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纵横

8月16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他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上发布了一张自己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9年两在朝韩非军事区会晤期间的旧照。数小时后，特朗普下令五角大楼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称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是原因之一。两天后，《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正敦促安排最早于11月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地点定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

自2019年2月河内峰会破裂以来，双方关系陷入冰点，且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头一年半里一直未能回暖；自2022年和2023年以来，尤其得益于俄乌战争使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再次成为国际舞台的焦点，局势已大为改观。

金正恩目前的回旋余地比2018-2019年更大

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相关的军事合作方面，同时又与中国保持着重要的经济联系。华盛顿的意图是什么？平壤又能从中获得什么？亚洲是否正走向军事自主性更强的趋势？朝鲜是否正在改变亚洲的权力平衡等等问题都被提了出来。

如今白宫这种突如其来的紧迫感首先引发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何偏偏是现在？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被追问是否与朝鲜领导人进行过交谈。特朗普表示，金正恩确实回应了他提出的交谈请求，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露面时提到：

“我跟他相处得非常好。”

他进一步解释了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并将他与首尔的关系比作他与跨大西洋联盟之间时常紧张的关系。

特朗普说： “我最近给韩国总统打了电话，我挺喜欢他的，其实我觉得他这人很不错。但我问他：‘关于伊朗的问题，我们其实并不非得要人帮忙，但如果你愿意，可以在伊朗问题上搭把手。’他说：‘不，谢谢。’我就说：‘等等，我们在韩国驻扎了39,000名士兵，保护你们免受邻国金正恩的威胁，结果在伊朗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军事行动上，你们却不愿帮忙？这太奇怪了。’他说：‘不，不，我们不想卷入其中。’ 我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费劲帮你们呢？’所以……我是想帮他们的，但是…我们不能到处去保护所有这些国家，尤其是当他们在我们需要时并不提供帮助的时候。”

当记者问到，对于那些批评您缩减军事演习、将朝鲜这一对手的利益置于我们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人，您作何回应？”

 特朗普回答说：  “不，我正在让局势变得更安全。你看，我实际上是在让它变得更安全。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实际上主要有两次——有过交谈，也相处过。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你们在搞军事演习，而我却和他相处得很好。你知道，他不喜欢拜登，也不喜欢奥巴马，他谁都不喜欢。但我跟他相处得非常好。不，我所做的是让局势更安全。恰恰相反……”

局势会变得更安全吗？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操作，美联社记者在当天的报道中就分析指出，在军演持续进行的背景下，华盛顿、平壤与首尔之间的这番互动将如何演变，目前尚不明朗。但这不仅对朝鲜半岛局势影响重大，对中国和日本等亚洲邻国而言，也同样意义非凡。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弗里德（Dan Fried）也说，他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符合美国利益的地方”,他认为：“从各个层面来看，这都毫无道理。此举削弱了韩国和日本的立场，令台湾感到恐慌，让北约感到不安，并助长了中国的气焰——更不用说朝鲜了。”

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法广法语部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 ）节目采访了法国国际关系专家Pierre Grosser 。他对特朗普宣布减少与韩国军演规模的意图分析认为：“关键始终在于弄清楚唐纳德·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不过，通过减少军事演习来发出信号并非什么新鲜事，而这显然正是平壤所希望的。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仍在九月份举行另一次大规模的多域联合演习。但一种解读是，美国确实正在世界各地增加此类演习，其中一些是双边或多边演习，而所有这些演习都在重新评估，以确定美军究竟应该采取哪些行动。伊朗战争涉及大量军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很显然，美国的想法是对这类演习保持低调。”

有分析指出，如果金正恩和特朗普会面，应该不​​会早于11月初的美国中期选举。或许金正恩接受的目标背后隐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让朝鲜获得核大国的承认，从而摆脱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地位，并通过外交关系多元化来提升自身影响力，但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政权如今的处境与八年前截然不同。如今，它更加强大，也拥有更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更强大的支持。

Pierre Grosser分析指出: “绝对如此。首先，朝鲜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当时正值冷战末期，因为其两个传统盟友——中国和苏联——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或多或少地放弃了朝鲜，转向了韩国。因此，朝鲜民众对被抛弃的记忆根深蒂固。其次，新冠疫情时期也极其复杂。

自2022年和2023年以来，俄乌战争使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再次成为国际舞台的焦点，局势已大为改观。而且，最重要的是，金正恩在2019年的河内峰会上颜面尽失。因为，美国基本上没有真正承认朝鲜的核地位。当然，这些双边会晤的举行本身就表明了朝鲜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切都对朝鲜有利，但他们也确实想走到这一步。因此，今天的问题是，如果真的举行了这样的会晤，金正恩究竟期望从中获得什么？我们感觉他并没有抱太大期望。当然，这种对核国家的承认，如今也写入了朝鲜宪法。”

Pierre Grosser进一步指出：“这种共识是存在的，但实际上是由俄罗斯主导，中国是否参与其中还不太确定，但可能也有部分参与。目前，主要是韩国和欧盟要求必须终止朝鲜的核计划。在美国战略界，有不少人表示：“现在，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达成一种类似冷战时期的‘冷和平’。”

实际上，无论特朗普和金正恩最终是否举行会晤。朝鲜无疑都正在改变东亚和东北亚的权力平衡，而其影响远不止于此.

Pierre Grosser 认同这种说法，他说 ： “在亚洲，朝鲜已成为一个重要角色。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习近平今年第一次出访就是六月份对平壤的访问。不仅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也体现了平壤地位的重要性。我认为，中国对朝鲜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强硬的姿态及其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感到担忧。中国不希望该地区出现混乱，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莫斯科在该地区想要做什么，而最重要的是，朝鲜的崛起，或者至少朝鲜的侵略行为一直是个难题。因为这被视为美国、日本和韩国加强军事力量的借口，他们会说，这样做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朝鲜。这最终是一种在不明确表明反华立场的情况下实现军事扩张的方式。同时，朝鲜显然是一个破坏性因素，对核威慑的运作构成了破坏。金正恩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理念，并进一步发展出这样一种想法：即核威慑并非纯粹用于防御，而是可以先发制人——也就是所谓的“首先使用”。如今，美国人正在质疑延伸威慑，也就是对该地区盟友的传统核保护伞。所有这些都相当复杂，而且我再次强调，美国面临的问题是东亚存在多个核大国，使其核战略更加复杂。以前，只有美国和苏联的时候，情况相当简单；只需进行模型模拟即可。现在情况变得复杂得多。此外，朝鲜在该地区一直有着更为宏大的野心。因此，关于核扩散问题，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还有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在乌克兰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的援助。”

美国国内政治

对于特朗普为何急于要和金正恩会面，外交官网站的文章分析认为，最直接的答案在于国内政治。特朗普针对伊朗发起的“战争”至今未果，且不得人心，也看不到明确的胜利前景。他需要转移舆论焦点、不再聚焦伊朗，用途金正恩会面就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仅仅是关于举行朝美峰会的构想就已引发热议，一旦峰会真的举行，无疑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若能借APEC深圳会议之机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点将恰好落在11月3日中期选举之后约两周。这将使特朗普得以宣布一项“正在推进中的”外交胜利，而选民此时还无法评估峰会的实际成果——考虑到过往的尝试，结果很可能令人失望。

印度青年近期就考试弊端与就业前景发起示威抗议，成功迫使印度总理莫迪政府做出让步。分析人士指出，这是75岁的莫迪自2014年执政以来，极少数因公众压力而被迫退让的例子之一。莫迪长年打造的 ”不败 “形象，如今是否正面临他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7月25日下午，印度首都新德里抗议活动的中心——简塔·曼塔天文台——响起了一片如释重负的欢呼声。经过七周的抗议，由Z世代推动的“蟑螂人民党”学生运动迫使教育部长普拉丹在街头压力下辞职。政府也做出其他让步，包括同意不会起诉在动乱中被拘留的抗议者。几个月来，普拉丹一直深陷于医学院入学考试泄题丑闻之中，损害了考试的公正性。2026年5月中旬，政府因怀疑考题泄露和存在违规行为而取消了全国医学入学考试，随后又将其推迟至6月，让所有考生均受到严重影响，十几名学生在压力下甚至选择结束生命。

莫迪传记作者穆霍帕德耶（Nilanjan Mukhopadhyay）告诉法新社，教育部长请辞“确实令人意外，因为莫迪的性格不是会轻易退缩那种人”。穆霍帕德耶认为，这次挫败是莫迪自2001年以古茶拉底邦（Gujarat）邦长身分崛起以来，“莫迪品牌”所遭遇的“最沉重打击”，“不是很确定他是否能立刻恢复元气。”

蟑螂人民党 街头和网络共进是呀

撼动“莫迪品牌”的蟑螂人民党来自何方？据其创始人称，该党诞生“仅用了一分钟”，源于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一番言论。他在5月15日的一次听证会上，将一些失业青年比作“蟑螂”，尽管他在第二天就澄清说他的言论被误解了，但这场争议还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蔓延开来。

居住在美国的印度人阿比吉特·迪普克（Abhijeet Dipke）随即发起了蟑螂人民党，将其定位为“一个代表高学历、沮丧且面临经济不安全感的一代人的政党”。短短几天内，该运动的Instagram账号就积累了近2270万粉丝，是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粉丝数量的两倍。因此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莫迪不只在街头受挫，也在网路失利。抗议暴露出数位生态迅速转变，印度人民党不再像从前那样主导线上舆论。

除了其传播的成功之外，该运动还在提出一系列诉求，将年轻人面临的社会经济困境与对制度运作和政治精英缺乏问责制的更广泛批判联系起来。两个月后，抗议者们庆祝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胜利。

阿比吉特·迪普克在教育部长辞职后说，“这是印度宪法的胜利，是印度人民的胜利，也是独裁者的失败。”  几小时后，蟑螂人民党（CJP）宣布已就其所有诉求达成协议：教育部长辞职、德里警方就暴力事件公开道歉、撤销对被捕学生的指控，以及向因NEET考试丑闻而自杀的十几名学生学生家属提供经济赔偿。抗议者决定同意结束抗议活动。

莫迪权威受到了考验

这是莫迪政府中首位在民众压力下辞职的部长，政府似乎正面临困境。印度政治与社会学教授克里斯托夫·贾弗雷洛特分析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事件或许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总理本人的权威受到了考验，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而我们现在正进入后莫迪时代，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人们一直在谈论这一点。可以认为，随着这么多人民党领导人参与角逐，后莫迪时代从今天开始。”

但南亚问题专家、政治学家阿肖克·斯瓦恩谨慎地避免从近期事件中得出任何政治结论。他分析道：“我认为政府并没有为这场失败承担责任。尽管他们接受了那些抗议者的要求，但这只是在局势彻底失控之前缓和局势的一种策略。”

实质上，莫迪政府似乎并未做出让步。即将卸任的教育部长达尔门德拉·普拉丹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长期活跃成员。他的继任者普拉拉达·乔希也是该组织的知名成员。

但教育部长辞职以后，蟑螂正义党宣布停止抗议，7月27日，该党（CJP）发表声明，谴责印度多个邦针对抗议者的新一轮逮捕行动。据其发言人称，这违反了此前允许暂停全国性动员的协议。

 如何看待这个运动在印度的影响力及其未来发展？法广法语部7月27号专访了印度人权律师特里莎·谢蒂（Trisha Shetty），她同时也是一位性别平等活动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她说”（She says）的创始人，目前担任巴黎和平论坛指导委员会主席。您选择返回印度孟买，学生抗议运动。

“多亏了年轻人，我们才真正理解了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意义“

她在接受本台记者Julien Coquelle-Roëhm专访时首先谈到7月25号得知这一胜利后的第一反应：“事实上，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是第一次。政府听取了印度人民的声音。这个政府一贯如此。每次人民要求正义，要求自己的权利时，印度政府和媒体都会把我们称为反国家分子，就像恐怖分子一样，因为这个政府说，在我们的政府里，不会辞职，不会倾听年轻人的声音。这就是他们的行事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一点我们已经忘记好几年了。但现在，多亏了年轻人，我们才真正理解了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意义。当我们看到年轻人的愤怒，看到大家团结起来要求正义时，是的，我们可以拥有这一切。但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因为年轻人提出了许多诉求，只有一个诉求被听到了就宣布停止抗议活动。警察队伍里有不法分子，他们开始袭击年轻人，也针对年轻的穆斯林抗议者。如果你开始攻击那些举行抗议活动的人，根本不是正义。……“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蟑螂人民党威胁说，如果政府不履行释放被监禁抗议者的承诺，他们将恢复这些示威活动。您提到了自示威活动结束以来出现的这波逮捕浪潮。我们是否正在目睹事后镇压，而莫迪重新掌握了局势？

Trisha Shetty：“蟑螂运动”最初是为了穆斯林学生，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之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遭到了很多批评，有人质问：“你们怎么能号召停止所有抗议活动？”因为需要强调的是，这是第一次我们感到政府害怕年轻人，也害怕印度人民，所以现在正是继续向政府施压的合适时机，我们要求对我们的教育体系进行彻底改革，并要求对殴打学生的警察伸张正义。事实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我们就无法接受警察不佩戴警徽就随意殴打学生的制度。

 如果不要求正义，又怎能停止抗议呢？而正义也是我们的诉求之一。事实上，我们的诉求首先是教育部长辞职。第二是不对参与示威的年轻人采取任何行动。第三是对我教育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第四点是承诺为自杀的学生父母提供支持，并且停止逮捕示威者，停止对他们提起诉讼。所以我们成功地迫使教育部长辞职。坦白说，这是人民的伟大胜利。但是来接替他的新教育部长更糟糕，曾是莫迪的亲密伙伴，和他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

“我们原本有机会改变我们国家的现状“

第一次有莫迪政府的部长迫于街头压力而辞职，不少分析认为这个政权已经衰弱了，你是否也这样看？

Trisha Shetty 事实上，这才是最令人悲哀的地方。因为，是的，我们都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莫迪终于意识到他不能再对年轻人的愤怒、对人民的愤怒视而不见时，我们才真正明白我们需要倾听我们年轻人、学生的声音。但不幸的是，当我们看到希望时，示威游行最终被叫停，这是令人悲哀的原因，我们原本有机会改变我们国家的现状。。。。。。

但这仍然是一场胜利，或许能为其他斗争铺平道路。例如你们正在倡导的性别平等？

Trisha Shetty：是的，但实际上这一切早已发生。现在，印度各地还有许多其他抗议活动正在进行。当然，这些抗议没有得到年轻人那样的支持。因此，对我们来说，在各地争取正义也至关重要。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得到了各地的声援，第一次看到年轻人无所畏惧。每次，警察和政府都试图威胁他们，但年轻人开始在社交平台上表达诉求。他们跳舞、开玩笑，他们的愤怒无法抑制，但用其他方式进行抗议，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一直认为，不能对人民使用武力、暴力或恐吓。这确实是第一次我们真心渴望生活在民主社会，我们充满希望，一切都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但当你看到警方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甚至有使用霰弹枪射击示威者的例子时，你是否担心未来的抗议活动（如果有的话）会遭到警方更严重的暴力镇压？

Trisha Shetty：这并非第一次警方和政府对我们的学生使用了暴力。我们捍卫民主、反对政府的唯一途径就是团结一致。而这一次，我们看到情况有所改变。

Z世代运动推动南亚社会变革

目前，很难判断这场运动会昙花一现，还是会发展成为一支持久的政治力量。在印度，约65%的人口年龄在35岁以下，CJP的宣言强调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青年领导运动，捍卫自身利益并追究政府责任”的愿望。该运动由多位发言人组成，而非单一领导人，并强调其对世俗主义、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承诺。

也有分析指出，这场运动与近年来席卷南亚的其他Z世代（“Z世代”）运动并非毫无关联，这些运动促成了斯里兰卡（2022年）、孟加拉国和尼泊尔（2024年）的重大政治变革。这些运动的共同点是，凸显了类似的鸿沟：一方面是被认为与社会脱节且受裙带关系玷污的精英阶层，另一方面是面临技能型工作岗位短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准入机制被认为不公平的青年群体。在印度，这种不满情绪通过围绕公务员考试的丑闻得以表达；在孟加拉国，它集中体现在反对为独立战士后代保留就业配额的抗议活动中；在尼泊尔，政治精英子女在社交媒体上炫耀特权的行为加剧了这种不满。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除了经济机会的匮乏之外，真正推动这场运动的，是人们感到获得这些机会受到特权、庇护主义或偏袒逻辑的影响。

因此，这场运动是对一个被认为在民主和制度上都已失败的体制进行更广泛批判的一部分。正如其一位发言人所说，“民主不仅仅是每五年投票一次”，“掌权者必须时刻接受问责，因为他们不是国王，而是雇员”。该运动提出的方案之一是，禁止议员（无论是国家议会还是州议会）在更换政党后20年内竞选公职或担任公职。这项措施旨在减少因联盟变化而导致的多数派更迭，并打击党派机会主义。

一场重要的外交峰会、一场盛大的阅兵式，以及一个明确的政治信息，今年的法国国庆节（7月14号）将被打造成为展示法国和欧洲针对俄罗斯的新防御战略的舞台。而在俄乌战场上出现胶着状态之际，国际盟友的支援自然意义非同寻常。

根据官方主题，今年的法国法国国庆节巴士底日象征着“法国的战略重整和欧洲的战略觉醒”。这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作为国家元首的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阅兵式，其目标是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展现法国和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向世界展示新的欧洲反俄联盟的复兴力量。

