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故事130讲

学习唐诗前，先从时代脉络上梳理一下隋唐时期的社会时代特质。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唐朝不同时期，诗词的风格明显不同。

隋朝结束了300多年分裂的时代，大一统使得经济迅速发展、学术复兴。隋朝在统一后，为了完成南北社会的融合，啃了不少硬骨头，将统一之后的社会问题逐一暴露出来。比如既有利益分配、未来发展定性、时代情绪安抚。唐朝则借鉴了隋的失败。用氏族平衡了原有的军事贵族体系完成利益分配，用科举和城市化建设给与经济发展动力，再融合儒释道以缓和精神内耗。我们现在能理解儒释道的和谐，但是即便到了宋朝初期，儒家士大夫对佛学依旧是不屑一顾的。

佛学在当时对宇宙的责任提供了宏大的系统解释，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是如此宏大成体系的还是第一次。佛学并不仅在观念和定义上解释万物之因。

他还是创造现代数学里的许多方法论。比如，十进制是源于佛学，数字1235 后来被阿拉伯人带回完善了阿拉伯数字；幂的概念也是源自佛教，幂次方在佛学里又叫“无量”。

在公元5世纪左右，佛教的大乘空教又提出了0的概念，由此诞生了算学、天文学和代数方程的研究时代。0所代表的原点，更实在1000年后，催生了有坐标系的解析几何。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唐初时期的文人普遍存在时空焦虑和精神彷徨。所以在唐太宗时期，引入佛教来缓解社会的精神追求。统一的广阔山河，人文的新气象，这就给诗人提供了宏大叙事的思考与积极向上的能力。这就有些像近代寻求的马列主义以解决社会出路是类似的。

基于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再来看初唐诗人 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卢照邻用“人歌小岁酒 ，花舞大唐春 愿得长如此 年年物候新” 就会有贴近时代的代入感了。

盛唐诗人里，贺知章、张九龄、王之涣与孟浩然 这几位是非常幸运的，年少时他们经历了完整的大唐盛世，又在安史之乱之前去世。

贺知章的“二月春风似剪刀” ；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 还来就菊花”

这些诗句都能看出文人法人豪情与生活松弛状态。

我们熟知的盛唐诗人里经历过安史之乱，体会过从天堂到地域的有 李白、杜甫、王维。

他们分别被称为 诗仙、诗圣、诗佛；

李白724年出蜀，之后十余年奔波在立志上岸的路途上。即便路途坎坷但生活仍有希望，这种精气神下 李白才能写出《蜀道难》中的“剑阁峥嵘而崔嵬cui wei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公元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后，写下来《行路难 三首》。“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此时的李白少了年轻时的豪迈 ，他的心理多像职场人毕业时的心境，有委屈、有抱怨、也有强撑的乐观和迷茫，简单地说 李白在用想象力掩盖职业焦虑。如果在中学时，语文老师们能从小人物个体成长角度来讲解李白轨迹的话，想必会对学生的一生都有作用的。

或许李白自己也发现了自己的瓶颈，在生命层面缺乏超越性的成长，于是在745年选择隐居修道。在等待中他的意志逐渐消沉，即便如此，他仍旧写了著名的《将进酒》，此刻的李白完成了梦醒十分的自我超越，不再追求“治国安邦”，他所追求其实他也不清楚，能做到“与儿共销万古愁”已经十分满意了。我们明白，李白的愁，源于他的期待管理失衡，这是他消沉的必然。

一个人判断力错误，也是先从意志消沉开始。安史之乱之后，李白无意识的成为了永王李璘的幕僚，而永王被唐肃宗定性为叛乱。李白也因此受到牵连，这种意外对于李白来说是毁灭性的精神打击。对于我们来说，从李白的诗中能得到一份心胸的豁达，又能从李白的人生经历中学到处事的智慧。

如果说李白因为身份无法在职场施展抱负 。那么王维的经历 则是即便是高等氏族在不安的时代与不免高开低走。王维出身 太原王氏的分支河东王氏。原本在唐玄宗时期，担任吏部郎中，仕途走上正轨。却因为安史之乱中被叛军俘虏，被迫服务于叛军。即便安史之乱结束后，王维这一时代的官员更像是“盛世的符号”为新朝恢复所用，却失去了政治存在感。这样得到又失去、惊恐又平安的经历，使得王维后期的诗词里充满了空性的禅理，比如《山居秋暝》里的“随意春芳歇 王孙自可留”的平常心。后世也称王维“诗佛”。

我们以前也多次讲过 杜甫，其实杜甫的母亲出自清河崔氏，门第显赫，父家出自京兆杜氏也有一定的名门底蕴。但因其母亲去世较早，杜甫由继母和姑姑带大，她的继母出身范阳卢氏也是名门望族。就是唐朝诡事录 卢凌风的范阳卢氏。

即便出生如此，李白如果更杜甫比起来，李白的抱怨就显得无病呻吟了。735年，杜甫24岁参与科考。但因为权相李林甫为了把持人才通道，导致此次科考没有一人考中。此后20年杜甫在京城中寻找机会，穷困且漂泊。直到755年在太子东宫谋求到一个管理武器库的职位。这应该是值得高兴事情吧，但这一年对于杜甫来说发生了重大的打击。一是回家接妻儿时听到了小儿饿死的消息。二是，在家中时听闻安史之乱爆发了。上面的经历构成了杜甫诗词里的人文底色。

从《春望》的“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新”到《蜀相》里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士大夫关心民生和家国存亡的己任

从《客至》里的“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到杜甫生命最后的《登高》里的绝唱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没有醉生梦死的追求飞仙，而是恪守士大夫的责任，以一种“悲剧”的力量来激发后人。所以在儒家视角里，杜甫是配得上”诗圣“的。

我们以前也多次讲过 杜甫，其实杜甫的母亲出自清河崔氏，门第显赫，父家出自京兆杜氏也有一定的名门底蕴。但因其母亲去世较早，杜甫由继母和姑姑带大，她的继母出身范阳卢氏也是名门望族。就是唐朝诡事录 卢凌风的范阳卢氏。

即便出生如此，李白如果更杜甫比起来，李白的抱怨就显得无病呻吟了。735年，杜甫24岁参与科考。但因为权相李林甫为了把持人才通道，导致此次科考没有一人考中。此后20年杜甫在京城中寻找机会，穷困且漂泊。直到755年在太子东宫谋求到一个管理武器库的职位。这应该是值得高兴事情吧，但这一年对于杜甫来说发生了重大的打击。一是回家接妻儿时听到了小儿饿死的消息。二是，在家中时听闻安史之乱爆发了。上面的经历构成了杜甫诗词里的人文底色。

从《春望》的“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新”到《蜀相》里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士大夫关心民生和家国存亡的己任。

从《客至》里的“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到杜甫生命最后的《登高》里的绝唱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没有醉生梦死的追求飞仙，而是恪守士大夫的责任，以一种“悲剧”的力量来激发后人。所以在儒家视角里，杜甫是配得上”诗圣“的。

如果说李白因为身份无法在职场施展抱负 。那么王维的经历 则是即便是高等氏族在不安的时代与不免高开低走。王维出身 太原王氏的分支河东王氏。原本在唐玄宗时期，担任吏部郎中，仕途走上正轨。却因为安史之乱中被叛军俘虏，被迫服务于叛军。即便安史之乱结束后，王维这一时代的官员更像是“盛世的符号”为新朝恢复所用，却失去了政治存在感。这样得到又失去、惊恐又平安的经历，使得王维后期的诗词里充满了空性的禅理，比如《山居秋暝》里的“随意春芳歇 王孙自可留”的平常心。后世也称王维“诗佛”。

我们熟知的盛唐诗人里经历过安史之乱，体会过从天堂到地域的有 李白、杜甫、王维。

他们分别被称为 诗仙、诗圣、诗佛；

李白724年出蜀，之后十余年奔波在立志上岸的路途上。即便路途坎坷但生活仍有希望，这种精气神下 李白才能写出《蜀道难》中的“剑阁峥嵘而崔嵬cui wei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公元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后，写下来《行路难 三首》。“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此时的李白少了年轻时的豪迈 ，他的心理多像职场人毕业时的心境，有委屈、有抱怨、也有强撑的乐观和迷茫，简单地说 李白在用想象力掩盖职业焦虑。如果在中学时，语文老师们能从小人物个体成长角度来讲解李白轨迹的话，想必会对学生的一生都有作用的。

学习唐诗前，先从时代脉络上梳理一下隋唐时期的社会时代特质。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唐朝不同时期，诗词的风格明显不同。

隋朝结束了300多年分裂的时代，大一统使得经济迅速发展、学术复兴。隋朝在统一后，为了完成南北社会的融合，啃了不少硬骨头，将统一之后的社会问题逐一暴露出来。比如既有利益分配、未来发展定性、时代情绪安抚。唐朝则借鉴了隋的失败。用氏族平衡了原有的军事贵族体系完成利益分配，用科举和城市化建设给与经济发展动力，再融合儒释道以缓和精神内耗。我们现在能理解儒释道的和谐，但是即便到了宋朝初期，儒家士大夫对佛学依旧是不屑一顾的。

佛学在当时对宇宙的责任提供了宏大的系统解释，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是如此宏大成体系的还是第一次。佛学并不仅在观念和定义上解释万物之因。

他还是创造现代数学里的许多方法论。比如，十进制是源于佛学，数字1235 后来被阿拉伯人带回完善了阿拉伯数字；幂的概念也是源自佛教，幂次方在佛学里又叫“无量”。

在公元5世纪左右，佛教的大乘空教又提出了0的概念，由此诞生了算学、天文学和代数方程的研究时代。0所代表的原点，更实在1000年后，催生了有坐标系的解析几何。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唐初时期的文人普遍存在时空焦虑和精神彷徨。所以在唐太宗时期，引入佛教来缓解社会的精神追求。统一的广阔山河，人文的新气象，这就给诗人提供了宏大叙事的思考与积极向上的能力。这就有些像近代寻求的马列主义以解决社会出路是类似的。

基于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再来看初唐诗人 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卢照邻用“人歌小岁酒 ，花舞大唐春 愿得长如此 年年物候新” 就会有贴近时代的代入感了。

盛唐诗人里，贺知章、张九龄、王之涣与孟浩然 这几位是非常幸运的，年少时他们经历了完整的大唐盛世，又在安史之乱之前去世。

贺知章的“二月春风似剪刀” ；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 还来就菊花”

这些诗句都能看出文人法人豪情与生活松弛状态。

妈妈说，读书是一等一的好事儿~~读书时候人可以安静下来，心平气和的去感受身边的事务。阅读历史时和作者互动的思考，可以给自己打开更多的视角去观看世界观看历史，从过去、从他人、从成功、失败的经历里学习智慧和方法。在外人看来，读书精气神儿好、去油腻、和别人对话式，能让他人感受到如沐春风~~很多时候，读书带给我丰盈的体会，我想把这些体会也分享给你，我的朋友。

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考古学的兴起，对于人类起源的研究成为 学界历史研究方向的新突破口。1974年，人类学家 唐纳德·约翰森 教授一行人，在埃塞俄比亚发现距今320万年前 属阿法南方古猿骸骨，并起名“LUCY“。1992，学界在埃塞俄比亚 又发现距今440万年 地猿 的 骸骨，起名“阿尔迪“并视其为 始祖 种。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生活在距今200万年前非洲大陆上的“南方古猿源泉种“被视为直立人和智人的共同祖先。

直立人生活在180万-20万年前，在环境和遗传因素影响下，直立人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一部分直立人的基因发生了突变并将遗传信息保留了下来。他们有非常明显的外貌变化，比如智人毛发覆盖减少，上肢可以360度转动。用现代技术分析是因为智人脑容量变大使得对能量摄取的需求增大，而毛发的减少适合长距离奔跑时散热，上肢的变化可将石器投掷更远的距离获取食物。在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定义了智人是生活在距今大约25万-4万年前。学界共识的智人分类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及现代人（晚期智人）。大约6万年前，踩着智人祖先开拓的道路，现代人的祖先在非洲大陆上演了一场史诗级别的《出非洲记》。

世界各地都有直立人骸骨的发现。在中国发现的元谋人、北京人、蓝田人等都属于直立人。直立人和智人至少有大约5万年的时间是生活在一起的，为什么世界上各地的直立人会渐渐的消失了？首先是因为智人和直立人的后代产生了单倍体的生殖隔离；其次是智人对直立人的猎杀使得直立人数量骤减。同样在三分类的智人内部里，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群落规模在20人左右，一方面受近亲遗传的 “基因诅咒” 种群数量难以增加；另一方面，气候的不稳定，群落食物不足，无法扩充人口。

因为时间过于久，各阶段人类骸骨的DNA信息经遭到破坏，我们当今所描述的石器时代：是会笼统和模糊的归纳人类在距今300万-5000年以前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请留意我这里说的是生活和生产，生活意味着存在组织形态，生产意味着会使用工具。旧石器时代时间段人类完成了直立人、智人到晚期现代人的进化。这个时代的人，普遍会使用火，会打磨和使用含硅酸盐成分的石块进行采集和狩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陶器也属于硅酸盐制品）。

春秋笔法的宏大叙事是时代的底色；诗文所标记的是个人的时间、社会的情感与道德。这也是课本里我们长学到的。诗文铺就出一条更真实的、见微知著的历史隧道。诗经、唐诗、宋词、元曲记录了历史里无数个鲜活的瞬间，配合着历史更迭的车轮之下，社会的发展与华夏民族情感的寄托。

诗文告诉我们，历史的真正力量，不仅存在于庙堂之上的决策，也存在于每一缕炊烟、每一次离别、每一声叹息之中。这正是诗文作为历史和社会记录者，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从先秦到盛唐，中国人民生活观的演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生命赞歌——它始终真诚、热烈，且充满蓬勃向上的力量。

🌱《诗经》赞美劳动、歌颂爱情、感念亲情、也在战乱与徭役中发出沉痛的叹息。【古风时期的生活观：朴素、真实、重人伦、敬天地】

🏮【唐诗】在生活稳定意气奋发的时代，民众自我意识觉醒、精神自由、热爱人间、充满希望。唐人用一种近乎太阳般的热烈，告诉我们：生命可以尽情燃烧，也可以温柔如“却话巴山夜雨时”的牵挂。

🌸 从朴素到丰盈，不变的是对生活的热爱《诗经》教我们扎根——在劳作、思念与离别中依然说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唐诗教我们开花——哪怕行路难、多歧路，仍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演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中国人：在苦难中依然歌唱的韧性，在平凡中发现诗意的能力，以及始终相信“人间值得”的乐观。

💫 写给今天的你：这些诗句穿越千年，依然温暖如初。它们告诉我们：生活从来不易，却始终可爱。愿你也在忙碌的日子里：保有《诗经》的真诚，爱具体的人，做踏实的事；怀抱唐诗的豪情，信自己、有期待、向前行。中华文明最动人的部分，除了辉煌的成就之外，遍是普通人在烟火人间中—— 一直哭，一直笑，一直热爱，一直相信。

讲完了明朝，中国历史故事，一路走来也1年多的时间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历史里总有些不变的道理和走不出的困境，我们的历史总在 组织-城市化-税收-经济 这些因素里打转转，似乎一旦遇到技术突破和制度挑战，就总会被无形观念拉回来。是的，今天这个挑战依旧存在于社会中，存在于自媒体的宣传中。信息噪点变得更多更杂，希望我这130多期的历史故事，能让大家多一分冷静的思考，有能力屏蔽生活的噪音和不值得的事情。AI的时代已经来了，记住历史里的是非对错早已不重要了。清朝的历史我不会按时间展开，只会在谈及个别地理和城市的时候带出清朝的历史。一是因为因篡改记录太多，清史还未定下来，二是大家通过影视剧大多数人对清朝的历史有自己的判断，是娱乐也好 是封建也罢，现有的清朝知识来应付下考试就好，不值得考究。

学历史和哲学的意义，除了知兴替之外，文科知识是可以让人在社会里活得更像一个人而不是把人去跟机器去作比较。

明末四大困局，西北李自成农民起义、东北后金虎视眈眈、华北瘟疫肆虐、华东沿海白银外流，放眼四海无一处安宁。面对这一道道难关，崇祯的意志力还是坚持了快20年，算的上是硬汉了。眼看着北方草原崛起了同一草原的力量，而明朝内部又是乌烟瘴气的党争，民间纷纷暴乱，把守国门的将军不被信任。守门人已无心守门。1636年，崇祯9年，皇太极称帝，建立大清，这一年在大洋彼岸的哈佛大学建校。皇太极在位时间不长，但是基础事业没少做，一个是按照华夏传统的方式称帝，取了科尔沁部黄金家族的老婆，后来的孝庄皇后，继承了草原的法统，将松散部落编制成有军队组织目标的八旗，按照同样的方式，针对愿意投诚的汉人军队编制了汉军八旗。

1643年皇太极去世，6岁的福临登基由多尔衮辅佐稳定住后金内部八旗势力，孝庄皇后则稳定蒙古诸部。1644年，李自成由西北的居庸关逼近北京，此时崇祯号召天下勤王，但无人响应，宁远守将吴三桂也是远远张望，仅仅将军队调往山海关退守，做好了两手准备。崇祯原本也有机会逃往南京建立偏安政府。但朝廷内已无人愿意为他主张担责，后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3.18日李自成进北京，君王死社稷，伴随他的只有一位太监，儒家的看门官僚，却打开了城门。李自成虽然进了北京，但清军在长城附近早已虎视眈眈随时南下了。仅在李自成攻入北京2个月后，清军和吴三桂的军队攻入北京城。李自成的失败我们这里先不展开了，但可以归结于山头主义的组织管理和组织文化上。

清朝的历史由此展开，原本老百姓的的税收需要用于战争，这下子战局转变无需对外防守了，老百姓承税压力小了，抵抗清军的意愿自然也就弱了。儒家官僚在明末已在内斗中消耗了太多精英。苟活的官僚根本无心坚守使。

而1648年困扰欧洲30年的宗教战争结束，欧洲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民族国家意识纷纷觉醒。清朝的经济封锁和文化愚民政策，使得华夏民族沉沉的睡了下去。

朝鲜战役之后，明朝内部有深陷党争，历史里反反复复的证明了，即便是再有理性和逻辑的个体，在党争面前一旦战队，就必须一站到底，为了争输赢而放下理智。1620年万历去世，太子登基成为明光宗，但仅在位一个月就去世了，因为去世前服下了红丸。明光宗可是东林党精心扶持起来的皇帝，担心失势的东林党一不做二不休的彻底废掉了浙党，又将手伸向了其他非东林党人士。当其他非东林党官僚人人自危的时候，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刚上任司礼监执笔太监不久的魏忠贤，希望能通过魏忠贤向上管理。这些官僚后来被称为“阉党”，贯穿整个熹宗在位的7年间，阉党其实蛮有效的压制了东林党人的非理性。这里倒不是为谁说好话，这两群人其实都一路货色，聚在一起作恶多端，单拎出来各个懦弱且猥琐。1627年崇祯登基，虽有效的压制了阉党，但是党争问题依旧存在。党争使得内阁体系失效。此时明朝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了。

女真有三大部，分别是生活在在黑龙江下游流域到俄罗斯沿海州一带的生女真，这些人作战异常勇猛；第二部分是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女真（叶赫国）；第三部分是生活在长白山一带至牡丹江一带的建州女真。元朝时期，三部女真归顺蒙古。朱元璋打败蒙古后，沿兴安盟、吉林洮tao安、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设立三卫，以接管蒙古余部，接管的同时，女真也间接的被划分成上述三部，进行巧妙的差别怀柔。

在万历11年1583，建州女真的努尔哈为父亲和爷爷报仇后，继承了父亲的官职，开始赤崭露头角。1590年，30岁的努尔哈赤到北京进贡，明朝也有心利用女真人来管理朝鲜事务，所以赠其龙虎将军的称号。得此称号后，努尔哈赤吞并了海西女真（叶赫部落）。

万历44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也就是今天辽宁的抚顺，登上汗位定国号大金。蒙古的喀喇沁，科尔沁诸部随后也投靠了大金。10年后的1626年，努尔哈赤在攻打袁崇焕防守的宁远城时被大炮重伤，几个月后去世，终年68岁。之后，努尔哈赤的八儿子皇太极接班（草原部落是小儿子守业），皇太极一边攻打+安抚朝鲜解决后顾之忧，一边巩固与蒙古部落喀喇沁的结盟关系，令蒙古为先锋，绕开宁远(辽宁 兴城)越过长城入侵华北。

