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熟悉电影节，尤其是与亚洲有关电影节的观众可能经常会看到NETPAC这个奖项，在这六个英文字母缩写的名字全称中文翻译为：亚洲电影促进联盟（英文：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Asian Cinema，缩写：NETPAC），也译作亚洲电影振兴组织、亚洲电影振兴机构或音译为“亚洲电影奈派克。这是一个泛亚洲文化国际组织，涉及电影批评、电影创作发行行业、电影节等，致力于提升亚洲和太平洋电影的知名度，甚至被圈内认为是亚洲电影复兴和发展的领头羊。今年八月底，这个对法国人而言名不见经传的奖项突然获得不少法国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究其原因，原来法国沃苏勒国际亚洲电影节的联合创办人玛蒂娜·泰鲁阿纳  （Martine Thérouanne）被约120 名成员以及该组织的另外 8 名董事会成员（来自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伊朗、中国等国家）共同推选为主席，也是首次由一个法国人担任这个职务。

玛蒂娜·泰鲁阿纳是谁呢？说起来，她和先生让·马克 泰鲁阿纳 （Jean-MarcThrouanne)在亚洲电影圈里几乎人尽皆知。出于对亚洲电影因热爱，当年担任沃苏勒中学资料员的玛蒂娜·泰鲁阿纳让 马克于1995年创立了法国沃苏勒国际亚洲电影节的创办人，30多年坚持下来，他们和电影节在亚洲电影圈里几乎人尽皆知，他们对亚洲电影因热爱而熟知程度令人惊叹。玛蒂娜现任电影节总经理，让马克担任艺术总监。从创办之初的小规模开始就聚焦向法国观众推广来自亚洲所有国家的电影，现在已经发展称为欧洲最大的亚洲电影节，每年有3万人次观看他们精心选出的影片，而电影节从2003年开始就与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结缘，每年也都邀请评委来观影，评出他们心仪的最佳亚洲影片。

本次文化艺术节目有幸采访到玛蒂娜·泰鲁阿纳女士，谈一谈相关的故事, 欢迎收听。首先还是请她介绍一些这个机构：

玛蒂娜：NETPAC是亚洲电影促进联盟（（Net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Asian Cinema）的缩写。它由印度电影界的领军人物阿鲁娜·瓦苏德夫（Aruna Vasudev）创立，她被誉为“印度之母”，因为她毕生致力于推广印度电影，后来又致力于推广亚洲电影。她甚至在新德里创办了一个名为“Osiane Ciné Fan”的电影节。此外，印度还出版了许多关于亚洲的刊物。

NETPAC由此诞生。如今，它已成立超过30年。目前，NETPAC的工作主要通过其在世界各地各种规模的电影节上的评审团来实现。但与其他评审团不同的是，NETPAC的评审团只评审来自亚洲大陆的影片，近年来也开始评审来自太平洋地区的影片。这背后有一个非常务实，或者说非常具体的原因：NETPAC最初在印度设立总部，但显然，印度已不再接纳国际组织。因此，大约五年前，我们不得不将总部迁出印度，并提议将澳大利亚作为新的所在地。之后，我们也开始向来自大洋洲地区的电影开放。

RFI：的确，据介绍，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援和帮助，目前在国际享有强大的影响力。在18个国家和四大洲24个国际电影节上都颁发其设立的“亚洲影评人联盟奖”。

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它成立于1990年，而沃苏勒国际亚洲电影节是在五年后的1995年由您和您的先生Jean-Marc Thérouanne创办。我们知道你们也为电影节设立了NETPAC评审团奖，这个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

MARTINE：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我们是在2003年，也就是八年后才成立NETPAC评审团奖。不过，我和Jean-Marc当时已经都是该联盟独立成员，所以我们在2003年在沃苏勒电影节上设立了这个奖项。之后每年都颁奖，而且对我们来说，这个奖的意义十分重要。

RFI：当选为NETPAC的主席，您对这个新的角色有何感想？还有哪些工作需要您和团队去完成？

MARTINE：我们需要做些事情，因为我曾是上一届理事会的成员，但我认为我们有点安于现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我主动组织了新的选举。发起选举时，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当选主席；我只是觉得我们的会员遍布世界各地，遍布各大洲，他们之间缺乏真正的联系，沟通也变得不畅。现在，新一届理事会已经成立，我们一个月内就开了三次会，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们之前疏于维护网站，网站内容没有及时更新。社交媒体几乎一片空白。管理这样一个组织，并非每个人都精通所有领域。所以我考虑邀请协会的一些成员参与进来。我还有两位年轻人，一位是伊朗人，他主动提出帮我维护他现有的网站。他今天早上跟我提了条件，马上就开始着手重振网站。另一位是中国朋友主动提出管理社交媒体，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而且在这方面有很多想法，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当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质疑自己作为非亚裔人士，担任一个推广亚洲电影协会主席的资格，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同时，这不仅仅是参与电影行业的问题，推广亚洲电影也不仅仅是关于身为亚洲人，而是要竭尽所能去实现它。我相信，过去32年来，我们在沃苏勒已经证明了这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我们竭尽全力去推广亚洲电影。因此，我非常荣幸能够当选主席，我将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角色中。

RFI：如果我们回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组织的建立当时对于推广亚洲电影真的有必要和需求吗？同时，随着这个奖项的创立和推广，您是否注意到亚洲电影在全球推广方式上的某种演变？如果有的话，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MARTINE：是的，我认为它在创立之初非常非常有用，即使现在它的重要性不如以前了。当然。我认为引发的变化显而易见，无论是通过亚洲电影促进联盟还是更广泛的方式，亚洲电影一直都会出现在各大电影节上，尤其是戛纳和柏林电影节，但现在我们能更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亚洲电影的影响力正在提升。所以，就拿韩国电影来说——近年来在我们自己的电影节上也展映了一些韩国电影，——到现在它的影响力仍然相对较大，但我们这些每年都去釜山的人感觉到，自新冠疫情以来，韩国电影都一直在努力复苏状态。还有日本像是枝欲和和滨口龙介这样的知名导演以及一些知名度较低的电影产业的从业人。当然也还有中国电影，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导演，或者像两年前获邀担任沃苏勒电影节国际评委单元主席的贾樟柯这样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导演。

但目前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电影类型，柬埔寨电影和正在崛起的越南电影都是我们要重点。还有孟加拉国——这些电影产业规模较小，但现在它们的作品已经可以在世界各地的银幕上看到。

RFI：有介绍说，亚洲电影促进联盟组织有120名成员，什么样的人可以加入这个组织？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加入？

MARTINE：可以加入，您需要联系我们。我们现在的成员都是谁呢？实际上他们涵盖了各个领域：有电影人、导演、记者、影评人，还有电影节总监和策划，撰写特定国家电影评论的人。还有不少电影学者，所以成员构成非常多元化。我认为这正是它如此丰富的原因：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参与创作。欢迎联系我们。有兴趣的人可以联系加入我们的行列。

RFI：您是沃苏勒电影节的主席，目前想必正在筹备明年的电影节。你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明年的几个主要单元的主题吗？

MARTINE：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主题，明年的主题是“从书页到银幕”。所以我们没有把“改编”之类的概念纳入其中，因为“从书页到银幕”并不一定指小说；它可以是文字作品、或者经历等等。这个单元我们会放映大约二十部电影，并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展现不同的电影产业，因为对我们来说，亚洲是指这片广大的地理区域，从土耳其开始，一路延伸到中国、日本和韩国。

我们会关注土耳其电影，在亚洲中部稍作停留，看看孟加拉国电影，然后还会关注越南电影。所以，我们会关注三个电影产业，尤其是后两个，它们在我们的银幕上相对较少出现。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正在努力，翻译一些从未在法国上映过的影片。

感谢玛蒂娜·泰鲁阿纳  MartineThérouanne接受法广专访，再次祝贺她当选为 亚洲电影促进联盟NETPAC主席。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8月12号星期三在北京病逝。法新社的报道中指出，朱镕基被誉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主导了多项意义深远的经济改革，也致力于促成北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几乎所有评论都认为，朱镕基在副总理及总理任上，前后12年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推行改革——改革国企、放松汇率管制、放开房地产市场、实施分税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整体上往市场经济的方向迈了一大步，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发展速度最高的二十年。在经济学家看来，他任上推行的改革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之后几届政府鲜有突破。但同样普遍的共识是，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朱镕基也因为造成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加剧了中国社会不平等而受到民间批评。

本期节目，我们就采访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青，谈谈他的看法。

应该是一个时代结束了

法广：这几天刚传出了中国政府要用顶级的规格纪念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百年诞辰，在江泽民执政期间的总理朱镕基去世了。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

李恒青：我想确实，应该是这个时代结束了。因为一个强权政权，强权领导人，如果有挑战他地位的人或势力存在的，他肯定不会高调纪念，也绝对不会做一些大背书举动。因为这是给他潜在的竞争者或者颠覆力量加分。尤其像习近平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中共内部经营自己的习家军政权体系，他深知权力斗争要一环扣一环。所以现在应该说江泽民力量已经非常式微了，唯一能够有一点挑战的力量，就是曾庆红，但是我想曾庆红在过去几个跟习近平的抗衡过程中，应该都是败下阵来。在这个背景下，借机高调纪念江泽民，一方面宣告斗争结束，时代结束，彻底改朝换代，现在的江山姓习了；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安抚作用，因为现在江、朱时代的人已经下去不少了，包括朱镕基的一大批爱将，也都一个个在秦城或者其他监狱里“会师”了。江泽民原来提拔起来的一些爱将都已经倒下去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代，最后江泽民又被推出来，就用来安抚现在还没有以贪腐罪名被抓的人，比如像贾庆林…..俞正声也是那个时代的，但是他不算江派，他算是邓小平家的看门人吧，还有后来一些，比如刘云山，张高丽这些都是江泽民一手安排，一手提拔起来的，也是对他们进行一些安抚，能够在二十一大上一起使习近平有机会继续连任，我想这是习近平的一石三鸟的具体做法。

有评论称朱镕基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李恒青：“那是被他故意设计的那个外在形象所蒙蔽了。实际上，朱镕基实际上是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体系培养出来的一个财经官员，或者是工程师型的官员。他清华毕业，在清华也做过学生干部，在中共建政之前就加入，先后进入共青团和共产党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反右时曾被定义成右派，后来又去劳改。但这个人表面很强硬，实际上很灵活，他在关键时候不会用鸡蛋去碰石头，会进行调整。所以在反右到文革结束这么长的时间里，每一次都能逃过残酷镇压，就得益于他在关键的时候确实很灵活，可以见风使舵。所以他并非是非常坚定地去捍卫一个什么东西，实际上要用“狡猾”这个词形容应该是不为过的。另外他确实能干，表现在对很多问题有思考，尤其是他后来到了当时部委当中有一个局负责生产，从那以后开始进入到国家经委，然后去做生产调度的处长，后来慢慢被提拔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执行着中国的计划经济的指令，而且后来慢慢变成制定指令者。

因为中国过去完全是沿袭苏联计划经济政策，要把中国的方方面面全部统管起来——这就是习近平现在还在梦寐以求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他管理过程当中，就表现出清华出来的工程师严谨的特点，凡事都是通过数字说话。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得到了一些中共元老们的认可。所以后来在几次重要的命运转折点上都有中共元老出来支持，认为他是对中国经济懂行的人。他展现出来对数据和资料的掌握，也得到包括邓小平在内的领带人的首肯，都认为他是懂中国经济的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确实有几个重大的决策。他一上来做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就是要解决中国三角债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被三角债拖的完全停滞了，市场中没有流动的资金，大家都是在循环中相互拖欠，结果资金被完全冻结。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用中央财政的力量，用中央的权力要求银行大量放贷用于解决三角债的问题。这样循环起来，就把中国三角债当中的一些大债——不是所有的债——化解了。之后他们就在想更大胆的问题，引入市场经济。他们已经认定了苏联这条路走不通，要向资本主义学，而资本主义靠的就是市场经济。所以当时他又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搞国企的改革。但导致有上千万国有企业的职工最后失去了饭碗，尤其是东北三省发生大量的下岗潮。这些事情都是朱镕基任上干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东北人对朱镕基恨之入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打破铁饭碗这个过程，对中国经济发展会如何？这就是一个大问号，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做过实验，当然也没有办法再做实验了。

那时候他又做了另一个重大决定：开放开农贸市场。过去粮食都是中央政府来统购统销。结果他放开粮食市场后，又放开对钢铁、水泥等生产物资的控制。但是一放开就突然爆发出大量的采购潮，经济突然就繁荣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很多地方没有原料，而经济发展是要有生产要素，包括原材料，人力等。所以最后都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了。一放开后就发现暴露出中国的供给明显不足的弊病，出现了大量物价上涨。这时候朱镕基又力推“双轨制”。双轨制确实在当时将物价、物资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腐败。所谓“双轨”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价格并行，体制内价格明显非常低，是政府来控制的。体制外的价格就是按照市场需求，明显价格高。结果就是大量有权力的人在体制内外价差当中赚了钵满盆满，养肥了一大批人。所以朱镕基也是在这个双轨制的改革当中备受诟病……所以他是很矛盾的一个人。他在这个过程中，最后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作风，他的确执行力很强，很坚定，一旦有权力，什么都敢干。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困难是他原来想象中的，他说要搞双轨制，双轨制是为了把中国经济搞好，结果没想到有那么多的贪官。这让他非常愤怒，就发出了一个在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豪言壮语，说要要准备一百口棺材，其中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他表示他的决心就是宁可在最后跟贪官斗争过程中死了，自己也要钉在棺材里头，他想成为一个大英雄。结果最后做得怎么样，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自己做成了他自己的反面，最后他自己的女儿、儿子都成了这个盗窃国家财富的一份子，他自己也难逃其咎。”

（编者注：朱镕基的一子一女据报都在国有金融机构任职高管。其子朱云来曾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EO十年，该公司承办了中国大型国企海内外融资上市的金融服务；其女朱燕来于2013年4月任中国银行香港公司副总裁。）

我认为正负一半一半

总体上看，对朱镕基的评价还是更趋于正面。您的分析如何？.

李恒青：我认为正负一半一半吧。确实你刚刚谈到了他努力让中国加入了世贸。但现在大家都在吃让中国在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进入世贸的后果。从国内卷，卷到了国外，倾销产能，实际上中国内部并没有完成一个真正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所以最后把这些“恶毒”都传到了海外。另外，朱熔基在决策中，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是非常值得诟病的。比如说，他一直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管理国家，又看到西方自由市场的优势，结果他把两个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最后他选择了“双轨制”，产生了大量的腐败。而中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完全走到市场经济，所有重要企业都完全控制在共产党权贵手里，包括他自己的孩子控制金融企业，所以说他实际上留下了很多败笔。他后来应该是自己反思过，但是不敢讲，也不让他讲。所以我想，这一点以后会慢慢的翻出来重新讲。那我想他应该是功过相抵这样的一个状况吧。

时代造就了朱熔基，还是朱熔基造就了时代？.

李恒青：时代确实给了他一个机会，但是同时，时代也对他进行了约束，共产党这个极权统治的结构最后约束了他，使他最后只能发出这种感叹，“100口棺材，我最后留给我自己一个，九十九口留给贪官”，最后他一口也没抓进去，对吧？其实他是一个悲剧的结果，所以，我想最后在晚年，可以看到他几次出席重大的场合时，都是那种非常不开心的状态，不是那种已经功成圆满了，已经完成了伟大的转折的状态。他都是忧心忡忡的，无论是到了天安门城楼，或者参加这个新春什么茶话会、招待会，退休了以后就是不行，不高兴，不满意，但是没有办法……

非常感谢李恒青接受法广专访。

第七十九届戛纳影节已步入后期，参赛的影片也大部分与观众见了面，但并没有哪一部爆火、出挑成为影节现象级的大片。为此，本台采访了台湾资深影评人、法国费比西奖评审、卢米埃尔奖副总监梁志远先生，请他谈谈今年影节选片有哪些特点？

法广：梁先生你好！.

梁志远：你好，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法广：戛纳影节开幕一个多星期了，主竞赛单元角逐金棕榈奖的选片，你有什么感觉？.

梁志远：其实到现在为止，说实话，我对今年选片目前来说有点失望，我倒觉得前两年的电影还比较有深度，有质感，也比较好。因为前两年都有几部算是大片，虽然也不算是经典片，因为经典，最近几年来都越来越少了。

法广：大片是指美国拍的大片吗？.