7月13日星期一，至少25位“自愿联盟”的领导人将在巴黎举行峰会。该联盟由法国发起，英国共同领导，旨在支持乌克兰直至冲突结束——已拨款700亿欧元用于2026年对基辅的军事援助——并在达成停火协议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欧洲机构和北约的领导以及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非欧洲国家也派出人员出席。此次会议体现了欧洲在面对俄罗斯和美国时渴望实现的“战略觉醒”。据爱丽舍宫称，盟国的目标是“加强对乌克兰支持的新共识”。更具体地说，正如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一位顾问在电话简报会上指出的那样，此举旨在“表明西方并未感到疲倦”。爱丽舍宫也强调，此次联盟会议旨在加强“跨大西洋的紧密团结”，同时也为“乌克兰创造更有利的局势”。

“自愿联盟” 联盟由法国和贵国英国领导，目前已有37个成员国，对于在战火仍在持续之际，这次会议的意义何在？英国驻法国大使 托马斯 德罗（Sir Thomas Drew）接受法广国际部专访时指出：

托马斯 德罗：这是一次支持乌克兰的示威活动。事实上，这是我们，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支持来推进和平的前景。因此，该联盟的主要成果之一是1月份的《巴黎宣言》。我们在宣言中一致同意，如果达成停火协议，联盟将准备好与这支驻乌克兰多国部队一起维护停火。这无疑增强了乌克兰人民的信心，也增强了美国人民的信心，他们也已同意提供支持。但该联盟不仅仅是为了支持停火，也是为了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达成一致。

RFI： 您曾担任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国防和情报总局局长（2020-2023 年）。您亲眼目睹了2022年乌克兰战争的开端，每天都在关注这场战争的军事进展，在最近几周的乌克兰冲突演变中，您认为最值得关注、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

托马斯 德罗：我就从头说起。说实话，我们最初并没有想到乌克兰能够抵挡住俄罗斯的威胁。然而，在过去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我们却不断看到这种情况。事实上，对我来说，第一个结论是，情况仍然非常非常艰难。但确实，很明显，俄罗斯不可能获胜。当然，对乌克兰来说，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斗，但绝不会是（俄罗斯）的一场胜利，看看俄罗斯的伤亡率就知道了；这令人震惊。即使是去年， 20万俄罗斯人死亡。俄乌阶段性战损比或接近8比1。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乌克兰战争已持续近1600天，俄乌双方的空袭仍在继续。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拒绝考虑战败的可能性，但事实胜于雄辩。最近几周，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了猛烈打击，尤其针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电子元件工厂和炼油厂。今年5月，基辅从莫斯科手中夺回了近300平方公里的领土。无论克里姆林宫如何辩解，这些领土上的胜利都表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已经疲惫不堪。乌克兰的袭击因此造成燃料短缺和网络中断使得“俄罗斯人重新认识了战争”，

前法国驻俄罗斯大使（2020-2024）皮埃尔·莱维（Pierre lévy），著有《战时俄罗斯的核心》（法国塔朗迪耶（Tallandier）出版社），他于7月6日做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分析了这种局势可能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权威造成的影响。

RFI：为了报复这些几乎每天都发生的袭击，乌克兰正在加大对俄罗斯领土，特别是圣彼得堡地区的袭击力度。您如何解读最近几天和几周的军事行动？

皮埃尔·莱维：很明显，俄罗斯正处于困境。从地面局势来看，其春季攻势正在失去动力，不仅伤亡惨重，经济形势也在恶化。俄罗斯在第一季度陷入了经济衰退。但最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一点尤其重要，俄罗斯人，至少是生活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俄罗斯人正在真正体会战争的残酷。因为在此之前，战争在他们眼中只是一种特殊的军事行动，遥远而陌生，生活一切如常。然而，一些令人震惊的画面出现了：5月9日红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仅用45分钟便匆匆结束，甚至连重型装备都没有；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最近莫斯科炼油厂也被攻击，造成石油和汽油短缺。俄罗斯人开始意识到，战争已经来临，局势正在升级。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立场也日趋强硬，显然没有丝毫谈判的余地。因此，局势正处于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如果要用一种比较时髦的方式来概括目前的局势……莫斯科陷入了低迷。

简而言之，这并不意味着局势会变得更容易。我认为，恰恰相反，鉴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俄罗斯局势升级，尤其是在最近几天发生的袭击事件，现在正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RFI： 你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是低迷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个可能决定这场已经持续四年半的冲突走向的临界点？

皮埃尔·莱维： 我仍然犹豫是否要使用“转折点”这个词，因为我认为现在离故事的结局还很远。我们也必须警惕过于简单化的看法。一会儿是乌克兰濒临崩溃；一会儿又是俄罗斯成了焦点。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僵局。显然，双方都不强大到足以取胜，也没有弱到足以失败。因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双方的意志和韧性。当然，俄罗斯拥有战略纵深，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当然最主要是中国。但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欧洲人能否继续支持继续支持泽连斯基。

RFI：乌克兰人现在正专门针对炼油厂和油库发动袭击。从你的角度来看，做出这样的选择意义重大，因为导致了俄罗斯汽油短缺，也让俄罗斯人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本质，而他们今天正在承受战争的后果。

皮埃尔·莱维：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你还会注意到，它影响的不是民众，而是攻击基础设施。目前，俄罗斯大约四分之一的炼油能力受到影响。我看了新闻，他们现在又把欧2汽油 投放市场了。在欧洲，我们已经达到了欧5标准。这意味着汽油的质量确实下降了很多，差了很多。例如，克里米亚的人们正在意识到战争已经来临，而这一切都被当局搞得一团糟。我认为，这种旨在表明将民众排除在外的策略是好的。我想补充一点，在高度数字化的社会中，互联网、Telegram 和 WhatsApp 的封锁，以及 VPN 使用的禁令，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民众已经感到厌倦。现在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结束。

RFI：这是否意味着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权力被削弱了？这一切是否会产生政治后果，或者这只是我们这些不了解俄罗斯社会真实面貌的西方人的幻想？这一切会对我们西欧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吗？

皮埃尔·莱维：很明显，普京确实被弱化了。7月3号他身穿军装视察前线指挥中心发表讲话的举动，就让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了；他承认他们遇到了困难，哪怕只有一个：燃料短缺。但与此同时，他丝毫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至于这一切会对我们西欧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我认为是肯定的。同样，我们也需要充分理解这一切的意义。官方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支持率多年来首次跌破70%，降至66%左右。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显然，我认为俄罗斯方面存在操纵的因素，因为一方面，9月中旬将举行议会选举，届时的投票率将会非常值得研究。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一些身居要职的人希望抵制来自安全部门，特别是联邦安全局（FSB）的压力，以免进一步加强对国家的控制。这是一种警告他们要小心，不要自断后路的方式。但我们绝不能相信会有自下而上的反抗运动。目前别无选择。另一方面，权力圈内部可能出现一些动向，某种程度上的权力争夺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但部分经济精英表示：“瞧，国家现在快要破产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我们必须转向其他模式。” 此外，还有极端民族主义者。阅读他们的博客很有意思，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博客都说：“真的该开战了。” 我觉得这相当令人担忧。

RFI：从您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精英阶层或权力圈内部确实存在某种动向，某种趋势正在酝酿？

皮埃尔·莱维：我认为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具有历史远见。他想解决乌克兰问题，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摆在那里。

RFI：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给特朗普打了电话，泽连斯基也打了电话。您刚才谈到并承认双方都陷入了战略僵局。我们是否应该期待美国扮演调解人或斡旋者的角色，开启新的外交阶段？

皮埃尔·莱维：目前美国正忙于海湾战争。所以，在某个时候，他们会重新开始处理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想这样做吗？说实话，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也很疲惫，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想这样做：这就是“别管我”和“我想缔造和平”之间的区别。所以，在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是一次成功的峰会，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欧洲的立场非常一致。现在的问题是，一旦美国重新参与进来，事情在实践中会如何发展。还有北约峰会，这也非常重要。所以，正如常有的情况一样，我认为俄罗斯可以利用我们的弱点、分歧和错误。正因如此，我们欧洲人与美国人共同采取的行动才显得至关重要，旨在建立一种力量平衡，迫使俄罗斯改变立场。因此，在北约峰会上，美国、欧洲以及所有盟国必须展现出面对俄罗斯的团结，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一点绝对至关重要。欧洲国家也必须展现出他们出席峰会并取代美国地位的决心。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

最后，据报道，马克龙在7月13号的自愿联盟峰会上宣布，预计将向乌克兰交付16架由达索航空公司*生产的“阵风”战斗机。首架战斗机有望在2028-2029年首飞。他还承诺，乌克兰将获得许可生产“风暴阴影”（SCALP）远程导弹、A2SM反舰炸弹和“紫菀”（Aster）拦截导弹。乌克兰还将接收SAMPT/NG防空系统。

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初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透露的那样，各国领导人预计还将讨论联合军事演习的组织安排。这些演习预计将包括今年秋季在波兰举行的代号为“联盟”的演习。瑞典国防参谋长克莱松将军在会前对几位记者表示：“我们正在不断完善计划。”

欧洲各国必须在冲突结束后立即做好准备。他指出“那一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近”，联盟成员国因此正在考虑“指挥所演习”，“尤其因为我们必须假设，我们将不得不在无法完全依赖北约指挥结构的情况下开展这些行动。”法国据报将负责安全保障行动的空中部分，英国负责陆地部分，土耳其将负责黑海的海上部分。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上周一对包括法新社在内的记者表示：“自愿联盟”是一个由狂热分子和战争贩子组成的联盟（……），他们妄想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战略上的失败。”莫斯科将“密切关注”在法国举行的会议上做出的决定。

2026年世界杯如火如荼地举行，赛场上球员尽情拼搏，赛场外球迷因各自的球队输赢流泪或狂欢。但每四年一度这场调动着全球球迷神经的赛事已经远不止是一项运动，早在20世纪就已成为人类最重要的通用语言之一。在最伟大球员的辉煌成就和大众的热情背后，隐藏着一个常被忽视的现实：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杯见证了国际权力格局、帝国兴衰、意识形态演变、民族主义思潮、全球化进程以及地缘政治变迁。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到将军统治下的阿根廷，从新兴的巴西到1998年多元文化的法国，直至如今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早已成为世界局势的有力反映。

从第一届世界杯的看台和体育成就的背后，各国迅速意识到这项新兴大众运动所蕴含的政治潜力。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对此了如指掌。1934年和1938年世界杯成为了该政权的“展示舞台”。意大利国家队（蓝衣军团）的胜利被包装成新意大利实力的象征。足球逐渐成为国际声望的象征。二战后，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在整个冷战时期，世界杯成为两大阵营对抗的象征性舞台之一。

但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国家也利用体育作为施加影响的工具。因此，足球在当时就成为了一种“软实力”。各国追求的不仅是奖杯，还有声望、国际影响力，有时甚至是某种政治合法性。世界杯也反映了世界其他地区逐渐摆脱束缚的过程。巴西、阿根廷以及近年来非洲和亚洲国家的胜利象征着国际舞台上新力量的崛起。通过足球，曾经被统治过的民族获得了全球关注。

可以说足球助力构建了巴西的神话，贝利、加林查、济科、罗纳尔多和内马尔成了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世界级足球大使。通过足球，巴西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阿根廷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1978年的胜利发生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政府试图利用体育的成功来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球星迭戈·马拉多纳，他赋予了阿根廷足球地缘政治意义。他在1986年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打入的著名的“上帝之手”进球，超越了体育本身的范畴。在福克兰群岛战争四年后，许多阿根廷人将其视为对前殖民宗主国的象征性报复。

的确，除了战争和重大经济危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活动能够像足球一样，如此深刻地凝聚集体情感和民族叙事。

但我们也知道，这种情感力量也解释了足球为何屡遭诟病。对一些人来说，足球已成为当代社会新的“面包和马戏”，甚至是新的“麻醉剂”：一台庞大的机器，用来转移愤怒、疏导挫败感，并将社会矛盾转化为体育激情。

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杯讲述的故事远比体育本身更加宏大。记录着强权的兴衰、意识形态的对抗、国家的抱负以及全球化的变迁。它们揭示了国家的梦想、分裂，有时甚至是幻想。

足球已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和平地缘政治舞台。在外交官谈判、军队有时交锋的地方，足球运动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竞争形式：象征性的、情感性的、普世性的。

可以说，从贝利的巴西到马拉多纳的阿根廷，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到齐达内的法国，再到21世纪的美国，足球从未停止反映世界局势。因为每一届世界杯背后都蕴藏着一个简单的真理：运动员踢足球，但往往是国家、文明和权力通过足球进行象征性的冲突。

法国智库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 IRIS研究主任兼体育与地缘政治项目负责人 卢卡斯·奥宾（Lukas Aubin）最近聚焦 2026 年世界杯，分析世界足球从长期由西方主导向更加多极化的体系的转变。

他分析指出：本届世界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标志着这项赛事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除了参赛队伍数量创纪录和跨洲际的规模之外，它还象征着世界足球地缘政治格局重塑的重要一步。本届世界杯以及未来的世界杯都表明，足球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专属领域，而是多极格局的一部分。这种演变凸显了以往参与度较低的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了提升知名度、影响力和国际认可度的机会。“

足球世界格局不再单一中心

卢卡斯·奥宾认为2026年世界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展示窗口之一，但这是一个足球世界格局不再单一中心的阶段 。

他说：“2026年7月19日，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市的体育场举行。乍一看，其象征意义显而易见。纽约是全球化的中心之一：金融、媒体、企业总部、品牌、移民群体、摩天大楼、屏幕、人流汇聚于此。它也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展示窗口之一。在那个地方举办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会给人一种所谓“回归中心”的错觉。 毕竟，这是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在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争论之后，在“体育洗白”的指控之后，以及在人权问题上饱受诟病之后。世界足球似乎也将因此重回西方强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掌控之中。巨大的体育场馆、全球赞助商、现有的基础设施、可控的娱乐经济——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愿景。因此，有人可能会将其描绘成一种复兴。足球将回归西方，但这将是一个误区，因为2026年世界杯并非回归旧秩序。但这是一个足球世界格局不再单一中心的阶段。 

2018年：世界最大国家俄罗斯举办世界杯，旨在展现一个对世界开放的俄罗斯形象，以应对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局面。2022年：卡塔尔，一个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微型国家，将世界杯打造成提升全球知名度的工具。配备空调的体育场的    ，巴黎圣日耳曼，体育频道，通过体育外交，成功展示出一个国土虽小却雄心勃勃的国家形象。

2026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北美占据主导地位，但举办形式却是一个超级洲际赛事：48支球队，104场比赛，16座城市，三个国家，一个庞大的北美市场。

到了2030年：摩洛哥、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在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举办的三场百年纪念赛。这将是一届横跨三大洲——欧洲、非洲和南美洲——的世界杯。

最后， 2034年世界杯  由沙特阿拉伯，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王国主办。他的“2030愿景”计划。他的主权财富基金——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他对足球、高尔夫、拳击和一级方程式赛车和电子竞技的投资。这股力量不再仅仅满足于收购俱乐部或赛事，而是渴望成为世界体育的重心。 （remonter）

足球不是在回归西方

所以，可以说，足球不是在回归西方，事实上，它在多个权力中心之间流动。欧洲无疑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和规范者。如今，北美正试图将其打造为一种全方位的娱乐产品。海湾国家则利用足球来巩固其政治中心地位。非洲渴望获得认可和代表权。与此同时，亚洲则希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最后，拉丁美洲依然拥有其最具影响力的民间传说。因此，2026年男足世界杯与其说是回归西方，不如说是一个过渡时期。因为国际足联并非美国的傀儡。

卢卡斯·奥宾最后指出，当然，各国政府都想利用世界杯，企业想出售它，广播公司想转播它，球迷则想拥有或重新定义它。他认为，在这个游戏中，专制政权也想利用它来试图正常化自身或为自己赢得一些信誉。而民主国家则想借此投射自身的价值观。最后，归根结底，国际足联希望继续扮演这种可称之为有组织混乱的局面中不可或缺的仲裁者的角色。

因此，2026年，纽约和新泽西州将举办决赛。画面或许会很美。世界足球在资本主义的伟大中心之一举行。奖杯在全世界的镜头下高高举起，赞助商在幕后，各国元首在看台上，因凡蒂诺主持着仪式，国际足联则站在舞台中央。

但我们不能误解这一切。这并非西方世界重新掌控足球的标志。这将进一步证明西方依然处于中心地位，但它现在必须与其他参与者共享舞台。2026年7月19日，球场上肯定会决出胜负，但真正的教训却蕴藏在其他方面。

 足球仍然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只是如今没有人真正掌握了它的语法。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于6月6日访问参加诺曼底登陆82周年纪念活动时，发表的讲话内容与2025年11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完全一致，也凸显了美国与欧盟之间的战略分歧。他告诫欧洲人：尽快加强你们的军事自主权，不要指望美国来保卫你们。分析认为，面对来自俄罗斯、中国以及现在的美国的压力，欧盟的地缘政治形势现状被形容为介乎脆弱性与韧性之间，被迫独自应对当代的安全挑战。欧洲需要采取何种战略来应对？从在欧洲大陆进行的这场超过4年的乌克兰战争中又能汲取什么经验和教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部地缘政治节目Géopolitique采访了法国战略思想界领军人物文森特·德波尔特（Vincent Desportes）将军。他在新书《战略：要义、思想与行动》（由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出版）中指出，在全球平衡日渐动摇的当下，战略不仅是战争的艺术，也是和平、威慑和长远规划的艺术，帮助读者理解权力、影响力和当代冲突的运作机制。（本次节目节选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

德波尔特将军：“我认为，战略首先在于退后一步，采取长远的视角。如果进行观察我们就可以明白，现在正处于深刻变革的时期，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混乱状态，也就是说一个时代即将结束，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这正是我们必须从战略角度看待当前局势的方式。战略家是积极主动的人。我们清楚地看到，无论有没有我们，未来的世界都将建成。作为欧洲人，作为法国人。我们都必须为重建这个新世界做出贡献，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客体。”