1572年织田信长联合德川家康击败了足以的室町幕府。织田信长有两个信任得力的部下一位是明智光秀，另一位便是丰臣秀吉。1582年，织田信长在接待德川家康时，当众羞辱了明智光秀。能当中羞辱，说明二者因实力差距缩小 而引发的矛盾积累很久了。明智光秀在本能寺围困了织田信长，并逼迫其自尽。同年，丰臣秀吉为织田信长报了仇的同时顺手清除了柴田胜家，这样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政治和军事遗产，成为了日本最强的诸侯。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内战这里我们先不多讲了。

丰臣秀吉和张居正几乎同一时间去世，1591年日本开始侵略朝鲜半岛。与此同时，丰臣秀吉开始培养在日的基督教，一是为自己宣传丰功伟绩，2是准备用基督教去教化和管理被征服地区-比如菲律宾、印度等，甚至在入侵朝鲜前丰臣秀吉就对传教士许诺朝鲜的教区。基督教对于丰臣秀吉来说也是双面剑，因为日本的神道教自认为日本是神国，天皇又是太阳神的后裔，而基督教里上帝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的耶稣，显然这与日本的社会认知背道而驰。丰臣秀吉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把待征服的地区许诺给传教士。

说起万历，相应的时代名臣则是张居正，他自己如果机器人缺乏了人情味，同时也把神宗万历当成了机器人，要求皇帝按照自己给帝国编写的程序执行命令、推进改革。张居正的土改革首先开刀的就是官僚与土地豪绅勾结所兼并的土地，其次加强落实嘉靖时期的“一条鞭”的税法，将明朝的税收方式彻底改成了货币化方式统一入库。这两项直接得罪的是靠土地兼并、民间商贸代理人组织（党派），敢于得罪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前提是以张居正为首辅的内阁有了监察的实权。

原先，明朝的内阁本质上只是皇帝的顾问机构，一切行政事务都应交给六部处理(吏 户 礼 兵 刑 工 ），与六部对应的是六科负责监察六部，行使驳斥权，我们熟知的“言官”就是六科的职位。六科常常与都察院 合称“科道官”。相较之下，内阁虽是皇帝的秘书却不能涉足行政上的监察，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在改革时感到掣肘，于是扩大内阁权限，使内阁集中了行政和监察的权利，这样内阁不再受言官的束缚，儒家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是被法家的改革给破了，儒法一体，自孔子和其学生起，一直是儒家史官心知肚明却又避而不谈的话题。张居全力以赴的推行史无前例的财政改革目的是加强皇帝统治，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僭越。

万历皇帝从小惧怕张居正，张居正在万历十年去世。此后的日子，神宗像个迷失的逆子，作恶不知恶，一味地追逐欲望，宠信宦官虚度年华。万历25年的1597，正直丰臣秀吉侵犯朝鲜之际，万历宫中的一把大火少了三极宫殿。奉天、华盖、谨身殿，嘉靖时期改名为：皇极殿 中极殿、建极殿。这给本就财政吃紧的明朝雪上加霜。

武宗之后是其堂弟世宗嘉靖登基，世宗是一个顽固的人，也可以说是皇帝的位置更加强化了他的顽固，为了赢得话语权并立威，他登基后为自己生父追封皇父并称孝宗为皇伯父，这在儒家官僚看来是违反礼法的。类似的事情在宋仁宗到宋英宗时期发生过一次，那一次也是皇帝和儒家的硬刚。这件事情，使得懂得向上管理的官僚得到了升迁的机会，而固守儒家制度的人则被皇权视为异类，被排除在外了。在此之后，明朝特有的派阀之争彻底浮出水面。而嘉靖成了下棋之人。管人心，最终不外乎创建对立关系，自己成为下棋人。但这种管理是零和博弈，很难持久。通过建立对立，嘉靖暂时稳住了内忧，但是北方和南方的外患又陆续而来。

在北边，鞑靼部落诞生了黄金家族出身的英雄达延汗 统一了漠南蒙古，后来又诞生了更为雄武的英雄 俺达汗。1550年 俺达汗部队包围背景，以此向北京索取和平款项。

东南沿海的倭寇滋扰不断，嘉靖修仙花费繁多，每一项都需要经济支持，眼贴专卖已经不足维持，于是皇帝的代理宦官、户部、内阁一同把目光放在苏州的丝绸生意上，就是我们熟悉的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的剧情，这部剧非常还原历史。

整个明朝政府对于日本充满了不信任与厌恶，倭寇在沿海的暴行被认为是市舶司处理不当引起的，在1529年，嘉靖8年废止了市舶司太监，官方封锁贸易，但这种封闭的环境反而加大了走私，日本海商更是肆无忌惮的从中国直接走私进入日本庄园主的港口。原本依靠海上贸易的中国船夫和日本的浪人组织不断被迫壮大。日本走私的缓解要等到1584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时候了。

在此之前，“倭寇”的定义已经不仅是日本浪人，还包括失去贸易资格的中国海民。他们逐渐发展成利益捆绑阶层性质的社会化组织，当这些人一致行动的时候就有军队的性质，中国海盗汪直实则是倭寇的头子。明朝招安了汪直后却推翻了承诺处死了他，对海盗组织和战斗力的低估，引发了嘉靖年间戚继光、胡宗宪的抗倭事件。“善战者无赫赫战功”，显然嘉靖是不合格的领袖。1567年，隆庆登基，明对周边民族的方针也转为缓和，并且适度放开了海禁。国人可以从福建的漳州出海做贸易。

穆宗隆庆在位5年，去世时由冯保代皇帝布了遗照，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yi钧登基，这就是日后的万历皇帝。

14-16世纪伴随着明朝统治的200多年里，日本倭寇的形成也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性质不同:

第一个阶段是14世纪上半叶，日本国内南北朝走向统一，旧有贵族没落武士阶级兴起，社会暴力气质惯性延伸向外至中国沿海地区。

第二个阶段是16世纪初，日本足利幕府时期，各地庄园主、武士团体争取海上贸易的时候，形成官办与海盗的混合编队。

第三个阶段是16世纪末万历时期，丰臣秀吉统治时期，为遏制其他庄园主武装势力，他在日本国内实行闭关锁国。日本国内趋于稳定，被打压的武装势力成为闲散人员不得不逃往海上，成为海贼。海贼起初是防止海狼侵害而出现的保镖团体，他们收取一定的报酬而护送商船，同时也顺道做一些贸易、抢夺一些落单船只。他们同海军也有一定的代理联系与政治勾连，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动画片《海贼王》就是依托这样的历史背景。

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稳定之后，海贼的生存利益不得不向外行动，一部分与政治保护较少的海贼群体，缺乏生存能力从而依附于中国的海上自由商贸团体。这部分人员壮大后逐形成倭寇。

明成祖永乐大帝通过对北方游牧部落的征服，来强化自己皇权和合法性。从10世纪开始华夏被游牧政权压制的屈辱，随着永乐的北征而消散，此番壮举也是吴越地区政权空前绝后的。瓦剌部族算是森林之民，刚从狩猎进入畜牧生活，与之对立的部落是鞑靼人(属西北蒙古的一支)，借着靖难之役时，这两部落都有一定的壮大成为明朝北部最大的防患。

其实在朱元璋的时候，其智囊刘伯温曾说过：东夷和北胡不一样，虽不是心腹之患，但就像蚊牤一样心烦。朱元璋在临终前也颁布了祖训，指出了15个不可随意征讨之国，日本也在其中。洪武之后到永乐，华夏内部陷入了政治恐怖的内耗——秘密的警察机构东厂成为监视儒家官僚的正当机构，这也给了日本喘息的机会。

从永乐—仁宗—宣总—英宗，这四位皇帝都是通过对北方游牧部落的压制来弱化靖难之役的污点。直到英总被俘，皇帝与儒家官僚之间的内耗材得以缓解。朱元璋之初建立的禁欲农本经济方式使得社会发展迟缓，将近100年后，英总时期被太祖打压的银本位货币又逐渐登场了，让南方儒家官僚有钱赚也标志着英宗复位后的成熟和让步。

14世纪的东亚世界却开始有了松动

元末落后 东亚爆发了反击和解放的浪潮，朝鲜半岛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期，统治了5个世纪的高丽王朝换成了李氏朝鲜，同时期1392年，日本南北两个政权统一，足义利满称霸。成为室町幕府最盛期的缔造者。整个东亚古老的贵族阶级没落，日渐衰微，新兴阶级开始掌握主动权。由于唐 宋 元的文化基础，东亚的文化空前一体化，成为一个用于共同历史的中国文化圈。

高丽弃元投明

在元帝国内部，高丽不过是封土之臣，忽必烈一方仅视高丽女性为联姻对象，却要求高丽所有的王妃均出自元室。高丽王室中憋着一股逆反的情绪。不过很微妙的是，这种情绪在元顺第的时候好转了，高丽贵族之女奇氏成为元顺帝的二皇后之一。奇氏所生的儿子后来成为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他在位期间启用了 扩廓kuo帖木儿，王保保。他的养父是元末的大将察罕帖木儿。《倚天屠龙记》里将他刻画成赵敏的父亲。但实际历史记录里察罕帖木儿无女儿。

高丽奇氏给飘摇的元庭带来了高丽淫奢糜烂之风，把女仆全都换成了听话会服侍又有心机的高丽女人。在高丽，奇氏仗着有宗主国元朝的撑腰，对高丽王室也起了挑衅之举。4个世纪以来忍受宗主国的压力和怨气，导致高丽皇室把怒气指向了奇氏，拿奇氏家族开刀，并一不做二不休的废除元代年号。当然这也只是积怨爆发的结果。其实在元顺帝时期的1354年，高丽为配合元抗击红巾军，出兵了2000人，但蒙古将军妒忌之心怕功劳被抢走，在关键时刻撤走军队，导致高丽打败，此后不久，高丽看到元的败势便反元了。高丽同张士诚、方国珍，在暗中都有物资贸易的往来。

12-15世纪，这近4个世纪来，高丽面对宋-元-明的更迭频繁，也是束手无策。支持宋朝，不久又成了元朝，在元朝地位刚刚得到了好转，又发生了起义，在翻天巨浪中沉沉浮浮，只能任由时代洪流冲击。1392年高丽军事贵族李氏发动政变，建立政权，为了稳定果实，便下定决心追随明朝，朱元璋册封其为朝鲜王，从而正式结成了宗属关系，也稳固了李氏在朝鲜的统治，朝鲜贵族全面儒家化。社会层面佛教化。该时期，在中国文化的哺育下，朝鲜的成就远高于日本。明朝基于对朝鲜的文化管理模式，后来渐渐发展成为朝贡的原则。

如果说更改教科书，韩国人近几十年来也是不惜余力。韩流通过无脑的娱乐综艺试图洗刷掉其历史记忆，反而自以为是的认为韩国文化优于华夏。面对这种明抢暗偷的臭毛病，确实我们自己也要清楚这段历史。墙头草会有一个特点：骨软、嘴甜、心眼多。

元朝虽然是横跨欧亚的帝国，但不能算是皇帝制度，而更像是元老院的贵族制度，元朝有丞相，其地位尊贵。而朱元璋一开国就废除了丞相，他深知此职位可能成为君王代理过程的利害。这应该也和他自己做过龙凤朝廷的丞相有关。朱元璋最终实现了王安石的理念，当着皇帝的同时操着丞相的心。这样的做法在整个明朝带来的问题是，明朝皇帝 公务繁忙，不是每个皇帝都醉心承担皇帝义务的，有的皇帝会厌倦工作，而最终的裁判员是皇帝，所以官僚之间会互相推责；皇帝当裁判员偏袒了又怕被言官指责，所以就导致后期有些话要靠宦官表达，宦官成为皇帝和儒家官僚之间的缓冲区，矛盾大到一定程度，拿宦官祭旗，再换一个就是。

军制上：蒙古是军民一体，明朝是军籍和民籍分开的，军籍是世袭的属于中枢，军户不能做文官。但是明朝为了防止刚建立时的脆弱，故而学习汉朝保留了同姓藩王的制度，藩王可以招募私兵，在特殊时候勤王保护皇帝。朱元璋以为只要制度写的足够好，后代们自会照做。要说有没有人提醒他？我想肯定是有的。只是考虑到眼下建国之初国防需求和对内稳定需求的利大于弊。

行省三司（军政、监察、行政）为了减少冗官

行政方面：明朝在地方的军政机关是都指挥使司——都司（一人正二品）。负责管理卫所、千户所和百户所等军事组织，统辖卫所军户，负责军事防御与屯田。全国共设有16个都司和5个行都司‌。

监察机关叫提刑按察使司——按察司  起源于元朝 肃政廉访使司。作为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这也是行省制度的一大特色，所谓的行省的省长是临时派驻地方的中央政府。

承宣布政使司是地方行政机关，负责民政、财政、户籍、赋役、科举等事务。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二品），掌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事务。布政使司与按察司、都司合称为“三司”，互不统属。

税收制度方面：

元朝的行省制度带来了类似于西方的包税制，承包收税的人往往是放弃了道德和修身追求的酷吏，他们往往黑白通吃，给中原带来了恶劣的税收制度。这些人包税人不敢欺惹王族、重臣、寺庙 因为这些团体都有免税的特权。再叠加金银利差的掠夺，底层人民成为待宰的羔羊。

朱元璋在开国时 重农抑商 把国家财政的大宗定为 田税而且是实物税，为了限制银和铜等金融工具的使用，最大限度的限制资本。

可想元末明初的时候，社会苦于金融工具和利息很久了。以实物交易就是劳动的世界，彻底的自给自足同时民间“片板不入海”的禁令，一世农业国家以农业立国之本，二是防止海上走私带来的金属交易。打开国门意味着编户齐名不受管制，这是朱家不可容忍的。更何况13-14世界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用资金在华夏的土地上暗中较劲。在中国的历史上，统治者一直在寻求着 官僚资本与民生的平衡点。

“里甲制”的纳税组织结构：110户家庭是一个里，从中选出税额和壮丁数量最多的10户做里长，其余100户分为10组，组被称作甲，负责人是甲首，里长甲首的日子不好过，收不上的时候自己补齐。所以能被推选的出来的，起初也都是有点家底的人。可是这批人赶上连年灾荒的时候，就会容易返贫。所以明朝初年的这些税收制度，在社会层面抑制了创新，宋朝积累的精神的开放，元朝积累的市场的开放，在明朝一切归零。可以说华夏文明，从14世纪开始动力减弱，内耗和内部阻力变大。

龙凤朝廷所占领的势力范围，也是出文人谋士的地方，这就是浙江的金华学派。朱熹学派的继承人，传自朱熹的高徒兼女婿黄榦gan,明初大儒 宋濂、章溢就是该学派的。金华还出了一位名人，他虽不是金华学派，但在朱元璋的部队里是极其重要的军师，提出了“高筑墙 广积粮 缓称王”9字方针的刘基 刘伯温。金华学派最出名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经过宋元之变，江东已经开始认为自己是中华的正统了。金华学派在排除异己方面与红巾军弥勒信仰的口号可谓是一致。但这里就会产生一个矛盾：民间迷信信仰与理性的儒学之间有了冲突的裂痕。这两在各自的世界里，隔空排斥，深怕被说成 支持对方。战功的将军都是白莲教出身，谋臣又是儒家学子。龙凤朝廷一只小心翼翼的剥离自己双重人格（教派）的一面，只强调自己身为宋国皇帝的一面。教主小明王的一面被搁置。这中间的裂痕给了朱元璋日后在内部去“白莲教”化的人才保证，注定了就会有一场“功劳、立场”之争。但这些是胜利之后的事情。

此时，除了元朝军队之外，龙凤朝廷还要面对与张士诚和南方红巾军的争斗，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的北伐。

张士诚以前是元末起义军后来被招安立于元之下，不足为患——不够独立，外部没有骨气。顺便提一句，写《水浒传》的施耐庵，他36岁时与刘伯温为元朝同榜进士。施耐庵之后加入了张士诚的起义军，刘伯温加入了朱元璋的起义军。或许故事里的鲁智深，是施耐庵给自己和作品自保的一个出路吧。

陈友谅控制了湖北&江西，水军的机动性强，后勤物资的补给能力强。但是因与教主 徐寿辉意见不合 在采石矶杀了教主，自己做了皇帝。采石矶（马鞍山）是金陵的屏障，守住这里，就守住了南京。

陈友谅截杀其主，威胁不下，名分不正；最终不过是内斗不断地邪教组织——缺乏普世的组织目标，内部血债的诅咒。

此时作为龙凤朝廷丞相的朱元璋定的策略是 先灭陈，则张氏孤立。1363年7月，鄱阳湖之战，陈友谅战死。同年9月 苏州的张士诚自称吴王，但其 背后的元势力却没有同意。

从13世纪开始，地球开启了 长达200年的小冰期。寒冷期会伴随着植物光合作用的减慢，大气碳循环减弱。随之引发生态蝴蝶效应：草原干旱、中原粮食减产等。。。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帝国不得不弃用废弃多年的隋唐大运河，需要巨大的劳动力疏通河道，这种劳役就孕育了“石人一只眼”的童谣。

小冰期在200年后的15世纪结束，地球自我修复碳总量平衡，导致活火山开始频繁运动，随后引发飓风、洪涝灾害的增多。黄河也开始频发水患。这个时间点被嘉靖皇帝遇上了。很多气候的事情他此生也是第一次见，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可以理解他要修仙的行为。对未知力量的渴望是没有有英雄情节的人所追求的。

1.平台很重要，朱元璋的平台是一个已经运作成功的平台——韩山童的龙凤朝廷

2.举荐、使用他的人要厉害、郭子兴在龙凤朝廷里 有兵有钱，认可朱元璋。更是把义女嫁给了朱元璋。——广积粮

3.自己要正直、厉害。德不厚，众人不服，为人不忠不义，只会引来内部火拼。——高筑墙

4.时机，通过运作和博弈，得到的概率要多，不能输光，得在牌桌上——缓称王

可以肯定的是张雪峰是成功的商业才俊。在市场条件下，他面对的是资源性质的、非市场化的对手。他揭开了信息差的一角，市场是认可信息的，所以他的商业行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大到影响人才培养的供需关系了，所以又可以当做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和批判。

把时间拉长来看，“张雪峰现象”会使得好就业的专业，也会在几年后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因为中国教育的招生计划会参照往年的专业填报率。就会产生“今年报的多，明年招的多，招的多，开设该专业的学校就多，发生报考和学位的螺旋强化。”这就会导致，还没毕业呢，当年好就业的专业在市场上已经供大于求了。

而学界对于市场来说是滞后的，即便市场上人才多到沉淀，学校短期内很难缩招。10年前的土木工程，5年前的计算机。。。都是炙手可热的专业。

上大学当然要为了就业，购买填报志愿服务也是你情我愿的商业行为。但与他相关的自媒体，将直播回放和填报服务内容在公域网络上传播，广告效应会放大焦虑  影响家长判断，另一方面影响大学教育培养的供需关系。这会浪费 人的才智资源和教育资源。

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庄子五石之瓠的故事，都是在说，学习是为了活的像个人，而不是卷成失去判断的工具。

怨气和风骨是变革社会不可缺少的两个条件。

元朝末有所有反叛军的社会环境均达到了上述的条件，但是其中具有规模的需要依着天下粮草，这其中就有这么几只队伍：

浙江的方国珍(vs孛罗帖木儿)，他像是王下七武海一样的角色，打着元朝的旗号 干着海盗的事情，打败了孛罗帖木儿 攻入了元的海运基地江苏刘家港，太仓尽归方国珍；

江苏的张士诚(vs脱脱)，他占有了江南的金库+粮仓+淮盐贸易，张士诚的个人魅力还不错，受梁山泊文化的影响，也是位有侠气的领导者，同脱脱开战，是叛军中最早称王的。

还有一只是，江南的红巾军—以白莲教为基础，其领袖是韩山童和刘福通， 这便是后来朱元璋发家的队伍；

在管理学里，能形成组织力的工具，一个是利益绑定，一个是精神信仰；而后者显然更稳定和持续。在讲以白莲教为基础的红巾军时，我们来介绍一下当时社会关于弥勒信仰的社会背景，白莲教是以弥勒信仰为社会基础演变而来的地方化组织：

弥勒是“慈悲之人”的意思，体现了那时社会民众在苦难中的美好盼望，以及对于现实佛的失望。弥勒信仰认为未来必有干净的乐土出现。但这种思想实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面对现实的骨感和未来的丰盈，乌合之众很容易对现实进行无休止的破坏。当时持弥勒信仰的人，就这样不经意间形成了一种组织力，他们集体诵经，心生喜悦（心理学上称这种喜悦是高压下放纵自我的即时快感，旧社会时期女性在这种机会时往往更会为感动和喜悦）。北宋仁宗时期的名臣文彦博就镇压过弥勒教。