梁志远：不是，我指的是，譬如说去年的那种是可以啊，三部西东啊，这些都算是大片的，就是影展的大片。我讲的不是美国大制片公司的片子，就是八大的片子，我指的是影展的大片，所以说不太一样。然后，说实话，因为前年有《Emilia Pérez》还有《Anora》算是影展的大片，然后像那年（同一年）的，再给了一个特别奖，就是戛纳金棕榈的特别奖，给伊朗导演的，我给的那个费比西奖的最佳影片《野无花果树的种子》。

今年目前来讲，看一些国际的评断的方式和一些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先看一下有两部片子，就像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的《故土》就是《Fatherland》。其实这部片子，它的黑白影像非常、非常的完美，而且他导演的手法非常纯熟，他（导演）的电影只要八、九、十分钟就可以把故事叙述完整，但是今年的故事我就觉得有点简单了，但是他的手法非常的纯熟。然后，今年应该说是唯一的一部美国片子《纸老虎》，就是詹姆士·格雷的《纸老虎》，也是一样，编导手法都是非常纯熟，演员都非常好，但是.......但是就没有多出一些东西来，让大家会觉得说真的是做影展的大作。倒是有点意外的是滨口龙介的《突如其来》，（影片）它三个多小时，但是讲的故事......应该说是一个日本导演能够把日本的一些故事跟日本一些语调融合到一部法国电影里面去，因为这个算是外国人拍的、一部蛮成功的法国片，其实这种感觉其实也跟那个《平行故事》很像，就是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这部片子（《平行世界》））....其实喜欢的就很喜欢了，但是整个评价也不是这么样的好，但是我个人并没有觉得不好，因为我倒是就觉得说，也是一个伊朗导演，虽然是拍一部法国片，把法国片子拍的还蛮成功的。

法广：而且这部片子的那些演员都是法国的...

梁志远：都是大牌演员好不好！凯萨琳·丹纳夫、伊莎贝尔·于佩尔啊！有她们两个在红地毯的争锋也是闪光灯的焦点。然后还有维吉尼·艾菲拉，反正里面的导演、演员...凡桑·卡索都是法国一线级的大演员了，都是大咖就对了。然后，目前的一些趋势就是这样。今年有一个主题很有意思，在竞赛（主单元）里面有五、六部都是在讲同志。

法广：这个是比较少有的。按理说去年有一部同志片，而且戛纳也确实有同志片（入选主单元）的传统，可是在1年里头......

梁志远：竞赛片这么多，到五、六部，倒是第一次向法国片讲女同志的《嘉朗丝》，然后，反正这种同志的片子好多。然后《奈义日记》好像也是也是讲同志片，就是深田晃司的。

法广：我看那个剧情介绍是一个女（建筑）设计师，离婚以后不开心，去到前大姑子家去散心，跟她这个大姑子生活了一段时间，原来说住几天就走的，结果住得越来越长，可是法国媒体对这（部影片） 反应很是平平，很觉得它没意思，甚至把它排位特别没意思影片的前五，您怎么看？.

梁志远：你说的是深田晃司这部，我个人也不是非常喜欢，那刚刚讲的那个女同志的，还有《一个女人的生活》，两部（参赛金棕榈的）法国片都在讲女同志；然后还有讲一些男同志的（影片），但目前还没有放映啦，因为像阿尔莫多瓦的，还有那个比利时导演的（《懦夫》），目前都还没有（放映）。所以说这个主题要做最后的分析的话，可能要等到影展结束之后，我们再做最后的总分析吧。

法广：就没有一部让您惊艳的？

梁志远：惊艳倒是没有，但是会觉得说，就是整个电影来讲，真的是蛮不错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突如其来》，因为它的故事其实在讲法国的养老院，是私人养老院，就有很多一些很人性的故事。

法广：而且近年来，法国养老院经常爆出一些丑闻，虐待老人或者是........这部片子我还没有看，那这部片子是不是跟这些现实有一些呼应呢？.

梁志远：因为这种社会主题，或者是跟政治有关的，本来就是戛纳的一大话题，根本也没什么好争议的。只是说...因为政治电影在戛纳影展片子都还蛮多的，不像柏林影展甚至跟电影是无法挂钩，但是电影是是无法不谈政治的。像最近因为canal+电视台的事情，就是BOLLERO要全部收购，这件事情才是最大、最大的危机！就是电影的一个大危机，数百人——导演啊、演员啊，联署签名的反对（收购）信，它竟然要对这些人做全部的封杀。那法国电影就差不多完了一半了。这个是种族歧视，是要收购法国最大的电影院线UGC，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

法广：那是不是对这个电影艺术来说是重创吗？.

梁志远：当时重创啊，因为我们都知道Canal+，他们都投资很多法国、国际大片，然后它的院线UGC的话，在全法不知道又多少家。现在问题是谁想到进到一个种族歧视极端的电影院里去看电影？然后所有的艺人、导演也不想去拍他们的电影呢！所以说他们（演艺人员）才会联名反对啊。

法广：所以Canal +——也就是法国的电视四台也非常不开心了。

梁志远：而且canal+本身就是戛纳迎接很大的一个赞助商，然后他们现在说大话要退出戛纳影展啊。

法广：那对影展本身来说那也是很大的影响啰？

梁志远：影响当然很大，因为之后万一说，现在法国国家电视的第二台、第三台、第五台之后，如果说要民营化的话，也是被这个人（BOLLORE）收购的话，那是不是状况就会更惨呢？BOLLORE——就是他要投资、支持、赞助极右派那个党派的、要出来竞选总统的候选人Bardella呢？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严重！万一他（Bardella）当选，那法国是不是完了？.

法广：应该不会吧。法国人来说，一般都是都会悬崖勒马，而且艺术是他们（法国人）的一个圣地啊。可以这么讲，尤其是电影艺术，对法国人来说是一个文化圣地，再加上这个戛纳影展更是这样。

梁志远：问题是出在其他的一些右派、左派呀，目前都没有推出一个真的是有影响力、有号召力的候选人，这是最大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法广：总的来说，您觉得今年的戛纳影展怎么样？.

梁志远：我刚才已经说过，其实到目前来讲，成绩平平，都没有让人家会觉得真的是惊讶的好片出现呢。我个人是没有看到了。

法广：影节还有两天就要结束了，所以您并不是非常看好今年的影展。

梁志远：因为还有很多大片都还没放，所以现在还很难做结论。

法广：好，谢谢您的分享。

梁志远：谢谢。谢谢大家！.

采访完梁先生的第二天，他表示自己又看了几部值得一说的影片，为此他介绍说：“最近两天，就感觉影节已经到了三分之二的时间了。最近两天出现两部非常、非常有意思，也是可以说是影展的大片。第一部就是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汀·穆吉，曾以《四个月三周两天》拿过金棕榈奖的他现在卷土重来，可能要再问鼎第二座金棕榈了。这部片名叫做《峡湾》，它讲的是东欧罗马尼亚的先生和挪威的太太，回到挪威在峡湾居住，但是之后，问题发生了，因为罗马尼亚家庭的严厉教育方式，跟现在西欧的那种比较、社会保障小孩的社会组织的模式，就发生了冲突，甚至打散关系。然后这部片子真的是很有意思，然后我觉得他的问鼎几率蛮大的。

还有今天早上看到一部俄国片，得到一个惊喜，其实是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的《弥诺陶》，因为这部片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然后它是讲一个丈夫是一家公司的一个主管，然后他的背后的关系——跟政府的关系非常好，即使最后他的太太出轨，最后发生人命，但是他利用他的权力关系，把（太太）她完全抹杀，完全、完全消失。这就是探讨到一个俄罗斯背后的政治问题。所以这部片子也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它的潜力也非常大。然后就是说，今年大家都一直非常、非常期待阿尔莫多瓦卷土重来的新片，然后这部片叫做《苦涩圣诞节》，但是他(前几年就已经快没有灵感的导演来拍他自己。但是这次（今年）又是一个类似的主题重做，只是说它是用一个编剧导演的再写一个新的作品的方式来描写。但是说实话，真的是失去了.......他早期的电影（作品）的质感，是令人惊讶的一些剧情跟跟整个语调啊，我觉得只是有点可惜啊，就这样。到目前为止的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希望能跟大家分享。”

1989年6月4号发生在北京市中心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事件已经深刻的烙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但在中国，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它已经成为了禁忌话题。在这一事件发生三十七周年之际，本台采访了法国汉学家、前外交官章泰年先生，请他谈谈对六四的看法。

法广：章泰年先生你好！

章泰年：你好！

法广：章先生，37年前的春季，北京街头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今天，当我们在谈到”八九、六四"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章泰年：那是个非常恐怖的事件。我那个时候是.......很年轻嘛。我不在北京，我在老挝工作，给联合国组织工作，我太太是中国人，是北京人。（当时）我们俩在老挝的时候呢，因为老挝没有电视台，那个时候我们是通过那个泰国的电视，才看到那个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发生的那些事情啊，我们觉得非常恐怖！因为我太太有亲戚在北京，我们试过好几次，就是打电话、联系不通，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联系，跟北京没有联系。中国那个时候和全世界断绝联系了，就不再和我们联系，我们是暑假的时候，就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回北京看她的父亲、亲戚。那个时候北京的情况非常不好，人都害怕，都不敢说，都不敢提天安门事件。然后，我的岳父当时是个军人，是个高级军人了，他在机场接我们，然后用他自己的车，那个军人的车，司机开车去接我们，送回家。他在那个车里跟我们谈，刚刚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说是暴徒做的，我们不太相信，可是因为是她父亲，那时候，不敢回答，不敢反应。这就是这样了。那个时候，天安门事件在西方是非常...... 看得很多的一个事情啊。法国总统密特朗先生......还记得他当天说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国家枪毙，就是用枪、用暴力打向他的青年的话，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法广：这是您对当时最记忆深刻的画面的记忆。您曾经也说过，理解中国需要理解时间，而且不仅仅是理解政治。那么37年后的今天，六四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什么样一个位置呢？.您觉得.....

章泰年：没有什么位置，因为那个中国共产党不去纪念，也不去看那个天安门事件，所以人.......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人的记忆里就没有记忆，而除了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知道有一个美国女记者，好像写了一本书有关天安门事件，就是前几年她就问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对那个天安门事件有什么看法？ 她问了这个问题，问了好几百人次，然后好像最后那个结果是只有十五个年轻人就有一点印象，那等于说那个事件就已经不存在了！在中国。

法广：那就是等于说，生出来到现在年轻二十来岁的，和当时发生的时候已经过了十多年了，他们完全对这一事件......完全没有印象。

章泰年：完全没有，很可惜，这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

法广：您为什么说很可惜？.

章泰年：因为这是历史。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么庞大的一个活动，不只是学生抗议、游行，那个时候在中国，有200个城市，也有同样、（发生）差不多的事件。只有在北京，（规模）是比较强大的。因为那个时候，苏联共产党秘书长戈尔巴乔夫做了一个访问（国事访问），正好是那个时候。所以中国共产党那个（觉得）丢了面子嘛，就镇压了那个活动，上海也有过（抗议示威），可是当时江泽民是上海市的秘书长嘛，他没有镇压。

法广：所以后来就是把他提上来当了这个中国国家主席，然后是江泽民时代，是吧？.

章泰年：对对对。

法广：现在（中国）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六四这件事情了。那么他们是成长于这个经济腾飞、互联网和这个.......，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那在您看来，当一个国家的一代人与这段关键历史完全失去直接联系，那么他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章泰年：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啊！一个国家，他既不清楚——他对他自己的历史而一点都不了解的话，那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也不得不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了。可是，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这样的吗！就是发生过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啊，他就忘了，就不...就不去谈了，就谈那个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就不谈了。那是非常严重，非常对不起历史嘛。

法广：作为汉学家，我知道您是长期关注中国政治、文化的连续性的。那您怎么看8964之后中国的发展？是偏离原有的轨道呢？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历史上已经存在的这个治理的传统呢？.

章泰年：那个八九发生了以后，有一段时间。国际社会就不制裁了中国吗！就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了啊。后来过了几年之后，那个西方因为经济来往......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大国家嘛，（经济）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西方不得不要跟它恢复正常关系。那个时候西方对中国的发展，让中国现在变成了强国、经济强国，（西方）有非常大的贡献，因为没有西方，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就没办法（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吗！.

法广：中国的经济起来了，成了这个世界强国，跟美国人可以掰手腕了。那么过去30年，这个中国的经济取得了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那么就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个中国实际上用这个经济发展回答了1989年提出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呢？.

章泰年：我不认为。跟这个（八九六四）没有什么关系啊。八九那个时候、天安门事件那个时候，学生、年轻人，主要是年轻人，可又是有其他的人也参加这个（抗议）活动的时候，呃，他们主要是反对那个中国（官员）的贪污，也反对中国的那个（社会）不平等的，呃，主要是这些。那个民主也是一点，要求民主也是一点。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中国年轻人对民主的了解不是很清楚的，就是一种理想，他们表达一种理想。具体的民主是什么东西，他们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们是一种口号而已啊，不是很具体的，也不可能存在在中国社会里。

法广：中国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就没有民主这个概念，我觉得。

章泰年：对。民主、自由这些词儿，这些概念就是就是口号而已，目前还是口号，香港就是好一些人，因为香港人有机会，那个时候。就是他还是当那个英国的殖民地的时候，他有机会和民主制度接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香港后，就不能那个表达，也不能纪念。呃，像每年他们以前做的纪念那个天安门事件的（活动）。

法广：这些年的您与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有官员、和普通民众都有一些接触、交流。那您是否感觉到人们对8964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还是就是根本不谈有关“八九六四”的问题？.

章泰年：你是说是在法国？还是在中国？.

法广：是在中国？您接触到一些人，那私下里有没有谈一谈六四的呢？.

章泰年：不谈，我最后一次去中国，是当外交官，后来没有再去中国。（我）在北京是2014到2018，这是习近平时期了已经，偶尔有机会和北京人谈那个六四的事情，只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会说：“哦，是的，我们没有忘记”。我记得有一些工人跟我说：“你等着吧，我们不会忘记！”，他的意思就是：这种事件到合适的时候，就会再恢复。当时是跟我这么说的。可一般的人，没有人重视六四。

法广：您最后一次在中国的时候，也已经是习近平时代了，自从那时起，中国就不断强调国家的实力啊，社会的稳定啊，还有这个国际影响力，他们非常重视。那么今天的中国的领导人是不是认为这个八九的问题已经已经被历史解决了？还是说那些问题其实还在，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呢？.

章泰年：我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Covid（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呃，有一些年轻人就在街道上表示他们不满，没有说话的权利、不自由，然后他们抗议，也有人那个时候还喊口号，说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那等于是说天安门事件还存在，即是在精神里还存在，只是不能公开的纪念（天安门）事件，（六四时间）是在人的脑子里、还存在。

法广：老百姓还是有不满的。

章泰年：对，那当然了，因为中国社会还是有不少问题，不是说西方也没有问题，而是每个国家都有问题。好像听那个共产党的话，呃，好像是社会里面没没什么问题，还是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感谢章泰年先生接受本台的采访。

文革开始六十周年纪念之际，法广采访了著名法国汉学家白夏先生，请他谈谈从学者和亲身经历的双重角度对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反思，感谢大家的收听。

法广：白夏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兼巴黎政治学院的名誉研究员，您对中国的历史有资深的研究，属于法国的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之际，我们非常想请您谈一谈从您个人的角度，为什么喜欢研究与文革相关的中国的历史。

白夏：从我个人来讲，我开始学中文的。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法国当时对社会制度有很多意见的，我们都是想应该搞革命的。

那个时候一听毛主席语录，那就是造反有理。我们都觉得，哎呀，造反有理，就是那个合适我们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感兴趣了。当然不是很仔细的，因为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我这是从中穿过法国的和美国的那些媒体，看一看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很快，就是过一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好的，都非常支持的。

法广：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您当时正在法国。

白夏：我在法国这样，我在法国的高中，所以我我对这个就比较比较感兴趣了，跟他那个68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怀疑，可能有问题的红卫兵的，被镇压的，我们就觉得可能不那么理想。

后来当然我76年就入了中央科学院，所以那个时候我我就是开始做更详细的研究，做一个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旧金山的华侨。但是我还是继续对文革感兴趣了，就是说中国当代政治问题的研究，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好，就是75年，我得到中国的奖学金，所以我到了那个北京语言学院，后来到辽宁大学，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二十五个，每年有二十五个法国学生到中国，两十五个中国学生到法国，所以当然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关闭的，不能随便跟中国人聊一聊。我们有了这个经验，也做了那个开门班，学了什么，去了农村去了，去了工厂。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都是比较假的，我们没有真正的，跟中国老百姓有什么什么交流，都是通过一些一些官僚的或者是干部有交流，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所以为的那个造反有理的，非常自由的都是不存在，我就发现了社会控制很严密的，这50年代开始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有一些第一手的经验，我们在房间有，有一个同屋是一个中国人，这是我都不可以去参加，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不可以随便与老百姓交流。

这很难有了解过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跟深入研究这个时代，当然当时在香港有很多人就是离开了，离开的中国就是偷渡到香港，他们介绍中国政治情况的杂志，我非常仔细的看，有两个很重要的杂志，一个是观察家，一个是争鸣。所以以后我又接着那个文革，为什么要写也要研究，是因为是毛的制度，最纯净的，最极端的，一个现象，所以是非常是他想改造中国的文革是最明显的，相反所以就是利用社会不满而反对他的政治对手。

这个毛是从那个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经过了反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跟反右以后文革也是这样的，就是东院红卫兵打倒的那些所谓的官僚，但是以后又镇压的红卫兵，就是派他们的手下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另外也利用这些红卫兵来反对传统的知识份子。

以后一部份的红卫兵也发现了他这么说，他们都是被毛泽东利用的，发现那些知识分子原来不是他们想像的那些恶反革命份子，而是有理想的，想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切人。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红卫兵发现了，对毛泽东镇压过的这些人是好人，不是坏人，他们想像的坏人，后来就是这个引起了那个78，79年的，中国的北京的民主墙，那个时候一部分的以前的红卫兵，还有一部分的右派联合起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那个时候，特别是在那个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引导下，他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运动。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没有改革开放，所以我觉得是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