德波尔特将军：  我在书中阐述的原则是：世界越复杂、变化越快，我们就越需要坚持战略。否则，就像一个被海浪抛来抛去的软木塞，一事无成。所以，战略的精髓就在于驾驭不确定性。正因为我们不再了解未来会发生什么，才更需要保持战略性。而具有战略性的前提就是要有计划。制定战略是因为想有所作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欧洲，因为欧洲恰恰缺乏战略。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战略，才输掉了战争，或者说，我们长期以来都认为自己会输给俄罗斯，因为我们无法制定共同的战略。欧洲正被各种因素左右，东西两侧都受到南方国家的威胁。它需要的是一个愿景，然后是实现愿景的手段。欧洲希望在《罗马条约》签署一百周年之际，2057年成为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需要明确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的关键。欧洲也必须采取战略性方针。

德波尔特将军：我认为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速度极快。近年来，尤其是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包括格陵兰危机、委内瑞拉危机和伊朗危机等事件清楚地表明，我们身处一个全新的世界。本质上，欧洲曾认为自己受到世界的保护，受到美国的保护。但我们明白，这两种情况已经彻底改变，我们所信仰的康德式的永恒和平已经消失，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也能遭到常规手段的攻击，而且，美国也不再愿意保护我们。因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再生活在自己的幻想泡泡中，自欺欺人地认为自身如此完美，没有人会攻击我们。所以我们显然被迫采取战略性措施。我认为，事态发展极其迅速，即使那些持续了几十年的习惯显然难以改变。“

德波尔特将军： “我认为在不同层面上都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吸取。如果我们从最小的层面，也就是战术层面开始可以清楚地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长达四年的艰苦战争彻底改变了地面战争的格局。这一点实际上不足为奇。比如，在1914年法国军队参战时，士兵们还穿着红色裤子，而到了1918年战争结束时，他们已经拥有了飞机和坦克，这些战前几乎不存在的战争工具。因此，战争在作战层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现在的模式不再真正适应未来的战争，我们落后了。我们是在为一场“战中之战”做准备，而我们实际上还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所以，我们并没有像乌克兰和俄罗斯那样亲身经历这种演变。如果从更高的层面，从作战层面来看，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并非在打一场战争。战争初期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战争就是用现有的军队打仗，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这样告诉自己。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在1940年代输掉战争的原因之一。我们一直以为有时间动员预备队并赢得胜利，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战争就是用现有的炮弹打仗，当你没有炮弹时，你只能硬着头皮打，然后遭受损失，最终溃败。

法国的问题在于，大幅削减了国防预算，导致兵力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炮弹，备用器材也不足。因此，我们现在才需要努力重建实力。我认为，从战略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胜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再取决于前线，而要取决于战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由于美国人做出的选择，我们也接受了这些选择，他们迫使欧洲军队只能进行战术性作战。也就是说，所有战略行动手段——我指的是情报、纵深打击能力、卫星、北约内部的战略运输——都掌握在美国手中。现在，我们很清楚美国正在放弃对欧洲及其资源的防御。我们被剥夺了这些能力，因此，必须重新获得能赢得这场战略战争的能力。这就需要深入作战。但目前，美国的政策严重剥夺了我们这些能力；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忘记。

德波尔特将军： “ 我认为北约正迅速步入一场生存危机。北约不会就此消亡。北约内部会衍生出新的组织，但那不会是北约本身，因为北约的首要原则是成员国之间完全的互信，尤其是绝对确信，如果欧洲受到保护，美国一定会出手相助。这是其根本原则。如今，这种信任已被打破，北约也清楚地意识到，出于种种原因，我们无法想象继续维持之前的架构。

北约必然会演变。北约对我们重要吗？答案是否定的。北约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保卫欧洲，而美国当初又为何同意加入北约？原因是他们有意控制欧洲。我们显然正在面对这种情况。形势已经改变。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北约本身，而在于欧洲人能否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保障自身安全。

正如我在书中明确指出的，制定战略时，不能忽视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就是，如果俄罗斯在某个时候决定以某种方式攻击欧洲，或者美国介入其中，那么我们必须具备反击的能力。因此，如果北约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那当然很好。但我们必须考虑北约不复存在的情况。如果我们的领导人不建立新的机制，使我们能够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明天早上就能独立进行反击，那将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归根结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北约，而在于欧洲国家的国防自主权，这才是根本所在。欧洲防务问题错综复杂，但必须向前推进。很显然，有很多方法可以推进这个问题。

德波尔特将军： “他们肯定会这么做，他们一定会这么做。这是不可避免的。很久以前，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戴高乐将军就做出过这样的预言，这也是我们比其他国家更加自由的原因。从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的战略轴心转向亚太开始，这一趋势只会愈演愈烈，也就是说美国的利益不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占全球GDP 58%的世界中心。美国离开绝对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如你所知，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 82年前，当美国人在欧洲登陆时，超过90%的美国人是欧洲后裔。欧洲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今天，在四代移民之后，这一切都正在改变。如今，近48%的美国人并非欧洲裔——他们来自拉丁美洲、非洲或亚洲。这意味着他们与欧洲的地理和文化联系都在减弱。奥巴马几乎没有欧洲血统。事实上，正是他提出了战略转向。卡玛拉·哈里斯则完全没有欧洲血统。所以，我们只能学会像成年人一样生活，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现实。

与此同时，无论如何，我们显然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而且现在说“盟友”都有些勉强了——但至少是友好关系。我们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听从我们的任何安排。我们不要忘记，因为这一点有时会被人遗忘，1944年美国解放的并非法国。艾森豪威尔接到的命令是攻占柏林，他最终的决策是正确的。幸运的是，从巴尔的摩到柏林的直线大致穿过法国。所以，这是一个战术选择。我提醒各位，波兰位于斯大林从柏林到莫斯科的路线上。因此，当美国人做某件事时——我们不能因此责怪他们——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就像所有国家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到，他们是在为自身利益而行动。我们也是为自身利益而行动，所以让我们保持成熟。不要指望这些人会来帮助我们。因此，让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独立防御能力。而且我们需要尽快做到这一点。

德波尔特将军：“当然，中国有战略。中国显然是一个战略型国家。您知道，我对此研究颇多。我显然不是……当你观察中国的行动，观察它的长期行动，观察它如何利用自身潜力，观察趋势并放大有利因素时，你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战略性，而且它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中国并非完美的民主国家——这还是保守的说法。显然，你可以看到这些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进行长期的战略决策。看看中国政府制定的新计划，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正在着眼于长远目标，并逐步创造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趁敌人虚弱时攻击它。习近平主席显然乐见美国犯错；这对我们不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步步从无到有地崛起。我们知道，中国曾经只占世界GDP的2%，现在已经翻了近十倍，正在成为未来的世界强国。我这里暂且不谈正在显现的人口问题，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确正在主导世界，而这对我们来说也并非好消息。“

五月中旬，北京接连迎来两位重量级人物。 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於5月13日访华，与习近平举行“特习会”； 紧接着，特朗普離開仅仅四天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又於5月19日抵达北京，与习近平展开新一轮会谈。 美国总统与俄罗斯总统，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先后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外交史上几乎前所未见。 这是否意味着，北京正在成为新的全球外交中心？中国是否正在借国际危机与大国竞争，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战略地位？ 

罗马路易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弗拉维娅·卢琴蒂 (Flavia Lucenti) 在接受法廣姊妹電視台France 24的採訪時表示，这两场访问最值得关注的， 其实未必是会谈内容，而是它們在时间上的高度接近。 

她指出，在短短几天内，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先后访问北京，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 

卢琴蒂: “普京这次访華的时间点本身，可能就是最值得注目的其中一點。他選在特朗普刚離開中國五天內便往前北京。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在同一个月内先后访问北京。” 

卢琴蒂还特别提到，习近平今年甚至没有出席莫斯科“胜利日”阅兵。但普京仍然专程飞往北京。 

不对称的中俄关系

这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中俄关系如今出现了新的不对称。 

随着俄乌战争持续、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莫斯科对中国经济与外交支持的依赖，明显上升。 

普京此行最希望推进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协议，至今仍未正式拍板，也反映出北京在中俄关系中握有更大的主动权。

这条计划中的管道，将从俄罗斯西西伯利亚，经蒙古，向中国输送天然气，全长约2600至2700公里。 

对普京而言，这是一條战略生命线，因为俄罗斯急需新的能源出口通道。 但问题在于中国并不急。

不过，卢琴蒂指出，伊朗危机与霍尔木兹海峡风险，确实让中国更加重视陆上能源运输。 

卢琴蒂: “我认为，从伊朗战争及其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中，我们能看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大概就是它们现在更加重视能源贸易关系了。然而，中国佔了俄罗斯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但俄罗斯仅占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的百分之4，这使得这种关系明显失衡。因此，这场战争带来的影响——即双方再次就改善天然气贸易进行磋商——无疑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为该地区这两国之间营造出一种公平的表象。” 

换句话说，俄罗斯如今越来越依赖中国；但中国，对俄罗斯的依赖却远远没有那么深。 

北京即便需要俄罗斯的能源， 但它正在利用这种不对称关系，扩大自身的战略主导地位。

北京的外交野心

法国历史学家与作者蒂埃里·沃尔顿 (Thierry Wolton) 则从更宏观的角度，解读中国的外交野心。 

在接受France 24的採訪時，他表示，北京希望展示自己是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力量”，但更深层的目标，其实是改变二战后由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 

在他看來，中俄共同的“反西方意识形态”才是关系核心。 

沃尔顿: “很显然的，中国的雄心壮志在于展现自身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其决心毋庸置疑。而且，中国也毫不掩饰其可能改变世界秩序并成为主导者的意图。 

这未必是为了再次在经济和政治上主宰世界，而是为了改变西方國家立的规则——这些规则建立于1945年，并不适合独裁和极权国家。” 

沃尔顿认为，中俄之间正在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协调关系，而中国背后，还聚集着一批对西方体系不满的国家。 

沃尔顿: “在习近平身后，還有来自非洲、亚洲等地的一大票独裁者。他并非唯一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但说到底，他才是帶頭的那位，他也对此毫不掩饰，甚至直言不讳。” 

换句话说，北京今天推动的，不只是中国影响力扩张，而是一种“规则重塑”。 

而习近平，则希望成为这个新秩序中的核心领导者。 

卢琴蒂指出，中国正在利用目前的國際局势，展示自己的話語權。 

卢琴蒂: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系列外交访问，可以说，是前往习近平的“朝廷”进行的會晤，而且正值中国正展现出其作为国际舞台上核心领导者的风采之际。” 

台湾议题

而在这一连串大国外交背后，台湾，始终是最敏感的一环。

在台海问题上，特朗普最近释放出的讯号，也出现明显变化。

就在与习近平会面后数小时，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访时警告台湾不要推动独立，并表示，美国“不想为了台湾打一场远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他同时呼吁北京与台湾“都冷静下来”。 

不过，特朗普随后又表示，他未来可能会与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话，并讨论对台军售问题。 

这将是一项高度敏感的举动。因为自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以来，美台领导人从未正式直接通话。 

而5月20日，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他表示，如果有机会与特朗普通话，他会向美方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并指出“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赖清德也强调，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是“维持和平的必要手段”。 

去年12月，美国国务院批准总额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创下历来最大规模。《金融时报》今年初则披露，华府正在规划另一批规模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方案。 

据《自由时报》报道，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恩认为，中国区域影响力持续扩大，对台湾而言，无疑是一个压力不断升高的讯号。 

他指出，北京对“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政治力量始终抱持敌意；如果“统一”仍是中国坚持的唯一选项，那么两岸之间剩下的，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特朗普此次访华反映出，美中台三角关系，正在进入新的不确定阶段。 

今天的中国，正在同时接待美国、俄罗斯，也持续向欧洲与非洲扩张影响力。 

而在俄乌战争、中东危机与台海紧张同时升温的背景下，北京希望传递的信息越来越清晰——无论世界如何分裂，中国都握有不可忽视的话语权。 

但当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把北京视为全球秩序中无法绕开的角色时， 问题或许已经不只是——中国是否正在挑战美国、甚至试图取代它的位置。 而是未来的国际秩序，究竟将由谁来定义。 

夹在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与欧洲之间，人口只有三百万的亚美尼亚，如今正站在地缘政治风暴的中心。上周，五十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与政府首脑齐聚埃里温。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到访，与亚美尼亚签署新的战略协议。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则高调展示国家“向欧洲转向”的决心。但亚美尼亚真的能够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吗？欧洲会提供真正的安全保障吗？

今天，我们结合两位法国专家的分析，走近这个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家。 

在亚美尼亚持续深化与欧洲关系之际，并接连举办相关国际峰会后，俄罗斯于上周四作出强烈回应。 

莫斯科称，亚美尼亚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会令人无法理解，并警告其不要进一步靠拢欧盟。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社会对这一幕感到愤慨与困惑，长期被视为友好国家的亚美尼亚，如今被当作平台使用，并质疑这一平台究竟为谁服务。 

她同时批评亚美尼亚领导层与乌克兰方面的接触。 

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回应称，在乌克兰问题上，亚美尼亚并非俄罗斯的盟友。 

莫斯科还批评亚美尼亚与欧盟发表的联合声明，认为这将推动亚美尼亚靠近反俄阵营，并带来政治与经济后果。 

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中东项目负责人多萝西·施密特(Dorothée Schmid)看来，亚美尼亚如今已经成为大国竞争中的关键节点。 

她受法广姐妹电视台France 24采访时指出，这个国家位于多个势力范围之间：俄罗斯、欧洲、伊朗，以及美国。 

施密特： “亚美尼亚如今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位置，因为它正处在一场影响力争夺的中心。它位于不同势力范围之间：俄罗斯势力范围、欧洲势力范围、伊朗势力范围。此外，美国也以某种仲裁者的身份存在。” 

施密特指出，欧洲如今非常关注高加索地区的交通与能源路线。 

在欧洲看来，如果能够重新开放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边境，就可能改变整个地区的经济格局。 

施密特： “如果能够打通高加索地区，尤其是重新开放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边境，就能让那些把中亚原材料运往欧洲的路线真正畅通起来，并建立比经由俄罗斯更有效率的运输方式，从而促进欧洲经济增长。” 

而在亚美尼亚国内，总理帕希尼扬也试图借助“欧洲路线”，为国家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不过，亚美尼亚长期深度依赖俄罗斯。 

俄罗斯不仅在当地驻军，还掌握着能源、天然气与大量基础设施。 

《Conflits》杂志研究主任提格兰·叶加利安(Tigrane Yégavian)受France 24采访时表示，埃里温如今正在测试莫斯科的耐心。 

叶加利安： “俄罗斯向亚美尼亚出售一千立方米天然气的价格大约是115美元，比市场价格便宜四到五倍。因此，人们必须预料到莫斯科会作出极其愤怒的反应。” 

叶加利安指出，亚美尼亚目前仍然无法真正摆脱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 

叶加利安： “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贸易大约占40%，而与欧盟的对外贸易只占7%到8%。” 

更敏感的，是安全问题。 

2020年与2023年纳卡战争之后，亚美尼亚社会至今仍深受创伤。超过十二万纳卡亚美尼亚人流离失所。 

许多人不再相信俄罗斯是可靠的保护者，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确定欧洲是否真的愿意承担安全风险。 

法国近期向亚美尼亚出售“凯撒”自行火炮，并签署新的防务合作协议。 

但在叶加利安看来，这种支持仍然有限。 

叶加利安：“亚美尼亚订购了34门‘凯撒’自行火炮。这当然非常重要，也很好，但面对阿塞拜疆始终存在的现实威胁，这还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威慑。” 

与此同时，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虽然正在推进和平协议，但双方依旧严重缺乏互信。 

叶加利安指出，巴库至今仍未释放纳卡亚美尼亚战俘，也没有停止破坏当地文化遗产。 

叶加利安：“阿塞拜疆正在纳卡地区摧毁教堂与大教堂，继续关押战俘，而欧洲并没有施加足够压力，去推动一种建立在真正互信基础上的和平。” 

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对于阿塞拜疆政权而言，“和平”本身甚至可能削弱其政治合法性。 

除了地缘政治，亚美尼亚内部也正在经历深刻分裂。 

一边，是支持帕希尼扬继续向西方靠拢的人； 

另一边，则是认为政府正在放弃民族历史与国家记忆的反对派。 

争议最大的，正是1915年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历史记忆。 

叶加利安指出，许多传统侨民对于这一问题极为敏感。 

叶加利安：“这一批侨民群体，对种族灭绝的国际承认极其重视，因为这几乎构成了他们最核心的身份认同标志。” 

而如今，为了推动与土耳其的关系正常化，亚美尼亚政府被一些批评者指责正在淡化这些历史符号。 

这种争论，也进一步加深了亚美尼亚社会内部的裂痕。 

不过，多萝西·施密特认为，尽管风险巨大，但帕希尼扬确实完成了一项重要外交突破。 

施密特：“这是亚美尼亚第一次举办如此规模的国际活动。这本身就说明，帕希尼扬取得了一次相当重要的外交成功——他让自己的国家重新出现在国际地图上。” 

施密特指出，如今的亚美尼亚虽然弱小，却已经成为多个大国都无法忽视的战略节点。 

施密特： “今天有这么多国家和领导人集中来到埃里温，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这说明，虽然亚美尼亚是个小国，但它对很多大国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缘政治节点。” 

然而问题是： 当一个小国同时被俄罗斯、欧洲、美国、土耳其与伊朗拉扯时， 它究竟还能保有多少自主空间？ 

从纳卡战争，到欧洲峰会；从俄罗斯阴影，到土耳其和解； 亚美尼亚，正在重新定义自己的位置。 

在当前持续发酵的伊朗冲突背景下，中国的角色再次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北京一方面呼吁停火、推动对话，并在外交场合强调维护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它在中东地区的实际影响力，却始终面临结构性限制——既受制于美国在地区安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受到自身军事与安全介入能力的约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以及中国更广泛的中东外交，被重新放在放大镜下审视：它究竟是一种正在上升的影响力，还是一种被外界叙事放大的存在？ 