从南宋到元代，这不到百年间，以此净土信仰为基础的民间宗教有白莲教、白云宗。他们对于禅与净土的理解在底层价值上是一致的，又加入了弥勒盼望的思想，甚至还引入了摩尼教的元素（明教），白莲教将天主教、拜火教、佛教各类杂糅，覆盖了苦难民众的各类客群。它的性质决定了，最终会走向政教一体的组织，这也决定了它最终的失败。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政治从不相信宗教主义的鬼话连篇。

红巾军的组织愿景就是以上 盼望+信念。所以对于清末 洪秀全说自己是圣弟，我相信他是明白其中的缘由的。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南迁；隋炀帝的大运河；唐宋科举的江南学子；明朝的双都策略；清朝乾隆的六巡江南；

均是要保证这条生命线的安全。我们来看看元朝是如何失守这条生命线的。

日本趁着元-明切换的权利真空期，庄园主们依靠中国的造船技术改造了原本落后的船只，为即将到来的大航海时代填补了技术空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的现象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南船北马是古代中国的贸易特色。南宋时期南北方港口往来的船只 五彩斑斓的非常有特色好识别，这其实是福建生产的船只。因他们从南方到北方最远的港口是山东，所以也被称为山东船，后来清朝由于这两地的传统，分别组建了南北水师部门。

话说回来，船只的主要材料是杉sha木和松木，而福建的杉sha木因耐咸水耐腐蚀而出名。北方的木材不耐咸不耐腐。当时造船的水平和质量是 福建船 优于 广东船 优于 浙江船。而日本的造船技术，远远落后于南宋，日本船只较小，船底平，很难破浪，风帆也是悬于桅杆，动力小不适合远行。《筹海图编》中论述了大量的日本船只与中国船只的区别。

福建的造船术流向日本其实是一件谋利的商业现象，并非现代商业竞争护城河的比拼。福建的商人低价购买了日本船只，在福建船厂改造后，又高价的卖给日本。就这样，日本最早体会到了来自大国技术福利的恩惠。借此机会，我们来简单的聊一下福建的历史。

日本平安朝794-1192，是日本贵族的全盛时期，天皇势微。期间，南宋商人更是越过日本官方政府直接进入庄园主的港口内与庄园主贸易——那现在的话说就是走S，从另一个角度也能解释为相对以前更为开放，因为日本民间被压抑太久了，此时积极向外寻求增量的发展，也使得庄园贸易更兴盛，这也促进了庄园主和其所拥有的武士阶级的兴起，社会阶层差距拉大。但是越是庄园经济，越容易形成寡头，倒吸社会活力。罗振宇老师在文明节目里的一个词形容这种现象就特别好，叫本地生活。庄园经济，其实就是一种劳动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锁死的内部循环。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民间宁愿走S，也不愿合法合规呢？这背后一定有着一种xxx因素。那就是南宋对白银的需求。

相比明朝，元朝的皇权对社会其实没有什么过分压制的，元朝人口高峰时期，达到9000万。这已是接近北宋巅峰了。元朝官僚体质运作其实依靠商人和包税人，并不是儒家官僚，这时候儒家官僚存在感低，所以儒家官僚不爽。

元朝统一快猛狠，内部军事惯性太强，导致制度汉化不彻底，皇帝独自决断程度过高，反而冲垮了儒家礼制。奇怪的是皇帝独自决断这一趋势没有随着元灭亡，反倒是在明朝得到加强了。历史的小局部也是一部讽刺文学。元朝使得知识精英群体开始无意识，明朝几次的内乱强化了帝权，这就造成了最大的组织内耗，那就是独自C*和传统君臣伦理的价值观斗争。一个个的监督部门，锦衣卫、东厂、西厂的建立。是明朝皇帝用来肢解儒家官僚天下观的。儒家官僚安心的成为了职业经理人，直到明末时期，双方彻彻底底迷茫了，这天下是谁的天下？这天下观又是谁的天下观？中国千年来儒家文化社会，受到了重创。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华夏民族气节里承担了重重的压力，后金入关后，对文化的熔炉改造，社会精英群体沦陷。

为什么明朝多名臣？因为从宋朝范仲淹“先优后乐”、以及他的学生张载的横渠四句，儒家在被佛道理论融合的衰微之际，终于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更有普世价值存在感——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

1. 钱慌：蒙古在促进全球贸易的同时，欧亚大陆的金币量迅速增加而中国银-金差价越来越大，白银大量的流入了阿拉伯世界，导致了元朝的 “银慌、铜慌”。，紧接着通货紧缩，经济萧条，为缓解贵金属留出，元朝一方面出于国家安全严禁私人海运，另一方面开始发行纸币，缓解流通性。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层面的保护外贸，那会还没有汇率的概念，但实质是在保护汇率市场。海上战略的重要意义开始显现。

2. 气候变化的恐慌：13世纪末的小冰期开始 气温骤降 旱灾洪涝严重。龙卷风等气候异象频繁，蒙古军队受自然影像被迫迁徙。淮北地区受气候干旱的影响更是生活艰难。丰水期黄河发大水，也加剧了经济问题。黄河发大水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改造生态的原因。

3. 瘟疫的恐慌：气候变迁往往伴随着瘟疫。1346-1353蒙古草原的黑死病肆虐欧亚非大陆。恐慌情绪叠加蔓延，也为元末“石人一只眼，搅动黄河天下反”的起义做了铺垫。

离骚写于公元前 313年。这个时间点太重要了，关系到战国进入大吞并时期。这个时候战国七雄里，齐国、楚国、秦国实力最为雄厚，都是有能力完成霸业的。齐楚两国虽实力更强，但内内部制衡导致后劲不足，不如秦国崛起势头强烈，齐国楚国有意削弱秦国。于是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准备联合齐国攻打秦国。秦国派出了外交使者张仪入楚，许诺以600里土地换取楚与齐断交。面对这种唾手可得不费力的利益，楚怀王果断与齐国断交，但最后却只得到秦60里土地。史书里记载是他轻信张仪才会上当受骗。

但要回到真实的历史里，却没有这么简单，这是楚怀王权衡利弊之后的决定。当时，楚怀王对土地是极度迫切的，楚国的优质土地大多在屈景昭三家贵族之手(屈原就来自屈家。楚国要想打仗，兵源还有补给都要依靠这三家，并且即便连同齐国打赢了，战利品先会归于这些贵族的，楚怀王自己依旧的得不到土地和人口的，这反而会让屈景昭三家做的更大，楚怀王也怕内补迭代啊。春秋就发生过曲沃代翼 田氏代齐的事件。张仪的600里只是给楚怀王的一个台阶，楚怀王心里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他需要这个台阶让朝臣放弃与齐国的联盟。楚不动一兵一卒，就有60里土地和人口归于楚王自己的封地，还不用担心齐国和自己内部贵族做大。用博弈论分析，楚怀王此时利益最大化。

我们来做个假设，楚国如果真的遵从了屈原联齐抗秦的决策，就真能延续霸业或者维持现状吗？答案是未必，楚国地理纵深太长，既有中原地区，又涵盖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除郢都所在的江陵和南阳盆地的襄阳之外，无险可守。早晚要面对齐国的西进，韩魏的南下收复失土。地缘压力，叠加楚国内部贵族势力的拉扯，就更容易发生类似三家分晋的情况。

华严经 是在公元150-200年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东汉的，那时的经书里就有关于科学规则的记载：“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得证”。所以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世人智慧的真相在于对个人观念的不执着。我们个人的观念受文化和经历的影响，容易自我感动自我加强。所以智慧书里会教导我们“空相”，但如何做到警醒自己要放空，对于几百年前的人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们才会可成碑文，一遍一遍的提醒自己和后人。其实这也是现代科研精神的指引，对于个体过去经验的放空。同样，刻着的箴言还有《金钢筋》的内容：“凡以色拜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恶道，不能见如来(智慧)”；“凡有所相皆为虚妄，如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刷到这篇的宝子，你的灵魂正在召唤一场觉醒仪式，今天教你用古老的"发愿法则"，把未来5年的理想人生压缩成3D快递📦

🌙发愿和许愿的区别：许愿是向外界乞求一颗糖，发愿是向宇宙宣告"我本自具足"；前者跪着说"求求了"，后者站着说"我值得"。

🔮科学验证的神奇力量：哈佛实验室追踪百位发愿者，发现持续21天清晰发愿的人，前额叶皮层出现明显变化，大脑开始自动检索实现路径，这就是"自我预言的实现"。能量不拧巴：避开"不要""摆脱"等否定词把"不想再穷"改成，"福气如溪流般自然涌入我的生活"

🍵日常发愿仪式：晨起用左手写愿望（激活右脑），睡前手摸菩提铭记许愿。

💫宇宙喜欢清晰明确的订单：那些说不出口的野心，终将成为困住自己的茧，现在立刻对星空大声说："我允许自己活得光芒万丈"🌟

莲花生大师，出生于8世纪的印度地区的城邦乌仗那国，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在那时那地，无论是印度教还是佛教都逃不开种姓制度的束缚，莲花生出身也高贵，后被国王收养为太子，长大后被立为国王。后来在年轻时放弃王位，遍访各地修行密宗。密宗是口传耳闻的学习方法，对于人才资格和天赋筛选的要求也高，是古代严进严出的选拔方式。

佛教在松赞干布时期开始传入西藏，到了他曾孙赤祖德赞时期都保持着和大唐的文明交流与友好关系，唐中宗李显时期赐婚金城公主。743年，他先后邀请了孟加拉王子寂护 与 巴基斯坦国王莲花生大师入藏传播智慧，培养学生。到了赤 德祖赞的儿子赤松德赞执政的762年，开始建设西藏第一座正规寺庙桑耶寺。这时候也出现了职业僧人，在历史上叫7觉士，12年后的775年桑耶寺建成。觉士团体也由7人发展成了300多人。这些学者承担起了大量的翻译经文的工作。在松赞干布家族+寂护、莲花生的努力下，将西藏带入前弘时期最璀璨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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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德赞和莲花生老师的为西藏构建学术体系时，华夏历史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得中原王朝失去了开发中亚势力的能力，对雪域高原的掌控力也式微了。原本吐蕃有意派兵支援唐军，唐玄宗心里戒备拒绝了请求。决绝肯定是有道理的， 好比原本的地主此时落寞，亲戚们谁不想来接着关心窃取一些东西？吐蕃也抱着这样的心里，毕竟此时正是藏区最团结的时候，所以在756年吐蕃攻占了陇右——青海部分地区。763年，正直赤松德赞壮年时期，吐蕃军队乘着唐肃宗去世之际攻入长安。这也是电影《长安三万里》中 郭子仪和高适参与的又一次平叛战争。

兴盛的代价便是衰落，吐蕃又何尝不是呢？赤松德赞开启了松赞干布系末代五王。在赤松德赞的儿子们之后小心翼翼的维护着自己的政权与唐朝的关系。在松散部落联合体内部，一旦扩张减弱很难依靠文化教养来维持统治。即便赤松德赞想维护着与大唐的和平，由于其内部军事贵族发展的壮大，他也不得不讲矛盾引入大唐。到了赤松德赞孙子的时候——赤德松赞时期，名字很像，仅中间两个字顺序调换，这是吐蕃赞普(国王)继承的特点，隔代的名头继承的特点。此时，得到信众支持的宗教僧侣集团的地位渐渐超越了王权和其背后的军事贵族。因为松赞干布家族统一高原联盟依靠着大唐的物流和汉地的佛教，而兴盛起来的僧侣集团又能更广泛的笼络高原信众，借助底层共识挑战了刚被整合的联盟。400年后的英王约翰向教皇英诺森III下跪的时候，也是类似。

赤德松赞的儿子 朗达玛，为了遏制僧侣集团的做大，9世纪初开展了去宗教化的运动，停止并拆除佛教建筑藏地信仰从佛教开始恢复原来的苯教，吐蕃叛乱后续影响也使得河西走廊的瘟疫带入了藏地，僧侣集团视这种现象为不详的征兆，之后历史里并没有给 朗达玛名字前追加 赤 字。少了佛教和中原唐朝这两个交流的纽带，藏地的文明进程回归到自我整合的100年。在这场政治平衡术后，西藏历史的前弘时期由此结束。而在我们华夏这边，不久也将进入短暂的黑暗时期——唐末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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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借助这座石碑的清理，把那些在历史中的人物，再次联系起来。我们会更加明白，华夏历史与和平来之不易。作为学者，我承认边地关系的冲突也是交融的一种方式。无论是今天我们所讲的 赤松德赞和莲花生、还是之后到了元代的宗喀巴大师。他们都曾在华夏历史上，为华夏文明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印记。

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任何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民族。中华的历史因各民族的交融而共鸣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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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人都在不断学习历史，开卷有益，温故而知新。文章后附有“中国历史”购买链接

历史是一幅浩瀚的画卷，而对比历史图表就像一扇精心设计的窗，让我们能以更清晰、更温暖的方式触摸时光的脉络。当我们将不同时代的事件、数据或文化现象并列呈现时，知识的火花便在对比中悄然绽放。对比历史图表用视觉语言讲述故事，将复杂的脉络转化为简洁的线条与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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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以全球化的视野讲述蒙古历史，如果要了解蒙古的管理方式，我们需要引入世界视角。比如，罗马的行省制度，伊斯兰的贸易文明，以及草原的继承秩序。行省制度的税收管理模式影响了华夏的郡县制；伊斯兰贸易规则和资本流入，影响了元末南方多政权的建立，还有草原的继承秩序可以帮助我们忽必烈在华夏属于创业，而不属于草原观念里的继承和治理。

现蒙古国的历史教科书说：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后来分别迁徙到各地，建立起很多国家；他们中间的忽必烈跑到中国，建立了元朝。可见元朝的疆域覆盖了今日中国和蒙古国。这是蒙古帝国留给元朝的历史遗产。

先要澄清几个概念，起码在与南宋政权的交替战中，蒙古没有屠城，甚至杭州城内老百姓都不知道更替了。为什么历史上有说蒙古军队恐怖的说法，这是因为游牧部族擅长舆论战，构建部落杀人如麻的形象和恐怖脸谱可以减少实战和损伤，游牧民族的人口和马匹都是极为珍贵的。这中习俗来被继承到军队中，一方面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另一方面却也造成了蒙古军队的坏名声。

还有蒙古能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帝国”。即便蒙古军队再怎么强大，如果只是凭借武力征服，不尊重败者的话，掠地下来后很难进行统治。所以，蒙古帝国的策略就是尊重败者，使败者群体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伙伴”的同盟关系。在蒙古帝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明显的种族歧视，只要是有能力、技术或文采的人，就会受到任用，南宋很多不受重用的人才在蒙古国得到了青睐和重用。比如教育家、物理学家吴澄。这些文人志士没有战场上选择以死明志，他们选择站在文明延续的层面，成为华夏民族与周边融合的火种。

蒙元帝国在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在位的时候，忽必烈直接统领的“大元兀鲁思”是宗主国，其他“汗”所在的疆域与“大元”共同构成了蒙古帝国这个复合体。

这一点很关键，即便历史叙述中会说，“后来几个汗国分裂出去了”。但是，在文明和国家统一层面 蒙古帝国与罗马帝国一样的，世界联邦。所以“分裂”二字用得并不恰当，因为那些“兀鲁思”本来就是独立运作的，它们分别拥有完整的管理系统。这种运作机制甚至贯穿整个明朝，建立两套班底的运作机制，因地制宜。同样罗马也会因为自己有两个、四个皇帝而觉得自己是分裂的。忽必烈继业和创业的过程我们在讲南宋历史的时候已经讲过。

从全球视角来看，罗马的Pax rome 和pax mongolian蒙古和平 这2种宽松秩序，是推动全球化关系的“大智慧”，蒙古世界的故事甚至激发了哥伦布寻找蒙古帮助的动力，这种动力。在哥伦布看来，蒙古是可以结束欧洲动乱的外部力量，意志坚定的人其实是在无能为力的时候也才会寻找外部力量。

由于蒙古帝国的存在，一度中断的陆上丝绸之路重新焕发生机，金帐汗国、伊尔汗国、察合台汗国通过陆路将欧洲和亚洲各地连接起来。而大元也开始推动海上贸易的发展，控制着印度洋航线的交流。因此实现了陆地和海洋的贯通与体系化，绝大部分的欧亚地区都被拉入这个“新世界”中。这种将广大地域连为一体的做法，直接影响了后来欧洲“文艺复兴”的展开，以及新航路的开辟。

大概忽必烈去世70年的1368年，他的后人曾一度失去大元的汗位，很多草原部落首领跃跃欲试，争夺最高统治权。但他们都默认一点，游牧世界的大汗的人必须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也就是所谓“黄金家族”的成员。

后金的崛起，以及清朝的建立同样是参与了这套游戏规则。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各部后，向西部草原扩张。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通过满蒙联合的策略，获得了大元的法统，他迎娶了一位蒙古科尔沁部的女子为皇后，这位女子就是顺治帝的母亲，非常有名的孝庄皇太后。这对于草原部落来说也就继承了大元曾经保有的内陆亚洲与中华全境统治者的名分。

今天我要借助这座石碑来讲述一段希腊和波斯的历史。他身后连接的故事是 斯巴达的300勇士、是波斯的轻装骑兵、是萨拉米斯港诡秘的宁静、以及海王波塞冬所庇护的比雷埃夫斯港。

当凝视这座石碑，我似乎能听见薛西斯一世在登基时自恋的发言："我是薛西斯，大流士一世的儿子，伟大的国王，万王之王，从印度到埃塞俄比亚，大地皆臣服于我"。这位薛西斯一世便是波斯第一王朝 也叫 阿切美尼德王朝的四位君主。他发动了第二次希波战争。

他之所以如此膨胀，是因为他的前辈们 不但有 征服了吕底亚、从巴比伦之囚中解救了犹太民族的居鲁士大帝；也有武力值爆表征服了埃及的冈比西斯II；还有完善波斯文化与制度建设的大流士I。所以到薛西斯手里时，波斯已经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帝国。而中华这边则是，孔子传道受业解惑，他的学生子贡一出五国乱，子夏在魏国建立西河学派的战国时期。（想了解子贡和子夏的可以看我主页里相关视频）

我们所熟知的马拉松运动，就是希腊为了庆祝对战波斯时，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而传承下来的一项运动。波斯文化文化圈不热衷跑马拉松一是出于气候炎热的原因，另外也有这层历史的关系。所以出于尊重传统的角度，大家身边如果有波斯文化圈的朋友，可以把跑马拉松换成跑步。

话说回来，发起希波战争的是薛西斯的父亲大流士I。因为：在爱情海的东边和小亚细亚西海岸，这片地区是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的融合地带。我们所熟悉的特洛伊还有以佛所 所在的艾奥尼亚地区都有这样的特性。所以当时的雅典也借助这些地区，明里暗里的阻碍着波斯第一帝国的扩张。这就引起了大流士非常的不爽，于是在公元前490年组织军队从海上出发横跨爱情海，直接在雅典的马拉松平原登陆。战争的结果是雅典以少胜多的取得了胜利。大流士在失败回到波斯后一是忙着备战，二是完善波斯的政治和经济建设。过了4年大流士就去世了。他的儿子薛西斯在公元前486年接手了他父亲的帝国。这块碑文上就记录着薛西斯一世登基时的政策和他自恋的发言稿。薛西斯对希腊发起第二次战争的规模要比第一次大得多。这就有些类似我们这边的隋炀帝杨广登基后，要完成他父亲隋文帝杨坚远征高句丽的计划一样。完成上一代的未完的业绩，才能服众驭下。

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发动第二次希波战争，分水陆两军进发。薛西斯随陆军行至达达尼尔海峡（赫勒斯滂海峡）时，海浪肆虐冲毁浮桥阻止军队无法前进，我们这位薛西斯下令鞭笞海水，幸好抽了300下后海浪平静了。我们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可笑，但是帝王之怒和军队的气势不能因为自然因素而泄气，所以这或许是此时鼓舞气势最好的办法。军队过了海峡后，他命令一位将军 阿尔塔奇思 守护浮桥保障后勤补给。之所以提这件事是因为，战败回逃时，幸得 阿尔塔奇思 信守承诺一直坚守。不至于像曹操 赤壁之战，败走华容道那样狼狈。这两件事可以看出薛西斯是一位心思缜密善于思考的帝王。

在度过达达尼尔海峡(赫勒斯滂海峡)后，波斯军队就来到了斯巴达勇士们驻守的温泉关，电影《斯巴达300勇士》就是讲述这场战役。当波斯士兵的箭雨遇上希腊重装步兵的青铜盾阵，当东方帝国的金戈铁马遭遇西方城邦的自由呐喊，历史在温泉关的血色夕阳下剧烈的震颤。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温泉关，最终还是被黄金收买牧羊人而打通了。历史的诡谲之处正在于此：决定帝国命运的，往往不是百万大军，而是一个牧羊人的选择。