法广：研究历史非常重要，问题是中国现在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拜金的社会，只想挣钱，而且在中国长大的一些青年人不了解文革这段历史。您觉得这段历史对当今中国社会或者欧洲社会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白夏：这个我觉得很遗憾的。但是当然现在总有那个既不讲，所以不可以讲这个共产党的错误了，所以很难。看关于那个文革时期的资料，大概是80年代、90年代，还是有很多有关于文革的书也发了很多，当时的这些资料。所以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还可以了解那个文化大革命。

但是现在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你可以想，你可以看，如果去国外你也可以看，但是当然很多年轻人就是第一是不了解这个这这段历史，第二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祖父、祖母不跟他们讲，因为他们不要限制他们的将来。

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历史的经验，你就很可能也会反复那些呃，以前的那些错误，所以这个是很麻烦。比方说2012年有一些北大的学生，他们建立了一个读书会，这个读书会他们就是就再度文革时期的毛泽东语录，演讲的，所以他们对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像我们66年的好像根本不了解，就是看他们的那些口号都觉得非常好，所以他们觉得现在的地位比文革的时候要差得多。这个当然是，实际上不是这样，但是因为他们都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他们都会很容易被受骗，因为他们的不满没有别的语言，没有别的话语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觉得你如果用那个比方说什么西方，西方民主的可能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就看那个呃，文革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怕文革是好，文革的时候人人平等啊，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了解那个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年轻人就可以不反复那些当时的错误了。当然也有一些一些年轻人就是对这些感兴趣的，也想设法来研究。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懂，但是了解党的历史，对现在、对将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写的就是这些，就是讲这个党的历史，讲一个社会的历史。

法广：在现在人工智能这些高科技冲击传统媒体，冲击书的当下。您觉得在中国社会的这些年轻人还会对这么重要的这段历史感兴趣吗？

白夏：这个很难说。大多数人大概是不感兴趣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就是还想了解那个历史。为了了解现在的，因为你看，比方说高科技的监控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毛泽东建立的这些社会控制的工具，他的那个高科技的不会那么有效的。

所以必须了解历史，来了解现在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有一部分的年轻人也是这么看，当然是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但是你如果自己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去采访这些我们这一代的人，他们他们会跟你说很多的。

所以年轻人只应该做的一个有一种研究，但是我相信也会有，哪怕是比较比较困难的，但是一直都会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控制制度，这是不存在的，哪怕在最最黑暗的时期也会有希望。

比方说你看我，我75年去中国的时候，根本无法跟中国人联系了，根本无法跟这个有中国朋友，现在就变了。那个时候我们不会想象中国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有一些，有的时候当然有倒退的，有前进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国社会已经比以前要成熟多了，所以不可能永远在这个状况之下而，我还是觉得有希望。

本次“六四”三十七周年特别节目，要专访的是目前居住在美国的郑旭光先生。他在八九民运期间参与发起北航学生自治会，并任“北高联”的常委，曾参与89年5月14号的对话，以及5月18号与李鹏的会面。在六四之后，他也名列当局全国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名单上，1989年7月遭到逮捕，91年被判刑2年。对郑旭光而言，还原历史真相就是纪念六四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广：今年有哪些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观察点和感想？

郑旭光：“应该主要还是对八九历史多个侧面的挖掘吧，尤其是中共高层博弈的资料，譬如有《李鹏日记》，有赵紫阳的名为《改革历程》的一个自传，还有其他人对赵紫阳的采访。揭示出来的是，实际上在89年的（民运）过程中，高层决策展现出来非常丰富的一个面相，不像普通人认为的那么营垒分明，当然也有一些不广为人知的一些时间拐点。

比如说4月23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朝鲜。当天晚上，李鹏找到杨尚昆。杨尚昆建议他去找邓小平汇报，因为李鹏当时是接替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赵紫阳去访问朝鲜了，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去找杨尚昆，杨尚昆建议他向邓小平汇报，李鹏也请他去，杨尚昆同意了。

根据《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的记载，他们是见了邓小平，邓小平开始介入了对学运的处理。因为第二天4月24号是全北京市的学生罢课，面对这么一个事态，他们三个人等于在赵紫阳访朝期间形成了一个“三人同盟”，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导致了“4.26社论”。“4.26社论”是一个不解之结。因为推翻它就意味着邓小平决策的错误。而中共的十三大一中全会第一个决议——按照赵紫阳和鲍彤的说法——就是赋予了邓小平最终问题的决策权，而且他还可以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等于就是在赵紫阳访朝期间，邓小平做出来这样一个决策。赵在回国之后，一直是在做淡化的工作，要淡化这“4.26社论”的定性。李鹏和姚依林反对他否定“4.26社论”的倾向。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是这样记述邓李杨的密会：“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谘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六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事态之严重。邓小平同意要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了应对示威者的决策之中。“

实际上4.23的邓李杨会面，一个是傅高义在他的记载中，点出这一点。另外一个《邓小平时代》也是经过中共中央的文献部门勘定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现任院长曲青山于《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  刊载【《邓小平时代》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一文（曲青山时任党史研究室主任），有关邓小平在89年的活动记述有3项勘误，但是没有提到4.23这一天他们见面这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应当是存在的！但是在中共的《邓小平年谱》上这一天是没有记载邓小平的活动的。

所以，可以说应该把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中间的这一段记载，作为邓小平研究者傅高义和中共党史勘定过的一个权威论断，去挖掘这一天到底邓小平和李鹏、杨尚昆他们三个人会见细节是什么？这个史学界应该给予挖掘。

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整个八九民运和八九事件中间中共态度的一个“定海神针”。所谓“定海神针”就是邓小平的判断不容推翻，不容颠覆，可以淡化，可以不提，但是不能触碰，多少人的努力最后都会碰壁。在党心、民心、军心都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的情况下，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赵紫阳，信誓旦旦地说同学们提的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这是他在89年的5月19号上午到广场上给全市学生说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虚假的陈辞。因为赵紫阳并没有勇气去否决邓小平的决议。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5月16号，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时候提出来，邓小平在关键时候还要掌舵。这样的话语被严家其就理解为倒邓冲锋号，和包遵信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直指邓小平为“老迈”“昏庸”“垂帘听政”皇帝，相当于“倒邓宣言”。严家其曾任社科院（俗称“党中央智库”）政治学所所长、曾在鲍彤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过的严家其。“邓小平下台”标语也第一次出街。

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之后，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

后来的事实证明，严家其也好，邓家人也好都误解了赵紫阳。赵紫阳并没有决心要把邓小平打倒。在当天晚上，他又设宴宴请戈尔巴乔夫之后，开了政治局常委会，据说赵紫阳情绪很激动，他提出来否定“4.26社论”那个动乱的说法，同意者是胡启立，还有乔石，反对者是姚依林和李鹏，杨尚昆是列席常委会，另外一个列席常委会的万里当时不在场，在出访加拿大。从表决上来讲，杨尚昆是没有表决权的，现场意见是三比二。按照鲍彤的说法，为了谨慎起见，赵紫阳没有诉诸表决。

这件事情我也在万润南生前和他沟通过；他说这事儿还有一个隐情，就是乔石还有一句话，说“是不是问一问小平同志的意见？”。万润南认为他的这个信息是非常确凿的。事实上看起来也仿佛比较合乎逻辑。因为第二天赵紫阳就要求见邓小平，应该是要私下和邓小平沟通，看怎么样能够答应学生否定“4.26社论”这个要求，要和邓小平讲这件事儿。426社论定性失当由常委负责，更主要是由总书记负责。因为总书记也同意了邓小平当时的判断，而邓小平是听取常委会内容后的讲话，邓小平4.25讲话的“过度”应由总书记来负责，这是他的一个私下里跟其他人沟通的一个设想。他想让邓小平出来说一句“看来当时把事情看严重了”。

4.26社论就是说这是“一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动乱“。赵要见邓，邓也同意见他。当赵来到邓家的时候，发现那其它常委已经在坐了，那就意味着邓不愿意私下跟他谈什么。在这个会上就通过了邓小平的一个决定：戒严。关于戒严，赵紫阳的表态是，有决定总比没决定好，但是我执行不了，邓指定由乔石、李鹏和杨尚昆来负责实施戒严。邓小平还说了一句”你还是总书记“。

当晚，政治局继续开会，赵紫阳就提出他执行不了戒严，要辞职。被杨尚昆拦下来了。实际上是在邓家的会议时，赵紫阳是先离场时，其他人还没离开。

在5月18号上午，杨尚昆就在中央军委三座门召开最高级的秘密军事会议，与会者有杨尚昆：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洪学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迟浩田：解放军总参谋长、刘凯：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周衣冰：北京军区司令员、刘振华：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杨尚昆布置北京军区调集5万兵力首先进城。

当天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上午11时许，李鹏在大会堂见了王丹、吾尔开希等十二名学生，当时我是在场。那么关于这个杨尚昆的秘密军事会议，主要内容实际上是由去年年底的时候出来的徐勤先六个小时的庭审资料披露。徐勤先有刘振华传达的书面记录，另外一个是北京军区的作战部长彭翠峰有一个询问笔录。“

法广：你们以前看过北京军区的这个询问记录吗？

郑旭光：“以前我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存在。我不能说别人知不知道，我是不知道的。那么是从徐勤先的这个庭审上看到这么两个材料，互相印证了5月18号上午杨尚昆的讲话。“

法广：你为参与“六四“坐过牢，人生的轨迹发生了变化，您后悔过吗？ 到了美国之后，现在又在做挖掘六四历史，从中找事实的原貌的事，您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您纪念六四的方式？

郑旭光：“首先，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后悔。过去在北京的时候，很多外媒的记者到“六四“纪念的时候就会采访问我后不后悔。根本不存在（后不后悔）这个问题。

第二个，我是觉得挖掘真相无比重要！因为现在来讲，过去发生的事情，在那个时间点上，我们都是凭各种记忆来还原它，我们每个人知道的都很少很少，所以都要通过其他人一起来贡献，包括专家来梳理、整理这些所谓的六四真相啊，就需要有一种认真的态度，一是一，二是二。

我们也就不能简单用“好人”一直好和“坏人”一直坏这个二分法来看待中共高层。比如说4.27游行的时候，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鹏，是吧？没有开枪的是李鹏，李鹏在427主持工作时没有造成流血事件。李鹏在日记中写道：“我和王瑞林同志通了电话，讲了今天学生游行经过。他说小平同志认为，中央态度明朗，又避免了流血，处理是好的。”

在胡耀邦去世后的 4月20日晚，当时经乔石胡启立（负责胡耀邦治丧办的两常委）审阅的一个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中称“有些人在新华门闹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和政府，结果是新华社社长穆青建议乔石胡启立这句话删掉，被穆青他们这些老记者，老报人抵制了，把那一句话拿掉了。那之后我们知道胡启立是反对戒严、反对镇压的，所以他也是被人们尊敬的一个对象。

但是就说我想说的，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儿，就是要挖掘这个历史的时候，你才能有真历史，才能总结真经验,  这个甚至是人类共享的财富。

我今天想讲的一个结论就是：89年出现这样的结果，赵紫阳是有很大责任的，之前自己坚持去朝鲜，后来又放万里去出访。关键时刻没有担当，到5.21的时候，乔石、胡启立都来向他通报汇报工作，向他通报消息，又有张爱萍等开国七上将上书呼吁军队不要进城，他还是不坚决，当时戒严实际上已经失败，就需要他出来和邓小平对抗时，他不愿意对抗。

所以我上次王丹让我采访这个89年看法，我就批评赵紫阳。我说赵紫阳“有派性，无党性”。“党性”从正面意义上来说，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应该向全党呼唤，应该站出来向人大常委们呼唤，因为人家都已经站出来。人大常委会在京五十六个常委签名要求开“非常人大”，你作为党的总书记，党国名义上的一把手，大家众望所归，党心、民心、军心，众望所归，你缩了。你看《改革历程》公开刊行的5月22号到6月2号是空白，就像邓小平的年谱4.23那一天是空白。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政治人物有算计，而且有的算计挺丑陋。丑陋没有关系，关键是代价太大，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为这些算计付出的代价太大。邓小平也是算计，赵紫阳也有算计的成分，当然他的底线比邓小平高很多，但是还是很可惜。”

非常感谢郑旭光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2026法国戛纳电影节期间围绕法国富豪文森-博洛雷对文化创作独立性的影响的舆论风波重新将文化创作与政治的关系提上舆论前台。电影是否应当远离政治？

其实，戛纳电影节从来不曾与政治绝缘。而面对波谲云诡的当今世界，2026年版戛纳电影节，政治元素也无所不在，或者通过展映影片，或者通过导演或演员与媒体的互动。

就在美国政府宣布以谋杀美国人罪名，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当日，古巴裔美国著名演员和导演安迪·加西亚（Andy Garcia）在戛纳电影节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就表示，他每天都梦想着古巴已经摆脱了一切形式的镇压。他表示，没有人希望战争，但古巴人民经历的严酷镇压和他们承受的苦难不是选项。不能接受。现年70岁的安迪·加西亚在孩童时代就离开了古巴。 他认为，古巴90%的居民都会赞成美国或其他国家出手干预，赶走那些统治者。

2007年曾摘走金棕榈奖的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认为，电影就应该引发争论。在他看来，电影正慢慢失去真正表达所思所想的自由。他这次带来的影片《峡湾》讲述的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福音派家庭定居挪威后的遭遇。这个家庭初来乍到时，似乎很容易地融入了当地被认为是主张宽容并尊重少数群体的社会。但是，学校老师由在孩子身上偶然看到的淤青产生的家暴联想，将这个家庭推入了一场噩梦。有关当局开始质疑福音教派的父母对五个孩子严苛的抚养和管教方式，怀疑孩子可能受到虐待，决定以保护为由，将五个孩子托付给社会服务部门，其中包括一名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克里斯蒂安·蒙久否认他想借这部影片为保守派阵营辩护，也并不在意他的影片是否会引发围绕所谓觉醒主义的争论。他认为，电影就应该敢于冒险。

现年58岁的克里斯蒂安·蒙久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罗马尼亚时代长大，对共产政权以解放为名压迫人民的历史太过熟悉。他表示，他是在一个自认比人民自己更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的政权下长大。他以为这个时代已经随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垮台而结束，但却发现，即使是在民主社会，即使是有着最美好的愿望，同样的情况仍然会发生。克里斯蒂安·蒙久的发言令人联想到近些年出现的围绕所谓觉醒主义或者政治正确的争议。尽管克里斯蒂安·蒙久并不认为他这次带来戛纳的影片是对当前进步主义思潮的批判，认为它是对当今社会日益极化现象的反思，但他也认为，激发对当今社会何以如此左右尖锐对立的讨论非常重要。他表示，人们有时不在理解，为什么如今我们如此难以接受一个可能彼此价值观不同的社会。

法国著名女演员夏洛特-甘斯布（Charlotter Gainsbourg）主演的影片《玛丽-克莱尔诉案》是对1972年法国一桩围绕堕胎权利的诉讼的回顾。当年，遭遇性强暴怀孕的玛丽-克莱尔被指控非法堕胎。这起诉讼为法国几年后终于在政府推动下，实现堕胎合法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果说回看来时路方知去何方的话，对法国女性争取堕胎权利努力的回顾与这项权利近年在美国受到的质疑遥相呼应，显示艰难争取来的权利也有可能再度失去。

由此再看围绕所谓电影创作不应当参与政治的观点，这个常被威权体制用来阻止社会以艺术形式表达不同意见的论述，也间或重新出现在民主社会。但何为政治？艺术又为何而生？政治渗透于从个体到社会、到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电影作为一种表达手段，它的创作不应脱离现实生活的话，它又如何能避谈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政治？更何况威权体制从不避讳要求艺术为政治服务。

法国Canal+电视台董事会主席马克西姆·萨阿达（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Canal+电视台继续与签署反对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请愿书的电影业人士合作。话音刚落，反对博洛雷的抗议组织迅速壮大。

在戛纳，Canal+电视台总裁针对反博洛雷公开信签署者的言论引发了多位电影从业人员的强烈谴责，他们纷纷谴责Canal+电视台将他们列入“黑名单”。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并指出Canal+集团的主要股东文森特·博洛雷正试图通过收购UGC来巩固其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之后，法国Canal+电视台董事会主席马克西姆·萨阿达（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Canal+电视台继续与签署反对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请愿书的电影业人士合作。

接下来，反对博洛雷的抗议组织“Zapper Bolloré”声称获得了大量新的支持。

作为对Canal+总裁言论的直接回应， 5月18日星期一晚间，这个组织宣布在短短24小时内新增了651个签名，这样一来，上周发表在《解放报》上的这封公开信目前已获得超过1200名电影界人士的签名。

新签名的人士包括凭借《每分钟120击》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导演罗宾·坎皮略，以及因这部影片而声名鹊起的演员纳韦尔·佩雷斯·比斯卡亚特。

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反博洛雷组织强调，之前他们的声明仅针对“收购UGC”以及文森特·博洛雷的影响力，“并未牵连Canal+团队”。但Canal+董事会主席的言论恰恰“证实”了他们这些天表达的担忧。