今天，我们邀请到历史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威廉·菲格罗亚（William Figueroa）。他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任教，长期研究中国与伊朗及中东关系。

那么，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外交空间究竟有多大？它的影响力，又会在何处触及边界？

在西方舆论中，外界常常把中国和伊朗归为所谓“反西方阵营”的一部分，甚至认为两国之间存在某种准同盟关系。从实际政策和行为来看，这种说法究竟是在反映现实，还是一种过度简化的叙事？ 

菲格罗亚: 这种看法其实很常见，但我个人是持比较怀疑态度的。首先，中国的对外关系模式，本身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结盟”。中国更倾向于发展经济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建立类似冷战时期那种明确的军事同盟。 

从当前的冲突也能看出这一点——中国并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安全保障，更谈不上军事支持。 

再进一步说，媒体在很多时候，其实也夸大了中伊关系，尤其是在涉及冲突的报道中。实际上，即便在这场冲突之前，中国与伊朗的关系，相较于它与海湾国家、以及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规模要小得多。 

无论是投资规模、贸易往来，还是政治资源的投入，中国在沙特阿拉伯及周边国家的投入都明显更高。这背后原因也很现实：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更稳定、更具吸引力。同时，它们也不像伊朗那样受到美国制裁的长期影响。 

而美国制裁，恰恰是限制中伊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始终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让双方的经济合作难以大规模展开。 

所以我会说，中国和伊朗确实存在重要关系，这也是中国中东战略和“一带一路”框架的一部分。但伊朗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合作伙伴，它伴随着不少风险和复杂问题。过去十多年，中国其实也一直在推动西方与伊朗就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希望缓解这些障碍。 

但归根结底，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最大限制因素，仍然是美国。美国依然是中东的主导力量。即便中国有意愿，也很难阻止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坦率地说，中国本身也未必有这种意愿。 

如果说“同盟”这个框架并不成立，那么北京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尤其从经济角度来看，伊朗在中国整体中东布局中的分量，是否被高估了？ 

菲格罗亚: 简单来说，伊朗对中国的重要性，远不如中国对伊朗的重要性。 

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可以说是伊朗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同时，中国也是少数在国际上支持伊朗发展民用核能权利的大国之一。 

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对伊朗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能源和潜在的经济合作上，比如将伊朗纳入“一带一路”的贸易网络中。 

不过，伊朗并不是这个战略中的核心节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类似甚至更重要的合作对象。 

举个例子，目前中国进口石油中，来自伊朗的比例大约只有10%出头，这远谈不上形成依赖。 

因此，从现实利益来看，伊朗更需要维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而不是相反。 

而且在过去，中方在与伊朗合作时，也多次因为需要顾及与美国的关系而有所收缩。这一点在制裁背景下尤为明显——中国必须在发展对伊关系和避免触碰美国制裁之间做平衡。 

这一因素在冲突前存在，现在依然存在。 

中国既是伊朗能源的重要买家，也在外交上给予一定支持，但同时又始终避免触碰美国的制裁红线。这是否意味着，中伊关系实际上存在一个由美国因素决定的上限？ 

菲格罗亚: 中国其实是在进行多层次的外交博弈。 

一方面，它希望维持与伊朗的关系，因此会在外交上对伊朗给予一定支持；但另一方面，它也必须顾及与海湾国家的关系，而这些国家同样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 

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考量：中国正在有意识地把自身立场与美国进行对比。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这场战争被视为一种非法的侵略行为。中国通过呼吁对话、强调调解、反对冲突升级，实际上是在塑造一种“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在“让美国自己说明问题”——通过对比，美国显得更具攻击性，而中国则显得更稳定、更可预期。 

这种策略在地区内确实在提升中国的声誉。同时，中国也在强调战争带来的全球性后果，比如能源价格波动、供应短缺，这些影响往往最先冲击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普通民众。 

在本轮冲突中，北京频繁呼吁停火、强调对话，也试图展现调解角色。但从现实影响来看，中国的作用似乎主要停留在外交表态层面。这种影响力，是否被外界高估了？ 

菲格罗亚: 确实如此。过去十多年，中国在中东冲突中的基本立场是相对一致的：呼吁谈判、提出调解、提供多点和平方案。 

从叙利亚到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中国都曾提出过调解意愿。但这些提议，真正被各方认真对待的情况其实不多。 

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是伊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过即便如此，这一成果更多是地区国家自身意愿的结果，而不是中国单方面推动的。 

这也说明，中国的外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发挥作用，但它并不能单独改变局势。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是失败的。恰恰相反，从中国自身利益来看，它的策略是相当理性的。 

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单边行动能力，尤其是在中东。因此，中国更倾向于通过外交、形象塑造和经济合作来发挥影响。 

这种方式虽然不直接，但效果是长期的——它有助于中国被视为一个更稳定、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正在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一方面强调“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又避免深度介入冲突。那么，北京在这场危机中的“理想结果”是什么？它更看重实际影响力，还是国际形象与战略空间？ 

菲格罗亚: 最核心的一点，是冲突尽快结束，地区恢复稳定，尤其是关键航道能够重新开放。 

这背后有很现实的经济原因——中国对能源运输通道的稳定依赖很大。目前的冲击虽然还能承受，但不会无限持续。 

因此，对中国来说，恢复通航、结束战争，就是最重要的目标。 

当然，如果这个和平进程中，中国还能发挥一定作用、甚至被认为是推动者之一，那就更理想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会鼓励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其他国家参与调解——它希望在推动局势缓和的同时，也增强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总结来看，中国在伊朗冲突中的角色，并非外界想象中的“关键调停者”，而更像是一种在现实约束下运作的有限影响力。

它既在塑造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也在谨慎地守住战略边界。

在一个仍由美国主导安全格局的中东，中国的外交空间，或许正在扩大——但它的边界，同样清晰可见。

在战火肆虐、美国的盟友关系显得越来越不确定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周五在北京与台湾主要反对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举行了一次罕见的会晤，纽约时报评论称，这是在向台湾重新传递一个信息：台湾的未来取决于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台海关系牵扯到地区和平，无疑也是中美博弈的角点。在国际局势不断动荡之际，所有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各自寻求对策。

本次国际纵横，请法国资深记者，专栏作者和亚洲杂志（Asia magazine）主编董尼德（Pierre-AntoineDonnet）先生做相关分析。

首先他对郑习会做出了分析：

董尼德：这是十年来首次此类会晤，有其意义。此次会晤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会谈内容也在意料之中：习近平主席面带微笑，但笑容背后却隐藏着威胁。他明确表示，虽然他坚信历史的进程是两岸人民最终统一，但统一已成定局。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无论是否愿意，统一都将发生。当然他避免使用任何争议性措辞，没有提及军事入侵，但信息非常明确：无论台湾人民是否愿意，所谓的统一都将发生。这是第一个信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传递的信息最终也很明确：我们台湾人必须选择和平而非战争。换句话说，她在这里也传递了一种略带“威胁”的信息，即如果我们能够与北京重建对话，我们就选择了和平之路。所以，这确实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

董尼德：不，这远不止是象征意义那么简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利害关系非常重大；国民党之所以能勉强在立法院维持多数席位优势，仅仅是因为与一个非常小的政党结盟，而这个小党（台湾民众党）本身也因为其创始人（柯文哲）最近因贪污罪被一审判处多年监禁而声名狼藉。但这又能维持多久呢？国民党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裂，而且这种分裂在新任主席当选后更加严重。新主席郑丽文有时言辞极端，甚至直接宣称和平之路在于拒绝台湾独立。她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对于台湾民众来说，我不确定她的言论是否具有说服力，而对于大陆的一些领导人来说，我认为他们也对这些言论感到担忧。我想提醒大家，去年十月郑丽文当选后，曾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谈及她对普京的看法。她说：“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是独裁者；他是民选的。” 这是一次重大失误，一个台湾人都记得的巨大错误。因此，这位主席也是在拿自己的未来和信誉做赌注。但这次访问对台湾的政治平衡至关重要。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也就是说，从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也从习近平的言论来看，其目标始终如一：通过宣称与他们对抗就是战争，来抹黑执政的民进党及其领导人赖清德。简而言之，就是把事情简单化地说，选择国民党就是选择和平。也是想通过这个非常简单的信息，在特朗普到访之前撼动台湾的政治平衡，因为这也将成为一个额外的因素，试图说服美国总统与中国达成协议，最终接受或许有一天会实现的“统一”——尽管“统一”这个词本身也不合适，因为台湾从未由中国共产党统治过。

 董尼德： 我认为我们不能如此简单地看待这件事。简而言之，这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主席到访试 图让台湾民众相信和平是唯一出路，而和平意味着重建台北与北京之间的对话。但我并不确定这能否说服台湾民众。因为他们也在观察这些伎俩，也十分清楚，在某些时候，权力博弈和操纵的成分显而易见。

董尼德：我认为，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再次选择了冒险主义和风险，坦白说，这是一次未经深思熟虑的风险。因为如今，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显然并未实现。华盛顿接受了与德黑兰的停火协议，尽管与他们一贯的愿望相反，伊朗神职政权依然存在，继续掌权，而且很可能不会改变。因此，美国人完全错过了其首要目标，同时，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播下了混乱的种子，并由此对油气价格，尤其是全球加油站的油价，造成了严重后果。在亚洲，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许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严重依赖中东石油，因此对美国而言，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中国在停火协议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我认为它的作用并不主导。但简单地说，此举的目的同样在于将中国塑造成稳定的灯塔，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我们今天所见，美国的形象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并被视为世界混乱的根源。因此，就形象而言，中国获胜了，而美国则遭受了损失，因为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战争可能尚未完全结束，已经消耗了其库存中大量的武器弹药，而这些武器弹药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就其在亚洲的威慑力而言，这一切对美国的影响也极其负面。那么，北京对此感到高兴吗？当然。

董尼德：他到底会不会退出北约呢？坦白说，他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所以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是，美国总统的这种不可预测性，以及他不断变化的政策，在北约内部以及美国盟友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疑虑，让他们对美国的中长期意图产生怀疑。所有这一切都让中国显得更加和平稳定。因此，这对北京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董尼德：鉴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给美国盟友带来的不确定性，亚洲的重组至关重要。这关乎它们的未来，甚至是一个战略性乃至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它们正在进行自我调整，这就是我们看到日本重新武装的原因。目前，日本正在部署雷达站和中程导弹，这些导弹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能够打到中国领土。日本只是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也就是说，一旦该地区发生冲突，日本有能力进行抵抗。所以，这完全合情合理。然而，对其他国家来说，情况则更为复杂。例如，菲律宾虽然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但其实力远不及日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措手不及。对于韩国而言，情况则更为复杂，因为考虑到邻国朝鲜构成的威胁，韩国不能走得太远。因此，目前的平衡极其脆弱。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的这一地区确实有些困惑，但正在努力重组自身，以应对这种极其不稳定的地缘政治局势。

董尼德：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中国显然会从当前的一切局势中获益，因此它会利用这些局势。这完全合情合理。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这种政治博弈。但与此同时，中美政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北京着眼于长远，这意味着他们会根据地缘政治格局中出现的各种因素来调整自身战略。但从长远来看，中国有一个正在逐步实现的目标，那就是将美国逐出亚洲，使其成为中国的专属领地。因此，这些目标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容易实现。那么，它最终能否成功呢？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都知道，历史充满了戏剧性的逆转。

董尼德：巴基斯坦在这些和平谈判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谈判进行那将对中国非常有利，因为巴基斯坦是中国利益和中国政府的亲密盟友，甚至可以说是铁杆盟友。为什么说巴基斯坦的参与对中国如此有利？因为自2月28日行动开始以来一直保持距离的中国，可以在幕后操纵谈判的同时继续保持这种距离。这是因为，为了施加影响，或者说，为了以某种方式低调地全力投入谈判，中国当然会与巴基斯坦及其谈判代表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但他们绝对不想表现得过于积极，因为他们想要保持距离，因为他们从中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

非常感谢董尼德先生接受法广专访，感谢收听。

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无人机正在重新定义现代战争。试想一下，数百架无人机裹挟着弹药，飞行时发出类似小型摩托车的嗡鸣声，像蜂群一样涌入战场，直接撞击目标。这就是如今乌克兰战争每天上演的画面，而在伊朗战场，无人机的威慑力再次得到了印证。

多位美国高级军官表示，在最初的美以空袭之后的几天里，伊朗曾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由于数量庞大，这些伊朗的无人机部分突破了防御，其中的一次袭击击中了科威特的一处作战中心，造成6名美国士兵死亡。此外，目前唯一阵亡的一位法国士兵也是因为这些无人机的袭击。今天的国际纵横节目将重点介绍无人机如何改写现代战争，以及对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作用。

“见证者”无人机：穷人的巡航导弹

其实，伊朗无人机的经验来源于俄罗斯。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伊朗很快开始向俄罗斯提供“见证者-136”无人机。后来，在距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约900公里的叶拉布加的工厂里，俄罗斯甚至开始改进这些无人机的技术，并开始自己生产。据法国“世界报“披露，在伊朗原始的“见证者”无人机设计的基础上，俄罗斯加入了自己的技术，尤其是“彗星-M”导航系统。这是一种不易受到干扰的卫星接收器，使无人机能够抵御现代电子战的防御。这在中东战场中得到了印证，在中东冲突刚开始的第一周，塞浦路斯的英国军事基地遭袭击，英国军方在伊朗“见证者”无人机残骸中发现了俄罗斯的电子干扰模块。根据专家的初步分析，这架无人机配备了俄罗斯的“彗星-M”系统，这也解释了它为何能够突破该岛的防空系统。同时，法新社采访的分析人士也称，获得这些这些设备并不难，都是由商业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零件组装而成的，但该系统的能力已经接近美国军用GPS设备的许多功能。

说了这么多，所以到底什么是“见证者”无人机呢？

有人将这种无人机称为 “穷人的巡航导弹”。路透社的报道披露，一架见证者无人机的成本约在2万至5万美元之间，如果对比来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成本则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目前最先进的是远程型号“见证者-136“，这个型号的无人机已经成为伊朗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实施报复战略的核心武器，而且伊朗已经在中东战场投放了数千架该型号的无人机。

那么为什么无人机在战场上显得比导弹要厉害得多呢？有专家分析称，这种武器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数量。这些无人机相对便宜且容易大规模生产，尤其是与用来拦截它们的复杂防御系统相比，成本要低得多。因此，它们非常适合“蜂群攻击”，也就是利用数量优势压垮防空系统。此外，与弹道导弹相比，这些无人机飞行高度更低、速度更慢、携带的爆炸载荷较小，并且只能攻击固定目标。而大量廉价的无人机和成本高昂的导弹相遇，就意味着导弹每拦截一个目标就会消耗一个宝贵的军事防御资源。因此，用成本只有几万美元的无人机诱使敌人使用动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是一笔非常“划得来”的买卖。尤其是对于受到国际制裁的伊朗来说，能以较低成本获取高效的武器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消耗战中，伊朗可以通过大量使用无人机来逐渐拖垮敌方防空系统，从而为更具破坏性的攻击打开一定的空间。

不过，伊朗能否持续进行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取决于无人机的库存数量以及保护供应链和生产设施的能力。所以美国一直在试图破坏伊朗的见证者-136生产能力，最近还对土耳其和阿联酋的疑似零部件供应商实施了新的制裁。但这些制裁似乎成效有限。在最初的美以空袭之后的几天里，伊朗曾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随后，美国的军事专家称，伊朗拥有大量库存，并且可能每周还能生产新的数百架无人机。

 美国的应对策略

中东的战场已经证明，大量的伊朗无人机能够通过数量优势压垮防空系统并造成严重破坏。五角大楼官员曾在向国会进行的机密简报中承认，美国最初在阻止伊朗无人机攻击方面遇到困难，使美国军人和波斯湾盟友面临风险。虽然这种无人机飞行速度只有每小时约180公里，但最大航程可达2000公里，并可携带约40公斤炸药。

既然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如此有效，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战争初期，美国及盟友在整个中东地区已经使用了数百甚至数千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来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这显然是一种浪费和消耗，后来美国渐渐转变了策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曾表示，美国军队正在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和工业目标，以剥夺他们继续生产这种一次性攻击无人机的能力。但这还不够，就像刚刚提到的，伊朗不仅拥有库存，还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不会轻易让这种无人机断供。美国防务战略学者瑞安·布罗布斯特表示，军方和盟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显示，他们正在使用更廉价的武器，比如飞机机枪或激光制导火箭弹来摧毁伊朗无人机。例如，这位学者提到阿联酋军方发布的一段视频，其中一架直升机用大型机枪击落了一架“见证者”无人机。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似乎正更多地依靠攻击直升机和机枪来击落伊朗无人机，因为比起导弹，这种方式成本更低。

另有分析指出，美国也正在借鉴乌克兰的经验。美国军方过去通常使用复杂且可重复使用的无人机，例如“捕食者”，这类无人机发射导弹后会返回基地。但乌克兰证明，大量使用廉价无人机，并且直接把载荷撞入目标并成为弹头，同样可以产生极其有效的打击效果。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军方还正在引入一种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无人机时证明有效的美国反无人机系统。该系统名为“Merops”，采用“无人机对无人机”的方式拦截目标，可以装在皮卡车后部，并利用人工智能在电子通信被干扰时进行导航。五角大楼无人机优势项目负责人特拉维斯·梅茨曾披露，国防部已经承诺在未来18个月内投入11亿美元采购无人机系统，其中包括3万架小型一次性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将在未来五个月内交付给部队。前中央情报局目标分析官布兰登·布莱克本表示：“这会有一个学习过程，但乌克兰能向我们提供越多指导和经验，对我们所有人就越有利。”