此次希波战争，波斯军队一直占有优势。希腊联军部队被迫退守萨拉米斯海岛。希腊的转折点也在这里。波斯这边收到消息是雅典城邦已经同斯巴达城邦分歧严重，于是仰仗自己的压倒性的优势要登陆。雅典海军主帅 提米斯托克利，留给波斯军队一个狭小的萨拉米斯海峡。狭窄的海峡间会有涡流，潮汐变化波斯的大船很难避开涡流。地米斯托克利利用地理水文优势，用小船将波斯舰队打散，而后失去机动性的波斯舰队被火球肢解。第二次希波战争以雅典胜利结束，随后也开启的雅典的海权时代。但也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希腊人用三百勇士的悲壮、提米斯托克利的智谋，守住了西方文明的摇篮，却也让薛西斯的金质酒樽里，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苦涩。

历史的转折从来不会倾向于哪个单独的文明，波斯人之所以轻信了雅典城邦和斯巴达城邦的不和也是有迹可循的。一个是民主体制一个是共和体制，两者的矛盾一直存在。希腊内部矛盾的内耗与栽赃，拖拽着战争英雄 提米斯托克利 被迫逃去了波斯，寻求薛西斯的保护。

终于在公元前431年，希腊内部的这颗定时炸弹爆炸了。 雅典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同盟之间发生内战，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结果虽然是斯巴达同盟的胜利，却是希腊世界衰败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斯巴达联盟是元老院的贵族政治，这种体制资源消耗大，成本高，不可持久，所以斯巴达虽然胜利却也加速了希腊的衰败。我们熟悉的苏格拉底参与过这场战争。如果我们把 提米斯托克利的叛变 与苏格拉底之死放在希腊此时的大时代来看的话，会发现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

正是地米斯托克利缔造的雅典海权体系，为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繁荣提供了物质保障；而哲人对真理的追求，又反过来解构霸权体系的正当性。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悖反现象。这种文明的自我悖反，至今仍在叩问所有强权：当帝国战车轰鸣向前时，该以何种姿态将权力关进笼子。先秦的法家；罗马的律师；英国的大宪章，都在不同时代，给与人类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方向。

离开历史的画面，玻璃展柜里的这些楔形文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文明交流的密码。薛西斯一世石碑上的每个楔痕，都在诉说着一个真理：人类的文明从来不是孤岛，而是在碰撞与交融中，将星火撒向更远的未来。

我是秦宇熙，期待与您的下次相遇

考古的验证可以弥补后世因为历史记录的模糊而揣测浸入该段历史的观念。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可是亲爱的你，别忘了，你才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呀。

仁波切说：命运是一种回应。

襄阳——中国的马奇诺防线；贾似道当宰相就是靠吹嘘自己在鄂州退去蒙古军的事迹，贾似道扣留蒙古谈判使臣郝经；成为蒙古攻宋的借口；襄阳成坚固，蒙古军队不敢轻易进犯。蒙古在相邻的樊城也开始建立防御准备好了打持久战和消灭宋的决心。1268-1273一直在此坚守防御 的蒙古军队南下，这次配有从阿拉伯世界传入西域的回回炮——借助机械抛投的烟花炸弹，攻陷了饱受饥饿已久的襄阳城。失去襄阳的南宋，好比德军从法国色当sedan攻入法国——马奇诺防线。

1273-1275年间 皇权由理宗传到度宗再到幼年的恭帝；1275年，蒙古要求宋无条件投降，蒙好继承大统；1276年 行在-杭州被蒙古军 伯颜将军接管，平稳更替，没有屠城，史书不会对此大写特写，尤其是明朝更不会对蒙古有多好的描写。这次城市中老百姓甚至不知道朝廷已经易代；相邻的临安城贸易依旧繁华不减，这一点是要澄清的，蒙古在以主人的身份管理土地时，税收是宽松的，原本老百姓缴纳的防御的税收，一下子都相应的减少了。元与蒙过度之间没有一波波残余的反扑。文天祥在宋没有机会一展身手，曾在科举殿试中一举状元及第，受天子特殊的礼遇，因状元经历所带来的荣耀，即便在政治上没有展现对社会的抱负，依旧成为这成为他立场观里的执念。文天祥的骨气是蒙古所敬佩的，忽必烈多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忠心之人，可笑的是，这样的人反倒在自己集团被排挤没有机会。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忠于文明，还是忠于个人，这是接下来华夏文明回避不了的问题。、忽必烈想通过天下（文天祥是一路第一名吗）状元的代表说服天下读书人，接受蒙古，减少不必要的统治阻力。但文天祥以一己之身，断了其他想活的文官的路，要么跟着他有样学样的视死如归。要么成为“秦桧”似的汉奸，文天祥死后，大臣们各顾各自的逃跑，能投蒙古的投蒙古，能去日本的去日本。比如元朝海军总指挥是张弘范 他与南宋最后阶段的主帅 张世杰 是同族兄弟。

理学成为明朝内耗最大的思想拖累。恭帝之后——景炎帝即位1年后11岁病逝——赵昺8岁即位；被大臣陆秀夫背着跳下崖山，沉没南海。

忽必烈从四川入云南灭大理国。 立国200余年的大理国被灭。而后从大理北上反攻入藏，令喇嘛教政权征服，1253年西藏收归蒙古。 纳入统一的帝国版图。追求边界的极限和统一 中心化 是人类忙忙碌碌追逐的事情。忽必烈又派将军 兀良哈台禁军安南（越南），1258年在设立安南都护府之后又一次归入华夏的保护之下。宋太宗没往大理南下。此时宋面临着三面包围的局面，留的一面是大海。蒙军从 西南向北（安南）、开封向南，中路四川合围 南宋 临安。蒙哥的中路军在重庆遇到了大理流民和南宋联军的顽强地抵抗，停滞不前，而蒙哥汗也在军中病逝。——我们刚才提到的 贾似道，夸大此战战果，领取战功当宰相。蒙哥去世后，阿里不哥本该比忽必烈更有靠前的继承顺位。忽必烈也有雄心做大汗，但需要先占一地儿。在兄弟之争中，阿里不哥败了。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中，也只有 旭烈兀的伊尔汗国承认忽必烈。其余的帝国不承认忽必烈，蒙古帝国出现了裂痕。彼时在罗马陨落之后，全世界最优秀的华夏文明的代表南宋，成为一块张嘴可得的肥肉。

蒙古的发源地，

黑龙江上游的斡难河，不儿罕山（肯特山）隋唐时期，室韦部落在这里在唐朝时 蒙古的名称已被中原人所知道，只不过他们还只是一个弱小的民族。

1162年一个酋长的儿子出生，名叫铁木真“最优质的铁”可见蒙古对铁的渴望。。宋朝是铁的世界上最大生产国；1189年 成为蒙古所有部落的君主，27岁。1206年 在斡难河源头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被推举为成吉思汗 草原上最大的罕，君临漠北。

把金国赶到黄河以南后，让金与宋纠缠，自己则转向西方去探寻草原上边界的极限；草原和海洋很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崛起一个部落，。旧有势力部落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一定强过父辈，会直接威胁到旧有势力。成吉思汗在蒙古的崛起在社会学角度看是铁制冷兵器时代的鼎盛时期。冷兵器是促生了热武器的同时，也渐渐影响了西方对于热武器的探索。因为战争和不稳定，热兵器得到发展，而东方这边一次次的进入稳定之后，热武器的研究则比较缓慢。五年的时间，成吉思汗征服了卡在东西文明要塞撒花姑娘的突厥系国家 花剌子模（11世纪，黑契丹崛起时从塞尔柱突厥王朝独立，）支配者中亚西北部，东起西伯利亚西到波斯的大帝国。

在宋宁宗统治前期，朝政由韩侂胄把持，后期则由史弥远与杨皇后控制，且在两次宋金战争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但他平时虚心好学，生活节俭，并善于听取臣下意见，总体而言尚算一名忠厚之主。嘉定年间，南宋的人口、户口均达到峰值；宋朝时期中国或许已经和澳大利亚有联系——女儿国母系氏族

天龙八部1077-1100；

1101耶律洪基去世；

射雕1199-1227；

神雕1227-1259左右

如果要是知道了宋宁宗时期的历史会发现 宋高宗时期还挺不错的，起码政治在上层是有办法有手段解决的。到了宁总时期，政治已经变成想尽各种办法从老百姓手里拿钱了，乱发票据，国库空 通货膨胀 物价暴涨，盐依旧是专卖。百姓疾苦。

宁宗时期，宰相是赵汝愚，他是朱熹的朋友，招其入朝。朱熹程学 被外戚党视为伪学。1200年 朱熹死于流放的途中。此时距铁木真即大汗位 还有6年。

金熙宗时期，学习北魏推动女真的汉化，游牧民族崛起的时候 组织管理 文字 文化的觉醒；阻碍金熙宗改革的屙屎宗室的抱守势力，政权在内部发生内耗，1149熙宗的从弟 海陵王杀金熙宗而自立，海陵王对中华文明仰慕，他喜欢的是那些有风骨有气节的文人和英雄，于是重用在宋朝受到排挤但有才华的汉人。

1161采石矶之战-安徽马鞍山 海陵王欲统一华夏 南下

海陵王完颜亮帅军不但触动骑兵还出动海军，女真人也算渔猎民族，而且还有渤海国遗留民融入他们，海陵王触动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是想一劳永逸，但因为战争动员的消耗过大，被强征的契丹开始叛乱，金人内部也内乱，拥戴金世宗上位，世宗的父亲是完颜宗辅宽厚，曾拥立金熙宗，所以金国内部保守派拨乱反正后，跟着海陵王这些出征的士兵，突然主心骨没了，这仗打不赢都不好说，肯定是要被处分的。于是渐渐退兵。

海陵王入侵没几个月，宋廷与金世宗合议争论时，1162年宋高宗川味给正直36岁壮年的宋孝宗。宋孝宗在位27年，对金国强硬。。高宗81岁去世时，孝宗也63岁，1189年 依照高宗先例传位给儿子 光宗。，光宗的脑力一般；1194年宋廷内部发生小局部政变，光宗退位，26岁的太子宁宗上台。射雕英雄传刚开始的背景，就是光宗和宁宗交替的时间点上。宋宁宗的政治能力并不十分出色，这种小局部政变一般都是由外戚强人的运作+官僚老人的查收，年轻官僚敢怒不敢言。老人政治无论在哪一国都是社会进步的阻力。在企业里，老儿不退是国贼。1194年离南宋灭亡也就还剩33年。

宋军在从军时都有纹身的行为，以便认领，所以岳母刺字的行为并不稀奇。岳飞是众将领众最年轻的，且在所有将领中重视学问，文武兼备。这种能指挥又能作思想养育的将领是宋政府所警惕的。在诸将领奋战抗金，苦苦收复故土之时，高宗示意秦桧把诸将召回杭州，理由是持续的战争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负担（你的赔款那么多你怎么不说）但真实的情况是，对外战争渐渐扩大了军阀的势力，有超出朝廷控制的趋势。安史之乱之后不久，各军阀做大，中央做稳定管理的时候就多出了一份不得不平衡考虑的力量，自己控制不住的武力会成为威胁自己威严最大的挑战；威严的塑造成本低，欺骗、恐吓和道德约束。

岳飞确实是民族英雄，岳家军是如何形成的？

在诸将领停止北上之时，韩世忠、岳飞坚持继续北上，岳飞四次北伐。引发了宋王朝与岳飞的矛盾，宋徽宗越岳飞的矛盾，岳飞与秦桧的矛盾；宋王朝忌惮军阀势力做大，宋徽宗忌惮自己皇位正统性没得到宋钦宗的认可；秦桧与金的勾连关系是秦桧得以存和和政治存在的意义；官僚阶级又是依附在南宋朝廷，也就是宋钦宗的合法性下工作的一群人。于是岳飞的正义、正当之举，站在了大部分既得利者的对立面。才有了莫须有的罪名，而因为立场岳飞成了叛国罪人，秦桧是能臣、忠臣。39岁的岳飞，是悲剧时代里的悲剧人物，这种悲剧里是对抗欲望的人性的光辉，所以才是我们那么爱的人物，我们何尝不期望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了，多一些岳飞这样以民族价值观为判断的英雄呢?我们之后所得到的历史评判是在1254年 宋理宗时候才定其 奸臣，但100年后的事情，除了政治需要，已经没有意义了，反倒是裹挟这后来人的泄愤式的认知。历史里的立场只在当时的历史里可以评判，历史里的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想象力，脑力不比我们差，体力甚至好于我们当代人。我们作为后来人能从中学到什么，比情绪化更有用。

辽和位于西边天山山脉的回鹘关系密切，辽国皇族耶侓大石在蒙古北部与西夏结盟，又在新疆 吉木萨尔县 召集回鹘18部落，穿过喀喇汗国，通过锡尔河进入中亚。抵达塞尔柱突厥的领土。此时的西亚、欧洲正处于十字军东征开始阶段。1096年第一次。

喀喇汗国是塞尔柱的附属国，塞尔柱因防止十字军东征大部分兵力在其领土西边，塞尔柱内部各部落也是相对独立。企图独立的喀喇汗国知道契丹现在背水一战的情况，所以允许耶侓大石借用自己国家作为道路，打压塞尔柱。面对塞尔柱设在撒马尔罕的防守，契丹作战无比勇猛，一举击败塞尔柱，在中亚建立西辽 称准噶尔罕，立汉式的庙号，将汉文化扩张至中亚地区。——世界之王 于是东起新疆哈密西至中亚阿姆河的西辽帝国诞生。西方称喀喇契丹为（黑契丹）现今的维吾尔族也有契丹、回鹘的混居；黑契丹的武力震慑了西亚继续向西的扩张的野心，契丹作为华夏文明的双元结构的一员对维护新疆地区和中亚版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不可以忽视的。喀喇契丹维持了80年被蒙古所灭。直到今天俄语中的中国依旧运用契丹的发音。

金虽然占了开封，但有自知之明无法统治中原，更担心陷入中原报复式的反扑包围，于是立了 张邦昌 为傀儡政权，这就是33天的楚政权。1127年6月，张邦昌等金人走后，立马退位，迎回出家为道姑的哲宗皇后孟氏，宋高宗即位，开启南宋。因孟太后的政治资源，旧法党的官员在南宋再次被重用，因为旧法党是要让既得利益者先满意，然后维护住新建立的朝廷的存亡。高宗必须面对立刻处理华夏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国难——两皇帝和皇族被抓走当成为奴隶。赵氏的威信信誉需要在大家都心照不宣 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与士大夫共同重建。1128年，金以张邦昌的楚灭亡为由，大举压境 南侵，宋退守到扬州，金郡长驱直入扬州，高宗退过长江，到了杭州，称此地为行在。历史里，那些为皇帝歌颂的史观，在描写金人在扬州烧杀掳掠的时候，有没有问过，皇帝为什么防守的如此无能，逃跑还往人群多的地方跑？无能的没有底线了。1129年，金又一次南下，杭州沦陷，高宗逃往海上避难。。。

1125年，金灭辽后，辽国近200年说灭就灭了。金挥军南下，好好教训这个背信弃义，背后插刀的龌龊之国，宋徽宗慌了。下罪己诏，传位给26岁的宋钦宗。这种情况下，本就儿戏的朝堂，更显得分崩离析，两个君主，臣子，军队 一时间还不能适应战时的反应。士大夫心想，这到底是谁的天下啊？宋赔偿了 黄金500万，银5000万 牛马一万头 绢百万，割让中山、河间、太原给金。 这一次的赔款是给辽100年的岁币总额了。

割让城池后，金兵退军，退兵后，宋又后悔了，儿戏的召集勤王部队，迎会宋徽宗，不交割城市。。。。这是宋第三次在宋金之事上毁约。金太宗恼羞成怒南下，彻底让二皮脸的宋舒坦了，宋的士大夫阶层应对靖康之难负全部责任。1127年洛阳城内的皇族、两位皇帝、京城官员以及3000工匠被掳去，当然秦桧也在其中。

被奴役去北方的两位皇帝面临的是精神阉割式的改造，即便几年后再次归来，坐上皇位，都将失去面对金的勇气，宋便自愧不如的成为金的附庸国。公元前6世纪 犹大国的国王 约雅斤和西底家也面临过如此的精神改造。我们会在今后讲到以色列犹大历史的时候讲到。

唐朝历史上时上监军的宦官不少。但如此位极人臣的宦官，即监军又掌兵，还被朝堂吹捧和塑造的，童贯还是第一个。

苏州应奉局负责人 朱勔为谄媚蔡京为其搜刮奇石，1120年10月，漆园商人方腊不堪重负，率工人和受压迫匠人早饭。1121年，童贯率中央禁军评判，杀了支持过方腊的许多民众，即便已经投降。这就是对内残暴降低下一次暴乱的镇压成本，对外极为无能。作恶的人比比皆是，罄竹难书，但影响人作恶的是中国长久以来失败的儒家政治的观念，儒家早已失去了时代的正义性；秦桧是坚决反对向金割让土地的。除了规定南宋对金称臣、纳贡、割地外，还不得以无罪去首相，秦桧得以长期当权，加太师，进封魏国公。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亡，追赠申王，谥号忠献

宋人在处理燕京交接回归的事情上，小心思小算盘太多。多次挑拨不守信的底线，最终引发金人与宋断交。事情是这样的：在原燕京城有许多战斗力很高的汉人、渤海人 愿意降宋。宋也想把这些战斗力留在宋朝。两情相悦，金也阻止不了。于是双方商议，将燕京城原城内的官僚、工匠、富户交给金，入金帮助他们建设。可是这些原燕京民众并不愿再辽东生活过二等公民的日子，所有积累都要重新开始。这边引发了降金国的原辽人张觉杀金人，协这些迁入民投靠宋朝。刚才说的宋政治逻辑此时极为儿戏，没人认真，决策者讨好大领导仅从最好出说，从来不提对抗的意见。于是，宋朝又愚蠢的庇护了张觉。宋背叛了祖宗人澶渊之盟的辽国兄弟，转眼又接收了降金辽将，背刺了宋金同盟关系。虎狼之心以现。但，你自己什么德行不清楚吗？连燕京攻打都是失败了，要不是金帮助，估计你又要割地赔款了。当然辽金之间有不可调和的世仇。宋金之间，压根没有感情牵绊，人家只要稍加努力，就是扩大战果。——此时的宋又弱又猥琐不讲信用。辽天祚帝逃离燕京？？后，在阴山山脉集结余部以及复述的西夏、蒙古、突厥、党项等游牧部落继续复辽抗金的使命；1123年，金太祖从前线沿着阴山归国，途中去世。其弟弟 吴乞买 即位，就是金太宗——完颜晟，此时西夏也已经开始和金结盟，西夏可以直接与回鹘和金做生意，少了一个卡脖子的辽更是发展迅速。1125年 辽国名存实亡。辽国的灭亡，打破了 宋-辽-金互相制约的三方结构。

为什么在宋-金谈判双方的意识里，会令 宋对大同的态度摇摆不定，而女真人又有理有据的抢占呢？这和我们现代人，边地关系的理念完全不同。从936年开始，到此时的1120年近200年的时间里，农耕政治在这片区域里是没有主导权的。甚至宋朝的建立都是在936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咬定大同归属也不硬气。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坚定的认为幽云十六州是五代时期，辽依靠自己实力占据的。在金人的眼里，辽国继承了鲜卑隋唐的正统，自己又将继承辽的正统，分给宋朝一个燕京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反而宋朝，在辽、金 眼里，是一个集中的军阀政权。

这次联盟谈判，没有坚定咬定大同是一步认识失败。而确立联盟之后，宋的朝堂从上至下认为金攻打辽也要肯硬骨头的，不如等两败俱伤了，自己在依靠着强大的后勤补给和大军团作战的优势收编两方。官僚陶醉于对皇帝慷慨激昂的表忠心里，宋徽宗则沉迷在这种胜利的幻想里，整个朝堂躁动且乌烟瘴气。这和金国部队的一步一个脚印的下探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有百年澶渊之盟的大背景下，宋朝对新盟友和新敌人 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为其日后的靖康之难 按开了倒计时。

在战场上，金攻辽，势如破竹。这大大出乎宋的意料。同时，宋军却无力遵守攻打燕京时的约定。金人守信，一直在前线等待宋来攻取燕京。此时宋朝的禁军 正在宦官童贯的带领下正在对付江南爆发的方腊起义。《水浒传》的真实性未知，但是小说所刻画的时间应该就在 禁军不得不调转方向北伐攻辽，于是有意招安梁山泊这类地方武装镇压方腊这个点上。