Canal+仍然是法国电影的主要投资方，每年投资近1.7亿欧元，一些业内人士担心，部分签署反博洛雷公开信的人可能会逐渐被排除在某些项目或融资机会之外。

“黑名单”一词在戛纳电影节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女演员阿黛尔·艾克萨勒霍布洛斯告诉法新社： 你不能仅仅因为表达了集体担忧就害怕丢掉工作。

一些与Canal+关系密切的制片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曾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加朗斯》（Garance）的制片人阿兰·阿塔尔谴责了Canal+，但同时强调了这家付费电视频道在独立电影和大制作电影融资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导演珍妮·赫里（Jeanne Herry）也认为，Canal+的反应可能会加剧业内现有的焦虑。她解释道： “当你听到‘黑名单’、‘威胁’之类的字眼时，只会加剧这种焦虑”。

不过也有另有种声音和反博洛雷唱反调。 今天的法国回声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

尽管极端分子试图将商业世界政治化并进一步污染商业领域，但法国企业必须避免落入激进观点和公共辩论的陷阱。现在是时候冷静下来，让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了。

在Canal+不得不再次重新协商其对法国电影的承诺（此次协商的背景是新的媒体播出安排协议，该协议将涵盖美国平台）之际，这场争议可能会为其缩减业务规模提供借口。

当你投资了戛纳电影节所有奖项提名影片的85%，并且计划在2026年前向电影业投资1.6亿欧元——大约是Netflix的三倍——那么，你完全有理由对被业内部分人士当作替罪羊而感到不满。

在戛纳，包括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电影制片人联盟和作家、导演及制片人公民协会在内的多个电影机构指出，Canal+作为法国电影的主要投资方，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没有任何审查制度的迹象，其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也保障了创作自由。没有任何审查制度 ？ 真的吗？ 回声报提到了一个例外，说弗朗索瓦·欧容的电影《蒙神恩典》除外。

5月的坎城，阳光明媚，海风和煦。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于上周盛大开幕，目前进程已过半。而在戛纳现场，一场艺术与政治之争再次扰动整个电影界，引发争议。

 

法国Canal+电视台管理委员会主席马克西姆·萨阿达（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电视台继续与签署反对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请愿书的电影业届人士合作。这位名叫博洛雷的亿万富翁是Canal+电视台的主要股东，同时他本人的政治光谱属于极右翼。这件事之所以在戛纳引发争议，也是因为Canal+电视台是法国电影业最大的资金支持者。

为什么电影界人士要纷纷签署请愿书呢？

这份请愿书于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上周一发布，由演员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和斯万·阿尔洛（Swann Arlaud）等约600人签署。请愿书谴责“极右翼势力通过博洛雷对电影行业日益加深的控制”。此前，博洛雷在出版界已遭到抵制，约200位在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出版作品的作者曾公开反对他，该出版社由他担任股东。

请愿书中写道：“如果让法国电影落入一位极右翼老板手中，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是电影内容趋于单一化，更是集体想象力遭到法西斯式控制。”签署者包括制片人、影院经营者、导演、技术人员和演员等业内人士。根据法新社获得的发言内容，萨阿达认为，这篇公开信实际上是在把Canal+团队称为“隐性法西斯主义者（crypto-fascistes）”。

对此，Canal+主席萨阿达周日在戛纳电影节期间的一场活动上公开回应 ，他说：“我认为这份请愿书对Canal+团队是不公正的。我们的团队一直努力维护Canal+的独立性，以及创作选择的多样性。因此，我本人不会再与这些签署请愿书的人合作，我也不希望Canal+再与他们合作。”

随后，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主席也出面斡旋，周一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以便重新展开对话，并称萨阿达的发言“不过是一时冲动下、未能妥善控制的反应”。

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是因为Canal+是法国电影融资体系的重要支柱。该集团每年向电影制作投入1.7亿欧元，并参与联合制作约一半在影院上映的法国电影。

这场风波很快也波及到了法国政坛，许多政治人士纷纷表态。法国左翼社会党第一书记福尔（Olivier Faure）谴责称：“极右翼从来不喜欢自由、创作和公共服务。欢迎来到一个只有金钱决定思想的世界。”也有人支持萨阿达的立场，例如法国总统阵营“复兴党”议员西尔万·马亚尔（Sylvain Maillard）。他在法国电视二台（France 2）表示：“我从未听说Canal+因联合制作电影缺乏多样性而受到指责。” 他还呼吁公开信的签署者“更专注于他们真正的艺术——电影，而不是从事政治”。

“抵制博洛雷”的团体向法新社回应称，萨阿达发出的“威胁”恰恰证实了他们此前的担忧。该团体表示：“如今，我们还能相信Canal+能够独立于这位极右翼亿万富翁吗？现在似乎已经正式变成了：任何针对他的批评都不被允许。”

作为公开信签署者之一、今年凭借《无名女子》（《L’Inconnue》）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导演阿图尔·哈拉里（Arthur Harari）则否认自己是在批评Canal+团队，但承认自己确实是在表达对“博洛雷集团政治属性”的质疑。 他说：“我认为，重要的是把问题明确说出来，而不是让它停留在一种没人愿意触碰的潜意识状态。”

当然，也有业内人士发表更为“平和”的观点，比如导演皮埃尔·萨尔瓦多里（Pierre Salvadori）上周三（5月13日）在戛纳表示，虽然他理解当前的“担忧氛围”，但Canal+内部仍然存在“独立性的保障机制”。他说：“只要我还没有在这一点上感到被背叛，只要他们仍然尊重这些保障，我就能够安心合作。”他的电影《电子维纳斯》也是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

事实上，在萨阿达做出强硬回应之前，这封公开信在本周聚集于戛纳的业内人士中其实反响有限。许多人都表示，很难察觉Canal+内部真的出现了意识形态方向的变化，但同时他们也对整个行业资金减少感到担忧，虽然这看上去和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2025年初，Canal+宣布，将在2027年前向法国电影行业投入最多1.7亿欧元，而此前的投入规模为2.2亿欧元。另外，演员们和电影从业者们签署这份请愿书，也是针对Canal+集团试图全面收购法国UGC影院集团表达担忧。Canal+已于去年9月收购UGC 34%的股份。

文革开始六十周年纪念之际, 法广专访了著名法国汉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化学历史学博士潘鸣啸教授。潘鸣啸教授是当代中国问题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历史研究专家,并用中文和法文出版了其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该书反思知青上山下乡和其影响。

下面请听法广采访潘鸣啸先生，请他谈谈从学者和亲身经历的双重角度，对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反思。

法广 :潘鸣啸先生您好 , 您曾经出版了《失落的一代》，关于中国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您为什么选择研究文革这段中国的历史呢？

潘鸣啸 :这本书实际上我是大概2004年出版了法文版，然后2009年、2010年份连续出版了中文版，先是繁体版和简体版。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因为我在法国算是老一辈，我是属于1968年的一代。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参加法国学生运动和在中国同时发生的红卫兵运动其实很不一样，但当时法国很多学生都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感兴趣。

虽然我不是毛派，因为我一直反对个人崇拜，另外一方面我对中国的文革好奇。因此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中文，当时在巴黎学习中文难，我决定去香港。

法广 : 在中国发生文革的那段时间，正好也是跟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那个时间大概重叠，您就对中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是吗？

潘鸣啸 :是啊，我觉得当时全世界的青年都有一点同样的造反情绪，所以我当然对中国特别感兴趣，而且因为我那个时候算是左派学生，大部分学生那个时候也是左派。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对苏联失望，觉得中国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好奇。我不是毛派，只是觉得中国的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

法广 : 您从法国这边觉得中国文革跟苏联的革命运动，简单来说有什么不同呢？您当时的亲身感受？

潘鸣啸 :当时我们已经觉得是苏联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官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革命的色彩，而且没有让普通百姓表达意见，社会控制厉害。

其实在中国是另外一种控制，这个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从外面看,觉得只是看表面上是红卫兵的,非常自由的,还可以随便参，那个时候在苏联完全普通老百姓没法参与政治。

法广 : 后来您就自费到香港勤工俭学，去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潘鸣啸 :对，当然那个时候我宁愿去北京，可是就是因为文革没有恢复那些文化交流，所以我只能去香港。我去香港学国语，然后我真的是很快就学了这个最基本的中文普通话。

法广 : 已经60年过去了。文革是1966年5月16日开始的。从现在看来，中国官方也承认了文革让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停顿，而且当时红卫兵的打砸抢，让文化、宗教等都受到了摧残。那么从现在来看，中国社会方面受到文革的影响是否恢复了呢？您自己的个人观察是什么？

潘鸣啸 :如果说恢复，那当然比起文革的时候，可以说是完全恢复了，至少在经济方面。

其实那个时候毛泽东自己，在最后几年，他知道他没有成功，他也知道经济不好，所以他请了邓小平在1975年回来，委托他解决经济问题。可是邓小平因为解决问题，需要改变一些毛式的政策，所以毛主席终于还是打倒了他，要等到毛去世以后，而且最忠于他的领导人——也就是四人帮——被抓，才可以开始解决问题。

就是因为文革比较极端，所以你要解决问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比较彻底的。在当时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之中，没有这么彻底的改革。

所谓‘彻底’，只是在经济手段方面开始有一些变化，可是在思想方面，邓小平怕这些变化影响党的合法性，所以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党的专政。

在文革动乱以后，本来是需要有一个深刻的反思，需要医疗各种创伤。但是邓小平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他怕动摇这个政治制度，所以1981年6月，他让党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里面就是完全不触及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于是就变成了一种很混乱的状态。

一方面，在经济手段方面越来越开放，开放到实际上用了不少资本主义的那些手段；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要保护毛的形象和党的绝对权力。

所以一直以来，我觉得没有彻底解决那些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大陆来到香港，我在香港的时候，认识了一批偷渡出来的知识青年。当时有很多知识青年受不了上山下乡这样的运动，他们觉得没有前途。因为他们离香港不太远，所以敢游泳偷渡，不少人偷渡到香港。

这些人我后来碰到了。通过朋友，我认识了一批这样的知青。他们跟我谈了很多，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1968年的学生运动。

当时你知道，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关于真正中国社会的状况。

到了1974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当然都是安排好的，像《大公报》的一些机构，还有一些俱乐部之类，就是给外国人做统战、思想统战，我就去了广州，也去了桂林。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在里面是很不自由的，一直有人监督我们。

可是后来我回到法国，就决定写一个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博士论文。

后来改革开放了，那个时候我就拼命到全中国跑，采访了很多人，也查阅了很多资料，最后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所以我现在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在我那个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

法广 : 您怎么看文革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您自己的分析和观察是什么？请您谈一下。

潘鸣啸 :好，这一点我特别清楚，因为从2015年开始，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文革历史。这几年我对这些情况已经比较熟悉了。

因为在香港中文大学，绝大部分跟我的学生都是大陆来的。所以我发现，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们又非常好奇。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安慰。

我在中国出书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知青的孩子来买这本书，因为他们想了解父母的情况。

现在我的学生，已经是知青那一代人的孙子孙女了，所以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这一代人，对他们自己的历史也很好奇。

一方面，我觉得很遗憾，因为中国比较少人知道，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那段历史。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文革这一代人，现在像我这样的都老了，他们慢慢都会不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只要年轻人有机会，他们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他们对于真实历史的好奇，是不会消灭的。

法广 : 六十年前开始的文革，在五十年前结束了 ，文革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请您谈谈自己的亲身感受 ?

潘鸣啸 :毛泽东有一个特点，是跟斯大林不一样的，他控制社会，是用所谓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用一个阶层去打击另一个阶层。所以在文革以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互相仇恨的感觉。这个社会缺少同情，本来应该有共同的反思。

可是邓小平那个时候害怕这一点，他怕影响中共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社会没有经过一个比较正常的、恢复互相信任的过程。

那个社会好像变得很冷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我想是毛泽东留下的问题，比方说邓小平自己曾经说过，以后不允许终身当领导等等。

可是中国并没有彻底想清楚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到现在也很容易往后退。

而且我觉得习近平有这种倾向，我不是说习近平回到了文革，完全不是，因为他不要乱，这是肯定的。

可是他可能会回到原来那种领导终身制，因为制度没有彻底变化，所以很容易回到以前的制度。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我跟很多学生谈过，有一些人说，中国会不会重新回到文革。我说，不可能完全一样。

因为文革时期，毛泽东有那么大的自信，他敢让整个社会乱起来，而且他知道自己还能控制局面。

可是我觉得，在毛泽东之后，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自信。

所以他们还是会更谨慎一些，会用各种各样的机构去控制社会，而不会允许年轻人再随便去造反。

这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文革那种形式不会再来了。

非常感谢您潘鸣啸先生接受华广的专访。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入选影片中，日本与西班牙可谓平分秋色——两国各有三部影片入围角逐金棕榈，成为本届影节最受关注的两大电影力量。

时隔25年，日本电影再次有三部作品同时入围主竞赛单元，分别是是枝裕和执导的《再生家族》、滨口龙介的《突如其来》，以及深田晃司的《奈义日记》。

其中，是枝裕和与滨口龙介早已是戛纳常客。八年前，两人曾在第71届戛纳电影节同时角逐金棕榈。最终，是枝裕和凭借《小偷家族》摘得大奖，而滨口龙介的《夜以继日》则遗憾落败。今年，两人间的竞争再次上演。5月15日晚，滨口龙介率先携《突如其来》亮相戛纳红毯；而是枝裕和的新作《再生家族》则将在5月16日与观众见面。

相比之下，深田晃司的《奈义日记》则在竞赛第一天就和观众见了面。影片讲述一位在东京与台湾工作的离异建筑师尤里，前往日本乡间探望前嫂子由理子的故事。由理子生活在靠近军事基地的奈义乡村，日常广播中不断出现实弹演习的通知。影片以宁静自然风光为背景，通过两位女性平静克制的对话，展现人物内心的失落感，以及战争阴影如何悄然渗入日常生活。

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剧作家平田织佐的代表作《东京笔记》。放映结束后，现场响起热烈掌声。深田晃司表示，这部电影是他九年前便开始筹备的项目，能够在戛纳这个顶级舞台上映，让他十分欣慰。

不过，法国媒体对该片并不十分感冒。有评论认为，影片节奏偏缓，甚至称它“为主竞赛单元的开幕蒙上一层阴影”。虽然片长不到两小时，还不至于让人望而却步，但在令人失望的影片排行上，将它列位前五。

本届影节上与日本并驾齐驱的是近年来表现格外抢眼的西班牙电影。三部在西班牙本土拍摄的影片同时入围主竞赛单元，这在西班牙电影史上也尚属首次。

阵容方面，可谓星光熠熠。首先是资深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新作《苦涩的圣诞节》，这是他第七次冲击金棕榈奖；其次是著名导演罗德里戈·索罗戈延执导的《所爱之人》；最后则是新锐导演组合哈维尔·卡尔沃与哈维尔·安布罗西联合执导的《黑球》。

在得知入围名单后，阿尔莫多瓦表示：“这是个好消息”，这位76岁的导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三部影片风格截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三代电影人。”

戛纳电影节总监蒂埃里·弗雷莫也指出，这说明“西班牙电影正在展现强大的创造活力”。

事实上，西班牙电影近年在国际影坛持续升温。去年，就已有两部西班牙影片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包括奥利弗·拉克斯执导的公路电影《穿越地狱之门》，以及卡拉·西蒙的自传题材影片《罗梅利亚》。

西班牙电影专家保罗·布鲁内特认为，今年与去年的五部入围作品，都属于“极具野心的大制作”，预算普遍在500万到1200万欧元之间。他指出，这种高规格制作，正是西班牙电影迈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在他看来，索罗戈延以及卡尔沃与安布罗西的组合这一新生代导演群体，代表着西班牙电影的新方向——既能够打造商业大片，也能够创作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认可的作者电影。

第79届戛纳影节开幕后第一天放映的影片中，法国片引人瞩目，无论是凡桑·加兰克执导的《弃儿》（L'Abandon）还是夏琳·布尔乔亚-塔凯执导的《一个女人的生活》（La Vie d'une Femme），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和细腻动人的故事。

2020年10月，在巴黎郊区凡尔赛一所中学执教的历史地理教师——塞缪尔·帕蒂被一名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校门口杀害，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法国。五年半后，坐落在戛纳滨海大道的电影宫里，观众再次被这起谋杀案的故事所震撼，凡桑·加兰克在自己入选影节的作品《弃儿》中直面了这一事件。影片回顾了这名教师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天。在这十一天里，学生、学生家长、同事，乃至整个学校一个接一个地将他抛弃。在这十一天里，唯有恐惧与他相伴。

影片的主演、饰演这位被骚扰跟踪老师的安托万·雷纳茨表示：“当看到这些事实，焦虑感会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无需刻意渲染。越贴近现实，就越能看出事态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后结局的。他(帕蒂老师)能感觉到，有人一直在给他打电话。他身处在一个阴谋的核心。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

