开放的国际水域。但韩国和日本的经济严重依赖进口，中国政府控制南海和东海之间这条主要贸易航线的前景令两国担忧。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进口。

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支持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而中国政府正试图巩固其在南海的地位，这对海洋法及其邻国都是不利的。

控制台湾梦寐以求的半导体市场

最后，夺取台湾还将使北京政权能够控制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该产业占全球产量的很大比例（63%）。这些元件是制造高科技产品（电话、飞机、太阳能电池板等）的关键，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最先进的半导体主要由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台积电（TSMC）生产。如果能染指这一产业，那将是不可否认的收益，但北京是否能轻易利用这一产业还不一定。台积电本身依赖于从日本和德国进口的原材料，如果中国政府试图破坏该行业的稳定，这些国家可能会决定减少或中断这些销售。

台湾对中国政府来说具有许多战略意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霸权主义野心。这不再是制衡美国的问题，而是与美国人竞争的问题，在中国人的话语中，美国人一直被视为亚洲之外的强国"，中国问题专家玛丽安-佩隆-多伊斯（Marianne Péron-Doise）说。台湾是中国 "复兴 "的主要障碍，这就引出了潜在武装冲突的问题。

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从“为什么台湾对习近平及其政党构成生存威胁”角度分析指出。自1949年以来，中共一直是中国唯一的权力独裁者，其统治合法化的部分原因是坚称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台湾的成功表明这完全是错误的。

可怕的圣婴又回来了，他有可能使本已恶劣的天气变得更为变本加厉。 这个可怕的圣婴就是西班牙语中的厄尔尼诺现象。 这个太平洋产生的气候现象可能会使今年的气温升高 0.3 至 0 4 摄氏度，并导致严重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后果。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的专栏节目《经济参考》，邀请战略研究博士·米歇尔·瓦朗坦(Jean-Michel Valantin) 做客栏目，请他介绍了厄尔尼诺现象地缘政治的影响对当今社会有多么残酷。他与洛朗·泰斯托 (Laurent Testot) 合作，一起撰写了刚刚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厄尔尼诺现象：气候炸弹的历史和地缘政治》(Ed. du Nouveau monde)。瓦朗坦博士指出从历史上看，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与动荡时期联系在一起。如今，它正在加剧气候变化。他还解释了厄尔尼诺这一由太平洋产生的气候现象的回归，将如何影响西非、中非、两河流域的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以及干旱、暴雨和持续的特大火灾等——自然灾害对欧洲、北美和中国产生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影响......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就为大家介绍这次采访，欢迎收听。

法国电视24台：你好让·米歇尔·瓦朗坦，

让·米歇尔·瓦朗坦：你好

法国电视24台：用你的话说，什么是尼诺厄尔尼诺现象？

让·米歇尔·瓦朗坦：这是一种周期性现象，每 2 至 7 年就会出现一次。 它是 一个大的、 一个巨大的暖流横跨太平洋，通常是向西扩散。 由于它是一个暖流，扩散开的热量温暖了整个大气层。 它能使全球温度上升 0.2 至 0.3摄氏度。

法国电视24台：好的，自16世纪起，人们就已经看到了它的踪迹，但从2023年6月以来，它就被宣布在那了。是这样的吧？

让·米歇尔·瓦朗坦：是这样的，它的回归是由各大气象中心宣布的，如2023年6月8日美国就记录到了。实际上，这些主要的气象中心已经处于戒备状态好几个月了。

法国电视24台：因此，今天，具体而言，它影响着世界上的一些地区。 从非洲开始。 那里发生了什么？干旱还有巨大的洪灾，对吗？

让·米歇尔·瓦朗坦：事实上，厄尔尼诺可能会导致气候干燥，特别是在不需要干燥气候的萨赫勒地区和西非地区。 但除此之外，厄尔尼诺现象还撼动了地球的整个气候系统，所以它实际上会增加极端天气的数量。 但让我回过头来谈谈你刚才提到的，也就是说我们正处于气候变化失控的时代，甚至不再是处于全球变暖的时代。 我认为我们正处于气候变化失控的时期。 然而，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对全球气候系统造成的热气压，正在使全球大气的温度升高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 3 月份的水平超过了1.2，而超过1.2的水平是要15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 自 10 月初开始，更是超过了1.4 的水平。 这是前所未有的。

法国电视24台：是自智人出现以来的……

让·米歇尔·瓦朗坦：智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气候条件。 但我们开始强烈地感受到了它们。

法国电视24台：那么在非洲会发生什么呢？在这片已有很多问题的大陆上会是什么样子呢？

让·米歇尔·瓦朗坦：洛朗和我做的只是一种预测。 在此之后，它将按字面意思实现，或者是根本不会实现。 但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将面临极端气候现象。 因此，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干旱恶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当发生特大暴雨和洪水时，决不能接受视错觉。 因为下了场很大的雨，并不意味着就能解决干旱问题。 因此，问题在于，社会已经非常脆弱，处于紧张的状态，正在经历与获取食物、饮水和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有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处于潜在的、公开的内战之中，伊斯兰民兵往往极其活跃。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移民的流动，因为所处的地区变得越来越不合适居住。 人们在迁移。

法国电视24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

让·米歇尔·瓦朗坦：那里也一样，情况也已经很严重了，而且不会有任何好转，因为一方面，这些地区已经很干旱了，此外还有大河来划分区域。 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这两条河的水流在很大程度上被水坝阻断，特别是上游的土耳其水坝。 在那里，土耳其将释放河水的水量军事化，来削弱对手叙利亚。而伊拉克和伊朗位于河流下游，因此所有这些已经陷入危机的国家都发现自己处于水危机、农业危机、农村人口外流危机等危机的状态。

法国电视24台：在同样受到影响的欧洲，近年来看到的不是特大火灾，就是难以想象的洪水，就像2021年7月发生在德国的那样。但也看到了莱茵河的水位下降。是吗？

让·米歇尔·瓦朗坦：是的，这里要区分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是气候变化的影响。 欧洲并没有直接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而是受到了我们提到的、它的间接影响，即气温的迅速上升，加剧了所有极端气候现象。 然而，正如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气候现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这种巨大的破坏也发生在因乌克兰战争，而陷入地缘政治危机的欧洲大陆上。 因此，乌克兰战争，特别是它对欧洲能源供应的影响，已经让欧洲人很难接受，特别是在经历了两年新冠疫情之后。 极端气候现象造成的紧张局势越严重，就意味着欧洲大陆正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种高度紧张局势既有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气候方面的原因，所有这一切混合在一起而我们刚发现 。

法国电视24台：在直接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北美发现了……

让·米歇尔·瓦朗坦：这要等几个月才能知道。 北美可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加州地区。是否会有其他的旱灾呢？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 在这里，有一次陷入了不确定的领域。众所周知的是，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大。 这些极端气候现象将会以何种形式出现？ 我们不得而知。 但另一方面，就北美的安全问题而言，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今年夏天的大火就证明了这一点，大火肆虐了相当于奥地利面积那么大的地区。 今年夏天加拿大发生的火灾就好像把奥地利烧毁了一样，要知道它还在继续燃烧。在特别容易受到极端天气现象影响的地区，保险公司纷纷退出。 因此个人、社区、各州都会去寻找自己的保险公司。再一次，金融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逆转也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法国电视24台：那中国呢？是否直接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让·米歇尔·瓦朗坦：中国嘛，她既受到了厄尔尼诺的直接影响，也受到了它的间接影响。 我坚持认为受到了间接影响。必须要记住这是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国家，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必须要记得它的人口比例，也就是说：今天，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中国正在发展。 中国已经制定并启动了名为“新丝绸之路”的大型战略计划，将在全球范围内发展陆地和海上交通基础设施，为的是将中国需要的资源运到中国。

法国电视24台：需要是农业，

让·米歇尔·瓦朗坦：特别是农业。

法国电视24台：中国只有9%的耕地。

让·米歇尔·瓦朗坦：9%的耕地面积要养活全球20%的人口。 因此，所有将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地区，很可能是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如果是在非洲，特别是在西非，那么很有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如果有一件事的话，在我看来北京正在极为密切关注的，那就是巴西，巴西发生的事情。 巴西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超过了美国。 如果巴西目前发生的特大干旱导致农业减产，这显然是一个高风险，那么中国将面临国内粮食通胀的风险。 我再说一遍，我们谈论的是13亿的人口。 因此，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保持社会稳定、保持经济发展的水平、养活在过去40年中摆脱了贫困的人口，他们需要获得全球的粮食资源。