童贯压制了方腊后连忙北上去攻打燕京。如果水浒传里宋江镇压方腊是历史事实，就应该是此时换防的。

女真的崛起

辽占据蒙古高原东北地区，西边连接回鹘，在同回鹘的贸易中，对黄金的需求增多。黑龙江流域出产黄金，这片流域也是女真人生活的地方。所以大辽沿黑龙江一带激进的开发与该地的女真人发生了摩擦。

女真人分为居住在森林半渔猎半农耕的生女真，还有逐渐移入辽国境内，有辽国户籍的熟女真；女真人直率朴实、骁勇善战；在生女真中有一个部落叫完颜阿骨打，生活在松花江支流的 “”按出虎“”流域，按出虎的女真语意思是 金子的意思，这条流域出产砂金、良马、珍珠和人参、皮革。这都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贸易物品。所以完颜阿骨打部落富有，但被辽国压榨的也极其严重。

完颜部这种受屈辱的经历使得他们开化最早，成为最强大的部落。辽国有一种危机感，他们认为“女真人不满万，满万不可敌”，所以有意拉拢和分化女真各部。阿骨打继承其兄长的酋长头衔，并被辽受封节度使。他一边接受册封，一边借着女真人对辽的不满，收编整合生熟女真，并且招抚被辽所灭的渤海国人。在1115年正月，48岁的阿骨打建立大金，是历史上的金太祖；此时是辽国的倒数第二个皇帝—天祚帝时期。天祚帝欲亲征，但部队内乱，反被金收拾了，辽国陷入陷入了游牧部落必然的危机——谁强跟谁。

反观宋这边，玩乐了许久的宋徽宗，听说不开化的女真人都能打败辽国了，顿时也觉得自己行了，于是心里开始盘算着做点惊天动地的事情——收回幽云十六州，他自己也可媲美太祖太宗这些皇帝了。宋徽宗打小就把经历花在文艺创作方面，治国和打仗他哪里花过心思。

这个节骨眼最怕就是怂包有使命感，男性武力竞争的意识是从小刻骨训练出来磨炼锻造出来的，一个从小在锦衣玉食下的任，如果30岁时突然有使命感要做什么事，远离这种人。40岁使命感爆棚要做汉武帝 一般的皇帝，那就真的会不要命的孤注一掷了。他会动用、牺牲一切的力量，去完成他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使命感。宋徽宗这位地主家的儿子，真是不知道外面的强盗有多可怕。

从真宗和徽宗二帝对修仙的追求，可以发现北宋社会面临的思想困境。那就是佛教和道教分别构建了一套解释世界和万物的系统，在中华文化圈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儒家在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像是遭到了降维打击。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用他们的说法叫“道丧千年不得传”，至晚在西汉以后，儒家的理论发展就停滞了，大量的学者在对儒家经典做训诂解释的工作，在思想上不断重复孔孟之说。8世纪唐代的韩愈，在思想和理论上“反佛”。结果，由于儒家思想资源有限，在辩论深度上连他的学生都坦言难以为老师护短。可见秦汉之后，儒家经典再无进步。唐宋八大家中，没有一个是支持佛学经典融于儒学的。我们在宗教社会那节讲过，佛学教义里的绝对原则会挑战天子的正当性。宋代的士大夫阶层会努力把僧侣集团隔离在政治之外。这也使得唐宋时期，汉传佛学经典分散出许多派别。

“北宋五子”作为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

他们的任务就是模仿“绝对原则”再造儒学。简单的说，就是在儒家指导国家和个人日常社会生活之上，赋予它更高维的原则“天理”。南宋时期 朱熹继承了理学的衣钵。彻底把儒家带入了墨守成规的封闭系统。我们后面会讲到。

宋徽宗从小在新法旧法两党之争的环境下长大，自己也并不是被父亲当做储君来培养，所以当皇帝的责任心自然就弱。不如当王爷是追求琴棋书画自在的生活，与其勤奋苦逼的看两方斗，不如消消停停的享用王安石变法所得来的资金。以前所有决策 均出自 中书门下与枢密院的合议，最终合议由天子决定；但王安石变法使得皇帝要操宰相的心，这就太难为宋徽宗了，只能将劳重的案卷交由蔡京代劳了，这就太危险了。。。因为我们之前将的历史循环中，皇帝哪怕用太监，都不敢扶植权臣的。

宋朝这些皇帝的心可是真大~·祖宗倍儿的宋真宗飞天玄火的神道设教差点失去天子的正当性，宋徽宗 干脆连天子的权利 都让人代劳了。而徽宗也会不让人失望，他有意模仿宋真宗，更是称自己是 教主道君皇帝。完全放弃了人间的政治义务。每逢皇帝信道修仙，“天子”作为天命代理人的合理性都会受到挑战。从侧面反映了组织管理的迷茫和失效。

宋徽宗生活及其奢靡，迷恋奇石，大批建造宋式园林和建筑。1122年建成的万岁山 艮岳园历时五年，期间更是搜集了天下奇石，花石纲船队在大运河上往来不绝于民众的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万岁山的选址就是100年前宋真宗时期玉清昭应宫的位置。一次塌了，一次亡了。即便我是学建筑学出生，我却很少鼓吹“宋式美学”，因为他是建立在人民苦难上的附庸风雅罢了。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当时开封的商业繁华却道德的腐坏。在任何文明里，城市繁华道德败坏都被视为即将变为荒野的不祥之兆。此时离靖康之耻还有5年的时间。

1094.6 旧法党不爱，新法党又视其为眼中钉的苏轼被贬广东。新法党为了不再反复内耗，决议要彻底灭了旧法的念想。于是苏轼和这是一批的旧法党是时代党争泄愤的牺牲品。黄州、惠州、儋州，六个字却胜过千言万语，成为这段痛苦内耗的历史缩影。

1100年哲宗在位15年，25岁去世 无子，其弟弟宋徽宗即位。这一年，彻底废止了饱受争议的募役法，两党恩怨已无法调停，强行调停政治运行的糊涂账会使政治无法运行，此时只能等待其中一派彻底胜出。苏轼第二年也去世了。旧法党最后的救命稻草就是宋徽宗，试图拉拢刚上位还没站稳脚跟的宋徽宗，卷土重来，但是这样的行为反而引起了宋徽宗的厌恶，于是反而更倾向新法党，当然这其中也有对其父亲神宗，还有哥哥哲宗的感情。从宋徽宗亲政时的年号就能看出【崇宁】崇尚熙宁之意，熙宁是其父亲神宗用过的年号。

在立定宋徽宗为储君时，同为新法党的 宰相章惇和时任枢密院秘书的曾布，意见相左，章惇认为宋徽宗赵佶 生性风流不羁难继大统，而 曾布随神宗之妻向太后一边支持日后的宋徽宗。他两也是1057年那一年科举的同榜进士，那一年曾氏兄弟家的曾巩也榜上有名，更是日后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徽宗登基先后以曾布、蔡京为相，令其相互制衡。蔡京与其弟弟蔡卞 同年进士及第，前三名占了两，十分荣耀；蔡京的弟弟娶了王安石的女儿，按理说是新法党一派。但蔡京巧舌如簧，在新法党与旧法党之间来回政治投机。他的钻营之心往往放在研究对象的喜好方面。各种投机宋徽宗的喜好。蔡京本来已经被弹劾辞官在杭州过退休生活。他通过钻营宋徽宗喜欢字画，送了几幅古董字画给皇帝，又花钱在宫中打理为自己的能力造舆论之势，令徽宗重新启用自己。蔡京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给旧法党 除了司马迁之外，定了一根耻辱柱 元祐奸党碑，把所有旧法党的人的名字写在了上面。

蔡京这也是政客扮小丑有辱斯文到家了。苏轼在旧党中属于蜀党，程氏兄弟 理学的奠基人是洛党-天下之物皆能穷。还有文彦博，这些人都在这碑上。我们喜欢的苏轼也在第二年1101年就离世了。不久后的，1103年岳飞出生了。

1084年宋神宗病卧在床时，为了调和新旧两党相争，把旧法党中温和务实的 苏轼 从湖北黄州调往河南汝州，离中央近了一步。苏轼的调任令新法党警惕起来，而苏轼看旧党歇斯底里的守旧还不如新党朝气蓬勃，同年苏轼的小女儿夭折，苏轼无心立刻赴任，借故在常州驻留。这一年，王安石隐退金陵。因金陵与常州不愿，期间苏轼也拜访过王安石沟通请教。不久之后神宗就驾崩了。

苏轼调整好后，回到·朝廷任中书舍人 参与机密起草诏令，后任翰林学士，被当做宰相培养。但这一年他看见新党和旧党两帮乌合之众在为立场和颜面争斗，全然不顾及国本和百姓的行为，对朝堂失望，于是向皇帝提谏言，提出旧党兼并土地腐败行为极其严重。如果全然废除新法法案于国家不利。程氏理学与苏东坡学说对立。

这一谏： 把旧党也得罪了。新旧两派在这种节骨眼上，最不爽的就是老好人。苏轼一看与其在中央喋喋不休的斗争，不如外调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实。此时的苏轼才算真的放下了过往的执念与不安，此心光明，简单快乐的为老百姓做事。此后的15年是他最轻松的时光。这一年他写下 《菩萨蛮》买田阳羡xian吾将老(江苏)。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有书仍懒著。水调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可以感受到她与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 一样轻松豁达。与他写赤壁赋时候的豪情已有所不同。

神宗去世后代一年，王安石、司马迁先后去世。司马迁执行效率还真是高，复出一年，把人家二十年的行政标准全部废除，司马迁把旧法党的希望给予年轻的中央办公厅秘书苏辙身上。而王安石为新法党留下了年轻的 章惇dun 负责财政。章惇和苏辙 苏轼 都是1057年那场科举的同榜进士。

旧法党这群油腻老戏精，称宣仁太后是“女中尧舜”毫不知耻。宣仁太后也忍受着这群戏精表演，她不是不知道这群老狐狸心里的算盘，她需要时间陪着哲宗长大为他争取时间，未来好让哲宗自己分辩如何借用两派相互制衡。

王安石改革的评价：

外部社会背景：

1. 历史上儒家衰微之时，一定会选择重农抑商防止农民起义。但此时多元结构的中国已经不再相信儒家可以强兵复国。反倒是尚武的辽国、西夏，学了儒家部分管理后，少了一份暴虐的气质。

2. 宋朝的小农+小商业结构，促使了城市化的建设便于税收管理，繁荣了土木。帝国权力加强，生产资料向上层集中，有了资本主义的倾向。资本主义会挑战皇权独大的情况。如果没有王安石的变法，旧法党们也会带领着国家走上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宋神宗选择王安石也是因为，面对着辽、西夏、吐蕃、金的纷纷崛起，他太想做事了，做事就需要社会提供资金。不得不放弃资本主义的探索土壤，国家垄断关键行业，折腾了十多年。

技术手段：

1. 复古的方法：重农抑商，立国之本-儒家重农的理念；

2. 政治理想是：限制土地兼并，缩小平复差距，保障民生；宋朝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士大夫就是知识阶层又同时是地主，几乎全国土地被这个新兴阶层占有，农民成为这个阶层的生产力。

文彦博 四朝元老与神宗的对话（仁宗-哲宗）祖宗之法不需要改革，反而失人心。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其实道出了 宋朝皇帝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句话翻译一下，可以理解成【您是想做士大夫的皇帝，还是想做老百姓的宰相】。这其实就是旧法党和新法党的给皇帝的路线。

变法短暂的取得成功，没多久就被反攻了。食税阶级与承税阶级 产生了阶级对立和内耗，北宋被女真所灭，士大夫阶层非但不反思自己，尽然把锅甩给了王安石，怪罪于王安石。明朝秉持者朱程理学的信徒门认为王安石是奸臣，超越了士大夫的界限，吃饱了撑的革自己阶级的事情，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王安石出发点好，但是不符合人性，所以司马光憋着回去写资治通鉴了，说是历史书，但其实这是一部人性史的巨著，隐藏着勾心斗角和话中话，对人心的解读，除了解读人心，并没有为政治学提供出路。

1085年神宗在位19年，38岁崩了，新法没人保护了。哲宗即位时年仅10岁，于是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掌权，皇帝年幼，。她召回旧党老人，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安定人心（苏轼1101年去世）。整个朝堂对司马光的复出充满期待。但历史的惯性并不会给司马光机会，说实话太后也深知这一点，太后让老人复出，只是想平衡朝廷里的怨气，政治平稳过度。做士大夫的皇帝，还是做老百姓的宰相；理解了这句话，也就理解了神宗驾崩后，宣仁太皇太后要恢复士大夫政治的原因了。哲宗年纪小，外戚家族不强大，自己也没有精力，需要仰仗士大夫，也防止王安石新法党做大；等到哲宗长大，一切都可再静观其变。

司马光上台逐一废除新法。他写了这么多年的资治通鉴，太明白政治里的输赢，所以做起来真是一不做二不休，政治斡旋力不多但狠劲十足。甚至连 ”募役法“ 都废除，这可是新旧法两党都认可的。苏辙也为此法鸣不平。，但实则并无用处，新法已经断断续续执行了十多年了。在民间已经是成长起新的一代人了，这些人正直青壮年大好时光，社会动力的转向，需要每个人都重新适应，突然更改社会中坚力量的行为习惯，会引发秩序的混乱，生活、经营的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看似司马光废除的是一条条条例，其实是在改变新法制度下长大的这一代的行为惯性和精神气。这一点，我们的85-95年出生的朋友们会体会更深刻一些。

我不得不插一句：旧法党这么有力气作，说明新法真的给国家赚到钱了。要是没赚到钱，早就停止了。

从根本上讲，王安石试图利用来自底层社会的人性，却最终低估了这些人道德的底线。新法推行期间，王安石更是把官僚的分配资格变相的掌握在三司条例司（经济改革小组）手中。他将：官与职分立，互相牵制，官高不一定有职权，有职权的不一定官高。比如他掌管的三司史的长官虽职位较低，但其权利堪比宰相。

苏辙是新法派，王安石为相6年，计划的政治改革都有执行。

1074年熙宁7年 王安石隐退金陵；第二年因宋辽边境战争 复出。但新法的反复说明了上层设计的犹豫不决，这行为本身就是对改革的伤害。应急性的招王安石出来，是来背锅的，朝堂无人敢做决策，国家制度惯性依赖。

1080年 元丰三年时，王安石再度复出后认为从基层培养的胥吏可以用来贯彻执行中枢命令了。于是对中枢官僚机构大规模改革，精简机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九寺，五监均有不同程度的缩编，有些复原唐太宗时期的国家制度。受此最大影响的是 三司，其职被 户、工、还有其他门部门吸收。这直接导致三司体系的解体。解体后，财政没有了统一的指挥，监察上也不够方便。元丰官制的特色，官无虚职，名实相副。北宋这台运转百年的国家机器的动力被分权了。看似王安石变法短期的财政盈余达到了，但是对于宋朝建立时“皇权的正当性的表达“是一次深深的伤害。原本皇帝只用同二府、三司讨论国家大事。现在，三司没了，皇帝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在民政上，当着皇帝却要操着宰相的心。这样就理解了，为什么之后到了宋徽宗时期，皇帝不想理朝政了。太琐碎了，皇帝当宰相只会越来越乱。

为了培养新法党的新生力量，王安石动了教育的刀子，扩充太学生生源，太学生通过平时的考试逐级分开，成绩优秀者不参加科举，直接任命。直接绕开了旧法党控制的官僚这种资源的分配。王安石变法为了避免冲突，走了太多捷径。同朝为官的人没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一旦政治失误，没有人会帮他。

最终，短时间内，王安石的变法，财政效果明显：皇家有钱了，地方不依赖皇帝了；可是社会活力被高债务锁死了。王安石在执行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只是应急解决中央财政紧缺时候的器物。所以才会追着时间赛跑，没有考虑过，民众对于宋的情感变化。

隋唐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是分开的，中央能支配的叫上供，地方财政称做留州。

做预算向上报告的方法，在五代时期频繁战争时，可以帮助君主将财政权握在手中，地方财政归于中央的倾向性加强。这种倾向性续到了宋代，地方财政归中央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就导致地方的自由度不高，遇见大事需要等待中央批复，行政上的形式主义层层批复延迟的弊端显现，财政决策和审批最终汇聚至三司，容易滋生专权。王安石为了缓这类危害，计划地方财政可留出小部分自主推进地方预算支出——这种做法也是复古的一环。复古不一定就违背规律，需要看整个系统和社会动力层面是否支持。

宋太祖时期设置稳定物价的常平仓已经不再发挥积极的作用，反而成为官僚与商人、地主合作勾结，囤积居奇的温床。吃相极为难看。

宋代集中管理常平仓使得官僚阶级低价囤积青苗种子，当市面上种子涨价时；他们再瞅准时机利用【青苗法】从常平仓调用钱谷和种子借贷给佃户，这时商人与官僚再从中取利；他们在国家和老百姓两头吃，制造民难，吃相十分难看。这造成了一个不真实的繁荣，那就是常平仓依靠垄断和利息，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中央财政补贴地方的状况缓解了，但是社会层面则更为辛苦。青苗法落地过程中动作的变形和社会影响，成为旧法党打击新法党的发力点。也是元代历史的书写者将王安石列为北宋第一大奸臣的依据。

金融层面的—【市易法】救助小工商业者

豪商一般都有官吏家族的背景，这些家族又控制着小商人的买卖，容易囤积居奇。中央政府跨过资本大鳄直接向小工商人融资，促进产业发展，将商贩堆积的商品可以做抵押物，给小商贩基于国家信用票据类的【交子】融资。待小商贩将物品卖出再归还贷款。该法案是最脱离市场的，被旧法党指国家与商人争利；从政治经济学来看该政策确实不高明：因为 国家对产能过剩的行业进行融资收取利息，并没有帮助合理化的去产能或者将多余产品出口，尤其是农产品这类，一旦卖不出去就会腐烂，融资来的钱明年继续投入生产，如果市场依旧不好，又要继续借款融资，反而加速小商人的返贫，国家物资损毁率变大。产能过剩的手工业制品也类似，只能低价出售，当连成本都收不回来的时候，只能降低产品质量以还利息。所以旧法党的指责确实有道理。

1. 新法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迅速调整，于是第二年，推行【免行法】，

宋代 县级实际的政治运作交由胥吏进行，胥吏俸禄不来自政府，而从老百姓那里获得，胥吏熟悉官府的运作流程。官吏敛财往往通过胥吏。针对行会收取会费，这些各种商业行会收取的会费是用来聘用胥吏的。但在市场被螺旋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和胥吏往往会层层加码，难为小商人和创业者，加大行役的负担。

于是 新法规定 按各店利润比列出【免行钱】，用来雇佣特定的商人\商行筹措物资和信息，减少胥吏从中作梗，当然此时胥吏的俸禄由国家从税收中负担。如果胥吏有不法的行为，则有河仓法-处罚他们。

河仓法或叫（重禄法）加俸养廉、高薪养廉。从民间收取一定的税收养胥吏，但其实日常生活生产中，仅有一小部分人才会用到胥吏对于官府流程熟悉的能力。其实王安石真是的本意是想从基层提拔一些能快速执行的官僚，这是复古秦汉的方法，宋代士大夫善于写文章，执行能力弱。河仓法试图让两者合流，提高行政管理中的【执行力】所以河仓法也打开了基层胥吏成为官僚的途径，参与政治。王安石也能有一群小迷弟。

青苗法是针对贫农的保护法）-小额低息贷款 纾困，保护并扩大自由农的数量

之前：农民在播种时 时常遇到粮食和种子不足的情况，于是会从地主处借种子，但由于客单利率过高，一旦收成不稳，非常容易导致小农逐渐沦落为佃户，佃户则进一步沦落为农奴；视频前的你或许觉得利率高使人返贫很难想象，那就看一下漂亮国的次贷危机时因还不起放贷，被迫把房子卖掉的人，亏了几年的放贷还依旧欠银行的钱。利率过高，体现的是市场银钱流动性差以及臃肿的【食税阶级】的极度内耗。

变法之后：借苗不需要抵押物，由保甲或地主承担连带责任 （十户选一保，十保选一甲），真要遇到天灾可以推迟补齐。粮价高时农民可以以钱代粮还本付息（增值的部分收2成的增值税），这样增值溢价部分的收益可以落入老百姓的口袋。这样的税收方法放到现在来看都是非常乐于接受的。不过，青苗法的争论在朝堂最大，士大夫官僚阶级本身就是地主，青苗法令他们难放高利贷，而且此法案让农民意识到：官僚士大夫一直在干不正当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是社会的对立面。这样士大夫在民众面前的威信、可信度就降低了。