各种情感探索

所以，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时体验到了恐惧、焦虑；在观看影片《女人的一生》中则感受到了爱与放手。这部由夏琳·布尔乔亚-塔凯执导的影片入选主竞赛单元，在1小时40分钟的时间里，导演将镜头跟随由蕾雅·德吕盖饰演女主角——加布里埃尔·孔蒂的身上，对这位工作繁忙、声名显赫的外科医生而言，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直到她遇到了弗里达（梅拉妮·蒂埃里饰），一位前来实习的年轻作家。两位女性彼此寻觅，最终相遇，她们之间展开了一段既出乎意料又充满激情的恋情，莉亚·德吕盖（Léa Drucker）细腻的表演赋予了这段关系鲜活的生命力。

导演盛赞自己的主人公说“她具备我所需要的所有特质，权威、智慧、活力、幽默，以及探索感性、臣服和内心挣扎的能力。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但不仅如此，她还全心全意地为他人付出，或许也有些自私。一个复杂的角色，至少我希望如此。”

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私密故事，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凭借这部影片，导演执导的第二部长片便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杰出先驱

法国资深女编剧、导演克莱尔·德尼（Claire Denis）也在本次影节备受赞誉：金马车奖（Carrosse d'Or）被颁给了她，以表彰她的职业成就。克莱尔·德尼的导演生涯始于40年前，她在喀麦隆拍摄了首部长片《巧克力》（Chocolat，1988）。在喀麦隆，她领悟到最为导演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品质：适应能力。

第79届戛纳电影节于5月12日开幕，明星们和22部影片角逐金棕榈奖。这届电影节里几个比较明显的关切是： 世界纷争，意识形态纷争在电影作品里，在电影行业内引起的波澜。同时在新科技和新商业驱动力的影响下，戛纳电影节对具有独创冲击力的著作电影的扶持，对美国电影的接纳，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届电影节评委，英国编剧保罗·拉弗蒂谴责说，现在是“疯子领路”的时代。“我们目睹了如此多的系统性暴力，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所有这些可怕的冲突”。 他猛烈抨击今年缺席戛纳电影节的好莱坞。

从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到美国导演詹姆斯·格雷，再到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这届戛纳电影节将再次展现危机四伏的世界中我们这个时空里的各种电影。换句话说，作为现实生活的镜子，各种电影作品将在这次电影节上把我们这个时代的纷争和冲突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

昨天的开幕式颂扬电影是一种“抵抗行为”，它“超越文化”。

在电影宫的舞台上，美国演员简·方达说,电影始终是一种抵抗行为，因为我们讲述故事，而故事正是文明的基石。

在昨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评审团主席、韩国导演朴赞郁说道：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将艺术与政治割裂开来；想要将二者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概念。”

另外， 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签署者包括演员斯万·阿尔劳德、朱丽叶·比诺什等。他们表示，他们不想“继续做行业变革的旁观者”。

公开信的签署者们认为，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在其商人身份的背后，毫不掩饰地通过其电视频道和出版社，领导着一个反动的、极右翼的‘文明工程’。”

他们警告说， 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攻势对电影内容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比较隐蔽，但我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他们呼吁“共同建立一个能够捍卫电影独立的运动”。

电影业本身也是冲突中的大世界里的一部分。4700多名欧洲电影界的专业人士和领军人物联署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说，“欧洲需要电影，电影需要欧洲”。对他们来说，电影是“欧洲民主跳动的心脏”。然而，“欧洲讲述自身故事的能力正受到威胁”。所以，艺术家们正在积极行动起来，支持欧盟的“媒体计划”（MEDIA Programme）。这个计划是抵御非欧洲巨头的冲击、加强欧洲电影产业的关键支柱。根据公开信的说法，非欧洲巨头是全球平台，通常来自美国，正日益强加他们的叙事，并限制欧洲作品的可见性和可及性。

同时， Netflix、亚马逊和其他流媒体平台对独立电影兴趣寥寥。在2010年代，为了在独立电影领域站稳脚跟，这些平台斥巨资制作马丁·斯科塞斯、诺亚·鲍姆巴赫、阿方索·卡隆等知名导演的作品，以此提升自身地位。 然而，从2020年开始，它们改变了策略。亚马逊工作室前员工泰德·霍普指出：“品味和文化影响力不再是评判标准。如今的模式基于用户数据，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球用户的获取和留存率。”对于一部独立电影而言，想要进入流媒体平台的片库已变得异常艰难。

这种影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连锁反应。如果独立电影不再像以前那样吸引观众，那么以销售独立电影为生的发行商就会陷入危机。

这次戛纳电影节的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法国舆论对美国电影在这次戛纳电影节的锐减也观察得非常清楚。

法国世界报引述《好莱坞报道》的评论员乔丹·明茨尔说，“美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不利于艺术创作和新锐导演的涌现。”

很久以前，26岁的无名小卒史蒂文·索德伯格凭借《性、谎言和录像带》摘得金棕榈奖。同年，另一位年轻导演也引起了轰动：32岁的斯派克·李执导了《为所应为》。五年后，31岁的昆汀·塔伦蒂诺凭借《低俗小说》再次斩获金棕榈奖。

可是美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的风光已经不能和黄金时代相比。

现在在戛纳电影节的舞台上， 年轻的美国导演们不再像索德伯格或李安时代那样参与竞赛单元，而是参加更具精英性和开拓性的“一种关注”单元。三十多岁的简·舍恩布伦、乔丹·弗斯特曼和扎克瑞·维根将各自携一部剧情长片亮相。

在正式竞赛单元中，所有类别共有11部来自美国的剧情长片。但法国世界报说，真正能吸引观众的作品却寥寥无几。或许只有詹姆斯·格雷和艾拉·萨克斯的作品勉强算得上。

在非竞赛单元中，这次戛纳电影节上，人们的的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法国电影上，而两部美国影片——演员安迪·加西亚的第二部剧情长片《钻石》和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的新作《她的私人地狱》——却难以激起影迷的热情。

那换个角度看，戛纳电影节是否不再吸引美国人？各大美国电影公司是否对这个曾经给予他们巨大帮助的电影节感到厌倦？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这关系到戛纳的未来。

制片人泰德·霍普提出， 现在是电影多，电影节颁奖多。 他说，“影片数量过剩，尤其因为流媒体平台为了吸引新用户而不断制作新片”。

所谓颁奖多，他指的是从一月到三月的“颁奖季”。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和其他奖项的颁发会引发制片和发行公司激烈的游说活动，这些活动甚至早在前一年年底就开始了。

乔丹·明茨尔说，“美国作者电影，也就是那些在电影节上屡获殊荣的电影，无疑正处于危机之中。”

因此，问题与其说出在戛纳电影节，不如说出在美国本身。尽管戛纳电影节评选委员会尽了最大努力，但在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美国作者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的出现就变得难得了。

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

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签署者包括演员斯万·阿尔劳德、朱丽叶·比诺什等。他们表示，他们不想“继续做行业变革的旁观者”。

公开信的签署者们认为，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在其商人身份的背后，毫不掩饰地通过其电视频道（例如CNews）和出版社，领导着一个反动的、极右翼的‘文明工程’。”

他们警告说， 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攻势对电影内容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比较隐蔽，但我们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他们呼吁“共同建立一个能够捍卫电影独立的运动”。

2025年10月，维旺迪集团旗下的Canal+收购了UGC集团34%的股份，计划在2028年前逐步增持至100%。鉴于文森特·博洛雷已掌控Canal+、StudioCanal以及多家主流媒体，这次交易引发了业内人士的担忧。

Canal+在法国电影融资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是法国电影的主要投资方之一：对于许多制片人、发行商和放映商而言，如果没有Canal+的资金支持，几乎不可能为某些影片筹集到资金。

他们指出，通过此次收购，文森特·博洛雷“将能够掌控整个电影制作链，从融资到发行，涵盖小银幕和大银幕”。

公开信签署者们的担忧远不止于纯粹的经济问题。他们指责文森特·博洛雷通过其媒体和出版社推行反动且极右的“文明工程”。他们担心，从长远来看，这种媒体和文化权力的集中将直接影响作品的制作、投资和发行。

信中还提及了国民联盟的纲领，其中尤其包括对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和公共广播机构的挑战。签署者表达了他们对某些电影将无法获得资助的这种文化格局的担忧。

信中还强调了该行业普遍存在的经济依赖氛围。“如今，我们不同程度地依赖文森特·博洛雷的资金来开展项目和支付薪水，”作者写道，并呼吁集体“打破沉默”。

这场运动是经过导演、制片人、节目策划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几个星期的秘密讨论，逐渐成形的。他们对法国电影依赖Canal+ 感到担忧。公开信签署者团体在最近几个月里出现，原因是文森特·博洛雷这位亿万富翁控制媒体和视听领域造成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电影界的行动与数百名出版业人士抗议解雇格拉塞出版社首席执行官奥利维尔·诺拉的行动遥相呼应。格拉塞出版社是阿歇特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出版业抗议人士认为，格拉塞出版社所属的阿歇特出版集团的老板文森特·博洛雷应对奥利维尔·诺拉的解雇负责。

5月11日，格拉塞出版社旗下的大多数外国作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首席执行官奥利维尔·诺拉被解雇后，他们将不再向该出版社提交即将出版的新书。

他们说： 我们拒绝允许我们的作品被用于我们不认同的政治目的，极右势力的活动超越国界；与极右势力的斗争也必须超越国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再向格拉塞出版社提交我们未来的作品。

这些作家由此加入了约200名法国作家于四月中旬发起的行动。

第79届戛纳电影节在地时间周二晚间将盛大开幕，届时，众多明星齐聚一堂，庆祝这一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节。

在开幕前刚刚过去的周日，位于法国度假胜地戛纳的电影宫（Palais des Festivals）的外墙上，工作人员已将巨幅官方海报挂好。和去年一样，影节的海报有两张，从不同角度展示的两位主角是美国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女性主义公路电影《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的主演，吉娜·戴维斯和苏珊·萨兰登。

海报的这一选择遭到了致力于推动电影界多元化的女权主义团体“50/50”的批评。该团体认为，鉴于今年入围影节主单元竞赛的女性导演比例过低，22部竞赛影片中仅有5部，影节组委会此举有“女权主义洗白”之嫌。

由韩国导演朴赞郁担任主席的评审团预计将在今天抵达戛纳。作为最受瞩目的评委之一——美国影星黛米·摩尔将重返戛纳。此前，她主演的影片《物质》（The Substance）入围2024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凭借此片再次成为焦点。

创意

华裔制片人兼导演赵婷，自《无依之地》之后迅速崛起，也将担任本届电影节的评委。评委会将在下周六（5月23日）将包括金棕榈奖在内的各项奖项颁发给获奖者。

据戛纳市政府估计，影节期间将有近4万名持证观众和数万名游客前来观影。影节的游客占戛纳酒店年收入的20%，并带来超过2亿欧元的经济效益。

周二晚上举行的影节开幕式将由非洲裔法国女演员伊尔·哈达拉主持，届时将有众多明星出席。以执导《指环王》三部曲而闻名的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逊将作为荣誉嘉宾出席开幕式，并获颁荣誉金棕榈奖，以表彰他整个职业生涯的成就。

法国导演皮埃尔·萨尔瓦多执导、由皮奥·马尔迈和阿娜伊丝·德穆斯提埃主演的法国电影《电子维纳斯》（La Vénus électrique）将作为开幕影片放映。这部影片以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游乐场为背景，展现了幻觉的魅力。

主单元金棕榈奖的竞赛将自周三正式拉开帷幕，西班牙的佩德罗·阿莫多瓦、美国的詹姆斯·格雷和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等国际著名导演依次将踏上电影宫的红毯，介绍各自的最新作品。

四月份，在公布入选影片名单的新闻发布会上，戛纳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强调说：“电影界正处于一种令人惊叹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的状态。”

风暴

西班牙的哈维尔·巴登、美国的斯嘉丽·约翰逊、法国的蕾雅·赛杜和澳大利亚的凯特·布兰切特等国际著名影星都将出席，为本次戛纳影节增添一抹璀璨星光。

不过，本届影节将不会有美国大片亮相。无论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新作《披露日》，还是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均未选择在戛纳的滨海大道上进行首演。同样缺席影节的还有由佩德罗·帕斯卡尔和西格妮·韦弗主演的《星球大战》系列的新作——《曼达洛人和格罗古》，尽管这部影片上映的时间和戛纳影节的时间重叠。

蒂埃里·弗雷莫强调说：“除了主流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之外，独立电影，以及洛杉矶以外的电影，依然存在”。在接受美国杂志《综艺》采访时，这位戛纳影节的艺术总监还指出，“整个电影行业正在经历狂风暴雨。以前，每个月都有两部大片上映。但现在，数量少了很多”，他指出：“曾经习以为常的一切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并将此归咎于新冠疫情和影院的关闭，以及来自电视和流媒体平台的竞争。

1986年4月26日凌晨，一次原本例行的安全测试，在前苏联乌克兰北部的一座核电站内失控。四十年后，人类依然生活在那场爆炸的影响之中。

时间并没有将切尔诺贝利封存在历史里。它只是改变了存在的方式——从火焰与爆炸，变成尘埃、辐射、废墟，以及一种长期而隐蔽的环境和安全风险。而到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0周年前夕，这种风险再次被“唤醒”：设施老化、战火的威胁，无人机的爆炸穿透了那座本该封存灾难的巨大钢铁拱顶。切尔诺贝利，从未真正结束。

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前苏联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邻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4号反应堆在停堆过程中进行一次安全测试，1点23分，因操作失误和反应堆本身的设计缺陷导致反应堆发生剧烈爆炸。重达2000吨的反应堆顶部被掀开，大量放射性物质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连续的爆炸引发大火，将辐射粒子带入高空大气中。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是首个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列为第7级（特大）的事故，影响延续至今。

事故发生后，苏联当时领导层最初的反应不是疏散，而是对外隐瞒。距离核电站仅3公里的普里皮亚季市，近5万名居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度过了一整天。直到爆炸发生36小时后，撤离命令才终于下达。当局设立了半径10公里的隔离区，初步撤离了约4万9千人。隔离区之后扩大到30公里，另外又撤离了大约6万8千人。

莫斯科最初对外试图控制信息，但辐射并不受国界约束。数日之内，放射性云团飘向欧洲，多国监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实际上，距离1000英里远的瑞典福斯马克核电站发现核辐射异常后最初以为是本地出现了问题。他们追踪风向，报告了源头位置，直到爆炸发生的第三天，苏联在巨大的压力下才被迫对外宣布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的爆炸，世界才逐渐意识到灾难的规模。

辐射污染跨越国界

爆炸释放出的放射性云层覆盖了苏联大部分地区。根据联合国数据，包括今天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在内，约60% 受到辐射尘污染，约有840万人受到辐射影响。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总辐射剂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

事故初期，消防员、被称为“清理人”的工人被派往现场，他们在缺乏防护的情况下扑灭火灾、清理废墟。许多人在短时间内遭受高剂量辐射，付出了生命代价。数十名工人和消防队员在爆炸发生后不久因急性辐射综合症死亡，更广泛的人群，则在之后的岁月中承受癌症风险上升、心理创伤以及社会迁徙的影响。

关于此次核灾死亡人数与长期健康影响，至今仍难以精确计算，其中有苏联时期的刻意隐瞒，使得统计工作变得非常困难，此后被明确提到的，是事故后多年，核电站周围污染地区居民中，儿童甲状腺癌发病率明显增加。除了事故对于当地乃至全球生态造成的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还有政治和经济的巨大打击，巨额的处理事故开销加之其它因素结合，对苏联经济造成严重而难以逆转的伤害。更为重要的，是事故迫使苏联的政治比过去更透明开放，并且间接地向全球展示核子战争会造成的浩劫，与引发全球对核能发电的疑虑。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曾称，“比起我发起的开放改革举措，可能切尔诺贝利事件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石棺”和“新安全封隔体”封存反应堆

事故后，苏联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建造了一个混凝土与钢结构的“石棺”，封存反应堆，但这一结构最早预计寿命仅为30年。随着时间推移，“石棺”逐渐老化，内部结构也变得不稳定。为了避免再次泄漏，国际社会在2010年代启动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工程：在旧石棺外再覆盖一层新的金属拱形结构，即“新安全封隔体”。以降低辐射外泄的风险。这座巨大的钢结构于在2016年由一家法国公司安装完成，2019年正式移交乌克兰。整个项目由40多个国家出资，总投入约25亿欧元，是核安全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之一。按照设计，这个巨大的封隔体可以在未来百年内隔绝内部放射性物质，抵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龙卷风甚至地震，同时为后续拆除旧结构提供条件。

然而，工程师们未曾预见到的是，人类自身对这个封隔体的破坏，仅仅在不到十年后就遭遇了挑战。

战争重新唤醒辐射外泄风险

2025年2月，切尔诺贝利再次出现在国际新闻中。在一次俄罗斯袭击中，一架俄罗斯沙赫德136无人机击中了外层的“新安全封隔体”。封隔体的金属结构被击穿受损，密封功能受到破坏。在此次事故发生一年后，据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评估，即使经过修复，这一结构的封闭功能仍未完全恢复。