法国电视24台：非常感谢让-米歇尔·瓦朗坦的回答。 

新疆维吾尔人的命运随中国官方话语中的所谓“再教育营”任意关押大批维吾尔穆斯林作为曝光而吸引国际舆论广泛关注之际，曾一度以自焚的惨烈方式表达绝望与抗议的藏人命运似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曾多年将藏人事业传达到世界各地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如今年事已高，不再能全球旅行，其代表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早在2010年就已经中断。自2011年起由世界各地流亡藏人民主选举产生的藏人行政中央始终无法与北京当局建立联系。在因严密的信息封锁而越来越与世界隔绝的西藏，藏人如今究竟面对怎样的环境？如今分散于世界各地的藏人靠什么力量凝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班巴茨仁先生12月1日到访巴黎，接受法广专访，介绍了他对重组中的国际关系格局的观察以及藏人事业在其中的意义，他希望以藏人面对的苦难警示世人，让世界各地的决策者更了解他们所面对的中共政权。

班巴茨仁先生自9月底开始，先后赴美国、加拿大以及巴西等一些南美国家访问。在抵达巴黎之前，他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奥地利维也纳停留。虽然这次环球旅行一般的行程主要目的是探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但也尝试与一些国家的民选代表接触、对话。班巴茨仁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一方面希望向各地的人们介绍藏区的现况，另一方面也希望帮助各国政府更好地了解中国，因为他意识到，很多政府只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和与中国的商业往来感兴趣，却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战略手段以及其中动机。他表示：“我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对我的人民和国家的支持，也是为了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不了解中国及其动机，最终受苦的将是你们的国家和人民。” 他希望欧洲不要单纯地只将藏人看作是共产主义受难者，而是应当认识到人类的团结非常重要。

中国是唯一一个以牺牲其他文化为代价走向单一文化的国家

藏人行政中央多年尝试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但显然目前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而这种努力最近十年来更加困难

班巴茨仁：“自2010年以来，就像您提到的。我们甚至…我们甚至没有接触。所以我有一些幕后渠道，但那是非正式的渠道。我不能说更多，因为没有什么具体的可谈。这些幕后渠道的目的是建立联系，重新建立联系。但现在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在过去10多年里，他在香港实施了安全法。他对维吾尔人的集中营负责。他对西藏实施了殖民式的寄宿学校，让藏族儿童与家人、文化、语言、宗教分离。所有的教育都用普通话进行。当整个世界正在走向多元文化主义时，中国是唯一一个以牺牲其他文化为代价走向单一文化的国家。”

“如果你向中国政府指出这一点，他们就会指责美国或加拿大曾如何对待本国原住民，或北欧国家曾如何对待萨米人、澳大利亚如何对待原住民，新西兰如何对待毛利人等等。这些国家犯了错误，他们意识到了并试图弥补，而中国是在有意识地在西藏摧毁藏人从语言到宗教的文化身分认同。”

以Xizang取代 Tibet等于在删除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几个月前，中国外交部开始在对外文宣中使用西藏的汉语拼音写法，取代过往使用也是国际通用的 Tibet字眼。Tibet 原本音译为图伯特。班巴茨仁就此指出，这种做法不仅是中国“汉化“政策的一部分，更有其战略考量。

班巴茨仁：“其实，自2019年起，他们就开始用Xizang取代 Tibet 。如果您去查阅过去几年«环球时报»或«人民日报»等面向国际的媒体，就会发现他们一直在英文版使用Xizang，但要在后面的括号中写上 Tibet,  因为否则没有人知道那拼音指什么。在最新的白皮书中，中国政府故意只使用“Xizang”称谓，并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知道他们在西藏的统治没有合法性，所以才要求每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说：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他们这是在试图从国际社会获取合法性，同时摧毁西藏的历史视角，因此，我请求国际社会不要将“新疆”用于西藏。因为这种变更更是政治行为，而不是学术行为。Xizang这个词没有历史背景，使用它就等于在删除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战略意义做法。他们的代表团已经要求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国家使用Xizang，而不是 Tibet。他们正在强迫其它国家使用这种说法。那些很依赖中国，而不关心人权问题的国家也在跟进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有害的。无论是发生在西藏，还是东突厥斯坦或是内蒙古的一切，都是在破坏中国政府1984年制定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他们在破坏他们自己的法律。”

“在拉萨，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

谈到西藏目前的状况，班巴茨仁先生表示：

班巴茨仁：“大家都知道乔治·奥威尔的书著《1984年》中描述的国家监控和控制一切的情境。控制和监视增加，整个系统就陷入僵化。中国正使用各种人工智能和现代技术手段，比如DNA采集、未经同意而对人们进行生物样本收集、虹膜扫描、地理定位、电子识别、电子监视等等，所有这些都旨在监控人们。”

“如今在拉萨，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很像当年在国家安全机构史塔西控制下的东德，每个人都在监视每个人。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允许一些藏人进入西藏，但没有人能自由交谈，因为没有人能彼此信任。反间谍法，国家机密法等都已经修改得更为严格。”

“于是每个人都在监视着其他人，举报还会得到奖励。中国的法律非常模糊，不同的政府层级可以任意加以解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说了哪些话而被捕。大多数专制政权都是这样制造恐惧，以此让人们遵循他们想要的路线。”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现在听不到关于西藏的消息了？这是因为暴力更容易在世界上引起关注，而非暴力运动难以引起注意。但是，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非暴力运动，因为，如果人们过多关注暴力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会推动暴力，有些人会因此认为，如果不采取暴力行动，就不会引起世人关注。”

“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将每个藏族青年改造成汉人”

根据藏人行政中央获得的消息，中国政府要求自2023年新学年开始，在甘孜藏区全面停止藏语教学。班巴茨仁先生就此指出，藏人正经历一场文化灭绝：

班巴茨仁：“家长们会尽力维护藏族身份。老一辈人这么做。问题是藏区七百万藏人中大约有一百万儿童，而80%的藏族儿童都在殖民式的寄宿学校就读。他们远离家人，远离藏人文化和语言，也远离藏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政府的动机和目标是将每个藏族青年改变成汉人。这样，未来就不再会有民族问题。没有有独特身分认同的民族，就不会有民族问题。这就是中国想要做的。”

“从今年起，康藏东部地区不再使用藏语教学。一旦这种做法成功了，他们将在整个西藏实施。当然，在西藏其他地区，对藏语的关注程度也在急剧下降。中国政府新规定的大学入学考试全部是用中文。所以即使你学习了藏语，也无法被高等学府录取。”

“所以我说，我们正在系统性地慢慢消亡。我们正在经历文化灭绝。一切属于藏族的东西都在改变或消失，民族身分认同在弱化。如果这样的情况再继续十年、二十年，那对藏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那时将不再有藏族身分，也不再有维吾尔族身分，就像满洲几乎不再有人会说满洲语一样。”

“对于藏人来说，精神世界比物质财富更重要”

中国政府总是强调中央政府的投资如何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自2009年起的多年间，藏区接连发生藏人自焚事件，涉及至少150人，被看作是“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政治性的自焚抗议浪潮”。为何会有这样的认知落差呢？班巴茨仁先生指出，中国政府对藏人缺乏全面了解，对于藏人来说，精神世界比物质财富更重要。

班巴茨仁先生在采访中还表示，虽然目前世人难以听到藏人的声音，这并意味着藏区没有问题。新疆关押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也是陈全国在调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前，在西藏试行后的手段。虽然藏人与维吾尔人的抗争、与港人的抗争的能见度不同，但所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加害人。

他指出，西藏在地缘战略中的地位或在环境议题上的地位不仅对藏民族重要，对整个世界都重要。藏人还有非常宝贵的、以慈悲和非暴力为基础的藏传佛教文化。他认为，各国必须明白，人类是一个整体，大家彼此间相互依存。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整个世界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

第28届气候峰会谈判接近尾声，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敦促请各国关注两个重要问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资助支持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转型，一些国家不要进行战术阻挠，本台专访中方谈判代表团专家组牵头人王毅博士，谈中美应在气候问题上起带头作用。

对于中美谈判达成阳光协议对本次28届气候峰会的影响？

王毅博士认为我们所以行动基于现有的规则，从公约到巴黎协定，包括随后通过的系列协定如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在多边的框架下，主要围绕多边来行动。通过中美的双边协定可以来引领多边协定进程。

中美最为两个最大的排放国，如果工作做好会给世界起到榜样的作用。

中美双边谈判包甲烷，中美和阿联酋举办了减排甲烷峰会，谈到化石能源替代问题，有两次，一次在煤气发电部分，目前无法完全淘汰干净，是个逐步的过程。第二次给所以能源转型给出明确信号，包括石油，煤气所以化石能源。

中国采取系统转型，不仅是能源整个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贸易，就是经济社会系统性变化。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达到该阶段，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在这方面做更多工作起到引领的作用，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中国希望与其它国家分享经验。