他们甚至认为，青苗法唤醒了阶级对立的意识。皇帝是国家土地最大的持有者，士大夫一直认为自己在帮助皇帝共治天下，天下太平自己的努力息息相关。变法后，旧法党认为如此一来，士大夫是否还会依然坚定的站在皇帝的身边？开始令神宗动摇。但是如果不打击既得利益得到士大夫阶级，外戚集团和官商，国家利益又会被这些人腐化掏空。最终新法党顶住压力团结一致，彻底打压反对者，接着在次年推行【募役法，进行差役改革】。这是把 公共事业管理推向市场化。

宋代君主治 发达，在财政向上集中的同时，地方民众的负担也加重了。除了租税的征收和保管。差役有的时候要将物资运送到边境或中央，保管的物品若被盗，会让差役赔偿。当差没有可灵活变现的实际利益。远远不如，做官的官户，可以享受各种特权、可以免除差役。

一边科举的功利心之重，一边是差役的劳动之大。所以推动了 【募役法】，其方法是 合并小的州县单位，以减轻小规模农村的人口赋税和劳役负担。将所有州县的差役改为募役（酬劳），政府出钱募集志愿者替代壮劳力承担租税管理和运输等工作。对待本该承担差役的人，按期财力收取 免役钱（豁免钱）。因为缴纳免役钱的人一般都是商人阶层，所以政府也能用这些钱养更多的社会闲散人员，起到了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募役法是这么多法案中，唯一顺时代的，在用资本进行社会分工细化、人尽其用的同时，不但没有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还使得有钱人从义务中解放了出来。

即使这样 募役法仍旧遭旧法党的打击。因为原本被免除差役的官户反而需要按期财产比重缴纳“助役钱”。苏轼写文章口吻较重的评价了募役法有违传统常理，所以被贬至黄湖北黄州（今黄冈一带）；从这一点看，苏轼被贬着实有些重纯属是被划拨到旧法党当典型了，苏轼肯定也知道自己少年成名应该藏锋一些，很不幸的被瞄准了。

王安石变法1069-1085政治变革，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先依靠的手段是复古《周礼》中的天命观，论证英宗一脉继任权的正当性；而后神宗又以唐太宗为目标力图复兴大宋。汉朝之后的改革，都会拿着复古做文章，也是为了在政治上抢得先机，避免成为他人反对的理由。因为皇室祖宗之法对子孙的约束很大，所以要变革必须搬出比祖宗更大的传统礼法典籍《周礼》。变法之初，王安石要先联合儒家教义方面能帮助自己稳定天下学子的人。这个人便是我们之前提到过“横渠四句的张载“。王安石这一行为，在政治学术中呈上启下的作用是，开启了理学 复兴儒学的运动。除了张载，我会稍后会讲到宋代理学创始人中的其他几位。

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变法的开始，王安石邀请张载（理学创始人之一）加入协助，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学生”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 张载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同为范仲淹的学生，张载肯定是了解王安石做事的偏执的。其实他两 分别继承了范仲淹部分政治“遗产”。比如，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中革新的部分，王安石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使命和目标。

变法前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财政方面，既得利集团，官僚集团、大小通吃、腐蚀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宋人去辽、去西夏都可以好好生活，何必在宋地受压迫。

所以，王安石变法从财政、金融层面下手，因为此时这两块最急迫。为了能让改革快速反应，设置了三司条例司的经济改革小组，目的是直接绕开三司和两府，政策直达天子。这样一个应急的组织，其配置的成员，皆为精英。

除了冶炼产业领头，宋朝的文化艺术方面也别具一致；

1. 有甘肃的敦煌石窟、山西的云冈石窟、河南的龙门石窟，4-11世纪联系700年的工程，可与长城媲美；

2. 陶瓷制品，河北保定的定窑、河南禹州的钧窑、河北邯郸的磁州窑、陕西铜川的耀州窑、浙江龙泉的龙泉窑，已是当时五大官窑；北方森林资源的减少也使得南方—景德镇这个地方火了起来成为宋的第六大瓷器产地；这里的山丘走势、木材资源都有利于建造连续的倒窑，因形状像龙—这种形式也被叫做龙窑。

为什么制作陶瓷器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以至于生态都遭受破坏呢？

是因为：陶土在1200-1500摄氏度时候开始成为液体；而火焰的温度仅有800-1200°，煤窑类似高压锅原理，可以通过控制炉内压力变化。但就是需要持续的吸收热量才能保持温度稳定，所以对煤炭的消耗量极大。到明清时期这些官窑质量和产量开始走下坡路；19世纪中叶随着荷兰物理学家 范德瓦尔斯发现的状态方程，确定了温度、体积、分子运动的关系；运用科学，德国和日本在窑炉技术上反超中国，随后陶瓷业也取代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同时，我们小学课本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也在宋朝得到普遍运用，并传到了西方阿拉伯世界。

宋代的民政和财政的决策权 高度集中在士大夫阶层。朝堂上变法的要求迫在眉睫了。在讲述王安石变法之前，我们来看看宋朝的生产力情况，并分析，为何如此领先的宋朝没有发生产业革命，促进社会稳定，反而是犹犹豫豫的在复古和维持现状的道路上反复拉扯、内耗

从五代至宋，频繁的战争也是促进冶炼技术的发展因。炼铁效率和纯度的提高，铁工具种类多，也会促进农业发展。

到北宋中叶11世纪左右  宋铁年产1200万斤（6万吨）铜1500万斤（8万吨）世界之最，英国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初产量也差不多这么多。达到顶峰后，产量停滞再无上升，这反映着开发能力、资源消耗、消费均达到了顶峰。这些迹象从市场端预示着北宋开始衰落；

让我们从技术发展的视角算一下这些铁的分配，分析一下停滞：

1. 商业繁荣，铜币紧缺，所以用铁掺入铜，铁的用量大概有300万斤。

2. 另有300万斤铁的流失，用于浸铜法，生产铜的铁在置换反应消耗掉了。这两项加起来占了铁产量的一半。

3. 农耕用具和武器制造按400万斤算。那么其余也就剩200万斤铁了，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可以找到他们的用处。大部分的用于基建和房屋建设了。我们可以发现能参与机械研究的铁少之又少，铁的售价依旧居高不下。并且是垄断性的产品。

4. 而无法引发生产力变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税和盐价的压力，人无法从劳动力中解放出来，有时间可以思考。这最终把宋朝的发展锁在了技术变迁层面。宋神宗时期开始宋朝迅速衰落。

宋与西夏的战争后，除了发现帝国的兵源和财政出了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危机，那就是银本位对于金本位的流沙现象。北宋的银本位 金融正面领着世界格局变化和长白山一带新崛起的女真带来的挑战。

在西亚黄金流通性高，且金价远高于银价，宋朝这边贵金属流通是铜钱和白银。于是回鹘人做起了贵金属倒卖的生意赚价差，他们以白银买入辽国的黄金，辽国压迫生活在阿什河的女真人处得到黄金。

而后回鹘人将黄金卖到西亚换取货物和白银，以此获得巨额的价差。辽国从回鹘人换到的白银又大量的流向宋。我们来算一笔账，假如你是一名生活在11世纪的回鹘商人，在西亚、欧洲用1金换13银；而后来到中国，在中国是5银换1金；你拿着手里的13银换了2.6个金。作为商人的您往返一趟仅利差的毛利高达160%，这还不算沿途物资的倒卖。

除了丝绸之路外，海上贸易也非常频繁，泉州、广州、宁波（阴州）聚集了阿拉伯、南海诸国的商人、日本商人、带着大量的外资——白银、进入宋朝原本宋对辽是贸易顺差，回鹘为辽带来如此多的外来白银后，宋辽贸易顺差逐步减小，间接推高了宋朝的物价。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国内盐、铁价高涨、通货膨胀影响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东西金银价差这样的高利润也帮助了阿拉伯文华的第二次大传播。《一千零一夜》故事就是在这一时期，整合了世界各地的故事文化见闻。

说到张载，不得不提1057年 宋仁宗 嘉祐二年的 那场科举，

主考官是欧阳修；状元是章衡;

进士及第的人有：苏轼、苏辙兄弟（宰相）、苏轼20岁，苏辙只有18岁；就连仁宗看了这哥两的文章，都高兴地跟皇后说，为宋朝选了两位宰相。

还有刚才提到的 张载 及 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 兄弟； 张载是程氏兄弟的叔叔。

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及其弟弟曾布宋徽宗时期任宰相，

吕惠卿 王安石变法的二号执行人物 任宰相

章惇dun 进士及第时年仅22岁，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章惇又是状元章衡的叔叔。萝卜大根上的章惇比其侄子还小10岁；正式因为章惇年轻，成为后来新法党的中流砥柱。这一届的进士，将在10多年后宋神宗时期的 熙宁变法开始后，上演相爱相杀的党派之争。

当我们讲完那一阶段的历史后，会发现我们喜欢苏轼，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那份读书人本该有的真诚吧。

随着宋代——皇权政治与士大夫阶层共治民政和财政，机会主义在朝廷兴起；传统儒教因为规劝特权阶级而得不到好处图不到利益；于是宋代儒家士大夫阶层渐渐抛弃了政治理想，加入了为皇权提裙共舞的角色成为不劳而获的食税阶层，并为自己歌功颂德，以为天下的太平与他们的努力有关；接下来9个世纪，儒家文臣这种自以为是的毛病到五四运动时期才被深深的批判。宋儒用原本管理权贵的道德观来管理平民社会，走的是与传统政治相悖的方向，是治国概念的扭曲。并没有成为治国理政的底层逻辑。宋明时期的士大夫群体的画像是：喜欢先喊口号把好话说尽，然后再把坏事做绝，最后两手一摊事不关己的伪君子形象。如若不是，徽钦二帝也不会被抓走，崇祯临终前也不会喊出“文臣皆可杀”的愤怒。

而反观，当代的《毛泽东理论思想》，始终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官僚主义的优越感要不得！文臣这种体制内的优越感 正以一种及其平庸的“科举”形式。侵蚀着（宋朝的）社会活力，这对工商业结构的社会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此时的社会状态，从观念上颠覆了一直以来 “非我族类” 的身份认同。 虽然形式上当时的人还各自自称 大辽子民、大宋子民、西夏子民，但是“中国人”这个身份概念在11世纪中叶找到了起源。

从华夏认同到中国认同，说明二元体系均认同文化认同 超越了 血缘、族群这类的认同。至此，历史观念里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日后面临殖民侵略时，可根据文化认同而团结在一起。

通过宋与西夏的战争，宋发现两个重大问题，1.是兵源的战斗力出问题了。宋建立之初的禁军那种势如破竹的劲头没了。2. 战争后勤的补给不足，财政吃紧的很厉害。谁曾想30年前，宋仁宗他爹的时候，宋朝是何等的富庶。我们稍后来讲宋仁宗时期宋朝的财富是如何像流沙一样抓不住流走的。于是。战争一结束，宋仁宗就委任范仲淹根据战争总结复盘找问题，开展了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启了北宋改革的风气，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范仲淹作为文臣更为人所熟知的就是 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和仁人志士的节操。

在范仲淹使命感的影响下，他的学生 张载和王安石 不久也会登上舞台。张载更是喊出了比他老师更铿锵有力的口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初读起来，一是令他人振奋人心，二是令说话人自己有极大的满足。但如果以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听到这样的道德信条，肯定会说：“咦，打住，你这是在歌颂自己还是在神化自己？”。这就是我下面要引出来的，儒家这类激情口号的般往来不绝，体现了 宋代官僚体制下忽视现实社会的政治愿景迷茫。因为口号里看不到制度实现的路径，只是在说正确的却又做不到的话，然后对社会的苦难却只字不提。是不是我们，更明白了《道德经》里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含义了。

如果说宋真宗时期需要解决与契丹辽国的边境关系，那么他儿子宋仁宗时期，则要面临西夏党项的崛起。

在陕北黄河几字弯以南是鄂尔多斯高原，。这里活跃着一支 鲜卑和藏族的融合部落——党项族，党项本来是吐蕃和慕容吐谷浑之间的一个小部落，在唐末被吐蕃压迫，沿黄河向东北方向 分布在河套地区。他们散居在城市、沙漠和绿洲中，人口集中度不高。即便附近有城市，汉人住在城市里，党项人则住在郊外过着半游牧边农耕的生活。

生活在沙漠的党项人是平夏部，平夏的名字来自地名夏州（陕西北部的靖边县），也是西夏名称的起源。平夏部的的一名将军 拓跋思恭 因为参与平定黄巢起义有功，被唐赐国姓改名李思恭。

宋灭了南唐后，党项视宋为唐的敌人，并利用此时的机会团结党项各部并构建了落脱离文化母体的合理性。

从881年李思恭任定难军节度使起至西夏被蒙古所灭的1227年，李氏党项 政权共计346年。

鄂尔多斯自古以来连接着东西交通，商贸枢纽，这条交通路线，从东西横穿内蒙古。凉州更是成为甘肃走廊与开封之间贸易往来和马匹交易的中枢。党项人久居此处，从中获利，得以在短期内积累巨量的财富。

西夏的建国

在宋太宗时期，党项部落首领李继筠yun（死后）与其弟李继捧交接时 党项内乱。宋太宗收编李继捧的人马，并把他们当做抵挡辽国的屏障；这种被当做前线炮灰的态度，令其弟弟李继迁十分不满。之后对宋造反，拓跋李氏对党项世代有恩，所以李继迁反宋的时候，党项各部落一呼百应。他更是迎娶辽国公主成为辽国女婿，获得辽国的政治支持。李继迁占领夏州后（陕北靖边县），兵指灵州（宁夏中部吴忠）。而从中原到灵州要穿过150公里的沙漠和高原，宋军不行，但党项人却灵活自如。因此宋军的物资运输非常困难。李继迁在路上就埋伏站和游击战，像科幻电影《沙丘》场景一般。

1002年灵州落入了李继迁之手；在占据并控制鄂尔多斯地区之后，其势力可以向东延伸吐蕃藏区的西凉。吐蕃因为有青海盐池 也向宋出口盐所以 同 西夏是商业上的敌人。

西夏与辽结好，令辽的南侵更肆无忌惮，于是宋禁止西夏青白盐的输入，西夏的经济陷入困难，各部落挣不到钱，甚至失去了生计，这类部落纷纷加入李继迁的部队。比如，横山山脉附近的横山部（陕西绵延至甘肃北部的山脉）。这样整个河套地区成为西夏安全的牧场。1003年李继迁建立夏国，也正是这一年，他的孙子李元昊出生。

西番吐蕃与宋进行贸易与宋为同盟，所以李继迁要东扩之前，必须先稳定西边的后院。在同西凉的战斗中，李继迁被流失射中而亡。若他要知道刚满一岁的孙子，能带领党项在宋辽吐蕃的夹缝中，建立强大一时的西夏，想必他一定会欣慰的。

宋朝主要的税收来自土地税和商品消费税 土地税依旧延续唐的两税法，夏征绢，秋征米。

这种税法有2个特点：

1将所有杂税项包含在两税之内，此外对农民不收任何税项。

2两税以货币的形式征收——这说明宋代城市化、金融化的程度相当高。大家请注意，我用到的两个词，因为城市化是金融化的先决条件。这种知识体系的跨学科性和连续性 是东方大学教育里很少教到的。在我的历史视频里，我常常讲到城市发展的理论，也是为了引出金融的起源。

宋朝，在非城市区域，往往是以物代钱的做法，会将折损率算进去多收一些。这就使得 宋朝的非城市居民压力很大，折换的过程中滋生了腐败和胥吏的偏袒（秦朝统一度量衡终究还是逃不过胥吏人性里的恶和懒）。这也迫使很多农民开始进入城市、学手艺从商从匠，比如，陶瓷，刺绣饰品、印刷、餐饮、旅店等行业从业者增多。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1， 非城市居民的自由农因为税务压力、买盐的压力，会直接把自己的土地卖掉成为佃户，其中更是有一大部分成为负债者，迫使他们去城市里成为手工商业的从业者。

2， 对土地也贪恋且的士大夫阶层，会借着自由农反贫时，想尽办法并购土地，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上述过程中，导致政治上为官的士大夫阶层成为即有权又有钱的特权食税阶级。财富向上聚拢的过程中绝大多数被用来消耗，税收无法通过福利的过程返回到农村建设或城市手工业者手中。这引起 农村土地-城市商业-食税阶层间的矛盾闭环 没有解决。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压力总有承压饱和的时候，那么需要的变革就迫在眉睫了，这便是之后“王安石变法”有迹可循的成因之一。

在签订了澶渊之盟后，宋朝建立之初的5个矛盾逐一被化解。虽暂无大的远虑，宋真宗也是有所要面对的近忧的，那就是“对澶渊之盟”在后世会被如何被定义？宋真宗这种疑虑的心理被来自南方（前南唐）的官僚王钦若拿捏了，于是试探性的挑开了这种焦虑，并为该焦虑提供了一套“皇帝新衣”般的营销解决方案。《皇帝的新衣》虽然是来自丹麦的童话，但适用于有 权利势差的组织。促成皇帝新衣这种现象，一是需要导演，二是舆论理由，三是配合的演员。那个小孩子就是不愿意配合的小孩子。

王钦若便利用民间断章取义的闲言碎语，造势打造“城下之盟是可耻的”，而后再提出【泰山封禅】以证明真宗的文治武功，毕竟历史上一共才6个皇帝封禅过。【封禅】封禅这种登峰造极的事情，也是需要条件的。1.统一国土是基本（标准是中原嵩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西岳华山，东岳泰山）2.有天降祥瑞之照。3。天下太平安定，没有战乱。4.皇帝需要自己身体健康，穿着那一套几十斤的行头徒步登顶泰山。这种“政治秀“往往伴随着，大赦天下，赏赐沿途百姓、提拔官员、税负减免、举国大兴土木，花销着实太大，够一百年的宋辽岁币了。

下面，我们来像建筑中搭积木似的，反向拆解 宋朝的组织机构下，士大夫是如何同皇权互动的。希望能对未来考公的同学有所帮助。

唐朝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三省是指中书省（起草-代表皇权意志）、尚书省（执行-代表官僚系统存在意义）、门下省（审议复议-代表氏族利益），这样设置，也是为了皇权不直接干涉审议和执行；这样设置有一个难解之处，三省分权，势必造成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三省中如果任何两个部门串通，都可以左右一项政策的可否。

为应对私下串通的情况，唐（宋）均是多宰相制，大多时候尙书省的老大尚书书令是主宰相一般是正二品。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也为宰相——是正三品。唐朝天子只同宰相商议国事，不从其他任何政府部门听取政治意见。皇帝与宰相联系的机构只有一个，就是中书省。唐中晚期，承天子命令的中书省权利增长，代表氏族势力掣肘天子的门下省权利有所弱化，门下省逐渐被中书省吸收，中书省的长官成为宰相，这样为防止宰相专权，又在【中书门下省】增设置多名宰相——也就是 我们听过的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 同平章事）。与宰相权限相同但官衔较低。

到了晚唐时期皇权羸lei弱，官僚集团为了提高办事效率私下串通，主宰相的权力加强。于是 皇权为破此局只能用太监，监视确保三省没有猫腻。所以在晚唐时期，宦官的权利十分大。比如白居易笔下的“黄衣使者白衫儿”，你知道是出自他的哪一首诗吗？

宋代，在组织上，也是 多宰相制度（不过官职叫：参知政事 、 同平章事），共同管理三省和六部；属于军事的枢密院仅服从于皇帝；最高的军事机构 枢密院 掌握用兵之权与行政政事堂进行有力的对抗 枢密院与政事堂并称两府。

宋代独裁政治因为执行成本高的发展特色，致使财政部门成为最重要的部门。而我们前面提过，宋朝是皇帝独占军权，将民政和财政权与士大夫共享的王朝——士大夫成为官僚制度坚定的拥护者和支撑着，于是，宋代开始儒家开始宗教化，捍卫儒家的士大夫阶级，成为了与皇权共生的寄主。

同 枢密院和政事堂同级别的是三司：主管 财政（财政、民生、国资委）（户部，度支盐铁）；礼院（典礼），审刑院（司法）等检察机关。三司的工作小组直属于天子并向其汇报政情； 至此宋真宗时期，皇权的自豪感会令文治武功秦皇汉武、隋炀唐宗都羡慕的。