几十年来，美国军事战略一直依赖在冲突地区取得空中优势，但主要关注的是战斗机和轰炸机活动的高空领域。如今，无人机的出现迫使美国军方重新思考如何控制低空空域。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杰里·麦金介绍，美国军方已经启动了一些以廉价无人机为核心的项目。其中之一是“低成本无人作战攻击系统”。美国军队正在伊朗战场上使用这种系统。美国军方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这种美国制造的一次性攻击无人机“是以伊朗‘见证者’无人机为蓝本开发的”。麦金表示：“目前还没有公开信息说明它们的实际效果或具体使用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非常重视从乌克兰的经验中学习。”

预计波斯湾国家也会借鉴这些经验。卡塔尔国防部已经表示，卡塔尔空军战斗机正在与地面防空系统协同拦截伊朗攻击，包括见证者无人机。不过，大西洋理事会的佩拉约指出，海湾国家目前仍缺乏能够快速、大规模对抗无人机的能力，而开发并部署这种系统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

乌克兰希望以无人机技术经验换取美国的支持对抗俄罗斯

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当局一直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其积累的技术经验。在这场战争中，大规模使用无人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武器体系。几乎每晚都有数百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居民区和关键基础设施。由于拦截手段有限，乌克兰最终开发出一系列低成本拦截无人机，能够在空中摧毁来袭无人机，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反无人机技术之一。

就在中东冲突的第一周，乌克兰就表示，将“很快”向中东派遣军事人员，协助美国及其盟友应对伊朗无人机袭击，并希望以此换取在对抗俄罗斯问题上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基辅希望获得用于美国制造的MIM-104 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该系统是目前唯一能够拦截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的弹道导弹的防空系统。此外，乌克兰还希望获得资金支持用于武器生产，以及在外交层面获得更多支持以应对俄罗斯。自去年11月底在美国斡旋下启动的关于俄乌战争的谈判目前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现在乌克兰十分担心，中东的冲突会分散美国和欧洲的注意力，所以乌克兰非常“乐意“提供无人机方面的作战经验。

除了美国外，不少其他国家也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经验表露出兴趣。一名乌克兰国防工业高层人士曾向法新社表示，来自海湾国家的“私人和官方渠道”对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表现出“极大兴趣”。他说：“这不仅仅是出售产品或设备，而是提供包括设备、解决方案以及团队在内的整体方案。”据他介绍，这些需求来自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美国。不过这些国家都没有公开承认。

在欧洲地区，英国则率先作出了行动。3月17日，英国首相斯塔默会见泽连斯基，两国联合发表一份声明，并签署防务伙伴关系协议。声明内容包括联合生产和供应无人机及其他军事技术。斯塔默在声明中表示：“无人机、电子战以及战场上的快速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随着中东冲突的持续，这一点只会进一步加强。”声明还指出，该协议“旨在提升整体防御能力，以应对价格低廉但技术先进的军事装备扩散，尤其是无人机带来的挑战”。因此，两国的协议计划依托“乌克兰的实战经验与英国的工业基础”，在支持“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的框架下，共同制造和提供无人机及创新能力。

而随着无人机技术在现代战争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乌克兰的无人机经验无疑会成为强有力的外交策略与谈判筹码。

欢迎收听国际纵横节目，本次节目的主题是，继委内瑞拉和伊朗之后，古巴似乎要是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

2026年3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表示，他可能很快要“荣幸地接管古巴”。尽管伊朗问题仍是特朗普的首要关注点，但特朗普密切关注古巴局势，并认为卡斯特罗体制已接近尾声。当然，美国总统的反复表态以及华盛顿的持续施压，让外界对美国在古巴的真实目标也存在很多的疑问。

自1962年以来，古巴一直受到美国的长期封锁。在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推翻后，古巴的经济形势更为艰难了。美国切断了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这对古巴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研究人员指出，古巴此前依靠转售委内瑞拉石油获得外汇，从而维持经济运转。而现在，委内瑞拉石油没有了！

近几周，美国对古巴的压力又明显加大了。华盛顿实施了石油封锁，并威胁要制裁向古巴供油的国家。现在，古巴的旅游业几乎停滞，经济持续下滑，停电频繁，民众生活困难，抗议活动不断。尽管有俄罗斯燃料运输船和国际人道援助抵达，但这只能带来短暂的缓解。特朗普则宣称，只有他能让这个濒临崩溃的国家恢复秩序。

美国与古巴就一项协议达成框架性共识？

2月中旬，特朗普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正在与古巴方面接触，但没有说明细节。3月12日，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首次承认双方存在“对话”，但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内容。外界猜测，谈判可能涉及卡斯特罗家族的去留、自由选举、释放政治犯，或仅限于经济开放。有媒体称，方案可能包括总统离任，但保留卡斯特罗家族的影响力。

根据《今日美国》近两个星期前的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团队已接近与哈瓦那方面就一项协议达成框架性共识。

虽然美方对谈判细节保持低调，但由鲁比奥团队与劳尔·卡斯特罗之孙劳尔·吉列尔莫·罗德里格斯进行的接触，似乎已开始取得进展。一项兼具经济与政治内容的协议，正在接近成形。

放宽旅行限制，允许美国资本进入古巴

根据媒体的报道，美国和古巴目前讨论的内容包括：通过谈判促使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离任，以及在多个领域达成合作协议，其中，旅游业是重点之一。华盛顿可能会放宽美国公民前往哈瓦那的旅行限制，这一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奥巴马任期末的政策，有望为深陷经济危机的古巴带来外汇收入。对特朗普来说，这一措施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国会的批准即可实施。

此外，体育和能源领域也是讨论的内容。同时，双方的讨论还可能涉及原材料问题：美国可能在放松制裁的同时，获得进入古巴镍和钴资源的机会，这些都是华盛顿极力争取的战略性矿产。

美国的思路似乎是“一举两得”：既推动古巴政府逐步更替，而不是彻底推翻现政权并扶持反对派上台；又通过经济合作缓解古巴的经济危机，同时保障美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在不强制推进民主改革的情况下，实现古巴经济复苏。

不过，这项协议也引发争议。批评者认为，特朗普的方案类似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安排：要求现任总统迪亚斯-卡内尔下台，但可能保留卡斯特罗家族和军方的权力。反对者担心，这样的变化不会真正带来民主。

目前，美国官方对此没有给予评论，古巴方面也保持谨慎。哈瓦那仅承认双方存在接触，但淡化其重要性。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卡洛斯·费尔南德斯·德·科西奥表示说：“我们确实有信息交流，也有外交渠道，但不能说已经进入 正式谈判阶段。”

不过，3月16日，古巴政府宣布一项重要经济改革，允许美国企业和海外侨民在古巴的多个领域投资，但没有作出任何政治让步，共产党仍是古巴的国家领导核心。

“共产主义乌托邦将最终在古巴终结”

法国财经大报回声报3月20日发表的一篇社论表示，在特朗普的压力下，哈瓦那有可能会发生政权变化：古巴或将重新变成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国家。社论认为，世界上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走向终结。共产主义乌托邦将最终在古巴终结。

该社论写道，古巴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古巴，这意味着自由经济的回归。随着美国资金的进入，古巴可能会迅速改变，回到卡斯特罗之前的状态：以旅游、博彩、高尔夫、朗姆酒和雪茄为主的经济模式，一个带有腐败问题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这种变化实现，那么世界上最后一个以“一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国家也将消失。

社论说，有人认为古巴失败是因为美国长期制裁，这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没有实现让所有人富裕的目标。在经济上，市场经济更有效；在政治上，这种体制往往限制自由。古巴曾经给人们带来希望，但现实中，监狱往往比餐桌更满。

社论还说，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把国家控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早在20世纪20年代，列宁就尝试过类似做法，但没有成功。今天，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政治制度仍受到争议，例如对社会的严格管理。

社论最后表示，总的来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在古巴的变化中似乎走到了尽头。如今世界缺乏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理想方向。政治讨论很多，但真正的解决方案不多。民粹主义声音越来越大，而其他替代方案，如宗教、环保或新技术理念，都没有像过去共产主义那样有全球影响力。因此，人们也许需要重新思考，未来应建立怎样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比如一种不同于美国或中国的道路。

中国年度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人大和政协两会已经在3月12号落下了帷幕，今年的两会是在中东战火的国际大背景下召开的，国际关注度无疑大大降低。中国两会被普遍认为形式上是“橡皮图章”，内容上看，与其说是一个立法和协商的进程，不如说是一扇观察中共高层政治生态的公开窗口。

本期节目，请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青先生分析他对今年“两会”的一些观察和分析。

法广：整体上看，您觉得今年“两会”有什么看点？

李恒青：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没有看点。我曾经说过，我说现在今年的这个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啊，实际上就是满篇的“废话”。其实要是关注中国问题的话，就可以知道所谓“十五五”，中共定义下来的十五五，在党代会上通过的这些内容，实际上跟现在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这一块应该说没有什么看点。另外，在经济问题上，应该说是毫无新意，提出来的用长期债务，或者是用增高财政预算的方式，继续使得现在的政权得能够延续下去，这就是它的核心。外界说进入了负债年代，所以现在完全是靠所谓债务来推动。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走不长的，中国政府当局应该也非常清楚，他们现在就是要推迟经济崩溃的步伐，用所谓的时间来换空间，如果要在未来1到2年之内又出现了一个大的经济上的转机，或者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宽松的状态，有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个机会，如果没有，就到时候再说，至少不是眼前就垮掉，拖几年再看。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调子，推出来的一些包括民族团结法，环保法典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新意。中国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制社会，所以推出了无数法案，到时候做不做，也都还是人治，看当局当权者心思怎么样，心态怎么样，怎样去做。所以，我实际上虽然每天都还在看关于“人大”的报道，但是整体感觉就是了无新意，满篇都是废话，尤其是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完全是“废话”，没有什么可谈的。

法广：魔鬼出在细节里，外界也关注到在中国全国政协开幕式上，政协主席王沪宁讲话后归坐时，向习近平低头弯腰致意，关于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案也没有看到任何进展……从政治上看，你觉得这个今年这个两会有哪些关注点？

李恒青：我想政治上倒是有很多猜测的空间，因为中国的政治是黑箱操作，没有一点可以能够预判的空间，所以全是猜测。王沪宁做完报告了，罕见地过去向习近平鞠躬。另外，是张升民，在习近平走进会场时，张升民连军帽都没戴，突然看到习近平就向他致敬，敬了个礼。这一些都是不正常的，至少这两个人感觉到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他们要么是有把柄在习近平手里，要么是感觉到习近平下一个要收拾自己。所以他们应该说非常害怕，赶紧要向习近平投诚。那同时外界都在说，因为大家都在关注张又侠，刘振力是不是在人大会上有一个正式的说法，给他们定罪——至少定罪，不是判刑，开除两人的人大代表资格，结果没有他们被开除的消息。所以大家又猜他们是不是有转还的余地，还有可能再回到中国政治舞台上来。应该是完全不可能。从王沪宁，张升民和其他的人的表态看，应该说习近平目前看，短期内的权力危机应该暂时度过了。所以，才会有其他的一些人，包括两会代表，省长和省委书记纷纷表态，虽然不是全部，现在至少有几十个人都得表态，还有一些人大代表，企业家代表表态强调两个“维护“，”两个确立“，这就说明习近平现在肯定急需这个东西。但是也说明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力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所以目前来看，眼前的危机应该说不是很大。但是，像伊朗的哈梅内伊被定点清除了以后，中共高官应该还是非常恐惧，两会期间加强了各个地方的安检，北京风声鹤唳，中南海周边是完全控制起来。可以想像他们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应该说现在也是进入了一个高危，整体高危时刻。但习近平目前应该没有看得到的危机，但看不到的，随时都会爆发出来。

法广：中国今年两会开始之前，伊朗的哈梅内伊被定点清除，现在战争还在打，霍尔木兹海峡也基本被封锁，全球都在准备经历一场能源危机。委内瑞拉是中国的盟友，伊朗是中国的盟友，古巴现在也受到特朗普的各种言语上的威胁。在国际目前的局势中，怎么看习近平现在的这种处境？

李恒青：应该说现在他朋友越来越少，铁杆朋友就剩下金正恩和普京了。所以他确实应该说很难受。其实，独裁者现在已岌岌可危了，能够真正站出来替独裁政权说话也不多了。过去不动手，站着拉架的时候中国可欢了，但是真动起手来了以后，马上就怂了了。但是也没办法，现在他控制着舆论，对中国老百姓还在忽悠，翻来覆去地有系统性的，有机构专门来忽悠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基本上看不到全世界的全貌，天天看新闻联播的话，就会看到恨过国家的学者、专家、政要都出来谈两会太好了，感到中国的强大，不仅是给中国指引方向，更是给世界指引方向，要天天看这个东西，那就是跟毒牛奶一样，会上瘾，中毒越重越深。当然我天天看，我是主动地要中毒的。所以去看那些东西就能感觉到中国老百姓，实际上是受这样毒害的，他看不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上朋友越来越少，中国这个政权穷兵黩武的方式也走不下去。自己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来拉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朋友真的是会越来越少。

法广：两会期间，中国公布了一些数据，预计今年GDP增长率是4.5%到5%，1到2月份的出口成绩相当的“出色“，虽然中国经济的出路取决于能否调动刺激起国内的消费，作为经济学家，你觉得应该如何看这些数据？

李恒青：首先这些数据，比如2025年的GDP增速是5%，完成了年初两会定下来的5%左右的目标，达到了140万亿人民币，但是这个数字是真是假？实际上可以打好多问号。 GDP造假非常容易，不是真的假，就是没有意义的GDP。比如说政府购买，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这都是将是“十五五“中要重点突出要做的事情，应该有七万多亿，目前看到的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具代表性、没有真正的说服力的。可以看到方向，但实际上政府购买，只要合同下去了开始拨款，就可以计入到GDP里，看怎么去在财务上确认，是否真正带来中国经济发展就很难说。

关于出口这部分主要的亮点在东南亚，在“一带一路”国家。而“一带一路”和东南亚国家，实际上背后是大量的买方信贷，是降价折扣，把内卷的部分转到海外去了。所以利润实际上非常小，再加上一些地区销售更有水分，尤其是南美和非洲。为什么？因为可能商品运过去了，最后变成了坏账，坏账坑死的是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因为都是他们开的信用证，本来应该是对方国家出信用证，他们现在就是把钱借给你，然后你买我的东西，但是最后没钱还了，就是坏账……

在这一电商，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但估计长不了，很快就会有大量的坏账回来，最后反噬出口信贷的银行，这些都是要警惕的。但是中国也承认与去年同期相比，对美国出口实际上下降了9%，这个数据可能相对真一点，用的是海关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有没有意义？应该说有一定的可观察性，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好与坏，要看的是国民的生活状况好与坏。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在2026年比2025年的时候是好了还是坏了？这一点实际上不用花大力气去调查、去分析，就可以看到肯定是坏的。就业情况是好了还是坏了？肯定是坏了。

现在的产业结构有没有真正的亮点？非常少。比如说AI这部分，中国现在搞人形机器人这一块投资投入非常巨大，但是有一个做人形机器人的企业赚钱的吗？没有，更多的是起到娱乐作用，但真正实际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大量的烧钱，却没有赚钱。所以这种事情最后能不能活起来呢？我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感谢李恒青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史诗之怒”军事行动一个多星期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明显，在战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且几乎没有遭受重大的损失。但未来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美以两国仍然没有明确战争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局势也日益混乱。

在此次战争爆发之初，即2月28日星期六的清晨，一座位于德黑兰市中心、深埋地下数十米的地堡就遭到轰炸，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众多高级官员丧生。以色列情报部门后来发现，该指挥中心仍在运作。于是以色列战斗机随后又三次轰炸该设施。3月5日星期四夜间至3月6日星期五凌晨，50架战机投下了约100枚炸弹。

这个案例展现了美以两国直接打击伊朗领导层来削弱伊朗政权的战略。开战以来，以色列和美国持续不断地轰炸伊朗的军事中心、兵营、港口和舰船。根据一位以色列分析人士的话说，这一策略就是“先打断敌人的脊梁，再逐节摧毁脊柱”。

战争爆发才一周，中东局势就变了。以色列和美国就宣称，已经几乎完全掌控伊朗领空，摧毁伊朗约60%的导弹发射装置，击毙伊朗多名政治与军事领导人，击沉约30艘伊朗舰船，并宣称摧毁德黑兰附近的秘密核设施，不过，摧毁秘密核设施这一点尚无法独立证实。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利两军几乎没有重大损失，只有7名美军士兵阵亡。

第二阶段行动

从3月6日开始，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美以两国开始重点打击伊朗的军工体系、权力机构以及用于镇压国内抗议的安全机器。

但美以打击伊朗让中东局势混乱。尽管以色列为这次行动准备了很长时间，但海湾国家依然对伊朗报复的规模和强度感到措手不及。例如阿联酋遭到200多枚导弹和1000架无人机的攻击，虽然大多数被拦截。伊朗还通过袭击船只航运和能源生产设施，试图扰乱全球经济活动，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汽油价格上涨只是暂时的不便，特朗普在公开场合也从没有提及美国本土遭受恐怖袭击的风险。对于《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情报、帮助伊朗锁定美军目标一事，特朗普也没有评论。

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在黎巴嫩开辟第二战线，对抗伊朗盟友真主党。在遭到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后，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空袭，对黎巴嫩南部、贝卡谷地以及贝鲁特南郊轮番展开轰炸。以色列政府的目标十分明确：摧毁真主党及其据点，哪怕这会造成巨大的破坏。