能源转型需要投资，美国投资较低引发不满，中国请看如何？

王毅认为首先应该按照公约按照承诺来完成，发达国家承诺1千亿还没有兑现，也没有看到证据，缺乏透明度。

其次多方面资金需求，如损失和损害基金需要提高2倍。问题需要清楚基金的机制是什么，目前没有商业模式促进加速淘汰，需要进一步做工作，而且将来的基金量会非常大，因为系统转型非常多，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更加综合的资金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发展中国家有债务问题。

就是把经济贸易框架融入环境和气候中来，但是不是简单的说资金换气候，资金换环境就可以解决问题。不仅是环境，气候还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次峰会最重要的是首先达成协议，不要寻求非常宏伟的目标。第二需要目标和行动结合起来，如何落实这些共识，非常重要。第三本次峰会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还需要继续努力，不会因为一次会议解决所以问题。

在第28届气候峰会期间的活动主题之一为增加青年人适应能力，旨在注重相关的气候教育，关注青年人学习适应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技能等，有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气候大使演讲。

应对气候变化改善有关青年人的气候教育至关重要，这确保后代掌握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技能，极端的气候给儿童和青年人造成的负面影响。

来自瑙鲁岛国的青年气候大使青年代表 Marlaina Aroi在阿联酋环境部长Shamma Al Mazrui的陪同下分享了她感受，说我居住岛屿非常小，在地图上是个小点，我们担心海水上升淹没我们的家园。我非常幸运成为本届峰会青年人大使，代表青年人，需要站到保护环境最前沿，因为未来属于我们。

另外，本台专访清华大学水利系博士生王新璐同学，她谈到气候峰激励她专业学习学习。

第28届气候峰会于12月8日已经过半，各国部长们已经抵达迪拜，推进进一步谈判，另外本届气候峰会已经取得促进气候行动的重要资金承诺。

第28届气候峰会8日谈判过半，本届峰会主席贾比尔表示参会各国做出的最新承诺有助于促进气候行动，也是本届峰会关注各国气候措施进展议题之一。

集资以便进一步推进各国的减排行动也取得积极成果，迄今为止本次第28届气候峰会在头5天就动员了超过 830 亿美元的资金，为开创气候行动的新纪元奠定了基础。

还达成的首个关于粮食系统转型和健康的宣言， 以及关于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的宣言。

不过关于去碳化的倡议谈判进展艰难，目前美国和欧盟推进“逐渐淘汰化石燃料”的使用，贾比尔呼吁“逐步减少”，中国目前没有明确表是停止或者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印度和石油组织欧佩克成员国甚至反对淘汰化石燃料。

另外，本届峰会的组织者表示关于11 项承诺和宣言已经启动，并获得了历史性的支持。

在第28届气候峰会的第一场会议上就达成协议，峰会主席贾比尔促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将 "损失和损害 "的资金运作化和资本化，支持气候危机受到冲击严重的弱者，这是整个会议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迄今各国已认捐 7.26 亿美元。

目前本届峰会还为绿色气候基金（GCF）补充 35 亿美元的新资金 ，为适应基金提供 1.336 亿美元，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LDC）提供 1.293 亿美元，为气候变化特别基金（SCCF）提供 3100 万美元等。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峰会主办国阿联酋启动了 300 亿美元的催化基金 ALTÉRRA，以推动积极的气候行动。

值得关注的是气候峰会主办国阿联酋承诺出资 2 亿美元，通过特别提款权（SDR）帮助受到气候灾难冲击的贫穷国家，并出资 1.5 亿美元资助水安全解决方案。

世界银行也宣布在 2024 年和 2025 年每年增加 90 亿美元，用于资助与气候相关的项目。多边开发银行（MDBs）宣布为气候行动累计增加 226 亿美元。

与此同时，环保组织如“跨国观察站”等提议对化石燃料巨头企业进行减排监控。

就在第28届气候峰会进行之际，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气候状态初步预测报告指出，2023年全球平均升温已达1.4°C，今年创下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迅速淘汰化石燃料还是逐渐放弃是本次迪拜28届气候峰会关注的核心议题，由于化石燃料排放微粒主要空气污染物，本届峰会在12月6日和7日推出关注健康的不同研讨活动，要充分利用能源，到不浪费食物，并邀请青年人参与。

气候危机也导致一场人类的健康危机，直到第 28 届联合国缔约方会议才首次组织了第一个“健康日”，123个国家签署了《气候与健康宣言》， 各国认识到采取措施“减少空气污染”、促进“积极行动”并向“健康和可持续饮食”转变的紧迫性。

不过该宣言中没有提及化石燃料的危害，也没有提及逐渐消除化石燃料，这引发环保组织的失望和不满，因为到2050年全球要到达碳中和，就需要明确的具体脱碳行动。

早在2019年科学家约斯（Jos Lelieveld） 调查显示，在因接触细颗粒物和臭氧而导致的 830 万人死亡中，61% 是由与化石燃料的排放直接造成。世卫组织最新调查显示接触空气微粒污染是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因为污染微粒进入人体，引发疾病，导致出现心脏病、中风、肺癌和呼吸道癌等，每年让约5百万人死亡。

这些化石燃料在人类的生产和工业活动中产生、还来自生产电力和交通运输，仅煤炭燃烧就造成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以上。

在本届峰会期间展览区设有几个透明的大塑料球，里面有模拟类似新德里，意大利等地污染的空气，配有视频说明，让大家感受类似亲临污染环境。

另外，美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产油国，也是最大的石油消耗国。全球1/3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中国，而且中国对污染空气严重的煤炭需求占很大比例，虽然中国计划最早2060年实现碳中和。

美国气候专员克里表示美国将加入一个退出煤炭的国家联盟。

中国副总理丁薛祥在迪拜气候会议上强调，全球上半数电动汽车都在中国，此外世界上一半的风力发电设备和八成太阳光伏设备来自中国。不过统计显示中国有全球一半的煤炭发电站，就是中国向清洁能源发展，也大量依靠煤炭能源。

2015年在巴黎气候峰会达成的气候目标是，全球变暖限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高1.5摄氏度以内，达成这一目标的期限是最迟2035年，不过众多专家认为难以实现。

目前中国和美国对数十个国家和数百个环保组织提出的淘汰石油，天然和煤炭的呼吁没有做出回应。

国际能源署指出全球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在2030年达到峰值。

联合国迪拜气候峰会12月5日聚集减排甲烷，推出“甲烷清零行动”，旨在通过融资和技术解决方案帮助各国到2030年实现减排甲烷这一个高温室气体。中美两国也在迪拜举行“甲烷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峰会”。

中美两国在联合国迪拜气候峰会期间举行“甲烷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峰会”，中国气候特使解振华和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就落实中美声明、甲烷减排、国际合作等重要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承诺在2030年甲烷减排比2020年高30%。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所有温室气体排放的40%，克里表示要在本次气候峰会共同努，才能有成效，这决定气候峰会的成功。

克里表示美国已采取重大措施遏制甲烷排放，此前美国环保署将采取措施对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甲烷排放制定新标准，要求对油井和天然气压缩站等的甲烷洩漏进行全面监测，并宣布具体减排甲烷路线图，要从2024年到2038年减排甲烷5800万吨。

温室气体造成全球气候暖化中，甲烷占三分之一，仅次于二氧化碳，而且甲烷的温室效应高出二氧化碳20倍。

中方气候特使谢振华表示，迫切需要国际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甲烷控制，并敦促全球团结起来采取行动。

中美双方讨论如何进一步遏制甲烷排放。此前中美双方达成一项协议，中国首次同意将所有温室气体纳入其2035年国家气候承诺。

中美两国并在11月发布“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共同声明”，并宣布启动强化气候行动工作小组。

两国在声明中承诺，从现在到2030，将在2020年水准上加快各自的再生能源部署，以加快燃煤、石油、天然气发电的替代。

石化能源部门是人为甲烷排放的第二大来源。排名第一的农业生产散发的甲烷排放量为60%，其中大部分来自牲畜。不过甲烷相对容易降解，成本不高。

目前有150多个国家在格拉斯哥26届气候峰会上参加联合国倡议的减排甲烷协议，有美国和工业发达国家和50多个重要石油天然气公司参加，但是甲烷排放量高的中国和印度尚未宣布加入。

另外，中美两国本次积极参与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就是联合国对缔约方对减排力度、落实和合作进行首次检查，看是否符合巴黎协定控制气温升高的目标，即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努力限制比工业化全高出1.5度内。