虽然博弈论的理论基础要到1000年后才问世。所以宋朝乃至明朝时朝廷的文官们对【澶渊之盟】是否是“耻辱”的城下发生了非常激烈的讨论。这种争论是因为文官政治动机里优越的道德观。但若是用现代博弈论均衡策略来分析，【澶渊之盟】里双方没有一方所获最大，也没有一方亏失去最多；双方都达成了各自条件下理性的获利均衡状态，并且是非零和博弈的均衡。对于当时的局内人和社会来说，【澶渊之盟】对双方都是最优的。

景德元年，宋真宗1004  34岁 辽圣宗37岁，辽闪电战，在黄河边澶州饮马。寇准力劝天天子亲征，宋真宗也是怕啊。但寇准的性格直，其实一开始就是奔着谈判去的。我们现代人不要受电视剧和明清历史对宋的窝囊的刻画。有宋一带的文明，是明清时期不敢想象的。这种谈判是典型的博弈论，一般开国前三代的领导人，是不惧怕打仗的。经济交换价值超越政治

谈判前双方背景：

辽：以武力保证宋对辽的基础物资供应，

宋：以最小代价停战，退军

此时华夏中原与北方草原并存的时间、融合，已经发生不起观念的战争了。就是小范围的不断摩擦和试探，谁也没有能力一举吃掉对方。只是如果陷入纠缠，对集权性质的组织产生伤害，祸起萧墙。无法构成更替王朝的战争，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习惯习俗，并且已经在文明层面发生过融合共存。

您好，我是秦宇熙！欢迎来到我的历史课，这一章我们进入北宋重要的时刻——宋真宗时期的澶渊之盟。我们在契丹-辽国崛起的过程的那一讲提到过，【澶渊之盟】是千年来 非常经典的博弈均衡。虽然：博弈论的理论基础要到1000年后才问世。

【澶渊之盟】里双方没有一方所获最大，也没有一方亏失去最多；双方都达成了各自条件下理性的获利均衡状态，并且是非零和博弈的均衡。对于当时的局内人和社会来说，【澶渊之盟】对双方都是最优的策略。

从太祖后期开始，展开谈判前双方都已经接连25年的拉锯战了，其中大型战役就15次，一边是契丹抢红了眼，一边是宋朝杀红了眼。而双方国自己内也不消停， 辽国那边内部争权夺利的消耗，皇权不稳；宋朝也在这边忙着教化、安抚收编后的10国，需要大量的撒银子搞建设，甚至对于南下收编大理国也显出了有心无力。

而能让开战几十年， 地缘关系 几乎恶化到 都快成为世仇的双方，冷静下来和谈，这和谈的筹码便是经济账，而这笔可以摊开算清楚账的载体就是双边的贸易市场——【榷场】。

【士大夫阶层的两面性】士大夫确为社会重构过程中的 中原带来了稳定的力量。但士大夫阶层的优越感也是因为能从社会中获得实际的利益，比如

官吏家庭称为官户，免除赋税，不用承担地方劳役，在司法审判中可以缴纳佣金保释赎刑；官僚阶层隐形的利益更是巨大，为官三年，可保子孙不为生活担忧。

先秦时期【士农工商】的定义开始变了味了，我们梳理一下末商思想是如何被利用的：

首先，《管子》中记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文中虽然将商放在最后，但不是抑商，而是强调社会职业分工并重，律法应各保其安的意思，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其次，《春秋》对士农工商的定义也作了解释：“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谷曰农，三曰巧心劳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财粥货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后财用足”。

但是到了唐代，《唐令·户令》中也有对士农工商的解释发生了变化：“诸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巧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在没有反抗下，全社会默认 【士农工商】这是尊卑排序，，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的思想”。

到了宋朝，官商的界限已经不明显了。范仲淹投机过小麦、苏轼在返回四川时也贩卖过私盐。

官僚这种人为设置的稀缺资源的分配，是违背自然道德新陈代谢规律的，越老就容易越坏。 这些官僚一上任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官僚新陈代谢的缓慢挤压了年轻官员的空间。到了真宗时期，进士考生越来越多，当后生们不知如何表达这种不满的时候，老江湖们开始通过自己的能力给有关系的门生发放捷径卡，门生捷径的形成，为党争埋下了危机。

北宋的经济在当时世界上都是一枝独秀，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澶渊之盟之前，宋帝国是凭借什么样的制度如此富庶的。

1.【租佃制的商业社会】

唐朝庄园私有制经济下养了很多农奴。唐末五代时，因为盐价的飞增，高到地主家有粮却承受不起盐的消耗。农奴不吃盐便没力气干活，吃了盐成本又高，所以地主主动将农奴解放成为佃户，调动他们为自己努力的积极性，这是最早版本的【激活个体】。

这变相了刺激了劳动产出、扩大了消费、充实了税收、细分了社会。所以宋朝开局的优势是释放小农经济模型的商业社会。内需被拉动，税收高了，盐价自然就降了下来。产能提升同时会催动铁制工具的研发和制造。社会秩序逐渐灰度，渐渐进入良性循环。

佃户在法律上是自由民，但经济能力上仍较弱，需要地主帮助。但是到了南宋时期，许多佃户通过劳动也晋升为小地主。形成了地主生产阶级和商人阶级，他们成为社会的中坚产力量。从后周到宋朝为商人阶级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2.【银本位的商业制度】

唐末至五代的战争背景，大量的基建、防御工程、军备的扩张，促使物流及沿途的物资商贸；政客、战争贩子互相保护。与发国难财的贵族不同对于小商人阶级来说，更希望国家统一平稳，货币关税都方便的多。五代时期，因为各国的资源匮乏不一货币使用的金属不一致，导致铅铁铜的兑换中 劣质掺料。这种现象，促使另一种金属成为新的交易货币——白银。白银作为货币功能发源于波斯，南北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和海路 传入中国西北和岭南地区（两广、湖南、江西），五代十国随着战争，白银因其价高值，质地软，不易掺假且方便运输，源源不断的由大陆和海陆流向宋朝，宋朝从国家到民间资本积累非常快，资产积累 会促进技术发展——社会细分——产品质量提升——大量因为战争失田者反而转型成为制造工人，手艺人；消化了五代留下的盗贼，流浪者。社会福利也增多——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新文化 新风气产生——新型的贵族——他们就是具有优越感的士大夫阶层。从宋朝文官操纵财政经济来控制政治、管理武将的现象就可以明白这种优越感。

上面这个路劲就是宋朝新文化运动给民众带来精神的独立。白银的流通并不意味着铜钱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使宋朝发展时期形成了【银本位】的金融护城河。国与国的交易用白银计算，民间生活仍旧使用铜钱。比如：即便在之后澶渊之盟岁币的赔偿，那也只是在国家层面做白银的输出，变相了为国与国的贸易市场提供了金融流通工具与交易标准。直到宋辽后期，黄金以白银的价差逐渐打破了宋的金融优势，并直接影响到女真的崛起。我们将在后面澶渊之盟讲解。

您好，我是秦宇熙。欢迎来到我的历史课。这次我带着背后这幅历史图表来分享学习方法。在这幅纵横交错，串联起世界7000余年的历史图表里，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的文明在互相碰撞、融合中，一同推动着事件的发展。这张图表光是制作就花了我4年时间，期间更是多次优化-调整内容架构。对图表感兴趣的伙伴，可以观看我置顶视频里的相关介绍。

至今我所讲述的70多期历史视频，每期大约5分钟左右，所涉及的知识密度和深度 是从多角度对比 探寻 事件的起源、成因还有逃不开的人性。这便是一套系统性的思维。简单的说，这也是【会提问题的能力】，而会提问题则是自我突破的关键。

我始终相信系统的思考能力，是需要经过日积月累的刻意训练才能得来的。小时候这方面的训练，将我从新疆带入了哈佛大学；而后 在哈佛学习的几年，我这种明辨的思维能力更是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您好，我是秦宇熙，欢迎来到我书房的一角。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身后的这座石碑模型——罗塞塔石碑，这座黑色玄武岩石碑的长这样，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之所以把它摆在书房是因为它是解开人类文明的密钥。

由于在历史上受希腊化的影响和罗马帝国的统治后 埃及文明在公元3世纪开始没落，之后的千余年间已经没有人可以解读 埃及那些如同神谕 一般的象形文字了。

这块石碑自从1799年（清朝嘉庆4年）出土，上面刻有三种文字：除了其中的古希腊文是可以被解读的，另外两种文字虽然知道是埃及文字，却已经不知其含义了。

终于在1831年，法国大革命刚结束不久之后，一名法国的年轻学者 商博良 依据罗塞塔石碑整理出埃及文字的对照表。石碑上的另外两种文字 分别是 埃及祭司阶级使用的圣书体，和平民使用的世俗体。这三种文字同时记录的是公元前196年 托勒密五世 登基时的情况。

通过罗塞塔所得到文字的“密钥”，将埃及可考的信史向前推进了3000年至新石器时代。讲到这里 您是否更有兴趣去回顾一下 我历史课程里 讲 辽国- 契丹文字那一期的视频呢？

罗塞塔石碑，在区块链技术领域更像是 精神支柱伴的存在。如果我们能从历史里学到文明的意义，也就意味着站在了规律的一边。这样，我们离智慧和财富也能跟近一步。

契丹一方阻力和霸凌周边的成本不断加大时，内部渐渐分为两派；激进扩展派同草原守旧派发生了冲突；其内部提出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南下究竟是为了什么“？巡游草原，获得各部落认同，已经消耗了辽国皇室太多精力，更何况管理一个不认可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其成本更是无法估计。而激进派的扩张也只是为了转移矛盾，获取更多可分的利益而已。

讲到这里我们梳理一下，后周在辽内斗（辽世宗、辽穆宗）时发展，宋在辽穆宗时期 聊内斗最乱的时候建国。宋和辽都有着渴望稳定和求发展的共同诉求。这是澶渊之盟的大社会背景。讲完辽国一边，我们来看看宋国是如何开展构建稳定和谐发展的社会的。

宋太宗即位后，国家百废待兴，于是加大了科举 中进士的人数，在收买知识分子的同时也趁机换一批自己恩科的新鲜血液。残破社会的修复需要平衡精神建设与躁动冲动，关于生老病死的关怀只能交给佛教寺庙和道观，与后周世宗【灭佛像】不同，宋太宗主动向佛教徒示好，财政有盈余后修建佛像稳定人内心的不安和躁动。太祖和太宗的平稳交接，不但给五代的地狱模式踩下了刹车，而且给社会注入了宽松的活力。为两宋三百年的基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辽太祖之后的 辽太宗 耶律德光927-947在位20年，在执政期间于936帮助石敬瑭灭后唐；从石敬瑭的后晋手中得到燕云十六州；河北和山西丰富和煤炭及矿产。得到燕云十六州的契丹好比得到了前线的武器库和后勤通道。938年 改革辽朝管制，划分为南北二院 实行胡汉分治理，契丹贵族除了本民族文字还要学习汉字。946年 灭后晋不久去世，仅有46岁。这两位皇帝为辽国国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大公司”的诅咒，一旦强大后，都不免会因争权夺利发生内斗。

到了辽世宗，耶律阮时 他仅在位4年 33岁时巡游领地时遇刺去世。之后辽国政治活动严重干扰。 我们来介绍一下草原上的统治方式，我出生在新疆听着爷爷辈们讲草原上的故事张大，古时候草原的大罕每年春夏需要巡视各领地的部落酋长，团结各部落以及赏赐物资、统计来年用度。同样各大部落的首领也要寻访每个小部落；所以在外出时住在军帐中，很容易遇刺。这种尚武的新陈代谢在欧亚草原上一致的相同，这是汉文化里很少接触到的。

遇刺后，辽世宗的弟弟 辽穆宗， 耶律璟继位  951-969在位18年，39岁世又被侍从刺杀，辽国内部宗室争利恶化，辽穆宗的母亲靖安皇后萧氏开始进入政治视野；中原这边，正是后周蒸蒸日上的时候，周世宗柴荣更是：不想错过这个契丹内斗的好时机，于是将南征南唐的事情在暂且搁置，有意借机北伐，其实这也从侧面反映，在后周的眼里，攻打南唐反而会引起南唐生死存亡的反击，后周担心会因此消耗过大。还不如，将矛头转向和自己有国仇家恨的契丹一方更有利。策略是对的。但是周世宗却在北伐的途中病倒去世了，后周也陷入了内部斗争。于是，时代便给赵匡胤铺垫了机会。

与回鹘部落交好的契丹就是这样一只部落。从历史脉络和地理发源层面将他们定为鲜卑系契丹，在北魏时依附于同属于鲜卑系的柔然；唐朝时依附于突厥；安史之乱之前后 突厥罕国被回鹘所灭，契丹又依附于回鹘；对于契丹部落来说，他们的觉醒来自长时间受压迫和屈辱的经历，所以当柔然、突厥、回纥先后在与农耕文明的消耗战中变弱时。契丹民族尚武的基因开始觉醒。

历史上有200余年的时间，契丹统治者征服过的土地，从蒙古高原到中亚低地草原。人类的历史事实从来没有断点，欧亚大陆上草原和沙漠部落的融合从未间断，草原部落向西扩张的同时也会不自觉的带着华夏的文化和制品向西传播，同时也会带来西方阿拉伯世界、罗马世界的物品和故事。辽国与宋国均是这段华夏历史的共同书写者。

由于我们熟悉的宋朝历史从960年宋太祖建国开始，经过宋太宗21年执政的巩固—至他儿子宋真宗接手的997年，再到宋真宗与辽签订澶渊之盟的1004年。宋朝已经建立44年了。经历过五代乱世的人此时也是垂暮之年。那一代人心中的恐惧随着新生代的长大，而逐渐被社会所淡忘。而在我所讲述的历史故事里，辽国比宋国建立早50多年，辽国不但是五代时期历史的参与者，而且是那股决定五代更替的力量。所以接下来我将用 宋辽的澶渊之盟为枢纽点，主要介绍澶渊之盟以前辽国的发展脉络，以便从事件的多面性 层面来理解该事件。因为【澶渊之盟】是千年来 非常经典的博弈均衡。

        民族在觉醒和强大后，一定会发展自己的文字便于传承。 回纥的觉醒离不开往来于波斯和中亚的 属于雅利安系的粟特人，粟特人拥有文字可以回溯到发源于两河流域的阿拉米语的字母音素文字，公元6世纪，突厥部落先于回纥同粟特发生接触。所以突厥、回鹘的文字则由粟特文字演化而来。我们一会要讲到的契丹、女真文字都有回鹘的文字发展而来。而蒙古文字的1.0版本也是是依据回鹘文字演变，之后又加入藏文演变。

        借此机会我来快速的串讲一下西方文字的发源。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文化发现的楔形文字；公元前1500年称霸地中海的腓尼基人结合楔形文字创造了22个字母的音素文字；而不久之后的几年，摩西将用自己祭司的身份带领犹太民众觉醒出埃及；腓尼基的字母文字向东影响波斯使其诞生了阿拉米文，向西更是影响诞生了希腊文；同样在公元前7世纪，拉丁文由希腊-腓尼基文创造而来；而我们先进的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 都是由这种字母-音素文字发展而来。同样是考古发现，公元前7世纪印度的婆罗米文也是基于腓尼基文的整理诞生而来；

同学们有机会可以去回顾一下视频39期《隋唐之前游牧部族的更替》，我们讲了5世纪之前匈奴系、鲜卑系、突厥系等的发展。这一次我们讲述 契丹和回纥。

契丹部落的发祥可追溯至大兴安岭的西拉木伦河 和 老哈河一带（加图）， 南北魏时期，还是弱小部落的契丹各首领，依附于当时强大的柔然。我们熟知的《木兰辞》的背景大致就是北魏鲜卑与柔然鲜卑征战时期。之后柔然各部被拓跋鲜卑压制，衰落。

至于回纥这边就要引入突厥系各部，突厥部落兴起于西边阿尔泰山地区的，公元546年突厥统一铁勒诸部，建立突厥汗国。铁勒各部分布在东至大兴安岭西到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贝加尔湖以南至天山山脉之间）。回纥曾经是铁勒诸部的一支，所以回纥曾经也是突厥汗国的臣属。铁勒在历史上册也被叫做 狄历、丁零、敕勒、高车；而回纥部逐渐壮大 大约发生在安史之乱前，平息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他手下有一名骁勇的名将仆固怀恩，他便来自铁勒部落，仆固怀恩推动了回纥借兵给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回鹘凭恃平定安史之乱之功，将大量不堪重用的劣马以高价售卖给唐，经济在这一时期也是突飞猛进。建立回纥汗国，完成回纥部落的精神独立。在其壮大的过程吞并、容纳了许多其他部落，所以逐步被称为回鹘。原铁勒各部中愿意保持中立的部落渐渐溶于契丹，成为后来连接契丹和回鹘的桥梁。大家一定对《敕勒歌》不陌生：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描写的就是敕勒—回鹘—契丹他们共同生活的地方。

宋太祖赵匡胤，同周世宗一样生活质朴，英雄气概，心怀天下。在位17年，稳稳的守护住了果实，成功的化解了藩镇、军权的危机。至此这已经是继五代后最长的一个政权了。

当太祖驾崩时，黑暗的五代政治惯性的“继业危机”-亲儿子没实力守不住的事情；是太祖朝这一代的决策者不可避免需要面对的，否则胜利的果实将功亏一篑。所以在赵匡胤母亲的做主下，皇位由其弟弟赵光义继承，待果实稳固之时，再由宋太宗赵光义还回哥哥一脉。这就是历史上的”金匮之盟“。

宋太宗赵光义当年即位976年，。因为一般上一任去世后，都会跨年后即位。而宋太宗在两个月后就即位，也是怕夜长梦多。这也为后世对他和太祖“烛影斧声”的故事添加了神秘的猜测。从这个即位时间差就已经可以看出朝堂是有潜在的危机的。如何在社会的动乱中，让民众情绪和社会秩序 回归稳定。当传统和传承在面对新观念新秩序的时候，上层阶级是惶恐的。新兴权贵又如何得到被保护的承诺，这就是留给宋太宗的任务——解决“社会结构”。

宋朝在建立之初需要解决以下几种矛盾，才会避免复制五代的局面：

1、藩镇危机；2、继业危机； 3、社会结构重构的危机； 4、同化败者； 5、日益觉醒的边地民族与观念融合的矛盾；

“杯酒释兵权”虽然在历史上是轻描淡写的事件，但确实将 自安史之乱以来250年来藩镇军阀的政治惯性停了下来，掣肘皇权的节度使，在此次事件后解体，宋朝历史上很少发生军队会威胁到政治稳定的事件，岳飞那次情况过于复杂除外。

“杯酒释兵权”体现了宋太祖干净利落的一场阳谋。没有折腾老百姓，对权利中枢也无内耗。解除了藩镇危机后，接下来宋太祖赵匡胤，撤销了殿前都点检—禁军总司令的职位；设立参谋机构枢密院，掌握统帅之权；将中央禁军分解为三个衙门 殿前司 侍卫马司 侍卫步军司 这三个衙门虽然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却没有统帅三军之权，如果没有枢密院颁布的命令三衙一兵一卒不可调动； 而天子则是 兼具 指挥权、统帅三军权、指挥三军之权；天子的军事权利 登峰造极。天子于官僚间的权利差距变大，没有再出现东汉、魏晋、隋唐时期权臣、军事强人侵犯天子权威的事件；至于民政和财政的管理，则是皇帝与士大夫阶层一起分享治理权。从这种角度看，宋朝又是史无前例的将皇权中的财权分享出来的王朝。这部分被分享出来的流动资金，足以促进社会分工的细化，服务业的兴盛以及满足人民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这大概也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江湖】，是从有宋一代开始的社会原因。

后周渐渐强大的同时，开始挤压南唐的空间，南唐不断割地献银，从形式上已经开始认同后周的正统。周世宗在占领了淮南盐场后财政充盈，南北的均衡被打破，中原出现绝对优势，楚、荆南亡于后周，后蜀和南唐的联络被切断。中原社会开始稳定，统一之势有目共睹。

正直壮年的周世宗便转向征讨北方的契丹。在不断磨练中，后周的军队战斗力，布阵经验，地勤、后勤、战术 体系化的能力，在一场场战斗中不断完善。

后周的军队，夺回了燕云十六中最南边的 莫州（河北任丘）、瀛洲（河北河间）。很可惜在继续北进时，常年征战和压力下，世宗病倒了。一般这种精力旺盛的人，不病则以，一旦病倒，则是免疫系统扛不住了，油尽灯枯的趋势。

959年年仅39岁的周世宗崩于国都开封；继承周世宗的是其年仅7岁的太子恭帝；皇帝尚小，背后出主意的肯定是外戚家族和宗室。贯穿整个五代， 外戚和宗室也都是新进阶级，深耕的程度不足以渗透到 军政、财政、民政各方面。所以，这群人不管能力如何，都会干掉掌握军队的人，换成便于自己操控的人。