在以色列国内，民意普遍支持这场战争，认为伊朗及其盟友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

华盛顿的政治环境

但华盛顿的政治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特朗普给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打出了“15分（满分为10分）”。特朗普这位商业巨头认为“史诗之怒”行动完全由他掌控，虽然这场冲突已经蔓延到整个地区，并在能源和贸易领域引发了相当大的焦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上周四解释说，“过去那些愚蠢的、政治正确的战争与我们现在所做的截然相反……它们的目标模糊不清，交战规则也限制性极强，过于简单。那种情况已经结束了。”

确实，在交战规则方面，五角大楼与以色列军队是保持一致的。在伊朗一所学校遭到轰炸，造成175人死亡，其中许多是儿童一周后，美国国防部表示仍在调查中，且并没有承认存在射击错误。至于赫格塞斯提到的目标，目前在美国政府内部是一片混乱，有人强调摧毁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能力，有人希望终结其地区代理战争，也有人公开谈及推翻伊朗政权。

混乱的对外沟通

另外，在战争时期，信息沟通是至关重要的，而特朗普政府第一周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理想：信息发布显得零散而即兴，显示出准备不足。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甚至表示：“我们并没有在打仗，也不打算打仗。”

特朗普本人则不断地非常随意地发表评论，例如，他说自己“没想到”伊朗会攻击海湾国家，而大多数地区专家都预料到了这些袭击。对特朗普来说，这场战争只是一次“插曲”，源于伊朗国内遭到残酷镇压的抗议活动，也源于存在推翻伊朗政权的可能性。

特朗普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委内瑞拉模式的执着，以及对在华盛顿扶持下、由委内瑞拉政权前二号人物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监督的委内瑞拉政权过渡的推崇。

特朗普上周五在接受CNN记者采访时说，“伊朗的运作方式会和委内瑞拉一样。”特朗普还补充说，“宗教领袖们不会让我感到困扰，”特朗普的这番话很可能会让梦想着结束神权统治的伊朗人感到绝望。不过特朗普也承认，不是没有问题，他说，“我们原本考虑的人选大多已经死了。”

推翻伊朗政权并不容易

但大多数以色列专家认为，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极其难以实现。前摩萨德特工、伊朗问题专家西玛·沙因（Sima Shine）在一次记者会上指出，伊朗虽然在战争初期受到打击，感到措手不及，但伊朗早已为战争做好了准备，包括为领导层准备接替者，制定领导人更迭计划以确保政权的连续性。

尽管摩萨德已对伊朗政权掌握了相当可观的情报，但自战争爆发以来互联网被切断，使得外界很难准确评估伊朗的民意以及伊朗安全体系的实力。这种不确定性导致双方都展开大量的心理战和宣传战。

在德黑兰，残存的政治和军事精英打着爱国牌，宣称要抵抗侵略者。在华盛顿，特朗普则正将自己塑造成伊朗未来的 唯一仲裁者。周五，特朗普在他的真想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要求伊朗政权“无条件投降”。以色列和美国认为，在伊朗领导层被迅速“斩首”之后，伊朗政权已经进入不可逆的衰弱过程。

五角大楼认为，一旦伊朗弹道导弹库的库存耗尽，美以将完全掌控伊朗的空中优势。届时，利用库尔德民兵或俾路支省的逊尼派武装等地面代理人将变得更加容易。

可能的下一步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排除地面行动，但更可能的是，派遣特种部队执行更具针对性的突袭任务。今年1月委内瑞拉发生的马杜罗被绑架事件，增强了一些人对这类行动有效性的信心。

不过《美国保守派》杂志执行主任科特·米尔斯强调：“在突袭本·拉登、巴格达迪（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以及最终抓获马杜罗之后，现在，人们对特种部队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但一些军事专家也指出，在这些行动中，美国也是非常幸运的，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事实上，美国也曾在伊朗遭遇失败。1980年4月，美国总统卡特为营救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员的军事行动最终以惨败告终。

目前，为了继续削弱伊朗政权、或者是煽动民众起义、或者是获取宝贵的战利品，仍有许多潜在的目标可以打击。比如，拿到据信仍然储存在伊斯法罕地下的高浓缩铀便是其中之一，但这将带来巨大的风险。监狱，包括德黑兰的埃文监狱，也是潜在的打击目标。要知道，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的标志之一，便是反对派武装攻占了位于大马士革附近的阴森的赛德纳亚（Saydnaya）监狱。

刚刚结束的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汇聚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名代表，其中包括6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约100位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这是一个旨“通过对话促进和平” 的全球会议。然而，就在各国政要陆续抵达慕尼黑之前，年度安全报告已率先在欧洲政界与战略圈引发震动，为会议定下了凝重悲观的基调，确定了当前全球安全和政治环境中的诸多重要发展和趋势，称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破坏性的政治时期”。

这份全球安全报告的主题为“正遭摧毁”。全面破坏，而非谨慎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是当今的主流。现任美国政府承诺将本国从现有秩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建一个更强大，更繁荣国家的，导致经历了80多年的建设之后，美国主导的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如今正面临瓦解。

报告引言部分勾勒出了目前世界格局，认为在许多西方社会，那些主张破坏而非渐进式变革的领导人已经崛起。他们推行破坏性政策的根源在于民众对民主制度运作的普遍失望，以及对真正有效改革的普遍不信任。

”破坏者“代表：特朗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这个对1945年后国际秩序的塑造贡献最大的国家的总统——如今却成了破坏者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支持者看来，华盛顿的强硬政治有望打破制度惰性，迫使各方着手解决以往陷入僵局的挑战。而批评者则担心，这种破坏性政策正在削弱国际社会应对人类最严峻挑战的能力。这种做法非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造就一个富人和权贵享有特权的世界，而非那些寄希望于变革的广大民众的福祉。

特朗普只是当代政治中一种更广泛现象的最突出代表。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领导人通过承诺摧毁而非改革现有制度而崛起。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曾挥舞电锯作为竞选道具，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热衷于通过其“政府效率部”（DOGE）制造混乱，无数政客公开呼吁摧毁官僚机构、法院或国际协议。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潜在动机：一种认为有意义的变革需要拆除而非修复的信念。

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并非一套连贯的纲领，而是共同的行动风格和逻辑。这些“破坏者”利用人们对现状普遍的失望情绪，声称自己拥有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彻底变革的使命。他们“行动迅速，打破常规”，宁愿选择彻底摧毁而非改革，宁愿追求速度而非深思熟虑，宁愿采取象征性的破坏行为而非缓慢的制度调整。他们的吸引力似乎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愿意摧毁他们眼中那些无可救药的破败之物。

民众对改革和渐进式改进的信任普遍丧失

报告认为，政治领域“破坏者”的崛起或许是二十一世纪最具深远影响的趋势之一，它正将自由民主社会推向——甚至超越——其崩溃的边缘。而推动这一趋势的并非少数激进分子。社会学家卡罗琳·阿姆林格和奥利弗·纳赫特韦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破坏欲”（Zerstörungslust），它在后现代社会中日益盛行。这种破坏欲源于人们对现有治理结构（包括国内和国际治理结构）的普遍不满，以及对改革和渐进式改进的信任普遍丧失。

为2026年慕尼黑安全指数收集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民众普遍对政府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持怀疑态度。在所有受访的七国集团（G7）国家中，认为现任政府政策将使子孙后代受益的受访者比例，远远低于预期这些政策会使子孙后代境况恶化的受访者比例。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达了对政府的这种不信任。此外，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政治体系和国际机构无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风险——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也无法应对经济转型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其结果是，个人和集体的无力感日益增强，民众对国家和自身塑造美好未来的能力感到悲观。

美国已基本放弃“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

2026慕尼黑安全报告认为，1945年后秩序的第三个支柱正面临压力，这涉及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推广和自由民主国家间的合作。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美国都以“正义力量”的形象示人，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治理，并鼓励民主国家间开展广泛的合作。由此形成的自由国际秩序体现了这些自由价值观——即便常常并不完美。但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已基本放弃了“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

这种转变对美国的民主盟友产生了切实的影响。许多盟友对他们眼中这种不平衡且有时有悖常理的关系等级感到不安：长期的民主盟友受到公开批评，而专制领导人却受到赞扬。这种对比在对欧洲和俄罗斯的言论中尤为明显。

持有两种日益不相容的世界观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背叛了西方的“真正”含义。一些政治家，例如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试图弥合这种分歧，在两种不同的西方版本之间搭建桥梁，并以“让西方再次伟大”为口号。但如今，大多数欧洲政府认为，特朗普政府支持极右翼反建制政党，旨在“在欧洲各国内部培养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制”，以及其对欧盟法规（例如《数字服务法》）的干预，是对核心民主价值观和欧洲主权的攻击。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认为，西方“如今仅仅是一个地理标签，不再是维系我们团结的规范纽带”。这种疏离感反映在公众舆论中。在慕尼黑安全指数调查的所有北约成员国中，认为西方不如十年前团结的受访者比例高于认为西方比十年前更加团结的受访者比例（图 1.3）。

创造性破坏还是破坏性创造？

但该报告也引用一些观察人士观点认为，特朗普对国际秩序和既有伙伴关系的冲击或许也存在积极因素？提出这是“创造性破坏还是破坏性创造”这个问题。

因为这种“推土机式”的政治变革可能带来新的机遇，从而构建更美好的未来。这种观点与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有几分相似：即深刻的变革无法循序渐进，需要拆除根深蒂固的结构，瓦解低效的安排，并释放更新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种刻意打破既定偏好和程序的非正统做法，或许正是因为打破常规而得以成功。这种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对抗风格打破了制度惯性，迫使各方正视那些长期以来被搁置或忽视的问题。在这种解读下，破坏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一种催化剂，它为创新扫清了障碍，尤其是在改革屡屡被证明在政治上行不通的情况下。

事实上，就连特朗普的一些批评者也承认，他那种既具破坏性又富有创造性的风格确实促成了一些显著的进展。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北约领导人担心美国退出北约，于是同意将国防开支目标设定为2035年前占GDP的5%，而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此前国防开支落后的国家甚至宣布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力求更早实现这一目标。另一些人则认为，特朗普的做法有助于为加沙停火创造空间，即便最终达成的协议与拜登政府制定的方案颇为相似。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他对乌克兰问题摇摆不定的政策至少迫使相关各方（至少在口头上）考虑可能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破坏性的做法并非仅仅是鲁莽，而是打破外交僵局的一种手段。

报告指出，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特朗普打破美国以往外交政策传统的前景最初也令人乐观——而且，特朗普的政策在这些国家仍然比在许多西方社会更受欢迎。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国际体系的重组带来了一系列机遇。最重要的是，华盛顿终止对欧洲的优惠待遇被视为进一步推动了“多极化”趋势，使全球竞争环境更加公平，并为更多国家提供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新机遇。同样，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来看，持续不断的动荡给华盛顿昔日盟友带来的风险也相对较小。正如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多次指出的那样，西方所认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角度来看，总是显得更加混乱无序，充斥着双重标准。

走向广阔无垠的开放世界：后战后（混乱）秩序的兴起

在破坏性政治之后逐渐显现的秩序图景，都显示出赋予强者特权的迹象——而不是那些希望破坏之后生活会得到改善的人。

一些人担心，新的世界秩序将由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划分构成。西方分析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担忧，一些修正主义的非西方强权试图主导其周边地区，并将美国挤出各自的区域环境——对俄罗斯而言，这指的是东欧；对中国而言，这指的是东亚。如今，曾经的普世规则捍卫者美国似乎也在采取类似的策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国家安全战略中对西半球的优先考虑仅仅代表了美国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必须做出优先排序的一种新的“常识”。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该战略背后的世界观以及特朗普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对过于道德化的世界观的一种修正。在他们看来，这些行动体现了新的“非道德”外交政策，甚至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普京化”。批评人士指出，“国际关系应促进大国主导而非普世价值或盟友网络的观念，已从莫斯科蔓延至华盛顿。” 与此前对华强硬言论相反，美国政府似乎普遍接受新秩序将是多极化的，并承认其他大国有权在其各自的区域内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世界或许真的正在走向一种新的施密特式大空间政治，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区域霸权在其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并制定规则。

正在形成的秩序蓝图并非必然。国际体系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其他行为体的反应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各国政府正逐渐意识到，希望并非良策。如果他们继续对破坏性的政治袖手旁观，最终很可能沦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如果他们珍视的秩序很快化为废墟，也不必感到惊讶。正因如此，德国总理默茨强调，世界其他国家并非无能为力，而是有能力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事实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思考如何缓冲，甚至抵制特朗普政府最具破坏性的举措。

报告最后指出，在如今这个破坏性政治盛行的时代，袖手旁观者时刻面临着被吞噬的风险。鉴于破坏的规模已经如此庞大，仅仅被动地、小规模地重建旧秩序已经远远不够。那些反对破坏性政治的人必须加固关键结构，制定新的、更可持续的设计方案，并成为大胆的建设者。

该报告总结：事关重大，事实上，一切都岌岌可危。

1月20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一周年的日子，回顾过去的一年，特朗普无疑是全球最引人关注的人物。全球目睹了他的领导下美国外交传统发生的深刻变革。从向全球所有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发动的关税战，到最近派兵深入委内瑞拉总统府逮捕该国总统马杜罗夫妇以及对格陵兰岛发出的威胁等。从谴责多边协议、战略转向彻底的单边主义，到质疑历史联盟，美国外交政策被认为正试图推翻其自身缔造的世界秩序。这种重新定义或修正主义对地缘政治平衡、国际权力格局以及全球机构的合法性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美国重大转折之下，其他国家，无论被欧洲或其他地区的盟友及其竞争对手会敌对国家也都需要寻找对策，全球也出现了新合纵连横的局面。

本次国际纵横节目请法国国际及战略关系学院（IFRI） 亚洲中心主任Marc Julienne 来谈谈他的分析。

法广：在让美国更加强大的口号下，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为其第二任期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做出明确规划，和他的第一任期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并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相比，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战略重心发生了变化，他强调的是对美洲的战略，那么中国现在还是美国最大的对手吗？

Marc Julienne：我认为即使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最大的对手仍然是中国。虽然这一点未必如此泾渭分明，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首次竞选总统时曾对中国发表过极其敌对的言论，但此后他的措辞已明显缓和。然而，在实践中，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依然强硬。例如，就关税战而言，如果将所有关税加起来的话，甚至可以说中国是遭受制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技术领域，中国不得不面对各种高额关税。美国仍然极力阻止中国获取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最近，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委内瑞拉问题，乍一看，这似乎与中国无关，也可能表明美国正在重新将重心放在美洲大陆。但实际上，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也是中国武器的主要客户——主要是中国军火。而且中国是委内瑞拉石油的最大客户。此外，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无论是在巴拿马、委内瑞拉还是格陵兰，美国的目标之一就是驱逐、排除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和存在。

法广：如果说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的中国影响力有目共睹的话，格陵兰岛和宗主国丹麦都否认了特朗普所说的中俄影响力的威胁......

Marc Julienne：关于委内瑞拉和巴拿马，中国的存在极其强大。我对格陵兰岛了解较少，所以暂不妄下断言。但就巴拿马和委内瑞拉而言，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中国在军备、贸易（尤其是石油）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都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至于巴拿马，它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而巴拿马运河更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略要道，尤其对美国贸易而言。因此，中国的存在确实存在。那么，这种中国的存在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呢？这或许是一个更为主观的分析，但无论如何，无论是在美国本土、美洲大陆还是亚洲，我都感觉美国并没有真正撤出，包括在亚洲，甚至在支持台湾问题上也是如此。而说美国没有撤出……这也意味着中美竞争依然非常激烈，甚至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法广：说到中国在美洲的影响力，还不能忘记2024年11月正式开港，中国和秘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秘鲁钱凯港，这个工程也被认为是所谓中国如何在美国拉美后院扩张的重要象征？

Marc Julienne：所以，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确实非常强大，而且日益显著。因此，美国似乎正试图遏制这些投资和这种影响力。事实上，影响力也意味着非常牢固的依赖关系，因为如果中国控制了港口、机场或电信基础设施等战略基础设施，那么它就与该地区的执政政府建立了一种依赖关系。

法广：既然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动手了，这会改变拉美或南美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力量对比吗?

Marc Julienne：：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如果美国真的像美国总统所说的那样，控制了委内瑞拉，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预见中国会失去很多合同，美国公司会在委内瑞拉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中国会被挤出委内瑞拉，甚至被挤出美洲大陆。但现在下结论真的为时尚早。

法广：特朗普回归一年之中，他的媒体曝光率极高，几乎每天都占据着各大媒体的头版，相比之下，中国国家主席领导人的似乎没有在聚光灯下被关注和讨论......您如何看这种局面背后？

Marc Julienne：我认为中国以及中国官方的沟通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这有点假象，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论太过夸张。他发表声明的速度快到我们根本来不及理解和消化。因此，在媒体眼中，中国似乎显得似乎更加疏远、更加稳定或更加平静。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在台湾周边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事实上，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这表明台湾问题仍然极其重要，中国的军事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近几个月来，我们也看到了大规模的清洗，包括最高权力层和军方内部的清洗，这表明中国内部存在某种紧张情绪，也表明习近平对党的掌控依然非常牢固。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关于中国“十五”规划的初步公告，该规划将于明年三月正式通过。所以，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被来自美国的喧嚣和愤怒所掩盖。

法广：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与美国和中国构成一个国际地缘政治的重要三角形，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传统盟友欧洲对此发出批评和疏远后，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也极为微妙？

Marc Julienne：我认为欧洲和中国为了对抗唐纳德·特朗普而达成和解，这只是一些人所支持的想法或假设。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种种原因，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中国在政治、经济、工业和技术发展轨迹上与欧洲截然不同，差距非常大。事实上，这种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对抗性的。在欧洲，我们谈论的是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例如，中国的产业政策旨在尽可能多地将全球产业价值链集中在其境内，从而最终实现多出口、少进口。而这最终是一个零和博弈，欧中无法合作。欧洲无法既保护中国本土产业，又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合作。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技术领域，欧中技术模式最终存在着断裂和鸿沟。

至于政治方面，我无需赘述，大家都能看出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并不融洽或彼此理解的政治体系。因此，我理解为了对抗特朗普而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想法。但实际上，我担心欧洲最终会变得相当孤立，孤立无援。一方面是日益敌视欧洲的中国，尤其是在经济和工业领域；另一方面是同样日益敌视欧洲的美国，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欧洲的觉醒，在工业、科技和军事领域实现战略觉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力量平衡。因为面对大国和独裁者，力量平衡才是关键所在。

法广：这是欧洲现在寻找加强与印度结盟的原因吗？

Marc Julienne：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对欧盟来说也是如此。对法国来说更是如此。它是法国最大的武器客户。欧盟和印度之间确实有一份自由贸易协定草案，可能会在1月底的欧盟-印度峰会上签署。马克龙总统也将在2月份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因此，印度和欧洲之间的议程非常繁忙。鉴于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以及可以说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我们当然希望实现贸易多元化。对欧洲而言，寻找新的伙伴，甚至是新的盟友，以拓展我们的选择至关重要。而印度正是能够为这种多元化做出贡献的国家之一。

法广：最后，如果何以用一句话评价特朗普2.0 的第一年，您如何总结？

Marc Julienne：一个词就是“动荡”或“混乱”，因为国际贸易格局被颠覆，联盟关系受到质疑，国际法也被唐纳德·特朗普彻底摧毁了。所以，我们确实在2026年伊始就身处一个完全混乱的国际格局之中，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因为欧洲的主要盟友，同时也是亚洲民主国家的主要盟友，现在也受到了质疑......