而内层的“石棺”也正面临坍塌的风险。

绿色和平组织乌克兰分部的核能专家肖恩·伯尼近日对法新社表示：

我们最担心的是，由于战争的影响，这里很多工程无法进行，劳动力短缺，战争继续，还有无人机，俄罗斯发射的导弹不断飞越切尔诺贝利上空，而风险更在于，如果进一步延误，那座原本只设计使用20年的石棺，如今已经用了40年，我们知道它存在严重的坍塌风险。那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核材料，包括4吨粉尘、高放射性的粉尘，燃料颗粒以及“石棺”内部巨大量的放射性物质。而由于新安全封隔体目前无法修复，也无法按设计运作运作，因此有放射性物质泄露的可能。

伯尼说，“切尔诺贝利核爆炸40年后，俄罗斯仍在对乌克兰和欧洲人民发动一场真正的核战争”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总经理谢尔盖·塔拉卡诺夫强调，当前的局势非常“危险”。

“我们确实观察到，几乎每两三天就有无人机和导弹飞越切尔诺贝利禁区，如果一枚火箭弹落下，即使没有直接击中防护结构，只是落在200米范围内，也会产生类似地震的外部冲击”。他担忧地表示，“如果这些放射性粉尘因事故扬起，形成云团，那么就会如1986年的爆炸事故时向我们所印证的那样：放射性粒子是不会识别国界的”。

修复受损结构的成本，被估算为约5亿欧元。法国外交部长在三月底表示法国已承诺提供部分资金支持，七国集团（G7）也在讨论筹资方案，并计划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协调国际资金。

然而，真正的困难不在资金，而在环境。在乌俄战争持续的战火下，工程人员难以确保安全，修复工作随时可能中断。

除了核电站本身，战争也威胁着核灾隔离区的安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战火蔓延到隔离区，切尔诺贝利距离基辅仅130多公里，随着俄军向基辅推进，他们在受污染的土壤中挖掘防御工事。军事交火频繁引发隔离区森林火灾。美联社在核灾40周年前夕的报道，就援引科学报告称，战争以来，禁区树木和动物死亡增加，消防负责人表示，大多数的森林大火都是由坠毁的无人机导致。而火灾会将沉积多年的放射性颗粒重新释放到空气中。

在战前，切尔诺贝利曾成为一个特殊的旅游目的地。每年有数万游客进入隔离区参观普里皮亚季和核电站外围。人们在曾经生机勃勃的普里皮亚季市，感受如今停止的一片死寂，建筑废墟、设施锈蚀，空无一人的学校、公园、街道，城市仿佛时间就戛然停滞在1986年。在2022年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之后，旅游基本被停止。目前，切尔诺贝利禁区由核电站管理机构、乌克兰安全局（SBU）和军方共同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军事存在。士兵在附近驻扎，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士兵被派驻在这里时，通常是为了作为后方稍作休息，在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实地采访中，一名士兵甚至开玩笑地说， “这里比前线安全。”

“国际切尔诺贝利灾难纪念日”的警示

灾难发生四年后，苏联才正式承认需要国际援助。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切尔诺贝利后果，并设立协调机制。2002年以后，工作重点逐渐从紧急援助转向长期恢复发展。

2016年，在爆炸三十周年时，联合国大会正式将每年4月26日设立为“国际切尔诺贝利灾难纪念日”。决议特别指出：即使在灾难发生三十年后，这个“历史伤痕”的长远影响仍然存在。今天，四十年过去，这一判断依然成立。

美国为新一轮登月计划所做准备的“阿尔忒弥斯2号”任务，当地时间4月1日傍晚在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点火升空。时隔五十多年之后，四名宇航员乘坐的飞船将像当年的“阿波罗8号”一样，围绕地球的卫星——月球进行大约十天的轨道飞行，但不会着陆。

尽管在升空前，美国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困难，包括技术延误、预算压力以及测试进度的多次调整，但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是按部就班推进自己的登月计划。就目前的准备情况来看，中国在2029年实现首位宇航员登月的目标，似乎比美国在2028年重返月球的目标更为现实。这是美国飞船升空前，法国费加罗报刊登文章的观点。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篇题为《新一轮登月竞赛：中国“龟”有望超越美国“兔”》的分析文章。

文章开篇写道，无需舍近求远，龟兔赛跑的寓言或许最能形象地诠释中美之间这场新的登月竞赛。中国扮演寓言中“乌龟”的角色，虽然起步较晚，但始终按部就班。自2000年初以来，中国一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朝着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的目标稳步前进。中国政府显然将2029年10月1日这一时间节点铭记在心，因为这一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如今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很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并在这场竞争中领先于那只在2017年悄然重启登月计划、试图甩开新对手的美国“兔子”。

文章指出，中美之间的这场竞争始于千禧年前后。自1999年起，在中国载人航天计划框架下，科学家和官员就多次谈及登月这一远景目标。2005年，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就曾通过新华社表示，新计划将在“2017年左右”启动，并详细阐述了实施路径：首先发射轨道探测器进行探测，然后在2012年至2017年间开展无人登月，最后着手准备更长远的载人登月任务。这一思路后来也被写入《2011年中国航天活动白皮书》这份官方文件中。在此之前，两次嫦娥任务的探测器分别于2007年和2010年成功发射并实现绕月飞行，为后续任务奠定了基础。

随着嫦娥三号任务的实施，中国在2013年底首次尝试便成功实现月球软着陆。这也是自1976年苏联“月球24号”之后，人类再次将航天器送上月球表面，标志着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迈入新阶段。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总统上台后，很可能受到中国探月雄心的刺激，重新定义了美国载人航天的目标。当时，美国原本计划先登陆小行星，再前往火星，而不再以月球作为中转站。但特朗普在2017年确立了新方向：重返月球，并在那里建立长期基地，将其作为未来登陆火星的前提条件。这一战略转向，也被认为是美国重新回到“月球优先”路径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中国的登月计划仍在稳步推进。2019年初，嫦娥四号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月球背面的着陆。同年4月，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通过新华社表示，中国计划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科研考察站，并在十年内实现载人登月。对此，美国迅速作出反应，次月就宣布启动阿波罗计划的延续项目——阿尔忒弥斯计划，并提出在2024年将包括首位女性宇航员在内的美国宇航员们再次送上月球。这一时间点原本设定在特朗普所希望的连任结束之前，但他未能在2020年大选中如愿连任。有研究中国航天活动的学者指出，这一时间线有助于理解这场新一轮太空竞赛的起点：最初采取竞争姿态的，其实是美国一方，而中国更多是在既定轨道上持续推进。

且中国方面很清楚，美国早在1969年就已完成“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的登月壮举，因此中国不可能在“首次登月”这一意义上成为第一。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驻华代表马蒂厄·格里亚卢指出，中国更像是在与时间赛跑，遵循一套政治时间表——即在2029年10月1日之前，将宇航员送上月球。他表示，中国官方媒体很少谈及“太空竞赛”，而是更侧重报道自身计划的进展，按照自身逻辑和节奏推进。例如，中国在1992年启动载人航天计划时，就设定了30年内建成空间站的目标，并在2022年完成了“天宫”空间站的建设，这种“按期兑现”的能力，也成为外界评估其登月计划可行性的重要依据。

文章认为，关注航天领域的中国人无疑密切关注着美国的情况。而中国政府本身对这种竞争一事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法国专家强调：“这很符合民族主义的辩证法，中国人被这种与美国竞逐的论调所感染。他们对自己的胜算充满信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人日益增长的疑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新任局长贾里德·艾萨克曼最近就解释说，胜负可能仅在数月内见分晓，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面临诸多困难，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正按自己的节奏，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

文章还指出，中国近年来在技术路径上采取了一些不同于美国的策略。例如，中国计划通过两次发射完成登月任务：先将登月舱送入月球轨道，再发射载人飞船，在绕月过程中完成对接，然后实施登月。这一方式不同于当年阿波罗计划使用土星五号火箭一次性发射的模式，被认为在现有运载能力条件下更具可操作性。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推进新一代“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的研发。今年2月初，该火箭一级的试验验证已经完成。据介绍，其在分离后可重新点火减速，并降落在海上回收平台附近。此外，还测试了一种利用绳索结构捕获火箭的回收方式，从而无需安装传统的着陆腿，有助于降低火箭重量并提升运载效率。这类技术尝试，也显示出中国在重型火箭重复使用方面的探索正在加速。

此次试验还包括对“梦舟”号载人舱在最大动压条件下逃逸系统的验证，以及在公海回收载人舱的能力测试。目前，这些关键技术环节均已取得进展。3月中旬，《中国航天科技》杂志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次试验的论文，披露了载人舱和登月舱的部分技术细节。

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未来几年中国的登月计划大致如下：2027年前后进行登月舱测试，2028年实施载人绕月飞行，2029年完成首次载人登月。任务模式与阿波罗类似：两名宇航员登陆月球，一人留在轨道舱。这一安排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也有助于逐步积累深空载人任务经验。

中国还计划在今年和2028年分别执行两次嫦娥任务，重点探测月球南极阴影区域可能存在的水冰资源。相关研究认为，这些资源不仅可用于支持未来的长期驻留任务，还可能成为深空探索的重要补给来源，因此具有战略意义。

不过，这一计划仍存在不确定性。例如，机器人探测项目与载人航天项目分属不同体系，“机器人探测计划由中国国家航天局负责，但载人项目则依赖于另一个机构——隶属军方的中国军事航天部队，但这两个机构之间沟通并不多”，所以协调机制仍有待观察。而将参与这些任务的宇航员人选目前也还不清楚。估计“都将是经验丰富的宇航员，很可能来自2010年招募的第二批宇航员，这批宇航员的独特之处是有两名女性。且确实倾向于组建一支男女混合的宇航员队伍。”就像美国人那样。

此外，国际合作也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此前提出的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在俄罗斯卷入乌克兰战争后，欧洲参与的可能性明显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项目推进的复杂性。

尽管如此，探月计划在中国国内仍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和支持度，被视为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

文章最后指出，这一轮登月竞赛，更像是一场长期的较量，而不是短期冲刺。比拼的不仅是技术能力，还有战略节奏与持续推进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谁能保持稳定推进，或许将比谁跑得更快更加关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精神领袖 阿里·哈梅内伊 2月28日，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一次空袭中身亡，享年86岁。自1989年接替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哈梅内伊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伊朗权力体系的核心人物。他不仅决定着伊朗国内政治的走向，也深刻影响着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支持者眼中，他是捍卫伊斯兰共和国、抵抗西方压力的象征；而在批评者看来，他则是一位不断强化安全统治、压制政治自由的强硬领导人。他的去世，也意味着伊朗政治历史上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

伊朗权力结构的核心

在伊朗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最高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职位不仅具有宗教权威，同时也拥有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最高领袖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任命司法系统负责人，控制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并通过各种机构对政府和议会拥有最终裁决权。

自1989年以来，哈梅内伊始终稳坐这一权力顶端。在德黑兰最隐秘的决策核心中，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决定，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虽然他有时允许有限的发展社会或政治空间，但只要认为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受到威胁，他便会迅速收紧政策，甚至推动激进而彻底的政治调整。

一位流亡法国的伊朗前议员曾这样形容哈梅内伊说：“在执政期间，哈梅内伊把头上的宗教头巾换成了军帽。”这句话反映了许多观察人士的判断：随着时间推移，这位宗教领袖也越来越依赖安全机构和军队来维持政权稳定，尤其是伊朗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革命卫队。

打造地区强国的战略

自掌权以来，哈梅内伊始终试图把伊朗塑造成能够与美国和以色列抗衡的地区强国。他的战略主要围绕两个核心目标展开：首先，是让伊朗具备核门槛国家的能力，从而在国际政治中拥有更大的战略威慑力。其次，是通过建立所谓的“抵抗轴心”，扩大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这一由德黑兰支持的地区网络，包括黎巴嫩的 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也门的 胡塞武装，以及巴勒斯坦的 哈马斯 等力量。

多年来，这一联盟成为伊朗在中东地区投射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也使伊朗能够在多个冲突地区间接发挥作用。然而，在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之后，中东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以色列随后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试图削弱甚至摧毁这一由伊朗支持的地区联盟。

几年之间，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受挫。黎巴嫩真主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2024年12月，叙利亚总统 巴沙尔·阿萨德 被推翻；与此同时，伊朗在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政治影响力也逐渐下降。在执政最后阶段，伊朗甚至两次成为美国和以色列直接军事打击的目标——一次是在2025年6月，另一次就是导致哈梅内伊身亡的2026年2月28日空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军事行动发生的同时，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通过阿曼进行的关键核谈判仍在继续。这种局面自 两伊战争 结束以来几乎从未出现过。

从温和形象到强硬统治

其实哈梅内伊并非一开始就被视为强硬派人物。至少在1981年至1989年担任共和国总统期间，他一直生活在伊斯兰共和国之父、首任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的阴影下。当时，一些观察人士把他看作是伊朗政权内部较为务实、相对温和的政治人物。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在当时的政治强人拉夫桑贾尼 的支持下，哈梅内伊被推举为最高领袖。在最初几年，两人形成政治联盟，试图在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之后，重建伊朗经济，并恢复国家稳定。当时的伊朗社会一度出现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氛围。然而，这种开放并没有持续太久。

1990年代初，保守派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哈梅内伊随后收紧政治和文化政策，并警告伊朗必须抵御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

改革与压制之间的反复

1997年，改革派政治家哈塔米当选总统。这一结果反映出伊朗社会对政治改革和更多社会自由的强烈期待。在那几年里，媒体和文化领域一度出现相对开放的局面，大量新创办报纸和杂志纷纷涌现，社会讨论也变得更加活跃。但当这些自由被认为威胁到政权稳定时，就被迅速压制。数十家媒体被关闭，许多政治活动人士被逮捕。1999年，一场由学生发起的抗议运动首次公开质疑最高领袖的权威。

十年后，2009年的总统选举再次引发巨大政治危机。当时，哈梅内伊公开支持强硬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而反对派则指控选举舞弊。随后爆发的大规模抗议被称为“绿色运动”。数百万伊朗人走上街头，对最高领袖发出前所未有的批评。这场政治危机也导致哈梅内伊与昔日盟友拉夫桑贾尼彻底决裂。

不断爆发的社会抗议

进入21世纪后，伊朗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2019年，由汽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全国性抗议迅速蔓延。示威者高喊：“无能的领袖，下台！”

政府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切断互联网，并展开严厉镇压。

三年之后，另一场震动全国的抗议再次爆发。2022年，年轻库尔德女子 玛莎·阿米尼 在被道德警察拘捕后死亡。这一事件引发了名为“妇女、生命、自由”的全国性抗议运动。这场由女性发起的抗议，很快发展为挑战整个政治体制的社会运动。尽管政府实施大规模逮捕并使用武力镇压，但这场运动仍在伊朗社会留下深远影响，也象征着年轻一代对自由和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充满争议的政治遗产

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伊朗东北部的宗教城市 马什哈德。他的家庭生活清贫，但宗教氛围浓厚。年轻时，他在什叶派宗教中心 库姆 学习神学，并逐渐参与反对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的政治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多次因参与革命活动而先后被捕入狱七次。1979年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 改变了他的命运。革命胜利后，他逐渐进入国家权力核心，并在1981年至1989年两度担任伊朗总统。然而，当他在1989年被选为最高领袖时，他的宗教地位仍然受到部分什叶派宗教学者的质疑，因为他尚未达到传统上要求的“大阿亚图拉”级别。

尽管如此，他仍成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在之后三十多年里主导伊朗政治。

一个时代的落幕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哈梅内伊始终坚持强烈的反西方立场，并把维护伊斯兰共和国体制视为首要任务。在对外政策中他既务实又强硬，在必要的时候，他还是懂得如何与美国这个“大撒旦”打交道。支持者认为，他在巨大外部压力之下维持了国家稳定，并使伊朗在中东保持重要影响力。批评者则认为，他的统治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孤立，并通过镇压政治自由使伊朗社会陷入长期的政治僵局。无论评价如何，阿里·哈梅内伊 都是伊朗当代历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周六证实了在网上疯传了多天的消息，中国最高级别的将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与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同时被调查。张又侠落马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军委在任将军中第二位被免职的。路透社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高级别的军事领导层清洗，而目前北京正在对其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并试图进一步展现其实力。自11月20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国防部长会谈后，张又侠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鉴于张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以及该委员会的工作对于指挥、解放军正在进行的军事现代化和态势的重要性，外国外交官和安全分析人士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虽然中国官方通告中没有列出张又侠和刘振立任何具体罪状，但在同一天《解放军报》上刊出的社论中提到；张又侠、刘振立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却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意味着什么？是他们“罪状”核心吗？

本次节目请现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郑旭光谈谈他的看法。

郑旭光：这次张刘令人落马应该还是看后果，因为上一次（2025年10月17日）公布的苗华等九个上将被开除党籍被拿下，是让习近平的嫡系，即“福建帮”31军这波人——因为中间有五个上将（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秦树桐、王秀斌）都出身于31集团军——那就等于“习家军”受到了重创。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让习近平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张又侠有点像林彪的权势了，没有制衡力量。习近平当然处在非常危险的境界，而且当时一些迹象也说明中间虽然是派系斗争，但张又侠这一派占了上风，这就让习近平在军中失去平衡力量了。