台湾国科会主委吴政忠在上集节目中对台湾在中美竞争下与中国的相处之道，并从国安的角度来说明台湾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积极布局低轨通讯卫星，订定2+4自主研发制造计划，除确保台湾通讯安全之外，也向此一新兴产业迈进，又谈到国科会发展中ChatGPT台版目前的进度，以及随着AI产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安全和风险管控，国科会其实已在7月就帮行政院拟好一个生成式人工智慧指引，至于人文社会领域AI相关法律也在布局当中，应该明年就会出来等等，在本集节目，再让我们与他一同来关心台湾针对AI技术未来应用的趋势。

法广：站在国科会跨部会协调这个层级，您觉得AI 这个新科技的趋势，台湾打算把它应用在哪些方面？作为主力？

我们从去年ChatGPT出来以后，那这一两年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要来跟台湾合作半导体，就是晶片。那我们也发现说未来10年到20年当中，整个这个产业的创新、生成式人工智慧，包括半导体的晶片，两个应该是一个核心，所以我们推出了「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行政院也已公布了这个台币3000亿 的10年计画，1年300亿来做整个产业的创新。那最后我说这个不只是台湾，我想全世界包括法国未来应该也都会有很多产业上的创新，生成式的人工智慧跟半导体，一个软一个硬，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晶片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也在做比较长远的布局。

法广：现在全球都知道台湾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要继续让台湾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先进制程，会需要非常大的电力，加上碳关税的问题，就更要求使用绿电，但台湾目前的绿电占比似乎跟不上需求，那国科会有什么建言呢？

就是要全力去做，这个绿电应该是一个重要发展，那2025到2026中间，蔡总统也宣示说20%是要这个绿电，那大部分是离岸风电，就风电跟太阳光电。那目前我们事实上也有超过12%是绿电，那个目标正在一步一步往前当中，所以，绿电一定是要做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半导体产业，应该是前一年到二年当中，它用的这个电占台湾整体用电的大概12%到13%，所以它比例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说到半导体如果持续发展，我也一直讲，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岛国，环境是有一些特性。最近大家也知道，台积电有到美国到日本，包括到法国隔壁的德国设厂，这也是一个让这个半导体制造接近市场，第一个是节能减碳，第二个是，也会分散台湾相对来的环境需求，所以我想这个是对的方向。但是，最先进的半导体制程一定会在台湾，事实上也只有在台湾才可以一直走， 因为台湾的talent，就像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他讲的，台湾半导体产业在过去40年培养出来是 一个culture，你从工程师到整个大家对应的那个方式，我想先进制程会在台湾，但是也不会全部都在台湾制造，因为我刚刚提到，未来所有的产业的创新里面一定都会有晶片，所以那个需求是各地增长的，不可能全部在台湾。因为一个公司它会有全世界的 布局，那我们也不会去说你一定都不能出去，所以我想我们乐见，但是出去的，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还是要站在一起。事实上，大家可以发现，设厂就是在美国、日本、德国，那当然未来如果有机会，法国也是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大家应该是站在一起的。

法广：那目前台湾政府将核能是定义为绿电还是不是绿电？

这个最近在台湾也掀起蛮多的讨论，那要看你怎么去定义绿电，事实上，绿电它必须要没有对这个地球做一些你不能处理的问题。那现在，至少在台湾这个核废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所以，从绿电严谨的定义讲，核电在台湾不算在绿电里面，但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低碳的能源。

法广：不少台湾半导体业者曾经讲过，是不是台湾可以引进SMR（小型核电厂），台湾有在这上面做一些了解吗？现在这个技术发展最快的最成熟的应该是美国……

美国那个公司事实上最近也推迟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就我所知那个SMR，它的核废料相对是比大型的还多。的确对台湾来讲，大家都很怕核能，（法广：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大家并不见得很怕核能，但是怕核废料）是的，也不想核废料在他的附近， 我记得有就是说在科学园区旁边要做SMR，但是很多当地的立委都跳出来说NO？如果说它的核废料可以处理，或者是核废料相对很少或用核融合的技术，国科会一直也在关注，本来我们在RD这边也是有在做，所以我想这个是主要是对地球，然后我们能不能在用这个时掌握它对环境的影响，对人类的影响。那我们事实上也不反对的。

法广：台湾好像现在也在看氢能？它是一种核融合技术吗？

氢能应该不是核融合的技术，氢也有好多种，有绿氢，用绿电产生的也是叫绿氢，也有一些比较不绿的所谓的灰氢，那个氢能还可以用电力把它找出来，然后绿氢对环境就没有污染它产出的就是水。最近在中研院这个相关的技术也有在发展。台湾针对2050的净零目标，包括全世界先进的国家如日本，大家都知道用现在的科技已经不能赶在2050要到那之后，新的科技必须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跟物力资源。事实上，台湾也有一个净零科技方案，今年已经开始了，往这边在努力当中。

最后，吴政忠主委也对法广表示，以他的经验，即便政党轮替，国家的科研政策比较不会发生转变，跟政治的牵扯没有那么大。

台法签订国家层级的科技合作协议 将在六大领域合作

11月29日，国科会主委吴政忠返台后，又传来好消息，宣布台法已在23日签订科学与技术合作协议（STC），这是部对部的国家层级协议，双方未来将聚焦六大重点合作领域，让台法在科研的合作上迈向新里程碑。

国科会主委吴政忠说，法国不是只有文化、博物馆及美食，他们在太空、人工智慧（AI）、半导体、净零减碳等领域，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台法签订科学与技术合作协议后，双方大学及科研机构将展开全面性合作。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烨则说，台湾的科技实力及产业发展全球有目共睹，法国也在很多科技领域有杰出的发展，签署STC将有助于台法未来在科技上展开全面性合作。

国科会表示，台法科学与技术合作协议系延续2022年吴政忠出访法国之后，经歷1年与法方讨论，于11月23日由我驻法大使吴志中及龙烨代表双方在巴黎完成协议签署程序，并由吴政忠亲自见证，这是一个国家层级的合作协议。

台法科学与技术合作协议中列出六项重点领域，包括半导体与量子；健康；海洋；数位、网路安全及人工智慧；绿色产业及能源、减碳；太空等。明年上半年，台法将召开科学合作会议，讨论如何具体落实双方的合作。

国科会在2019年的经费不到1000亿元，但2024年将达到1500亿元。吴政忠表示，每年的经费会有10％到20％做为国际合作用，希望和世界理念相同国家，一起促进人类科技的发展。

由中国年轻的电影学者苏七七自编自导自演的家庭影片《长谈》因其独特的风格而入围第45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国际片大赛，之所以说它是家庭影片，是因为影片的人物都是她的家人与朋友，她将自己家庭中的日常生活搬上了银幕。影片的配乐也是由她的儿子所完成。影片拍摄于新冠疫情期间，讲述的是中年知识分子面对工作，家庭，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的疑虑与困惑。

用南特电影节艺术总监Jérome Baron的话来说，这是一部十分“令人震撼”的影片，他说他从未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对现代中国夫妇，尤其是一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影片勇敢地向观众展示了这对夫妇的内心世界，从两人如何相处，如何共同面对来自外界的压力，到如何自我更新，如何探索人生等等，挖掘了至今为止鲜为人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探索与追求，至少从电影的角度来看是如此。

不过，艺术总监的感受并不受到所有法国观众的分享，一位十分熟悉中国的法国电影爱好者向记者表示，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无法引发他的共鸣，在他看来以如此简单的手法来触及一个如此严肃深奥的存在主义问题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法广因此请苏七七与他的先生马越波谈谈他们拍摄此一影片的初衷以及他们的思路。

法广：非常感谢二位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你们的影片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构想以及拍摄的，给人总体感觉是在一个十分封闭的环境中的一个小圈子里的少数知识分子的一些疑虑与困惑，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发社会其他阶层的共鸣？

苏七七：首先我们是从一个很封闭的家庭环境出发，描写的是与家人与朋友之间的交往，但是，影片空间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开始是从卧室走向客厅，再走向小区，最后是走向河边和山区，整体的思路就是期待从一个很压抑的环境中找到某种可能性。影片中有一句很直白的话：‘个体总会受到体制的某种规训。‘ 即使是我这样的大学老师，也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压力，比如说，必须做这一类的研究，希望怎么写课题等等。但是，面对这些问题，同事们的反应是不同的，有的人能够适应得很好，而有些人则希望能够做一些更加自由的研究与创作。这两类人都很多！这是由各自的个性与思想状态所决定的。

我们在四十年内从前现代飞速进入后现代，如何面对这一切？

法广：影片采用的是黑白的色调，这有什么特殊的寓意？

苏七七：这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影片的第一部分的主题侧重于女性在工作生活中的问题，低落的情绪，以及在情感上希望伴侣能够共情。但是，后半部分则上升到了一个我们的生存问题，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如何应该面对这个停滞与分裂的世界？这就不是一个具体与现实的问题，就像影片中所说的，我们在四十年内从前现代飞速地到了后现代，如何面对这一切？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抽象了。而黑白的色调比较适合一个抽象的主题，所以，这是创作上对形势与内容更加匹配的考量；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影片是在杭州拍摄的，而杭州是一个十分绿化的城市，到处都是树木，河水与山丘，是一个十分和谐的自然色调，这同我们想表现的一个紧张与消肃的调位是十分不般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影片调成了黑白的色调。