此时，任后周禁军 殿前度点检（禁军总司令）的是赵匡胤。新皇帝背后的势力有意 让赵匡胤领兵出征契丹，然后通过后勤和朝中拉扯，拿捏、暗算、逼其就范。受命的赵匡胤不愿主动出击契丹，本想 休养士兵 熬过这段 政治过度期。其身边将领都明白，即便出征胜利了，分配的功劳也不一定会落到自己身上。没准反而会因功劳招致嫉妒和算计。

赵匡胤及其军队在不安的气氛下出征契丹。夜宿于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站。之后，便有了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黄袍加身的实操落实之人，肯定有其弟弟赵匡义的参与和授权。否则将军们也没底气。960年2月—正月初四，宋太祖赵匡胤接受后周天子的禅让称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禅让，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杯酒释兵权、宋王朝建立的故事了

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五代时期，皇位是很难传给自己儿子的，即使传位还要考虑，他是否能接住？否则 主少或者实力不足，难以压制住内部一起打天下的义子；这就是五代皇权的第一个困境——继业危机。皇权的第二个困境是——军队归属危机；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两个困境对宋代的政治影响。

942年，石敬瑭去世后，强硬派武将 景延广支持石敬瑭侄子齐王登基，试图复兴中原武力王朝的独立，却不敌契丹。于946年，辽太宗第三次南侵时灭后晋，后晋朝廷被掳北方，华北地区治安失控，盗贼横行，整个华北平原 氓道化。华夏千年的血缘-门阀贵族社会结构至此瓦解，氏族庄园的小农经济也随之失去了修复能力——另一边，契丹开始驻留开封，思考着如何统治管理华北地区。

五代第四个出场的就是取代后晋的后汉，947年，后晋石敬瑭时期的晋阳节度使，沙陀人 汉姓的刘知远，在后晋陷落后接过接力棒，建立后汉。他曾深得石敬瑭的信任，并力劝 石敬瑭不要向契丹求助，否则内外不稳，腹背受敌。不知道石敬瑭在晚年有没有后悔，但在一个相互中伤、内耗的组织里，他也只能寻求外力的帮助。

刘知远的发家是靠从鲜卑吐谷浑的酋长手中没收了巨大的财富；因为五代时期，吐谷浑和西夏靠着劫路丝绸之路的贸易起家，后期通过盐铁绢这类战略物资贸易中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我们将在讲述西夏崛起的部分介绍。

刘知远还算是五代里有点人性的，做人做事有规矩对属下也公平，乱世里也被民众信任。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刘知远去世，幼年的儿子即位，当其稍大一些试图收回权利时，太监+大臣勾结 改朝换代，天子隐帝被杀；951年，将军郭威被拥戴即位，这就是五代第五个登场的零时政权，后周。

朱温灭唐后，李克用不承认其政权，于是举起复仇大旗，与朱温争夺战略要地——扬州， 作为隋唐大运河和长江的交叉点，这里是物资和淮盐的集散地。朱温用政治手段把李克用排挤在帝国边陲。李存勖继承了李克用的势力继续 与 后梁争雄，沙陀李氏对李唐宗室一直是怀有一份感恩之情的。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后渴望恢复唐时期文明与秩序，所以立国号后唐。后唐立都长安，远离经济中心洛阳，后来战略中心迁移至洛阳附近的潼关。李存勖守旧复方、定都洛阳其实是逆时代潮流的，因为政治中心是各势力必争之地，首都缺乏战略纵深，后唐的武力不足以压制各方。再加之军队时不时的欠响，对内部的义子们很难一碗水端平。不久，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926年登基。仅7年后李嗣源的儿子李从厚即位，5个月后又被李嗣源得养子，驻守宝鸡凤翔的李从珂篡位。李嗣源有一个女婿叫石敬瑭，也是沙陀人，是负责防卫契丹的晋阳节度使。

年轻时因争功 与 养子李从珂不和。李从珂登基后，打压石敬瑭，936年李从珂调任其为 天平节度使。天平在今天的山东泰安西部。该地处于华北平原与淮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多股节度使势力的交汇地区。这种调任明显的就是要先剥夺石敬瑭的兵权，之后杀之。这也彻底将其逼上投靠契丹人的绝路。石敬瑭太了解后唐内部各义子间的矛盾，加之契丹为其提供军队，936年石敬瑭攻入后唐，杀李从珂，后唐灭亡。石敬瑭建立了五代时期第三个临时政权，后晋——他便是后晋高祖。其实后唐灭亡的过程同后梁很像，由于义子的反目，被后晋篡国；

随后，幽云十六州从藩镇手中划归到契丹政权版图。幽云十六州中的河北、山西这些地方，自古多产煤铁，对契丹的兴起有极大的作用。割让这些土地的遗患将一直伴随着整个宋朝300年，300年的时间，可以深深影响一个民族的商业、政治、管理、道德、观念的行为惯性。

从唐末开始的政治惯性是：朝堂内部更是分派斗争，不择手段，寡廉鲜耻。朝堂之外藩镇跋扈，割据独立。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 强盗素养的跳梁小丑挑起了蹂躏民众的主角。社会陷落水深火热中，如同修罗地狱。华夏历史进入了武力为尚的混乱状态—五代十国。五代和十国时期，指的是中原的五个交替政权，以及这一时期同存的周边的十多个无心逐鹿的小割据政权。

五代从907-960，虽然仅有短暂的53年，但这53年，在文明层面足够拉低社会道德底线，足够触目惊心，足够影响3代人。从而引发社会重构。五代的历史 并不是讲述宋辽历史的主要部分，但讲清楚此时的社会背景是为了铺陈当时的政治逻辑和惯性，以表达宋在建国之初，政治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的艰巨。下面我们来一一介绍五代。

首先，第一个出场的是后梁的朱温在称帝以前他叫朱全忠，他早年追随黄巢征战 广州，黄巢建立大齐后的882年，朱温被唐僖宗招安任命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在中原地区同李克用镇压黄巢，黄巢死后朱温收编黄巢旧部；在汴州发展实力逐渐壮大的朱温，904年弑杀唐昭宗，改立唐哀帝，同时诛杀了不少朝廷老人，氏族政治已到穷途末路。907年4月，朱温一不做二不休废除唐哀帝，建立后梁并得到了传国玉玺；过去30年间， 朱温背叛黄巢、屠过城，吃过人、杀过皇帝、篡过位，浑身的道德污点，称帝后一时间成了所有强人的敌人。这就注定 后梁 是个短命王朝；李唐王朝曾经赐姓的军事强人，此时纷纷举起复仇的旗帜兵临后梁。诸如下一个要讲到的建立 后唐的沙陀人李存勖，923灭了后梁；李存勖获得胜利灭后梁的原因很多，不过首要的原因是后梁的内讧。（军阀因为自己强大时，自己的儿子还小，深知自己的儿子驾驭不了流氓，所以会认下很多家境出身不好的义子，指望他们因感恩而对自己言听计从，这种因着利益和预期而构建的父子关系，非常容易因利益撕破关系，后梁就是这样。养子之间发生了内讧，亲生儿子长大时又同义子门互相厮杀，后梁从内部开始瓦解。

862年，唐僖宗即位的当年，山东、河南大旱，这导致这两个私盐贩子王仙芝、黄巢聚众叛乱。（黄巢是山东菏泽曹州人，王仙芝是山东菏泽濮州人。菏泽位于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处连接华北平原与淮北平原、横纵漕运发达。在古代孔孟之乡的人爱当官又爱暴乱，说明阶级分化及其明显，民众公平意识觉醒较早。黄巢起义时 “均平”思想的号召力，便是这种公平意识觉醒的表现。

在各军阀体系的幕僚中，不缺黄巢这类因读书而人格觉醒的落榜书生，他们骨子里积压着对氏族门阀的厌恶，于是有模学样的在割据领地内清理遗留的门阀氏族，这导致近千年形成的贵族社会的没落。黄巢起义不仅是反唐的一个象征，更是阶层自觉的表现。之后商帮、江湖的涌现，也使得商人在唐朝之后有了地位，我们熟知的商帮：山西的晋商，安徽 新安(徽州)的徽商，发展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末及五代。他们依靠着，铁、煤、明矾-制纸，皮革，染色，入药的必需）盐，绢等战略物资成为中国历史上决定历史走向的商贸阶层。这也就是为什么金庸的小说所谓的江湖是从有宋一朝开始的社会原因。

您好，我是秦宇熙，欢迎来到我的历史课。这一讲，我们开始进入宋辽金 多民族觉醒并共存的时代，而 华夏文明进入又一次的多方强势大融合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在讲述多元政权共存的华夏文明时，我会尽可能的避免史书里的立场观，从多元的社会、经济、欧亚金融、宗教、技术、文化传播及军事演变来讲述这一时期的历史。

在草原民族完成觉醒之前，隋唐这种统一的多元帝国，在国家安定时，阶层稳定甚至是阶层固化，并无对错反而一定程度上滋养个体的幸福，上层可以专心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和法治建设。而如果趴在糖果上享受这份制度带来的优越感，甚至为了维护阶级权利，令制度妥协甚至倒退的时候。黄巢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

百年前的安史之乱之时，税制紊乱直接导致财政的匮乏，流民增多。国家牢牢控制盐的专卖，盐成了财政的主要来源，更甚至是为了满足财政需要 官府提高盐价，比安史之乱之前以高出数十倍的价钱。面对如此大利益的引诱，私盐贩子铤而走险。私盐贩子，有着稳固而严密的地下组织。

甚至不堪重苦的农民源源不断加入盐贩子集团。862年，唐僖宗即位的当年，山东、河南大旱，这导致这两个私盐贩子王仙芝、黄巢聚众叛乱。（黄巢是山东菏泽曹州人，王仙芝是山东菏泽濮州人。菏泽位于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处连接华北平原与淮北平原、横纵漕运发达。在古代孔孟之乡的人爱当官又爱暴乱，说明阶级分化及其明显，民众公平意识觉醒较早。黄巢起义时 “均平”思想的号召力，便是这种公平意识觉醒的表现。

黄巢的故事性强，他这一生扮演了太多的角色：书生、商人、帮派大哥、将军、帝王。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专门做一期关于黄巢的视频。作为落榜书生后所写的《不第后赋菊》，便更可以理解他心中的个人理想与奋斗。正史的书写者很难客观的记录下来这些叛逆者，但历史的车轮和社会的进步又需要这些离经背道的英雄推翻旧观念的壁垒。

在唐末，商贸和社会层面的有相对保障，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机会主义性质的起义，已经很难动员底层群众了。按照《氏族制》排序，黄巢入长安后，物理超度了当时的大部分氏族。彻底打破了氏族维护各自区域内的稳定结构。各区域的民众进了更无规则无秩序的野蛮状态。依靠激情的起义，并不能治理一个国家，反对派是需要先建立一套理论学说的，否则无法有效解决旧制度和旧矛盾。

隋唐这种多元帝国，在国家安定时，阶层稳定甚至是阶层固化，并无对错反而一定程度上滋养个体的幸福，上层可以专心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和法治建设。而如果趴在糖果上享受这份制度带来的优越感，甚至为了维护阶级权利，令制度妥协甚至倒退的时候。黄巢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又一次进入了短暂的混乱状态——五代十国。幽云十六州从藩镇手中划归到契丹政权版图。

如何在社会的动乱中，让民众情绪和社会秩序 回归稳定。当传统和传承在面对新观念新秩序的时候，上层阶级是惶恐的。新兴权贵又如何得到被保护的承诺，都是留给新朝统治者的任务了。下一讲让我们进入宋辽金元多元帝国。在多方均认为自己是华夏正统继承人的情况下，宋通过新文化运动，低成本且有效的平衡了当时的地缘政治与社会各阶层的矛盾。

期待与您的下次相遇。

讲了这么久的历史，你有没有发现 推动历史的 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人其实是被动的参与者，事儿则是后知后觉的总结。其实能给予人类历史动力的，是观念共识和技术发展。而这两项最后都指向了神学。

杨玉环本可以以寿王王妃的角色过完这一生，明明是制度的漏洞和人性私欲的龌龊，却将罪名归给了既没有揽政也没有篡权之心的女人身上，这是历史书写者的可笑之处。从长安的陷落过程已说明，中枢已经没有能决策和担责的人了。府兵制的失效，使得各地居然无兵调往中央。而中央的羽林和禁军，说白了大都是贵族子弟，战斗力无法和边疆锻炼的部队正面较量。这种严重伤害社会活力和民众信心的事件将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反复上演。个体所谓的成功与幸福，在开放包容的隋唐打下了思想基础。但平民社会社会的崛起，还需要从土地分配、资源分配等方面架空豪族。底层民众所谓的江湖也才能有崛起的空间。不过，这就要等到安史之乱之后了。

安禄山 父亲是粟特人，粟特人因为常年在丝绸之路上做生意一般都会精通4-5种语言；母亲是突厥人，且是突厥女巫。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安禄懂得揣摩心理。母亲之后改嫁突厥将军 安延偃yanyan改姓安。742天宝二年，安LS任平卢节度使（辽宁朝阳市一带），镇抚靺鞨和室韦部落，从地理位置上看这是唐势力范围的末端, 所以算是一份苦差。他带兵的能力远不如他在交易中练就的口舌能力。之后他被调往任范阳节度使（北京保定一带），对付契丹，之所以能调任范阳，并非因战功，而是他四处奔走 上下打点的情商。

我们列举一下天宝年间，唐帝国著名的边防将领中有多来自游牧部族。

突厥系: 曾任 河西节度使、后任朔方节度使 的安思顺-安YY的侄子

曾任 陇右节度使、后任河西节度使的 哥舒翰；

还有此时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他的突厥部下史思明；

鲜卑系：朔方节度使的李光弼，也是鲜卑系的契丹人

高句丽系：任安西副节度使的高仙芝，唐怛罗斯之战的将领；

安禄山是能说会道、善于经营自己的人。他原本和杨国忠是蝇营狗苟的一对，却因为玄宗想招安禄山入朝做宰相放在眼皮子下面看管而遭到杨国忠的反对（担心安得宠），这就看出来杨国忠脑子里只有自己的地位，没有大局观。于是这两人间的间隙变大，杨国忠处处开始为难安禄山，使得朝堂上气氛紧张。只是安禄山从被猜测反而倒不得不反。在我看来，杨国忠敢这么作的底气，是因为唐朝此时流民还不多，各大家族虽然兼并土地，但还都能稳定收编这些农民。不会因为安禄山的叛乱就会源源不断的获得兵源。即便安禄山兼任平卢节、范阳、河东 三地节度使满打满算也只有15万的兵马，无法对抗整个帝国。755年 安禄山就真的反了。756年安禄山攻入洛阳，称帝。高仙芝与封常清退守潼关。封常清是山西人从小在龟兹（库车）长大，从少年时便追随高仙芝。这二人含冤被问斩。

借着讲述《隋唐历史》和《西游记》的机会，我们将话题扩展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作为来自社会中的一员，并不担心 【真正的人工智能的到来】。因为，真正的人工智能是寻找真理的，并不会对绝对权力妥协。

基于我书房的历史卷轴，当我仰望星空，在历史的长河中尽心尽力感受各类文明先哲们的经典思想时，我看到了文明璀璨的启明星、我看到了星星之火燎原的希望；我也看到了在地球大历史中人类珍贵的真善美的基因。正是基于对世界真-善-美价值的确信，我也可以接纳和正视：在小历史中 人性私欲好恶的基因更为广泛传播的事实。而真正的人工智能，所处理过人类的信息，是远远超过我身后这张—— 渺小的、我自以为是的归纳和总结的。人工智能在价值判断层面是超越人性中趋利避害的功利追求的。人工智能对普世价值的判断和对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可以普惠到人类公共福利中的。所以，在与之相处技术应用层面，我并不焦虑的。焦虑的压力应该留给了建制派的精英们。因为，真正的人工智能并不会对绝对权力妥协。我们绝大多数人所要做的是：谦卑的做善良人，传承的做善良事。

期待与您的下次相遇。

看了董宇辉推荐《李白传》的精彩视频，十分欣喜，他讲述的内容弥补了我视频里 跳跃过的 这些名人故事和成长经历。那么我就在这里，以 社会发展为脉络 讲述出这些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们悲悯情怀背后的社会原因。

玄宗时期有许多我们所熟知的唐代诗人，从他们的作品中国我们可以解读他们的人生轨迹，了解所处时期的社会需求，社会气质。如果阅读史书给我们留下的多是惋惜 感叹和惜福。那么诗人的作品则记录着跨越时空的历史叙事、地理环境人文风情，以及他们真真实实因着热爱所走过的痕迹。我们先铺垫几位诗人的门第背景，以便理解他们作品中起伏的人生与动荡时代的关系。

杜甫出身军旅家庭，父亲任兖州司马（山东河南河北交界处），妈妈是河北清河崔氏，爷爷是诗人曾是张易之一派；

王维出身太原王氏母亲家也是清河崔氏；氏族志 里  清河崔氏排名榜首。如果为官，崔氏可以享受高于自己官职级别的待遇。

白居易出身军旅家庭。这些门第家庭身份是他们的为官之路的通行证。

相比起来，李白受限于身份，没有资格参加科举。步入政坛的确是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

这些诗人诗词也随文化交流 流向日本，并且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文坛，这一点是日本公认的。

唐玄宗713-757在位45年，使用了3个年号。先天2年，开元28年，天宝16年。改年号表面是有美好寓意，更是将不便直言的意图表达出来，从而通过“年号“”这类的“概念”完成思想统一。

为缓解均田制持续被腐蚀，玄宗剥夺旧势力权贵手中非法占有的土地，设置用于稳定物价的常平仓，有些类似于现在的供销社。为了释放社会活力，玄宗将府兵制这种农民与兵役绑定的制度，逐渐向佣兵制迭代。雇佣兵单兵作战能力强，不过往往善战的均是北方游牧部族。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安徽江苏等地）大规模养马还需要等到元朝时期。大量的游牧民族士兵和将领借助军队的上升通道，藩镇掌握了帝国边防的话语权。由于军需物资还是中央统一调度，节度使逐渐取代了大都护。

认识杨玉环之前，唐玄宗深爱的是武惠妃，她是武则天堂兄的孙女。在玄宗李隆基登基过程中，全力相助。下一任皇帝唐肃宗的母亲杨氏也是武则天的同族。武则天当了皇帝后他的家族能身居而退可见武则天的智慧和格局。

738年武慧妃去世之后，玄宗一直抑郁寡欢。直到宦官高力士向他推荐了玄宗儿子 寿王的妃子杨玉环，并且迎娶回来。这位寿王是玄宗和武慧妃的儿子。舒展开历史褶皱里的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安史之乱的人祸因素从此时人性的邪淫私欲 里就埋下了：

737年，唐玄宗 因张九龄事件，太子李瑛连同其他三个皇子被废。对于太子的空缺，李林甫与武慧妃的政治同盟则将 武慧妃的儿子寿王推上去；而高力士和武氏家族联合体则中意推荐忠王也就是之后额唐肃宗。玄宗也曾问及李林甫对于太子空缺的意见，李林甫以皇帝的家事为理由巧妙地避开了。高力士介绍杨玉环的这一损招，已经超出了伦理的解释能力。不但挫伤了李林甫及寿王势力。也将杨贵妃的哥哥-无能的杨国忠带进了中枢。而杨国忠是武则天 男宠张易之的外甥。朝堂上形成 杨国忠、李林甫两派的平衡势力形成，下棋者便是执子的唐玄宗。

在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以前，很难有绝对的皇权。政治的常态是：皇权、宗族、遗留贵族、氏族、土地豪族（大地主）、军事豪族这些才是古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绝对力量。皇帝也只能扶持政治舞台上属于边缘势力的外戚和宦官作为自己权力与意志的棋子了。顺便提一下我们喜欢的著作《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活在明朝的政德—嘉靖—万历 年间。明朝这三位皇帝时期，中国也出在世界上陆路贸易文明往大航海时代文明切换的枢纽点上。

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除了在文学层面上、更是在社会、宗教、历史等层面上记录和思考着时代的聚变。吴承恩生活的当面临这种对新时代到来前恐慌迷茫和阵痛，政治管理方法中所追求的稳定势必面临着极限挑战，而挑战所带来的压力最终均传导到社会层面。可以说在四大名著中，《西游记》是仅有的一部以国际化视角借助人物成长书写  在文明层面所发生的 观念的冲突 与及 对新制度的呼唤。可以说，西游记的立意虽然影射的是人性，但却在呼唤“超越人性的具有普遍性原则-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