  政治局里没有职业军人了 

现在张又侠和刘振立又被打下去，就会带来两个显现的后果。一个就是政治局里没有职业军人了，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二十大中央军委，只剩下排名第一的习近平和最后一个张升民，而他们两个实际上都不是业务主官。习近平不用说，张升民实际上主要是政工干部，所以现在军委这一层就他们两个人，而且实际上军委里没有军事主官，张升民就是军事主官了。这样的话，客观上还会有一个态势，上将基本上被“扫荡”了一遍，那中将也都比较悬。这就给少将们和部分中将有了一个快速提升的机会，那军队可能会有一个大转变，军事冒险的可能性也是增加了。

未遂政变？

法广：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外界至少目前不得而知，但《解放军报》当天的的相关社论中，第一段当说“惩治腐败无禁区”，第二段提到张又侠和刘振力两人“严重践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等，你刚才说到习近平失去了“福建帮”曾受到重创，北京难道发生了夺权的未遂“政变” ？

郑旭光：中共内部的这一种所谓的“政变”和全世界的所谓“军事政变”都不会一样。因为中国是党国体制，关键点就是：必须掌握军队才能掌握住党。纯粹的职业军人是掌握不住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军、国一体的体制，实际上从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就是那样，掌握军队的人如果你掌握不了党中央，就得靠边站。最先毛泽东也算是中央苏区的缔造者吧，但党中央的博古和周恩来他们去了，他就得靠边站，好像有这么一个传统。当然也有抓人军事政变的，比如1979年，华国锋基本上大家认可他是一把手这个概念，但是他因为要对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动手，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我们可以把它叫作“自我政变“。也有点像89年邓小平对赵紫阳的这个做法，就是他事实上的一把手，但是按照常规的程序，完成不了权力变迁，所以这个时候他会调动军队……包括邓南巡，包括毛泽东对林彪都是用非正常的程序进行试探。习近平这次搞张又侠也像是一种党内”非正常程序“，但也都是由党内的一把手出面进行的非程序性的这种转变，可以把他叫做”军事政变“，但是这个和外国观察家所理解的这种非党国体制的这个政变，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

法广：《解放军报》的社论中指控他们“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而他们已经被清除落马的话，那能否说习近平手中的权力更加大了？

郑旭光：应该说习近平一直都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个金字塔型的体制中，几百万军队有必然的是分工。因为习近平是党政军一把手，是核心，总得有人替他做军内的事情，那这个人就有可能做大。真正的独裁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切事情，而是说他对重大事情有拍板的权力，他对重大人事任免有拍板的权力，就是能够行得通。但如果说在这种形式中间失衡了，就处在危险中，苗华和何卫东等人被弄下去了，习实际上就处在一个失权的危险之中。

现在把张又侠拉下马无外乎两种（后果），如果张又侠在的话，可能军队秩序就不很紊乱，还有一个内部正常的运转。如果说军委主席、军委委员都是完全没有资历，指挥不动的，那就跟毛泽东晚年一样，毛泽东晚年让王洪文来做党的第一副主席，那显然行不通，他没有这种资历和能力，在党内或者军内履行这种指挥。现在张又侠拿掉了，代价就是军队条令体系会出现一种紊乱，指挥上的一种紊乱，或者说战斗力的下降。但是，如果任由张又侠这样走下去，他可能对习核心指挥军队，掌握军队的能力会形成一个抗衡力量。所以我就说他有可能是林彪，林彪就可以抵制毛泽东的很多东西。如果军队抵制的话，那习近平的经济、政治、政策很多可能就不容易得到推行，包括对外交战略。

再来看“严重践踏破环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句话，因为当时对苗华和何卫东用的是”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对张又侠和何振立没有提到”破坏党指挥枪“，说的是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助长了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不是“破坏”党指挥枪，那苗华和何卫东有可能有一些私自的，没有在军委，常委或政治局层面的一些事情。张又侠被指责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和何卫东他们的“破坏”又不一样，破坏可能就是自行其是，而“践踏“就带有极强的主观感受，就是说可能从习近平的感受来讲，他认为在军队权力是被践踏的，我觉得有一种极强的被侵犯和受辱的一种感觉。用”践踏“这个词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人很霸道，而且是对军委主席权力是无视的啊，他不是简单的破坏，而是践踏破坏，就是肆无忌惮！

“践踏“就带有极强的主观感受

实际上，何卫东、苗华与习近平的关系，张又侠和习近平关系完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词用在张刘身上，那就说他们两人完全是一个性质的。他们作为军事的业务干部，根基又比较深。比如，刘振立就是标准的三十八军出身，从普通的战士一直做到师长，后来又去作了三十八军的大概几个月的军长。他们就有很强很硬的业务。他们认为的一些惯例或者规矩，军队有自己的一套，显然和军委主席负责，习近平想为所欲为的意志肯定会有冲突，不会像何卫东、苗华他们面对习近平可能真的只能是阳奉阴违啊，或者说暗自搞一套，不敢跟他明争明搞，这个可能是让习近平非常不能容忍的。当然,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有很多流言……

这里有一点就是，当何卫东被拿下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并不是说张又侠一下子就危险了——而是他客观上对习近平的权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就好像他有重器在手，那就要提防你自己的自身的安全，因为会影响别人的安危，会影响习近平这个核心地位。习近平要的是说一不二。但是如果说你还要跟他抗衡，还有反对意见，那你就影响到他所理解的那种权威性。不管张又侠是不是想谋反，作为一把手，都是影响习的权威的一个障碍。这就有点像89年的赵紫阳，就是说如果赵紫阳真的有谋反之心的话，反而结果不会是那个样子。现在看起来，张又侠可能跟那个（89年拒绝执行戒严命令的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的状态是比较象的。张刘两人可能都是站在一种惯例，或者说一种党纪或军纪这些角度啊，是“忠诚的反对派“——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当然他不一定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己，就是为了党国，他们可能跟习近平形成了意见冲突，但是他们也没有想把习近平怎么样。但是习近平必然会觉得你们的存在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

法广：张又侠也一直被认为帮衬了习近平得到最大的权力，他显然连自己最亲信的人也不放过？

郑旭光：就像王岐山一样，是阶段性的，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是他最大的助力，但是最大的助力如果跟他有了冲突，那就是最大的阻力，最大的敌人了。你看毛泽东整的人，彭德怀、林彪，刘少奇等这都是他嫡系啊，不是嫡系是轮不上被整的，那些早早靠边站的人结果也不会那么惨。就是因为嫡系，他才能掌握到实权，才能对毛泽东的意志造成影响。实际上刘少奇、林彪想造反，彭德怀想怎样都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毛泽东想一个人说了算，他不容许别人反对，如果反对他就认为这是冒犯，他就要收拾你。所以现在习就是毛泽东晚年那个状态，你要影响我“定于一尊“，那我就要收拾你 ! 所以对他的合作者肯定反而是他的最大敌人。比如王岐山、刘源、张又侠……这就像创业，你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资历，这对习近平来讲，对于他的”一尊“地位的威胁当然是很大的。

不容许别人反对，如果反对他就认为这是冒犯，他就要收拾你

比如说, 军中作为红二代来讲，那张又侠跟他不能说不相上下，也算是类似，除了父辈根基，自己的履历都是独立的，他的根基跟习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有交好的这一层。那么在党内系统中，赵乐际和习近平也是这样的关系，尽管赵父亲不如习近平的父亲职位高，但是也是老革命，他自己本身跟习近平有相类似的履历，所以这样的人在那儿实际上对习近平就是一种危险，不是他自己怎么想，是别人就有可能寄希望于他。比如说在疫情期间，习李冲突非常大，反对习近平这些防疫政策的人就寄希望于李克强，那李克强就成为一个很危险的角色，但他就是会成为一个大家希望的制衡力量，那他一定要给你拔掉，让你没法制衡，甚至也让也让你对所有的接班人都失去想象力。像什么孙政才，胡春华等都成为废太子，让人都不要想像，因为你只要在，就可能形成一个权力中心，这种权力中心是实际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有了什么职位。

感谢郑旭光接受法广专访。

据路透社，现年75岁的张又侠被广泛认为是习近平主席最亲密的军事盟友，也是少数几位拥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军官之一。他是中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央军委的两名副主席之一。

2012年，习近平下令开展大规模反腐运动，军队是主要目标之一。2023年，这场运动波及到军队高层，火箭军成为打击目标。

2025年10月，包括中国二号人物何卫东在内的八名高级将领因贪污罪被开除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何卫东曾是习近平的下属，也曾与张又侠一同在中央军委任职。

近年来，两名前国防部长也因腐败被开除党籍。这场反腐行动正在减缓先进武器的采购，并打击中国一些大型军工企业的收入。

丙午马年即将启幕。经历了前一年多线冲突叠加、制度性疲态显现的全球动荡之后，世界并未迎来真正的缓冲期，而是以更加密集、更加结构化的方式进入新的周期。战争的余波、选举的回潮、国际组织的裂解与重组、以及大型体育与文化事件的集中到来，使2026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度压缩的历史节奏。本期栏目，循着时间与议题的交错脉络，梳理这一年已然展开或即将发生的关键国际事件。

1月1日，欧洲货币体系迎来重要节点。保加利亚正式采用欧元，结束自1881年以来列弗作为本国流通货币的历史，成为欧元区第21个成员国。至此，欧元区成员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21个国家；安道尔、摩纳哥、圣马力诺和梵蒂冈等4个微型国家在欧盟同意下使用欧元；科索沃和黑山则单方面采用欧元。丹麦虽参与汇率机制二期，却被豁免加入义务，而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瑞典与捷克仍承担未来加入欧元区的法律责任。

事实上，保加利亚早在2007年已加入欧盟，但出于保持财政灵活性、避免价格上涨以及应对腐败与法治问题的考量，其欧元进程长期停滞。2026年的转折，标志着欧元区在政治与象征层面的再次延伸。

几乎在同一时刻，欧洲的新年庆祝被悲剧打断。1月1日凌晨1时30分，瑞士瓦莱州滑雪胜地克朗-蒙塔纳的“星座”酒吧发生严重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当地重症监护资源迅速告急，伤者被转送至瑞士其他地区及部分临近的欧洲国家。调查认为，点燃的香槟烟火引燃天花板可能是起火原因，酒吧业主随即面临刑事调查。事件在欧洲社会引发关于公共安全与节庆文化的反思。

1月1日至6月30日，塞浦路斯共和国第二次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丹麦任期结束后，这个地中海岛国接手协调27国部长级机构的运作，主持立法谈判、预算审批及外交安全政策协调。六个月内，塞浦路斯将主办250余场会议，其中包括27场高级别会议和19次非正式部长会议。

以“一个自主的联盟，向世界开放”为口号，尼科斯·赫里斯托祖利季斯总统强调战略自主的重要性，涵盖安全与防务、竞争力、贸易开放、民主价值以及欧盟预算。援助乌克兰、落实《移民与庇护公约》及地中海移民议题亦被置于核心位置。

这一任期亦因塞浦路斯自身的分裂背景而更具象征意义。自1974年以来，该国仍处于部分被占状态，联合国斡旋的谈判在2025年日内瓦未取得突破。欧盟主席国身份，或使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地缘政治问题重新进入欧洲议程中心。

1月3日，全球舆论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震动。美国军方在代号为“绝对决心”的行动中对委内瑞拉发动攻击，并在加拉加斯抓捕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行动中逾150架美军飞机参与，对委内瑞拉北部基础设施实施轰炸。

委内瑞拉与古巴方面称，行动造成80余人死亡，其中包括32名古巴军事与情报人员。马杜罗夫妇被押送至纽约，面临与“毒品恐怖主义”相关的多项指控。美方称该行动属执法行为并有宪法授权，但联合国官员及国际法专家普遍认为其违反《联合国宪章》与国家主权原则。

5日，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誓就任临时总统，委内瑞拉政府结构得以维持。事件引发委内瑞拉侨民的分裂反应，也使“美式武力干预”的国际合法性再次受到质疑。

紧接着的制度性冲击发生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联合国确认，美国将于1月22日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宣誓就职数小时后即宣布该决定，指责世卫在疫情与多项国际卫生危机中表现失当。作为长期最大资助国，美国的退出被世卫组织公开表示“深感遗憾”，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由此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在政治纷扰之外，体育赛事为2026年提供了另一种叙事。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意大利米兰与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这是继1956年后冬奥再度落地科尔蒂纳，也是奥运史上高比例依赖既有场馆的一届赛事。

比赛分布于伦巴第、威尼托与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四大区域，93%的场馆为现有或临时设施。奥林匹克基金会自2019年成立以来，统筹赛事组织、文化活动与传播工作，体现出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办奥”的新路径。

东南亚进入选举密集期，多国在2026年迎来关键政治节点。2月8日，泰国将举行立法选举，改选500名众议员，同时就是否更换2017年宪法举行公投。此次提前选举源于执政联盟内部协议与宪政改革僵局，并叠加与柬埔寨的边境紧张局势。

同一时间段，缅甸军政府主导的全国选举自2025年12月28日起陆续展开。这是2021年政变后的首次选举，但在反对派被排除、选举规则收紧以及军方保留25%议席的制度设计下，被广泛视为旨在合法化军事统治的过程。

3月5日，尼泊尔也将举行提前大选，采用单一选区多数制与全国比例代表制并行的方式，选出275名众议员。

法国也将在今年进行地方政治的压力测试。3月15日与22日，法国将举行市政选举。此前数年的总统、议会与欧洲议会选举，已深刻重塑法国政治版图。极右翼的持续上升、左翼的反复整合以及中间派力量的削弱，使地方层面的竞争更具象征意义。此次选举被视为法国政治体系稳定性的又一次压力测试。

文化与体育方面，5月，欧洲歌唱大赛在维也纳举行，这是该赛事第70届。35国参赛，为2003年以来最少。以色列的参赛再次引发争议，西班牙、爱尔兰、冰岛、荷兰与斯洛文尼亚选择抵制，使文化活动的政治化讨论持续发酵。

6月至7月，全球瞩目的足球盛事登场。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也是首次由三国共同承办。赛事回归北半球夏季，标志着国际足坛规模与商业化的进一步升级。

有关今年的高峰会议与大国博弈 :6月14日至16日，七国集团峰会将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美、英、德、法、日、意、加与欧盟代表齐聚阿尔卑斯湖畔，会议背景是多边机制受压与地缘政治分裂的持续深化。

年末的政治焦点：11月3日，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改选全部435个众议院席位。这是特朗普第二个、非连续任期内的关键政治节点，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其执政空间。

同年10月27日前，以色列需举行立法选举。自2022年以来，该国政局频繁重组，多党联盟进出执政体系，加沙战争的余波仍深刻影响国内政治走向。

从欧元区的扩展到大国退场国际组织，从选举密集到体育盛会集中，2026年并非过渡之年。旧有秩序尚未崩塌，新框架继续塑形。世界在不稳定中继续前行，而历史的书写，正是在这些看似分散却彼此呼应的事件中，悄然推进。

今天是圣诞节，在中国全家团圆的日子是春节，在西方则是圣诞节。

每年一进入十二月，法国城市不论大小，主干道上都会陆续装点上了圣诞彩灯，街头巷尾的商家也争先涌后为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季节精心打扮，推出与众不同的商品， 很多家庭也不落人后的纷纷购买圣诞树、挂上装饰，广播、电视中圣诞歌曲的不绝于耳，孩子们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圣诞活动的同时，还写下自己的愿望清单，方便忙着为家人朋友挑选礼物的大人们不会买错……没错，圣诞节来了！这个看似温馨、充满礼物和笑声的节日其实有着一段极其复杂、跨越千年的历史，从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宗教节日，逐渐演变成西方国家最重要的世俗节日。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讲讲圣诞节的前世今生。

圣诞节的起源

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两千多年以前，去看看最初的圣诞节。

圣诞节，顾名思义是圣人诞生的节日，原本是基督教为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举行的盛大庆祝节日。但是，如果你打开《圣经》，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耶稣究竟是哪天出生的，并没有被明确记载。根据零星史料推测，耶稣诞生大约在公元前5或6年，但具体日期无从考证。路加福音中只说了牧羊人收到天使的启示去看婴儿耶稣，却没有提到是哪一天。早期的基督徒更关心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所以复活节才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换句话说，在最初的基督教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圣诞节”这个概念。

那么，圣诞节为什么会定在今天——12月25日庆祝，而不是冬至那一天呢？这就要提到四世纪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在位期间皈依了基督教，他希望整个帝国的臣民都能接受自己的新信仰。于是，他选择了12月25日作为圣诞节，这一天是根据公元前46年由尤利乌斯·凯撒制定的儒略历的冬至，并且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太阳节，一个国民非常熟悉的节日。在人们庆祝、纪念光明的回归。想象一下古罗马的夜晚：人们点燃篝火，围绕太阳的神像跳舞，唱歌祈福，庆祝光明回归。而君士坦丁将耶稣的诞生日与这个节日结合，让人们从崇拜太阳过渡到纪念耶稣，这一做法既聪明又充满政治智慧。

事实上，不仅罗马人如此，北欧的古代先民也在冬至前后庆祝光明的回归。他们点燃火把、跳舞歌唱、饮酒作乐，希望来年的丰收和光明。这些古老仪式的精神，被慢慢融入到后来的圣诞节当中。