法广：您说这部电影是界于故事与现实之间，影片中有一个人物非常令人感动，就是那位因孩子教育问题而同丈夫吵架的作家，她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吗？

苏七七：是的，她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她现在是中国美院的一个老师，她自己也是搞戏剧的，她也教戏剧，这应该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我们这部影片就是模糊了剧情与记录的边界，我们的人物都是自己演自己，我演我自己，我的先生阿波也是自己演自己，我们的朋友们也一样。我们把自己特别真实问题面对镜头呈现出来，再进行剖析，我觉得我的朋友是一位非常勇敢的人，她面对镜头能够把自己内心深层的问题淘出来，然后再进行剖析，其实，她的这种深挖是给了我们力量。当你把自己的最深的问题真诚地淘出来后本身就非常有力量。

法广：她有一句台词让我有很深的感受，她说：“这个社会不需要深刻思考的人”，还有她谈到关于子女的教育问题，应该在中国大陆引发强烈的共鸣……

苏七七：是的，我们许多中年的朋友看到这一段时都超有共鸣，我有一个朋友，她在看电影时，她的女儿也在边上，当看到这一段时，她的女儿就叫她把声援开大一点，她说，这一段吸引了她。

影片中的法国元素

法广：所以，就看这一点，这部影片就应该在中国大陆放映，因为国内就缺乏一个可以讨论教育问题的比较自由的平台。另外，您之前介绍过，这部影片受到了法国新浪潮电影影响，其实熟悉新浪潮影片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部影片的风格同卢曼（Eric Rohmer ）的风格很接近，他的影片就是注重人物的对话，许多台词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这部影片的人物对话是否也是经过仔细斟酌的？

苏七七：确实受到这些大师的影响，文学性比较强，但是，就人物对话而言，我们基本上是每个人负责自己的对话，在拍摄之前，告诉大家要在哪个片段讨论哪一个主题，然后，由人物自己设想用最适合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来剖析一个问题，其实，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圈内都是知识分子，我是写电影评论的，他是写诗歌的，我们的朋友有写小说，有写戏剧评论的，我们也经常用非常书面的语言来讨论一些问题，所以，影片中的台词就是我们平时日常交流的语言。

法广：您是苏七七的丈夫，共同参与了影片的拍摄，您本人从大学开始就一直是诗人，今天依然继续写诗，影片中在多个地方引用了您的诗篇，在今天中国的氛围中，继续写诗是否很难？除了当诗人之外，您的谋身职业是什么？

马越波：我的工作是做灯具外贸的，我的第一个客户其实是在法国。我在大学里就写诗，1990年毕业的，电影里有一首诗就是那一年写的。当然，期间由于工作的原因会不时停止。我们拍这部电影当然与疫情有关，疫情让我们觉得不仅仅是在中国，包括欧洲与美国，都停滞了，分裂了，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成为过去。整个世界似乎都处于停滞状态，所以，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找到某种可能性让我们能够走出目前的困顿，找到一个方向。因为我是诗人，所以我就会说驶向银河啊……

 法广：在介绍影片的时候，您说到这部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一个法国哲学家的启发，能否具体的介绍一下？

马越波：这个当代哲学家叫昆丁美雅苏（ Quentin Meillassoux ），他倡导的是思辨实在论，我是在2020年从一个诗人朋友那儿了解到的，我很受震动。疫情期间我就一直在看他的书，所以，拍摄这部电影时我也一直在看他的书，因为哲学书比较难懂，比较费时间，所以，拍电影时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很受他的影响。

苏七七：其实他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他所讨论的有关有限性，偶然性等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当代社会所面对的，我们就是基于有限性与偶然性的前提去讨论我们应该怎么想，怎么做，所以，我们一直是在他的思想的影响下在拍这部电影，可以说他是我们背后重要的思想资源。

法广： 很抱歉，我对这位法国哲学家并不了解，不过，据在索邦大学教哲学的朋友的介绍，他的理论在学界是有争议的，虽然他的书在美国，中国等地有一i定的影响，但他在法国国内并不很有名。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法国许多当代有名的哲学家都是首先在美国成名之后才获得法国同仁的认可，受到舆论的关注，例如 René Girard 等等。

马越波：这位哲学家让我比较感动的是，今天我们绝大部分人即使是知识分子，也不会再去寻找绝对的东西，都是讨论相对，讨论如何平衡啊，中间的，但是，他是非常勇敢地从哲学出发重新去寻找绝对的东西，作为诗人，我当然期待能够向往绝对，但是，在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li没有人讨论绝对的东西......

苏七七：是，大家都在讨论的是多元和相对，但是，没有绝对的东西我们可以凭倚，我们已经失去了凭倚！

马越波：他是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这种绝对的可能性。这让我十分感动。

法广：这使我想起影片中这一对在小餐馆中谈论音乐的古琴演奏师，他们就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是否就找到了绝对？

苏七七：可以这么说，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中国国内有名的古琴演奏家，可以说他们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其实，就拿我儿子为列，他也曾经有过青少年的迷茫，但是，因为他爱好音乐，爱好计算机这一类技术性的东西，这就帮助他走出了精神上的困顿，找到自己的道路。

非常感谢南特电影节入围影片长谈的导演苏七七女士与他的先生马越波接受法广的专访。

当前国际社会都非常关心台海的局势，本次节目，我们很荣邀请到台湾国科会主委吴政忠作为嘉宾，从国安的角度来跟法广听友们谈一谈台湾对于通讯安全、生成式AI规划，以及半导体与能源等等议题。

首先针对台海局势，吴政忠主委表示，这确实会与全球地缘政治有些关系，其实我一直在讲，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已经超过50年，因此我们有蛮多的经验去看怎么跟中国来交往。那最近的几年，美国跟中国的一些竞争，从经济或政治，因他们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所以我想是稍微有一些紧张，不过习近平到美国参加APEC年会，应该是有一些缓解的感觉。但是我想在台湾我们仍要保持警觉，注意整个情况发展，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对全世界 来讲非常重要的国家，包括台湾的半导体，还有其他的一些产业，都对全球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法广：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发展低轨卫星，因为比较能确保通讯的安全，那台湾在这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吴政忠：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的确在俄乌战争后，大家发现说在通讯方面非常重要，尤其是你如果说地面的一些通信系统被截断以后，从天空来确实比较难被截断，那对台湾来讲当然也蛮重要。那台湾跟全世界的通讯主要有14条海揽连接，我们了解说在一些非正常状况下，较易把它破坏掉。至于在国内的即台湾本岛内的一些通讯系统应该是还好，主要是针对国际。针对空中，在最近几年，应该是019开始，2020蔡总统也注意到这个太空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从2020就开始在部署这个通讯卫星的一些自给自足的能力。事实上，台湾在卫星这边，从1991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但在通讯卫星这边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从2020应该是三四年前就开始相关的技术，这个是自主研发。在台湾除了是国安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未来产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要对此布局。至于通讯方面，最近 马斯克的starlink星链系统，就是说在低轨通讯卫星这边，速度进步得蛮快，现在已经有四五千颗在这个低轨道的太空里面运作得还不错。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我们第一个是，自己研发通信卫星；第二个当然光靠 自己也可能没有那么快，所以以台湾的角度是愿意跟全世界几个大系统做些合作，不只是通讯卫星的制作，或者是现在已经有的星系的一些介接，现在正全力在进行当中。

法广：好像已有40亿的预算要发展两颗通讯卫星……

吴政忠：那个是这样，在第一颗通迅卫星这边，我们叫「2+4」，事实上我们有两颗是从2020、2021开始研发，其中一颗是台湾的工研院跟太空中心合作的，另外一颗应该是太空中心，跟国际的一些厂商也会协作。至于另外四颗，因为台湾在资通讯，包括半导体这个晶片这边的能力也很强，因此我们也会有筹组一些公司，除台湾自己，也包括跟国际协作，应该是有这样的布局，所以不止40亿。

法广：现在在低轨卫星系统上几乎被星链这个系统垄断，那它的老板是马斯克，马斯克比较亲中，那台湾 要怎么样跟他合作呢？

吴政忠：亲中与否，我想生意人他们应该第一会以这个生意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生意。那我曾经讲过，我们也不排除如果可以做一些担保，尤其在真正要用的时候，不会就是任意切断的话，我们也会保持一些未来合作的机会。那还好，刚好最近包括在法国这边Eutelsat跟OneWeb合并了。事实上这边也有一个比较小的系统在低轨卫星。台湾也已经有跟这边展开合作了。