非常感谢法国国际及战略关系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Marc Julienne接受法广专访。

在本次国际纵横节目中，我们选播地缘政治专家吉尔·格雷萨尼（Gilles Gressani）在法国世界报论坛版面的一篇文章。

吉尔·格雷萨尼是地缘政治杂志《大大陆》（Le Grand Continent）的主编，他在周日的世界报网站上指出，“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教义，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再殖民化”

面对正在走向帝国主义的美国，格雷萨尼呼吁欧洲和法国不要任由自己被“附庸化”。在他看来，一切都没有尘埃落定。

吉尔·格雷萨尼表示，2026年，新特朗普主义进入第二年。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过去十二个月里特朗普做了很多事，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他做得既太多，又不够。

格雷萨尼写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在逼近，共和党的民调表现不佳，而每当美国人真正投票时，结果往往更糟：纽约、迈阿密等地市政选举的惨败就是明证。法官依然在位，总统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种种证据在不断的累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家族的财富暴增了数十亿美元，而与此同时，购买力问题依然是所有不属于美国寡头阶层的美国人最敏感、最切身的焦虑。

特朗普阵营的精英对此心知肚明。也正因为如此，自1月2日起，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时刻。自二战以来，美国从未在短短数小时内威胁要对五个国家--古巴、哥伦比亚、伊朗、墨西哥以及丹麦属地的格陵兰--采取干预行动，而此前，美国还已经对第六个国家出手，这就是委内瑞拉。此前，美国从未抓捕并绑架一位在任总统，把他带走受审；也从未如此明确地把领土吞并写进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

新的宗族式帝国

格雷萨尼继续写道，这场充满暴力与蛮横的力量展示，给我们设了一个陷阱。在委内瑞拉的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次针对独裁者的行动，但不是针对独裁体制本身的行动，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真正的“政权更迭”尝试并不发生在加拉加斯，而是在华盛顿。

格雷萨尼认为，如今，特朗普主义的整体教义是明明白白的、是激进的、是反动的。特朗普主义的整体教义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再殖民化（recolonisation）。“重回殖民主义（Bring back colonialism）”和“让殖民主义再次伟大（Make colonialism great again）”已经成了美国这个西方头号强国的新的行动口号。

格雷萨尼指出，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却有着陈旧的灵魂。一个新的宗族式帝国正在华盛顿成形。它深受硅谷运作方式的影响，把公与私完全融合在一起，试图把美国改造成一家公司，并让这家公司由“总统这个首席执行官”来掌控，同时，把世界其他地区改造成按照它们的盈利能力来管理的“空间”。

谁有能力对抗特朗普的帝国式整合呢？

美国总统掌握着世界第一大军事力量，同时也掌控着其数字体系所带来的超级力量。那么，谁还能够抵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格雷萨尼认为，如果我们保持现实主义的话，就必须直面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纯粹分析层面的问题：今天，究竟谁有能力对抗这种帝国式的整合呢？谁能抵抗欧洲和整个西方被附庸化、谁能抵抗人民的主权被抹除、谁能抵抗公共机构被“打断式改造”呢？我们怎么能够抵抗把北约转变成一个“新华沙条约组织”、在一个巨大的算法空间中溶解一切实质性的主权？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密不可分，但性质不同：如果我们不尝试抵抗这一计划，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白宫的这种在半个地球冒险的力量，来自于它刻意制造的让人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震慑感和失败主义是滋养白宫冒险的养料。我们领导人的那种“心甘情愿的附庸化”，给我们的政治体系和社会行动力裹上了一层厚重的铅板。

防御性的共和力量

虽然如此，但事情并不是就这样了，就无法改变了。我们既不是象棋的棋子，也不是在一盘棋局旁边只能被动观看的看客。新特朗普主义的灵感来源之一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普京，可是，在经历了四年的战争之后，普京依然没有能够征服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那些共和国一旦意识到自己必须战斗，就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切地缘政治对抗，同时都是政治对抗。华盛顿的制度还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莫斯科那样的制度。有人说，在军事上，我们根本不可能抵抗美国对格陵兰的武力接管。但这是忽视了一个事实：任何针对处于防御地位的欧洲部队的攻击，尤其是造成伤亡的攻击，都会给唐纳德·特朗普带来巨大的政治危机：这种政治危机或者是来自美国国会、尤其是美国参议院中仍然存在的制衡力量，或者是来自他的选民包括其基本盘中至上主义倾向的那些选民，或者是来自于他在世界各地的追随者。

我们正经历一个看起来极其“戴高乐式”的历史时刻。我们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抵抗住这种帝国整合，抵抗住这种帝国整合许诺给我们的失败，但一切迹象都表明：如果想继续是我们自己，就必须努力让这种帝国整合加速坠落。帝国的缰绳不可能长久驯服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而美国至少在目前仍然是一个共和国。

这首先要求我们对现实作出清醒的判断：既不陷入失败主义，也不沉溺于幻想。要摆脱那种只做边际性修修补补的逻辑，重新回到“大政治”的轨道上，真正接受力量对抗，释放出推动我们僵化制度进行深层变革所必需的能量。对抗这场反动的“反革命”，绝不应该去保卫旧制度本身。

最后，格雷萨尼表示，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制度，但它们恰恰是为这样的时刻而设计的。在欧洲，法国具有独特的位置，完全可能成为第一个让人们清醒的国家：面对这种宗族式帝国主义，对“防御性的共和力量”的需求，是深刻的，也是广泛存在的。这种力量可能能够席卷一切，因为它具有传染性，甚至能够反过来激励并支撑美国人自己。

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如果我们不反应，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所有人同样清楚的还有，如果向华盛顿以及向新科技领主的意志俯首称臣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而且，所有人也都明白：在这个历史关头，将评判我们的标准，只取决于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2026年新年伊始，有关中国人口减少的话题引发热议，一方面，曾主管中国计划生育十年的中共前高官彭佩云病逝，引发部分中国网民的诅咒式“送行”和“算总账”。计划生育政策大幅降低了中国出生率，让其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面临即将成为第一个“未富先老”国家的黯淡前景，在一胎政策被废除后，中国政府先后也出台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最新的措施是今年1月1日生效的避孕套和避孕药的价格上涨等，这些政策是否有效令人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口下降的趋势会给中国发展前景和国际地缘政治都带来不小的影响。

本次节目就此专访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先生，他在采访最后点出，中国目前人口持续下降的局面很难改变，要改变，就需要中国政府的政治模式、政治经济体制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易富贤在他发表在《当代中国评论》总结他推动停止计划生育的文章中指出，2026年1月1日是中国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十周年纪念日。曾主导计划生育数十年、一度主张实行百年计划生育的彭珮云于2025年12月21日逝世，享年96岁。如今，她被贴上“改革派”的标签，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何这样一项不人道的政策会持续35年之久？

他在文中回顾指出，1979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并得到陈云、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1980年3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导弹专家宋健等人的文章，预测到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2.6亿，这更加坚定了当局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决心。全国人大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对独生子女政策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因此该政策缺乏全国性立法，仅通过一封“公开信”进行推广。在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的支持下，二孩政策于1985年开始在多个地区试行。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一切。晋升为国务委员的宋坚说服新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加强独生子女政策。到1991年，当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独生子女政策本应结束。相反，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将她家乡湖南省试行的“一票否决权”推广至全国，将计划生育绩效与框架推广挂钩，推动生育率从1990年的2.3降至1995年的1.43，并在2000年进一步降至1.22……

法广： 在中国废除独生子女政策10年之际，最近媒体上出现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数据，有报道引述联合国的一个数据显示，如果中国生育率没有得到提高，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至5亿以下，您如何看？

易富贤：主要是以前中国官方认为全面二胎政策能够逆转人口下降的势头，到2030年每个妇女生1.8个孩子，但是现在看，今年有可能只有0.9个 孩子。2023年只有1.0，2025年每个妇女可能只有0.9个孩子。 今年1月19号中国官方要公布出生数据，我估计这个数字可能只有700多万。中国的出生人数远远的比官方预测的要少。所以中国政府没办法，只好出台一系列政策，比如说鼓励结婚——以来结婚很难，要到地登记，很多程序比较复杂，现在都很容易。中国又提供育儿补贴，产假，生孩子免费等措施。中国政府感受到人口危机很严重。现在对避孕套也征税了，以前是免税的。所以中国从以前的人口控制，一下子变为鼓励生育了，所以媒体也关注起来。

法广：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口问题危机，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计划生育带来的控制人口的后果。从总体上看，人口大幅度的降低前景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易富贤：因为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主要就是依赖年轻人口创造的“人口红利”。现在中国的人口面临很大的危机， 2012年中国劳动力开始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速也从以前的10%以上慢慢下降，现在官方公布为5%，事实上应该可能更低。2029年到2035年，中国所有的人口参数都会比美国要老，那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之前中国经济增速曾超过美国，是美国的两三倍，中国政府提出了“东升西降”的判断，都是基于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但是现在看，中国人口数据根本没有官方所公布14.1亿，应该是不到12.8亿，并且老龄化的速度远远地超出预期，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也远远高于中国的官方数据所以对地缘政治影响也很大，因为以前把中国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必须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地缘政治格局要彻底改变。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萎缩了，中国官方认为说到2031年才开始萎缩，但官方承认2022年已经开始减少。事实上，在2018年我就指出当年已经开始减少了，所谓的“中国梦”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如果抛开这个虚假数据的话，那么地缘政治的格局和前景就会重写。

所谓的“中国梦”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如果抛开这个虚假数据的话，那么地缘政治的格局和前景就会重写。

法广：有的人可能会反驳说，美国也只有3亿多人口，日本也只有1亿多，所以就说如果还有5亿，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 ？

易富贤：5亿人口大国，那是老年人口。比如说1980年中国中位年龄只有22岁，当成美国是30岁，所以青年中国追赶中年美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现在中国中位年龄已经44岁了，美国只有40岁，已经比美国老了。但是中国其他的人口参数，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仍然比美国年轻，除了中位年龄比美国老，其他的人口参数比美国年轻。所以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比美国高，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在缩小。但是到了2030年，2035年，中国所有的人口参数都比美国差，那么经济增长率就比美国低。日本以前人口结构也很年轻，经济在1995年达到了美国的73%，现在人口老化，但仍然还有一亿多人，比以前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它的经济规模已经只相当于美国的14%了，从以前的73%降到14%。中国在1990年左右是美国的7%左右，那2021 年增加到美国的71%，但是今后随着与美国人口差距的扩大，比如说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 年龄是59岁：就是说一半人比59岁老，一半人比59岁年轻，而美国只有43岁，印度只有39岁。印度的经济发展目前好像并不起色，但是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超过日本，很快将超过德国，估计2，3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三经济体。

印度好像各方面表现也不是很突出，仅仅是凭着年轻的人口结构，马上要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那么今后能够挑战中年美国的不是老年中国，而是青年印度。所以 印度的潜力非常巨大。而中国最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今后印度能够取代中国，能够超过中国，甚至可能超过美国，那么地缘政治格局就不是东升西降，就应该是印度崛起，也是南半球，比如说这个印度尼西亚，南美洲，非洲的 这些国家人口结构年轻，这些国家占世界经济比例才不断增加，而北方国家人口老化很严重，那么今后不是“东升西降”，是“南升北降”。而北半球的衰退，比如说目前连这个欧洲的经济强国德国、法国都因为人口老化出现衰落了。但是印度，以及其它南半球国家，非洲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由于人口年轻，他们的经济还比较稳步的增长。

法广：那么具体来说，如果可以预测的话，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

易富贤：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在1980年是22岁，现在44岁，到2050年是59岁。中国目前一个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是四个20岁到64岁劳动力。所以中国目前妇女很多在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生活很好，因为城市只有一亿多老年人领社保，全国有八九亿劳动力支撑他们，生活确实也很舒服。但是中国这个老年比例目前是一个老人对应四个劳动力，到2035年，一个老人对应2.4个劳动，到2050年一个老人只对应1.5个劳动力，那中国的社保、医保面临很大危急，债务也面临很大危急。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堪重负了，目前养老金肯定不足。因为你只有一个小孩，靠政府也靠不住——因为政府它也没钱，劳动力减少，老人增加，社保、医保都面临很多问题。目前中国政府有大量的资金，用来投资高铁、高速公路，一带一路。但是随着人口老化的话，中国政府必须支付的养老金、医保、社保开始增加。中国政府的投资就会减少，没有钱用来投资，甚至维护都很难了，今后就会很麻烦。对国防和科技等方面的投入也会减少。因为人口老化，没有钱投入。同时，人口老化就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进行科技创新。

法广：有文章就说解决人口老化，人口急剧下降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移民，但是中国的移民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外来居民不足100万。移民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的方法吗？

易富贤：移民对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个方法，对欧洲也不是，欧洲高度依赖移民，但移民也引发了社会问题，移民并不是“主食”，只能是“佐料”。比如美国，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发达是因为移民，事实上美国的发达并不主要是因为移民，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生育率比较高， 远远高于欧洲，加上移民，所以人口结构比较年轻，欧洲有移民但生育率低。加拿大的移民比美国要多，但是生育率低呀，所以经济活力不如美国。中国这么大个国家，有四亿多老人，怎么依靠移民？移民来也不是“活雷锋”呀，他来是因为有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才愿意来。美国，欧洲能够吸引移民，是因为它的收入水平比其他国家要高一些，所以人们愿意去。随着人口老化的话。中国经济与周边国家差距缩小，甚至超过中国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来中国。并且中国也没有处理移民的管理能力，如果你管理移民需要给他们一个公平待遇啊，不是把他来当成老劳工。中国政府连农民工都没有一个平等的待遇，那更加不能够处理好移民问题。中国经济上也没有吸引移民的条件，并且靠这么庞大的老人指望移民也是靠不住。

法广：中国政府还说是通过高科技，比如说通过机器人来代替工人的工作。您认为这是一个方法吗？还是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当然年轻人的生育率，他们不愿意生孩子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和建议？

易富贤：靠机器人只能部分地弥补一下劳动力下降，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因为老人还是一个人，他不是机器，照顾老人还是依靠人力，靠人工智能，机器人也可能部分地缓解一点，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主要还是要靠提高生育。

但中国面临三大难题。第一，不愿意生。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让大家已经习惯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孩子了，生育观念已经改变了。台湾、韩国、香港，日本等地还愿意生两个孩子，但是实质生育率只有0.7到1.1，中国只愿意生1.6个孩子，九零后只愿意生1.54 个孩子，00后只愿意生1.48个孩子…… 就是说，生育意愿比日本、台湾、韩国的还要低，所以今后能够稳定在0.7的生育率都很难。第二个问题是，他们甚至不愿意结婚。中国结婚数已经从2013年的1347万对减少到2024年的611万对。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养不起。中国所有的经济结构都是建立在主流家庭有一个小孩的基础上的。比如说中国房价很贵，一家三口要买房子钱够了，但是你要买一个更大的房子，多一个小孩的话，房价会很贵，根本养不起。另外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只占GDP的44%，正常国家是60%到70%， 44%的收入养一个孩子可以，但是要养三个小孩养不起。还有就是生不了。1984年代妇女二十岁出头就开始结婚了，还有生育能力。现在的结婚年龄已经接近三十岁，很多人结婚时候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或者是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已经三十五了，想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已经生不了了。然后中国不孕率在1970年代后期只有1%到3%，现在到2020年已经超过18%了。男子的生育能力也下降了，精子数量也减少了。

有不愿意生，养不起，生不了这三大难题。

中国政府目前能够做的是在养不起方面做一点小文章，提供的补贴，免费的分娩，教育方面费用下降……但是即便再养不起上，中国政府能够做的也非常有限，因为中国是 未富先老，中国政府想做的，日本政府都做了，成本很高,  但效果并不好，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2025年大概只有1.13了。

中国是未富先老，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根本没有足够的经费用来鼓励生育。所以我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人口前景比较悲观 。如果中国目前生育率大概在0.9左右，还会下降，上海只有0.6了，东北也只有0.6了，香港跟澳门是0.7，中国今后很有可能连0.7都稳不住，如果能够稳定在 0.8的话，那么中国在2050年人口就下降到10亿，2100年下降到3.2亿左右。