不仅如此，在犹太教中也有类似的光明节——光明节讲述重建圣殿的奇迹，虽然背景和信仰不同，却同样围绕光明和希望。这种跨文化的光明主题，让圣诞节具有了普世的象征意义——无论你信奉哪种宗教，光明、希望、团聚都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另外，在波斯和中亚地区，也有祭祀光明、祈祷丰收的节日。古代人对自然现象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他们知道冬至过后，白昼会渐渐增长，这意味着希望和生命力的复苏。各种文化的光明节彼此呼应，为后来全球化的圣诞节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圣诞习俗

说到圣诞节，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圣诞老人、礼物、圣诞树、彩灯……这些节日元素，其实都源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的“遗产”。

北欧的冬至节，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人点燃火把、挂饰树木、互送礼物，祈求太阳回归。罗马人祭祀密特拉神，也与光明密不可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民间风俗与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相融合，慢慢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圣诞节。

中世纪时，欧洲各地的教会为了庆祝耶稣诞生，创立了午夜弥撒。圣诞午夜举行的弥撒象征耶稣在夜里诞生，人们在烛光下唱圣歌、讲述耶稣故事，整个仪式庄严而温暖。它不仅是一种宗教活动，也逐渐成为家庭和社区聚会的重要时刻。

随着时间的流逝，圣诞节逐渐“下凡”——世俗化。人们在家里摆放圣诞树，装点彩灯，准备礼物，烤制圣诞饼干和姜饼屋。这些活动不仅保留了节日的宗教意义，更增添了家庭欢乐。圣诞节逐渐从宗教节日扩展为一种家庭聚会和社区庆典的综合性世俗节日。

圣诞老人则有着更丰富且有趣的历史。他最早源自四世纪的圣尼古拉斯，是一位慷慨的主教，传说他会偷偷给贫穷的孩子送礼物。几百年来，这一形象不断演变，到了20世纪30年代，通过商业广告和大众传媒，他才变成了人们今天熟知的形象——穿着红衣、戴着红帽、长着长长白胡子的胖爷爷骑着雪橇、带驯鹿，给一家人带来精心准备的礼物。可以说，现代圣诞老人更像一个文化符号和商业明星，而不再只是宗教人物。

欧洲各地的圣诞习俗也各具特色。法国有圣诞蛋糕卷，象征火焰和生命延续；德国的圣诞市场最为出名，出售各种手工饰品、用香料和橙子煮成的热红酒、姜饼以及各种节日食品；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地也各有自己的圣诞美食和庆祝方式。这些习俗丰富了圣诞节的文化层次，也让节日的娱乐大大增加。

有学者曾打趣说，圣诞节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拼盘”——各种宗教仪式、民间风俗和商业元素被揉到了一起，创造了一个跨越时空和文化的节日。

圣诞节在中国

那么，圣诞节在中国又是怎样的呢？

最早，圣诞节只是在基督教的教堂和外国侨民的小圈子中活动。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的开放和文化交流，圣诞节开始逐渐进入城市人的生活：先是追时髦的年轻人去教堂参加弥撒，之后是商场的彩灯和促销、年轻人的聚会、社交媒体晒照片……渐渐地，圣诞节成为一种商业的娱乐节日。而且更有趣的是，在中国，圣诞节几乎完全去宗教化了。大家更关注热闹、浪漫和社交。情侣拍照、朋友间交换礼物、在商场购物狂欢，成为年轻人参与圣诞节的主要方式。平安夜的弥撒基本上只有教徒参加，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的大城市，年轻人借圣诞节的机会表达情感、进行社交互动。例如，北京、上海的大型商场会布置巨大的圣诞树，挂满闪亮装饰；咖啡店和蛋糕店推出节日限定饮品和甜点，街头还有圣诞主题活动和灯光秀。即便宗教意义淡化，但这个节日传达的精神——光明、团聚、希望依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圣诞节与传统冬至、春节并行存在，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人在圣诞节晚上吃火锅、蛋糕和巧克力，融合东西方饮食习惯；年轻人拍照打卡、互送小礼物，仿佛在重新创造属于自己的节日文化。这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既保留本土传统，又能欣赏外来节日的乐趣。

同时，商家和媒体也赋予圣诞节更多娱乐和社交价值。例如，网络上会出现“圣诞单身派对”、“圣诞互送礼物挑战”等活动，让节日不仅仅是家庭聚会，更成为城市年轻人社交和表达的契机。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现代圣诞节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融合秀。从最初纪念耶稣诞生的宗教节日，到吸收北欧冬至庆典、罗马太阳节习俗，再到现代商业娱乐化，它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故事和趣味元素。

有评论认为，圣诞节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挪用”。它将各种宗教、民俗、商业元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节日面貌。虽然有人会觉得这种“挪用”有些荒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人类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体现——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交融和创新。

目前，圣诞节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西方国家，它依然保留宗教仪式和家庭传统；在中国，它更多是一种社交和娱乐节日；在日本，它则被视为情侣约会和浪漫节日；在南美和非洲部分地区，又融合了当地民俗和音乐。无论何地，光明、团聚和希望始终是核心。

总之，圣诞节的历史是一条跨越千年的光明之路。从宗教仪式、太阳崇拜，到民间风俗，再到现代商业娱乐，它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故事和情感。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国际人权日特别节目。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联合国表示：今年人权日纪念活动旨在重新唤起公众对人权的关注，展现人权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人权常被视为理所当然或一种抽象的理念，然而，它们其实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所需。通过弥合人权原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我们期望提高人们的意识、增强公众信心并鼓励集体行动。在数字时代，如何根据时代特点来保护和捍卫人权，这是联合国关心的一个角度。今天和明天，在日内瓦威尔逊宫，围绕通过人工智能和创新推进人权， 联合国举办一个题为“赋能人权未来”的峰会。

利用人工智能和创新来推进人权， 首先要有一个尊重人权的人工智能基础建设。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具体地来看一下，从在数字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发展的层面，国际社会怎么样来打造和改善人权保护的基础建设。

首先要看到咱们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迅速、深刻的文明变革。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无论是获取信息、娱乐、消费还是工作， 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线互动。新冠疫情充分展现了数字服务的潜力，使人们能够继续互动交流。但关于这场转型带来的后果及其对人权的影响，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答。

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不可剥夺的。网络空间为人权的行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风险，以及权利之间新的关联和冲突。例如，通过移除网络有害内容（如仇恨言论）来维护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权利，可能会被视为干涉他人的言论自由。各国在制定数字政策时，需要考虑政策对人权的影响，以确保数字化转型始终以人为本、以权利为导向。

数字空间为人们行使言论自由提供了更便捷、更快速、更大规模的途径，但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得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存储成为可能，从而加剧了隐私风险。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享有的权利，在网络世界中也必须得到保护。我们需要采取一种细致入微的数字政策，充分考虑各项权利之间的关联和冲突。

在弱势群体方面，数字技术为促进弱势群体、易受伤害群体或边缘化群体（包括儿童、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们以及残疾人士）的社会融合提供了机遇。例如，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帮助视障和听障学生参与传统的教育环境。然而，这些群体在数字环境中尤其脆弱，因为数字环境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可能滋生新的歧视形式或有害行为，例如网络欺凌。

在制定保障网络人权的措施时，这些措施就必须更加注重赋能社会所有成员，包括那些更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比如经合组织《关于儿童在数字环境中状况的建议》中指出，数字素养教育在这方面至关重要，它能确保每个人都拥有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并行使人权所需的技能。

儿童数字环境理事会的建议在保护儿童免受风险与促进数字环境带来的机遇和益处之间寻求平衡。修订后的建议序言承认了关键因素，例如数字环境的复杂性；保护儿童隐私和个人数据的迫切需要；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各种作用。这份建议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一致，将儿童定义为“18岁以下的每个人，但承认在提供某些法律保护时，不同的年龄门槛可能更为合适”。

数字技术的设计、开发和部署会影响人权的行使和保护方式。例如，人工智能和神经技术可以帮助推进与教育和健康相关的人权，但它们也会带来新的、加剧的风险，例如隐私、思想自由、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风险。它们甚至可能挑战我们对“人”的理解。

国际社会现在形成共识：为了确保数字化转型始终以人为本、以人权为导向，人权需要在数字技术的整个生态链中得到贯彻。2019年经合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建议书》（首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政府间标准）将尊重人工智能生命周期中的人权作为原则之一。

建议书提出： 第一，人工智能主体应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尊重法治、人权、民主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不歧视和平等、自由、尊严、个人自主权、隐私和数据保护、多样性、公平、社会正义以及国际公认的劳动权利。这还包括应对人工智能放大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尊重言论自由以及适用国际法保护的其他权利和自由。 第二， 人工智能主体应实施相应的机制和保障措施，例如赋予人类自主权和监督权，包括以符合实际情况且符合现有技术的方式，应对因超出预期用途、故意滥用或无意滥用而产生的风险。

经合组织认为：需要在国际层面构建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以促进社会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和应用。在此背景下，经合组织理事会根据数据保护委员会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关于促进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政策的建议。

与公民社会开展强有力的互动至关重要，这能确保各国政府在数字时代为保护人权所做的努力始终与社会价值观和需求保持一致。与私营部门的磋商同样重要，因为包括在线平台在内的企业对数字时代人权的保护和行使方式的影响日益增强。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式，汇集不同观点并促进政策协调一致，各国政府可以促进协同增效与合作。

在2022-2023年的一系列专题研讨会上，经合组织召集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共同探讨和反思数字时代人权的优先事项。2022年，经合组织召集各国数字部长，通过了《关于可信赖、可持续和包容的数字未来的宣言》，为以人为本、以权利为导向的数字化转型描绘了蓝图。

这份宣言是在伙伴国家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制定的。从人权的角度讲，它旨在为以人为本、以权利为导向的数字化转型描绘愿景。在新冠疫情危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气候紧急状况等关键时刻，这份宣言强调各国共同的价值观和民主原则是塑造和利用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将人民置于中心地位，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的力量。

2025年，法国迎来了《教会与国家分离法》颁布120周年。1905年12月9日，该法律正式颁布，规定国家不再拥有宗教，并确立国家的中立性，从而为公民平等提供了重要保障。至今，这部法律仍是法国世俗化原则的基石。

（本文数据和情况判断性用语均来自法国内政部）

宗教格局的变化

自1905年以来，法国社会经历了显著变化。如今宗教景观呈现三大趋势：自称无宗教的人数不断上升，即所谓“世俗化”现象；天主教在法国的影响力下降；非天主教的宗教持续发展与演变。目前，社会的多元化使“宗教”一词不再是单数形式。在此背景下，《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仍然是保障公民平等待遇的重要法律依据。

世俗化奖与120周年庆祝

为庆祝《教会与国家分离法》颁布120周年，法国2025年设立了10万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奖励在教育和推广世俗化方面的项目。自2021年起，世俗化奖已表彰在地面实践和世俗化推广方面的行动。奖项旨在支持获奖者实施项目或提升其行动，同时表彰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积极推动世俗化的行动者。

今年的颁奖活动于2025年12月9日举行，即1905年法律的周年纪念日及全国世俗化日。奖项面向协会、学校、地方政府以及个人，凡有相关行动均可报名参加。

法国世俗化的历史沿革

1789年：法国大革命

在旧制度下，法国大部分人口为天主教徒。大革命深刻动摇了旧秩序，废除神权君主制成为世俗化的第一步。1791年法国宣布信仰自由，新教徒和犹太人成为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成员。

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10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其观点，包括宗教观点而受到骚扰，只要其表达不扰乱法律所建立的公共秩序。”

1801年：教务专约

为恢复宗教和平，拿破仑在1801年签署调和条约，规定法国与教廷的关系。天主教不再是官方宗教，但被认为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同时，教务专约确立四种受认可宗教：天主教、新教（1802年）、犹太教（1808年），并作为公共服务加以管理。

1881-1886年：费里与戈布莱法律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迈出了走向世俗化的第二步：1881年，公立学校免费，1882年，6至13岁儿童开始受到义务教育的保障。宗教教育被排除在课堂之外，代之以公民道德教育。此举标志着对学校内良心自由的法律保障首次确立。

1905年：教会与国家分离法

1905年12月9日，《教会与国家分离法》颁布，成为法国世俗化的奠基法律。该法确认了良心自由，并保障宗教自由实践，同时规定国家对所有宗教中立。法律的两大核心支柱为：第一条：确认良心自由；第二条：教会与国家分离。

此法颁布后，国家不再有官方宗教，其中立性成为公民平等的保障。

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

1946年宪法明确规定法国为不可分割、世俗、民主和社会的共和国，进一步确认世俗化原则的宪法地位。

2004年：禁止公立学校显著宗教标志

2003年，法国成立“共和国世俗原则执行委员会”。2004年通过法律，禁止公立学校中小学生佩戴显著宗教标志，以确保学校环境的世俗化。时任专家组表经过6个月的研究和120场听证会后得出了支持这一法律的结论，领导该小组的法国国家调解员贝尔纳·斯塔西表示：“世俗主义无疑意味着政教分离，但我认为，世俗主义也主要体现为对差异的尊重、对宗教群体的尊重；正是世俗主义的这一奇迹，使我们能够在尊重多元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团结。”

“我重申，这项法律并不是一部禁止性的法律，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开放性的法律；它确立了界限，同时也表明世俗主义首先是一种开放的价值观。

系列恐袭与思考

2015年，查理周刊恐袭事件爆发，全法震惊。巴黎近郊一名市长在一场悼念会上表示：“这些袭击对我们的民主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法国人民都明白这一点。我们反对那些针对我们世俗、民主共和国的罪行与威胁”。

2020年，法国历史教师萨谬埃尔·帕蒂被一名18岁的莫斯科出生的车臣难民斩首，该难民随后被警方击毙。这名教师曾在课堂上展示过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在一场悼念会上，总统马克龙表示：“萨缪尔·帕蒂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伊斯兰主义者想要夺走我们的未来，而他们知道，有像他这样和平的英雄在，他们永远无法得逞。”“萨缪尔·帕蒂成为了共和国的象征，象征着我们摧毁恐怖分子、削弱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在我们的国家里作为自由公民共同生活的决心。他成为了我们理解、学习、继续教学、保持自由的决心之面孔。因为我们会继续前行。我们将捍卫你如此擅长教授的自由，我们也将捍卫世俗主义。我们不会放弃讽刺画和漫画，即使有些人选择退缩”。

次年，在萨缪尔·帕蒂被杀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时任法国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齐耶表示：“我认为，世俗主义并不是一个特定于法国的概念。世界各地都需要区分我们的宗教生活与公共生活，而尊重自由、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非常重要。要建立一个世俗体系，使你可以自由选择信仰上帝或不信上帝，可以拥有这种宗教或另一种宗教，而世俗主义正是实现这一点的良好制度。萨缪尔·帕蒂正是为此而死。他为自由、为言论自由而牺牲。因此，今天对法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对世界而言同样重要，因为自由的价值是全世界所有人类共同的价值”。

2021年：巩固共和国原则法

2021年8月24日通过的法律重申世俗化原则作为共和国的基础。法律明确要求公共服务、协会及承担公共服务任务的私人机构遵守世俗化，同时设立具体措施，包括任命世俗化协调员和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世俗化的核心内容

世俗化允许公民信仰或不信仰、实践宗教、改变信仰，只要不违反共和国法律。其保障主要包括：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实践，包括聚会、佩戴宗教标志或服饰、以及说服他人相信自己的信仰；所有公民平等，无论信仰如何；国家对宗教中立。

历史与当代的联系

世俗化源于法国政治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克洛维斯时期，但真正制度化始于大革命。1801年的调和条约、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改革以及1905年法律奠定了世俗化的基础。自20世纪末以来，世俗化在公共讨论中重新浮现，背景是社会宗教多样性增加和明显的世俗化趋势。

“世俗化”指社会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社会规范不再由宗教决定，曾由教会承担的职能逐步被取消。2015年恐怖袭击后，法国强化了世俗化公共政策，包括“学校为共和国价值观的大动员”和“共和国价值观与世俗化”国家培训计划。2021年法律进一步确保了公共服务和私人机构遵守世俗化原则，并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这一原则。

以世俗主义为“神圣职责”，任重道远

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一条重申，共和国独立于宗教，并凌驾于各宗教之上。若要说哪部文本近乎“神圣”，那必定是奠定法国世俗主义原则的《1905年12月9日教会与国家分离法》。2021年，法国通过“反分裂主义法”，旨在维护共和国原则。这是为补充1905年法律而制定。2025年，法国在保障世俗主义方面依旧任重而道远。

全媒体时代，互联网让宗教实践实现了无形化的变身。往昔，教义在暗处、以磁带和光盘的形式进行传播，而靠口口相传和纸质印刷品传教的方式，仿佛在更遥远的年代。如今，电子布道在世界各地涌现，经由视频平台、社交网络和加密通讯软件传播，由“网红传教者”群体推动。这些网红们往往能不受现行治安规则和共和国原则的约束。这群新兴的自封的“先知们”甚至冲击了那些长期习惯于更加平和对话的宗教机构。一个已经脱离监管的“2.0版神职阶层”浮现出来，在算法驱动下，更易走向激进化。在认知泡沫中，尖锐、极端的言论大行其道。

世俗主义本是一种自由的原则。国家保持其威严的仲裁地位，全按法律办事，只按法律办事。正如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说的：“自由在于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换言之，一个人的自由止于他人的自由开始之处。这是一份应当受到尊重的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