法广：国科会发展中ChatGPT台版，目前的进度如何？

吴政忠：过去一年来，全世界大家最瞩目的就是ChatGPT一夕之间爆红，它比较正式的讲法是深层次的人工智慧，美国 OpenAI 公司是在去年11月发表的，国科会在去年2月就说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聊天机器人，也就是说，不能没有自己的ChatGPT版本，因为，深层次的人工对话引擎，事实上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记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那你喂资料给它，那只是第一步，之后你要教它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所以，不同国家教出来 的应该是不同的版本。尤其如果是在中文方面，中国训练出来跟台湾训练出来的绝对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决定说台湾必须要有繁体中文版本，包括客语、原住民语，都要有。另外就是美国OpenAI公司花了非常巨大的预算在ChatGPT上，那台湾在没有那么多预算时有没有可能去做compict？可行但也不可行，因为考虑到如果是繁体中文，你必需要很多准确的资料，台湾的一定是只有台湾有；再加上台湾也有许多教授和学生对层次人工智慧也蛮专精的，所以那个时候就集结了一二十位的教授，带学生还有台湾的业界一起发展，我们将它叫做可信任人工智慧对话引擎「TAIDE」（Trustworthy AI Dialogue Engine），到现在已经发展得蛮好的。

法广：这种APP其实很需要一个很大的繁体中文的数据库不是吗？

吴政忠：这里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这些数据库的资料，必须被授权，所以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发展和这个限制，我们就把政府的资料以及可以去拿到的资料，包括一些有授权的比如说中央社或其他的， 而这些资料只要有agreement就可以用。事实上，这个数据库的确是重点，政府可以接触的资料，我们第一步先用来train，应该是蛮多的。

法广：这种被广泛使用的APP，它出来的研究成果，或做出的成品，有可能被用来当成认知作战的工具，台湾政府是否考虑过推出台版的短影音软件，来对抗TIKTOK（抖音）？

吴政忠：这个不是我在主导的议题，大家知道TIKTOK当然是Good and bad，就是说它在传播一些资讯是蛮好的，但是如果传播一些不正确的资讯，就很麻烦。我们目前还没有规划说自己弄一个APP来做这方面的事情，不过倒也有一些工具来辨别所谓的假讯息。那在辨别假讯息这边，事实上光靠政府也是不够的，应该是民间跟产业、跟政府一起来，台湾也正在往这边努力当中，我认为大家要去去防止这些假讯息的流窜，不是只有一个国家，很多爱好民主自由的国家，应该是要做一些连通的，包括网络资安。事实上，台湾也跟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也有蛮好的这个联网联系。

法广：讲到AI部分，您又是跨部会的主委，要怎么来制定台湾关于AI安全风险管理的政策及是法案？

吴政忠：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不只在台湾，我想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到日本都非常重要。人工智慧AI我一直把它比喻成是一个我们在2、3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出来 以后，下一个甚至对社会影响更巨大的产物，它会改变所有社会，包括现在的法律的一些议题，还有这个智财权，但是一下子因为这个发展的速度太快，那它又有一些是新 的产业的利基，所以你在这个新的产业跟未来社会的一些包括安全风险的一些控管，之间如何找出平衡。台湾我们目前的做法，事实上在7月国科会就帮行政院整理了一个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指引，让政府单位来熟悉它的一些限制或一些风险。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慧的法律，就是AI ACT，我们其实也在布局当中，应该也不会太晚，应该在明年就会有AI相关的这个法案出来。我之所以一直讲这个，因为你要顾及这个新的产业，可能人工智慧会改变很多产业的内容，那也会带来很多风险。那中间怎么走？ 事实上我们也在密切注意，而且在考虑当中要怎么弄，让它的好处放大，坏处降低。

感谢台湾国科会主委吴政忠接受法广专访及其对提问精辟的解说。

致力于射频前端晶片器件开发及设计并连续二年荣获日本村田制作所（Murata)）评选为「最佳RFIC供应商」的台湾立积电子公司（RichWave），其创办人王是琦博士今年获得全球知名杂志《哈佛商业评论》繁体中文版「2023台湾最佳上市公司女性 CEO 30 强」榜单第11名佳绩，以及阳明交通大学杰出校友的荣誉。法广荣幸邀请到王是琦博士作为本次节目嘉宾，从立积电子的创业之路来观察台湾半导体业的发展、机遇和当今的挑战。

法广：请王是琦总经理您先谈谈近20年来的创业历程，为何选择射频晶片为立积的主力产品？

选择的原因是因为射频本身牵扯到RF（Radio frequency）跟讯号，它的形成器件也是半导体的器件，我觉得，对技术的渴望：把射频器件建构在半导体这个组件上面，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当年的射频器件多半是用离散器件的方式插板，因为大家认为它和复杂，它建筑在半导体上面形成更高的整合度更复杂的讯号，然后更好的性能会提升出来，在当时被看来是一个很高的门介，而我本身对很高的门坎的东西非常有兴趣，克服大家认为很困难的东西也有极度的热情。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第一个，整个世界是走向Wireless （无线传输），我们认为无线传输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会将数据普及到各个角落的最后一里路。这个当然是让人非常感动而兴奋！第二个，射频建筑在半导体上面是另外一个挑战，因为半导体有很多的失真问题与限制，可是它是一个用途广泛的东西。所以其实半导体应该要用来做射频，而且要用来做更复杂的视频系统，所以选择射频前端用半导体器件，它可以结合半物理和新的通讯的潮流，所以就选择了这个题目。  

法广：您刚才提到了射频芯片的技术门坎很高，那立积在亚洲有竞争对手吗，好比中国或是南韩？

立积在亚洲有竞争对手。我讲一下，我们刚成立的时候，我认为台湾跟 我们差不多的公司，那时候可能大家都觉得蛮有趣的，我认为有一ˎ二十家，这边那边一问，朋友都开了个公司。可是，这些年来，我觉得，不管是它的运营是不是很稳健，或者是说它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投资很多，那回收还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一步步地就大家都要么没有在做，要么没有做成功，要么就退出。我们沿路也碰到了很多困难，技术困难或销售困难， 而我们就是把它克服，所以（立积）台湾的竞争对手多半都退出，我觉得可以讲基本上都退出了。那中国有不少。中国这几年我觉得是，它曾经有一些海归，有这样的种子在，后又有一些美国的大企业在中国设立了设计中心，留下一些种子，那我们华人本身对数学和物理，我觉得本来就很在行，所以，中国当然有。

南韩很多年来他们一直都在做射频器件的研发，可是出于某些原因，没有看到公司出来。如果我们就深一步分析，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跟那个地区它的养分和它的民族性，还有你是不是刚好有一些行业有像我们这样一样，能够用一个比较宽广的物理和数学结合的角度去做事情的人，（南韩）它那边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弹性的思维的话，那样的行业就比较不容易出来。所以，南韩我会说应该算没有。

再看中国，没错新进的公司很多，可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潜在的问题，比如说，它的IP（智财）哪里来的，它有没有从基础做研发，所以这个东西以后，就算近期看得见，长期发展都是问题。

日本是，我觉得是做得最好的，它的射频器件其实在10年、20年前算是世界领先的，不过可能因为民族性或者国家政策的关系，有很多好的大的射频公司，但这十几年来产品可能还是很好，可是生意没有做好，我想跟它的那个商务策略、民族性，还有整个体制都有关系，慢慢地就不见了，所以他们的基本技术还在，可是真正在市面上活跃的射频公司不太有或者已经不见了。

法广：立积有日本的客人？有技术上的合作吗？

有的，我们客人日本、韩国都有。合作也有一些，但技术上应该讲不是，因为他们做一块领域，我们做另外一块领域。在日本、韩国，其实比较多的是我们的客人，他是我们的下游，我们把我们的射频器件卖给他，他去形成一些譬如说是模块或者是一些整合式的东西，然后再放进去他们的一些比较大型的产品，比如说像一些盒子：机顶盒，路由器或者是一般象限模块这样的东西。所以现在日本、韩国，比较多的是我们的客人。

法广：立积强调「勇于创新」精神，您接下来将力推那些前瞻型产品？

我们公司有两块，一块是主要营收的部分是射频元件，包括功率放大器这个所谓的射频前端，它其实就是一个包括在手机及路由器、gateway（网关）或者是物联网的器件里面，信号从天线端进来一直到SoC（系统晶片）前面（输入端）中间这一块，那一块我们觉得有几个还非常有创新的机会。那个东西第一个是，本身的高失真，你怎么样让它在射频器件里面能做到非常小的失真，所以非常高线性度而低失真，这个做到极致，就是一个我们在创新部分一直在很积极耕耘的东西。

另外一块，其实现在是在营收占比上比较低的，但我们非常看好它，也投资了很多年，就是我们那个雷达，主类投资芯片早年是FM，现在是雷达感测器。那，那边它是结合了信号分析和天线工程，还有结合了很多的这个类比本身能够克服杂讯的问题，这边是一个我们看好，它能够改变人类生活形态，创造大量的在生活里面随时感知的一个产品线。所以这两块，我们觉得都有大幅在几个特定的领域上面能够突破的这个屏障在。这几个屏障突破后，这个产品就会变得非常优秀，所以这是我们最希望在创新部分能够创造这样一个氛围和它的成果。

法广：针对您看好的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这块产品线，可否举个例子？

比如说雷达感测这块，我们现在所谓的感测其实很多，比如像摄影机，或者是说，你听到一些声音，这都是所谓的感测。那雷达感测本身，我这样讲吧，当你没有眼睛，你没有耳朵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生活、行动，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告诉你，随着你附近的环境， 然后是什么东西，然后什么距离，什么行动，这就是所谓的感测。所以在改变我们生活环境，应该是这样，我们人可以对我们中间和所有周围发生的事情，全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是以人为主轴的部分；然后若以环境为主轴的部分的话，就是现在很烦琐的事情，比如说你要把你家灯打开，或者是说你要不停地调你家冷气的风量，或者是说，你必须看时间去决定你要做什么事。一旦我们采用雷达感知以后，你每天的生活它都帮你做好了，一些无意义或者是很机械式的事情。比如说，你的家居生活里面，它会自动帮你调节你的空调，你的风量，或者是你家里一些电器的处理，所以你不要再去做这些琐碎杂事，这些事情都有感知帮你做好了，它察觉、它分析、它感知用我们的雷达，然后你的精力和生活品质就可以集中在你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所以，它可以感知人类很多很多的感受或行动，那么，你就可以汇整你的时间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另外一种是安全！我们人现在都没有安全感， 那如果当这个雷达感知存在而且聪敏的话，我觉得我们人的生活都可以变得安全很多。比如说，你在车里面，或者你在停车场人少的地方，你不用担心会被抢，对不对？因为雷达感知会很早就知道某个人也许有不好的意图，然后，他就可以帮你处理到安全。好像现在美国很多的校园枪击，那当有雷达感知以后，可能有一个人有不好的动作，早早就知道，那么这些孩子的生命都能获救。所以我是觉得雷达感知是一个对人类会有很多贡献的东西，从生活的品质、生活的舒适度到我们本身每天生活的安全，这是跟我们有关的部分。

法广：美国制裁下，中国发展高阶晶片进程受阻，台湾半导体特别在IC设计与制造上继续领先，一旦美中关系转好，台湾要如何应对长保优势？或者说，美中打不打科技战，对台湾半导体公司的并无太大的影响⋯⋯

如果就我这边比较老派的观点，说实在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你还是要看自己的实力。现在当然有科技战，中国有些设备买不到。那，第一个如果就我代表我们公司来说，这跟我们公司其实关系不大。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的半导体器件，根本就不用那些需要先进设备的process（制程），我们用的工艺，我们用的这个所谓的process，其实都是一般的机器做的，所以完全在那个process本身的一个化学和物理的一个结构设计，我们并不需要先进的设备，所以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买不买得到先进设备跟立积是无关的，所以我们跟中国或任何劲敌，我们比的就是你会不会做设计，你是不是可以充分掌握这个组件的性能，然后把它最好的一面在射频需要里面能够设计出来，然后克服掉所有问题，包括热的问题，干扰的问题，电的问题，失真的问题，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其实跟这个比较没有关系。

至于讲中美这个对台湾的影响，我觉得台湾自己还是靠实力，你不可能靠中美。比如说，今天我们知道的“护国神山”，它为什么这么稳？那是因为它的技术成就无人可及，很多很多的设计公司，如果不在那里做的话，那么它没有地方可以去做它所需要的晶圆和它所需要的产能，那所以我觉得还是台湾本身。对中美而言，我觉得心理上面应该是它就是一个干扰，那这个干扰可能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长久的东西。你如果真的看过去所有成功的企业，很成功的国家，它都是有一些很优秀的Entity（特质），这个Entity可能是靠技术，也可能是靠它的一些Creativity（创造力），真正成功的东西都是靠有一些很优秀的特质，这些特质赢过别人，他才能够长久存在。

当然，我们大家所谓的护国神山即是那一个，这么多年来它没有做任何事情，就只做一件事，就是现在它这个半导体制程的本业，它就是一棵永远不分枝的大树，可是它所有的精力集中在上面，可以把东西做到最好，那我觉得这是台湾本身应该要守住的路，把你的东西做到最好，不要有这种B+或者A-的东西，我们台湾人很弹性，可以便宜销售，不要有这样的心理，你要有心好好的做。所以，我常跟我们公司的人讲，说你既然人生走这一趟，好，你就把东西做到最好，你不要想今天卖了就算了，我们得要看3年、5年是不是还是最好，我们觉得台湾有一两家公司可以做到，现在人家非常的稳定。虽然行业看起来都是成熟行业，是因为它就是有这个心理在，它知道要做到最好，才是对你自己最好的保护。何况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也可以做，对不对？我们要问为什么韩国的半导体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赢过台湾，我们要问自己这一点，从这边就可以看出，不在乎他是谁，而是看你自己力气有无用对地方，大概就是这样子吧。所以，我觉得台湾在半导体工艺、process 制造， 当然，我们台湾产业链充足，还有那个晶柱、晶圆和环球晶， 以及IC设计。那我们做的是小IC射频前端，还有做大IC的，我觉得是大家都要有这个心理，你不要担心对岸会怎么出来，反而是你自己有没有针对你的行业把它做到最好，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访谈最后，提问产品想要做到最好其实涉及了如何争取人才？王是琦表示，这是一个要细部深思的问题。与其说争取人才，还不如想怎么培养人才，所以立积的做法是自己去培养符合公司思路与精神的人才，来助于团队成长茁壮，此外，也应该要更开放地让国际人才融入，吸引最好的头脑进来。

至于台海危机下的战争风险是否影响公司将来的战略布局？比如说往海外拓点？她回答说，立积是Design House，没有工厂，相对而言困扰不大，因此，重点在于你能不能有一个spirit和能量可做到最好的品牌这样子，其他东西就是看状况处理。

非关性别，成为杰出的“女性”工程师以及公司领导人绝不是偶然！

王是琦提到自己从大学读电子工程到后来进入职场，身处的环境女性一直都是少数；但她并没有因此感觉到差别待遇或障碍，也很习惯这样的情况。她又表示，在美国留学、就业的时候，华人也是少数族群，在那样多元化的环境中，性别更不会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和问题。

创业人生一路行来，面对各种困难跟挑战，王是琦总是会以Clear Mind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她的这种专心一志与坚持不懈令人印象深刻！

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一定对于成吉思汗这个名字并不感到陌生。这位生于12世纪下半叶的蒙古族领袖在统一不同草原部落之后，南征北战，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但是在他骁勇善战的声名背后，堪称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帝国的蒙古帝国留下了什么却随着帝国的瓦解而鲜为人知，其历史也支离破碎地散落于它曾经统治的不同族群的集体记忆角落。2023年10月，法国南特历史博物馆举办大型特展，希望还原这段历时两个世纪的帝国历史，梳理这个草原游牧民族带给世界的改变。这次特展的主题就是：成吉思汗-蒙古人如何改变了世界。法国巴黎南特尔大学中世纪史讲师Marie Favereau 女士是这次成吉思汗特展的策展人之一。她常年专注研究蒙古历史，并将研究成果集合成册，出版专著《La Horde, comment les Mongols ont changé le monde》。Marie Favereau 女士在展览开幕前夜接受本台采访，概括介绍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

蒙古帝国改变了不同族群间的关系，也改变了看世界的眼界

法广：这次成吉思汗特展的副标题是：蒙古人如何改变了世界。那么，蒙古帝国带给世界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M. Favereau : 蒙古人改变了世界，不是因为某个事件，而是因为一段跨越近两个世纪的历史。首先，他们征服了覆盖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土地。蒙古帝国由东向西，从现今的朝鲜半岛一直延伸到匈牙利。向北，很可能还包括了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向南，他们控制着伊朗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区。帝国疆域之广使得他们能够在几乎整个大陆范围内建立各种制度。   

蒙古人其实很快就建立起与贸易相关的各种机制。蒙古帝国时期的大交流是各种特殊的贸易关系，是各种商人使用的货币，也是帝国内部不同度量系统中使用的计量工具。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很快就不再是统一的语言、宗教或货币这种整齐划一的政策，而是考虑到帝国臣民的的多样性，确保他们能彼此交流。

 而且，大蒙古帝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不同区域的臣民合作，尤其是鼓励天文学家、地图绘制者、数学家、语言学家等科学家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这些人最初可能来自不同的语言或文化，例如汉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或斯拉夫语等，但蒙古帝国内的这些重要族群都被鼓励协同工作。这彻底改变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促进了知识传播，也改变了人们看待当时世界的眼界。

所以说，蒙古人给世界带来的改变不仅仅体现于四处征战和扩大疆土，而且也体现在文化上，体现在科学领域，体现在对13世纪-14世纪的世界认知以及对观察世界的眼界等领域。

法广：这个游牧民族攻城略地的过程中当然伴随着不少暴力与血腥，但蒙古人并没有以征服者姿态，将自己的文化与习俗强加于人，而是在其庞大的帝国内，以其独特的包容态度，有序地推动了欧亚大陆不同族群间的文化、技艺、贸易、宗教、科学的广泛交流，在它所在的中世纪，实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全球化。

蒙古帝国的宗教包容

M. Favereau :蒙古帝国的这种包容绝对在宗教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他们建立了一套帝国宗教政策。早在成吉思汗（Gengis Khan）时代，穆斯林群体就获得了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的充分自由。穆斯林是最早被纳入蒙古帝国的定居族群。而且，蒙古帝国还允许宗教精英享受免税和免除兵役的特权。这使得宗教社群能够集中精力建设城市，发展他们的文化，花时间祈祷等。所有这些努力都在历史资料中，有据可查。   

更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没有偏袒某个宗教，而是容纳了他们所统治地区的各大主要宗教。在伊斯兰信仰之外，道教、佛教、包括东正教和天主教在内的基督宗教等，都在蒙古帝国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南部地区众多的犹太社区也在帝国内找到了他们的位置。

元朝只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法广：蒙古帝国的触角也向南延申至中原的汉王朝，在那里建立了元朝。在元朝近百年的历史中，蒙古帝国在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原地区的统治与在其他地区的统治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

M. Favereau :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疆土当时完全被纳入蒙古帝国。蒙古人统治在文化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将那些此前几个朝代下并未统一的地区汇聚在一起。也就是，蒙古帝国拉近了中国的北部、南部和中部不同族群间的距离。这本身就非常有意义。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只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人们常常把元朝与蒙古帝国其它区分开来，但它实际上与蒙古帝国的其他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地处如今的伊朗和伊拉克地区的伊利汗国有很紧密的关系，那里主要是中亚穆斯林。蒙古帝国的力量在于将各种信仰包括佛教、道教、儒教、汉族、波斯人、中亚穆斯林等的族群主体汇集在一起共处，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新的审美形式。

蒙古人并不受经典的束缚，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创造新事物。他们鼓励艺术家、音乐家、画家、科学家们发挥创造力。他们非常注重色彩的呈现，尤其喜欢绘画。今天我们还能在保存下来的小型画作中看到艺术家们彼此相互启发灵感的痕迹。这在审美领域可以说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

兼收并蓄其他文化，而不危及自己的文化

法广：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所有进入中原的外族最后都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帝国的游牧民族也最终被汉化……但这次成吉思汗特展其实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面貌。

M. Favereau :完全是这样。这次展览展示了另一种面貌，但这是历史资料呈现给我们的面貌。有趣的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蒙古人变成了中国人；而俄罗斯人也认为蒙古人完全消失了，在文化上融入了俄罗斯帝国。在伊朗也有一种非常负面的历史叙事，称蒙古人最终消失了，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够强大，他们定居下来了……但我们作为历史学者真正想展示的是，这种有关蒙古人定居化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想展示蒙古人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语言，甚至对自己的信仰实践保持了的深厚感情。蒙古帝国的一个独特之处，是他们包容了不同文化，虽然有人皈依佛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虽然也采用了其他语言，但他们能够兼收并蓄其他文化，而不危及自己的文化，尤其是没有放弃蒙古人最重要的游牧传统。

蒙古帝国的大交流扩大了丝绸之路的规模

法广：蒙古帝国时代的丝绸之路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今由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倡议与蒙古帝国时代的丝绸之路有什么不同？

M. Favereau :蒙古人对丝绸之路确实产生了的巨大影响，可以说他们扩大了这些路线，将其扩展到以前从未有过的规模。实际上，丝绸之路在早期主要涉及中亚部分地区，而蒙古帝国幅员辽阔，蒙古人开辟新路线，保护商人，通过货币和通行证等工具促进交流，实际上扩大了这个贸易网络。他们通过支付高价吸引商人前来，采取了多种方法，以确保在帝国内最大限度地促进贸易的发展。我们所说的蒙古帝国大交流，超越了蒙古帝国的边界。实际上，蒙古人当时雇佣了一些意大利商人。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马可·波罗，他曾在大蒙古汗国工作了20年。还有一些其他意大利商人也都证实了蒙古帝国对欧洲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另外，蒙古人还根据游牧民族的经验，改善河道和河流的跨越方式。游牧民族善于利用在寒冷时期结冰的河流形成的宽阔大道，轻松地带着牛羊过河。

以科学的方法呈现不受政治干扰的历史叙事

M. Favereau :我们今天所说的“新丝绸之路”，其实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导向。当然，今天的蒙古共和国在文化、科学和经济交流中都有重要的地位。研究考古和历史资料的学者在那里都能完全自由的工作。作为专攻蒙古历史的学者，我在这次展览的准备过程中，一直不断地与当地的同事进行交流。我们也发现当地民众对重新发现他们自己在这段时期的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蒙古帝国并不是如今的蒙古共和国，蒙古帝国的疆域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当然，几个世纪以来，蒙古人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我认为，从历史和民族历史角度出发，为蒙古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看到他们难得看到的例如收藏在俄罗斯博物馆或中国博物馆的文物，这是至关重要的。展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讲述他们的历史，也很重要。蒙古帝国曾经是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庞大帝国，这一点就连今天的蒙古人自己都可能不太了解。也就是要重新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去回顾这段蒙古人完全可以感到自豪的历史，真正以科学的方法，呈现历史学者的叙事，而不是那些被政治干扰的历史叙事。

法广：这次南特成吉思汗特展可以说是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中，回首中世纪蒙古帝国曾经在欧亚大陆推动形成的一次全球化。南特历史博物馆馆长Bertrand Guillet 告诉本台，举办这次特展的意义并不在于讲述一位欧亚大陆的征服者的故事，而是挖掘成吉思汗和其后人建立起的帝国在当时的大交流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全球化恰恰是南特历史博物馆多年来关注的话题。17到18世纪时期，南特曾随着殖民贸易和大西洋沿岸的贩奴贸易的发展，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港口。

这次特展由于一度与中国内蒙古博物馆的合作破裂而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但这个意外的波折也让展览得以借助蒙古共和国的公共或私人收藏，更遵循历史原貌地走出以中国为视角，将成吉思汗及后人南征北战的历史浓缩为元朝历史的局限，将蒙古帝国作为自成一体的历史事件，去梳理其中长期被忽视的辉煌。Bertrand Guillet 先生也向我们介绍了特展筹备过程中与内蒙古博物馆合作破裂的原因：

B. Guillet : 情况是这样。我们当时设计了一个主题基本相同的展览，关于蒙古帝国的历史，关于那时的大交流。但在最后一刻，中国有关方面向我们提出了好几项要求，先是要求我们重新考虑某些词语的使用，比如不希望使用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等字眼。这让我们有点为难。然后他们最终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使用相同的展品。但我们无法接受这个新方案，因为它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历史研究领域的伦理。这个新设计不再提蒙古人，只将他们简单的描述为游牧民族，在汉化过程中收益等等……所以，从知识层面讲上，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方案。我决定不再继续这个项目。但这也最终成为新项目的起点，因为博物馆的反应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很多人开始讨论为什么中国要干预？为什么中国阻止了这个项目？中国掌控自己国家历史叙事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不能接受由不同的表述？结果是，这在蒙古共和国引发了一系列反应。蒙古当局告诉我们，他们将支持我们，因为这是他们的历史，是他们的文化遗产，他们对展览很感兴趣，愿意协助我们创建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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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今公众在南特历史博物馆看到的特展主题仍然是成吉思汗，但是视角却有重要的调整，尽可能完整地梳理了帝国的兴衰历史，以及它曾推动的陆地全球化。这也是这次展览的核心主题：蒙古帝国如何以大交流改变了世界。

展览将延续到2024年5月5日。展览期间，博物馆还组织了各种文化活动，从音乐会，到专家解说，从影像，到手工艺品市场，形式十分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