目前官方认为是14.1亿人，我认为是不到12.8亿，然后到2050年是10亿，2100年只有3亿。

法广：如果只看中国有3亿，到时候全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数据的话 ……

易富贤：那么全世界其他国家比中国要好一些，中国有 0.9的生育率，美国还有1.6，人口问题也很严重的俄罗斯的生育率还有1.4，然后非洲有很多国家生育率还有5，6个孩子。中国人口长期占世界的3/1，中国1950年占22% ，1980年也是占22%，但是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只占世界的16%，中国的出生的人口只占世界的6%。那么到2050年中国能够是百分世界的11%，2100年将占世界的3%。所以这个占世界总人口1/3的大民族，到2100年就会成为占3%人口的一个小民族，并且老年化极其严重。

法广：就是如果从这个数据看的话，那的确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改观，因为非洲的人口还急剧的上升，有些国家生育率超过六。中国政府只能束手无策吗？

易富贤：这个局面目前很难改变。那你要改变的话，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模式、政治经济体制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比如说你要让居民可支配的收入，从目前GDP的44%提高到正常的60%和70%的话，中国政府没有钱，中国政府它愿意这么做吗？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高铁各方面很强，就是因为政府掌握了太多财富，老百姓没有钱，如果你要把钱用来养小孩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的权力就会下降，财力和物力都会减少。老百姓就有话语权，政府就要向老百姓妥协，中国政治格局就会发生改变。所以中国政府它肯定不愿意这么做。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这么大，中国政府不敢让房地产泡沫破裂，因为一旦破裂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但不破裂的话养不起孩子。所以中国政府都面临着两难。这种政治体制才可能导致计划生育。印度在1975年英甘地总理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他2年之后被选民选下台了，计划生育就废止，一个错误政策被老百姓纠正了。中国有这个政策之后，中国政府说了算，老百姓没有话语权。一个错误的政策迟迟没有纠正。

易富贤先生在他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结束十年后”一文中指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逻辑始终令人质疑。即便在政策失败已成定局之后，仍依赖篡改的数据来维系其正当性。

长达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充分暴露了中国决策体系中的致命缺陷，而中国社会与经济正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非常感谢易富贤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2025乙巳蛇年行至年末。这一年，国际局势在延续紧张的同时不断出现新的震荡点：多场区域战争进入新的阶段，恐怖袭击重回公共空间，多国政权更迭、选举频繁，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持续显现；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疲态愈发凸显。本期国际纵横，回顾2025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

2025年的开局充满冲击。1月1日凌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在新年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严重车辆冲撞式袭击。一名男子驾驶皮卡车冲入人群，并使用突击步枪射击，造成14人死亡。袭击者随后被警方击毙。美国联邦调查局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确认袭击者自称受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影响。原定在附近举行的大学橄榄球“糖碗”比赛被迫延期。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围绕安全、移民与极端主义的讨论迅速升温。

1月7日，法国极右翼政治人物让-玛林·勒庞去世；1月16日，美国导演大卫·林奇去世。年初接连传来的讣告，为这一年定下了沉重的基调。

1月20日，华盛顿迎来政治重头戏。唐纳德·特朗普在国会大厦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开启其第二个、且并非连续的总统任期，成为自19世纪以来首位以非连续任期再次就职的总统，同时也是宣誓就职时年龄最大的总统。万斯同日就任副总统，美国政治正式进入新的周期。

聚焦进入新年的欧洲：波兰从匈牙利手里结过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国一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完成加入申根区的进程，陆地边境管制自此取消；乌克兰正式加盟国际刑事法院。东欧与中欧的政治变动在1月至2月密集展开。1月26日，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自1994年执政至今的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缺乏实质性反对派的情况下，以超过87%的得票率再次连任。自21世纪初以来，白俄罗斯选举的自由性与公正性长期受到国际社会质疑。此次选举的背景，与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战争高度相关。白俄罗斯继续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联系，包括接纳俄罗斯战术核武器，并被正式纳入俄罗斯核威慑使用原则的防御范围。

2月23日，德国提前举行联邦议会选举。投票率创下自1998年以来新高。基民盟/基社盟联盟重新成为第一大政治力量，选择党得票较上届选举翻倍，而社会民主党则跌破20%，创下自19世纪末以来的最低水平。自由民主党未能跨过选举门槛。两个月后，基民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默茨通过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当选联邦总理，德国政坛进入新阶段。

与此同时，已满三年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仍是2025年欧洲安全格局的核心变量。战线在年初基本维持僵持状态，双方在顿巴斯及南部地区持续进行高强度消耗战。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能源与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则依赖西方军事与财政援助维持防御能力。欧盟与北约成员国内部，围绕援乌规模、军工产能与长期战略目标的分歧进一步显现。白俄罗斯在战争中的角色亦持续受到关注，其在军事与核安全层面与俄罗斯的高度绑定，使东欧地区的安全风险长期处于高位。

春季到来之际，3月29日，一次日偏食横跨北美东部、格陵兰、西欧、俄罗斯北部与北非，引发广泛关注。这是21世纪第17次日偏食，也是2025年首个重要天象。

4月13日，大阪·关西世博会正式开幕。这是大阪继1970年后第二次举办世界博览会，展期持续至10月13日，预计接待超过2800万人次。该届世博会回归五年一届的传统周期，成为亚洲地区2025年最重要的国际公共活动之一。

4月21日，教皇方济各去世，全球天主教界进入哀悼期，并随即启动新一轮教宗继任程序，利奥十四世接任。

5月至6月，选举与社会议题持续成为主轴。5月，罗马尼亚举行总统选举。此前一年总统选举因竞选经费申报问题被宪法法院裁定无效，政治局势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布加勒斯特市长尼库绍尔·丹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3.60%的得票率胜出。与此同时，波兰总统选举也在5月和6月举行，在创下第三共和国以来最高投票率的背景下，自由派候选人拉法乌·恰斯科夫斯基在第二轮中以极小差距败给民族主义候选人卡罗尔·纳夫罗茨基，成为波兰历史上最为接近的一次总统选举结果。

5月中旬，第69届欧洲歌唱大赛在瑞士巴塞尔举行。奥地利选手凭借歌曲夺冠。比赛再次因以色列参赛及其最终排名引发广泛争议，延续了欧洲歌唱大赛近年来不断面临的政治化讨论。同样在5月，印度、巴基斯坦爆发激烈军事冲突，交火过程巴军出动由中国制战斗机，击落多架印度战机，其中似包含法国制“阵风”战机。

6月3日，韩国举行提前总统选举。这次选举源于总统尹锡悦被宪法法院罢免。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以49.42%的得票率胜选，并于次日宣誓就任，韩国政坛完成一次非正常周期内的权力交接。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在2025年并未因时间推移而结束。加沙战争在年内持续延烧，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军事行动断续升级，加沙地带的人道局势长期处于危机状态。停火谈判多次启动但进展缓慢，地区冲突外溢风险持续存在。黎巴嫩南部、红海航道及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议题，使这场战争逐渐超出双边冲突范畴，成为牵动中东乃至全球政治与外交博弈的重要变量，也为随后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埋下背景伏笔。

6月中旬，中东局势急转直下。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代号为“崛起之狮”的军事行动，伊朗随后实施“真实承诺3”反击，双方冲突迅速升级。6月21日至22日夜间，美国直接介入，对伊朗多处核设施实施打击。

几乎在同一时间，科学界传出沉重消息。6月，国际气候研究团队发布研究结论，明确指出在当前排放轨迹下，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已不再现实。这一判断被视为对《巴黎协定》目标的重大警示。

夏季与初秋，社会动荡与地区冲突并行。5月至7月，柬埔寨与泰国在柏威夏寺地区爆发新一轮边境武装冲突，局势一度紧张，后在地区斡旋下逐步降温。7月至9月，马达加斯加因长期水电短缺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演变为全面政治危机。总统拉乔利纳辞职后，军方接管政权，并宣布过渡安排。

9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葡萄牙加入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行列。同月28日，摩尔多瓦举行议会选举，执政的“行动与团结党”继续保持多数席位。9月4日，意大利设计师乔治·阿玛尼去世；9月10日，美国极右翼政治活动人士查理·柯克在一次校园活动中遭枪击身亡，再次引发美国社会对政治暴力的关注。10月1日，英国灵长类学家简·古道尔去世。10月，在特朗普斡旋下，以色列与哈马斯初步达成全面停火协议。随后，巴黎的卢浮宫因上演了荒诞又惊心动魄的“7分钟珠宝大劫案”而成为全世界焦点。

11月，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在巴西贝伦举行，在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各方仅就有限议题达成共识。同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美国与阿根廷未派出代表出席。同月，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大火，死伤惨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出“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引起中日外交冲突。澳大利亚通过的《网络安全修正法》亦在年内确认，于12月起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开创全球先河。

年终，诺贝尔奖各奖项如期揭晓，成为这一动荡年份中少数仍按既定节奏运转的国际象征。12月14日，澳大利亚悉尼邦代海滩的一场犹太教哈努卡庆祝活动爆发大规模枪击案，死伤多人。12月28日，法国偶像影视明星碧姬·芭铎91岁辞世。这一年间，众多巨星陨落，战争尚未远去，政治裂痕仍在扩张，气候与制度性挑战持续加重。2025年在多重不确定性中落幕，迈入2026年，世界依旧站在变动的节点之上。

21世纪的第一个25年即将结束。千禧年的希望早已被战争和技术革命的浪潮带来的冲击取代，如果用简单的视角来描述世界整体面貌的的话，经常听到的可能就是“大国之间的竞争、集团的回归。更细致的分析方能看到国际体系的逻辑、社会深层的动态以及影响世界许多地区的文明危机。面对当前的动荡局势，以及欧洲在这种不确定环境下的回旋余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法广法语部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 节目请法国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院士、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以及世界政策会议创始人兼所长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谈谈他的分析，他的最新著作，关于经济体系和战略的年度全球报告《对抗时代》（ «L’ère des affrontements», Dunod）荣获地缘政治书籍特别奖。他和多米尼克·戴维共同撰写的《新棋盘》（A New Chessboard）将于2026年出版。这副新棋盘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本次节目分享这次采访的部分内容，欢迎收听。

首先对如何理解当今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他认为必须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也拒绝将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

德蒙布里亚尔： 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多数谈论这些问题的人都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价值观、善恶观等等都根深蒂固。因此，许多国家，当然也包括俄罗斯，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其依据是存在一个“参照秩序“，简单地说，就是联合国秩序，它代表着善，而这些强权正试图为了自身利益摧毁它。这一点没错。但其根本假设是，这个秩序确实存在，或者说，它被某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国际民主进程所维护。而现实是，二战后存在了几十年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如今已不存在所谓的”参照秩序“了。而且，我们往往会把这种秩序美化，因为即使在苏联解体前，存在过真正的国际秩序吗？我认为没有。当时存在着一种西方秩序，存在着权力斗争等，但这并非国际秩序。显然，苏联并不认同与美国或西欧相同的国际体系愿景。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正如世界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而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相对混乱的局势下，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如果是，那又会是什么样的秩序？或者，我们是否正走向混乱的加剧，最终走向彻底的混乱？但我们不应总是把一切视为某种曾经存在、需要我们重新发现的理想秩序。

法广：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国际秩序并不存在。我们目睹的是一个混乱的国际体系。而问题在于，这个体系将如何演变。您提到世界多个地区正在经历一场文明危机。您认为“文明危机”这个术语涵盖了哪些内容？

德蒙布里亚尔：“文明危机”涵盖了很多方面，因为这或许是最简单的表达方式。以西欧为例，“基督教世界”已经终结。我指的是基督教世界的终结，并非指基督教本身。基督教世界指的是一种文明秩序，它深深植根于基督教这一宗教，几个世纪以来塑造了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我看到那种秩序彻底消失当我回想起青年时代，就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然，年轻人，无论怎么称呼他们，都不了解那种旧秩序。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转变。既然我在谈论基督教世界，我还可以更进一步。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政治时代，在这个时代，除了伊斯兰世界之外，用尼采的名言来说就是：“上帝已死”，这意味着人们不再提及上帝的概念。当然，我在这里是以分析者的身份在说话。现在，它带来的政治后果极其深远，因为这意味着在西欧去基督教化的民主国家，名义上由法律通过在或多或少随机选举产生的议会中连续投票决定的主权人民决定着道德问题，并对40或50年前实际上被排除在政治秩序之外的事项做出决定。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转变，是极其深刻的人类学转变。它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但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地球上的确存在一些地区，用一个常用的术语来说, 他们或明示或暗示地引用着可能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例如，俄罗斯目前在某些方面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因为俄罗斯在道德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害，这还算是轻描淡写了，从共产主义时期开始，讲到这里，我想到了索尔仁尼琴，在尽管如此，在社会层面上，在婚姻、生育等问题上，他们仍然有着一套价值基础，这与迄今为止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至少与西方国家、欧洲乃至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觉醒主义”对普通俄罗斯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等等。这就是我的意思。

RFI：我们来谈谈您提到的文明危机。您曾说，主要原因是失控的数字革命、教育、教学和记忆的衰落，而这又与社会的分裂以及不文明和暴力行为的增加密切相关。

德蒙布里亚尔：是的，这些确实都存在。我相信，依然是技术革命推动了人类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一直塑造着人类的重大发展。比如，废除奴隶制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其最根本的原因显然是技术进步，使得人类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妇女解放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技术进步的积极成果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一个绝对独特的阶段。我说的“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指的不是2025年或2026年，而是以几十年为尺度的当下，我们正目睹一场持续不断的科技和工业革命。不仅如此，这场革命还在持续加速，大约持续了六十年了，但可能会更久。历史上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变革浪潮接踵而至，一波浪潮的影响尚未消退，新一波浪潮就已到来。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吸收和适应浪潮的能力必然是有限的，因为人类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社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因此，当我们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浪潮，却根本没有时间去吸收时，其影响将难以预测。而我们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期和历史阶段，它将影响到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幸免，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其他任何国家。

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即使是展望2026年也并非易事，而如果仅仅从技术角度来预测未来五年，那将极其困难。

法广：我们来谈谈欧洲。您认为欧洲的构建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阶段。最终的问题是，欧洲是否能够从分裂中恢复过来，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您谈到的是分裂还是衰落？第二个问题涉及欧洲安全。您遗憾地指出，这个问题最终被简化为俄罗斯的威胁……

德蒙布里亚尔：是的。首先，欧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苏联解体后，总是不得不回顾苏联解体的历史。1991年苏联解体后，欧洲人的反应是决定尽可能扩大原先的欧洲共同体。“欧盟”这个词是在苏联解体后，随着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而出现的。我们随即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选择尽可能地扩张，并将大部分——并非全部，但很多——前苏联“外部帝国”的成员国纳入其中，例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曾经是苏联一部分的国家，例如被吞并的波罗的海三国。我在这里不需赘述这些历史细节。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国家的融合极其复杂。他们拥有完整的历史，经历与西欧国家截然不同。甚至在苏联时期前，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也早已存在。欧洲东西方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显著差异，例如斯拉夫国家、拉丁​​国家等等。甚至在基督教内部也能看到宗教领域的巨大分歧——天主教、东正教等等。这些都是极其深刻的文化差异。我们最终还是建立了如今被称为欧盟的欧洲实体，希望进一步扩大，面对乌克兰问题，我们的反应与苏联解体后的反应如出一辙，认为必须将乌克兰纳入欧盟的版图。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扩张，在这种扩张中，我们完全放弃了苏联解体前欧洲一体化的伟大信条。也就是说，在充分深化前一阶段的成果之前，不会进一步扩张。

因此，这就引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之前基于深思熟虑的信条是：共同利益越多，欧洲一体化就越不可逆转，因为这些共同利益最终会成为整体利益。然而，当走得太快时，而这正是我们遇到的情况，你确实会拥有越来越牢固的联系，但整个体系却不再有效，或者至少效果大打折扣。而到了那个时候，它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崩溃。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

关于安全，关于俄罗斯的威胁等等，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所说的“整体安全利益”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对于构成整体的“整体”而言，欧盟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实体。如果我是波兰人，或者如果我是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等等，我会对俄罗斯感到担忧，因为我的整个历史都与它息息相关。但作为一个法国人、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这个问题显然截然不同。

今天，我非常担心的是来自南方的威胁，这远比坦克纵队的入侵更加阴险。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里，将会发生一系列安全悲剧。而真正困难之处在于，我们难以精准地定义我们如何真正团结起来，以及我们必须如何组织起来共同保卫自己。在我看来，这才是当今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欧洲的安全与防务，那么这在我看来就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RFI： 您最终感叹欧盟缺乏战略和自力更生的能力，但这并非自恋。您认为，欧盟必须解决自身面临的真正问题，明确自身定位？我们再谈谈法国的衰落。为什么这对欧盟如此重要？如果法国复兴的情况没有发生，会怎样？

德蒙布里亚尔：关于军备、武器倾销等等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诊断真正威胁我们、真正威胁欧盟各国的是什么。异质性。我刚才谈到的是欧盟整体的异质性，但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每个人内部、每个欧洲国家内部的异质性都在不断加剧。而这与武器走私等活动的扩张密切相关。任何或多或少不受控制，或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的事物都可能极其危险。当我们谈论战争时，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内部战争——更不用说内战——与外部战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才是潜伏在暗处的真正威胁。我认为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这些问题，直面它们。

而且，在我们目前经历的这种动荡时期，我认为我们需要看到问题的全貌。

另一个因素，一个需要反复强调的常识，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世界上的真正参与者，你就必须强大。无论你如何定义力量，它始终有一个基础：经济。这适用于所有欧盟国家和世界上所有国家。但如今，欧盟各国，整个欧盟及其各个成员国，包括德国经济状况都很糟糕。即使是德国也不例外。

我们今天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都能正视并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指出问题，而是敢于直面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并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我认为，法国的退休年龄问题显然是当今最具象征意义的体现。那么，我们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是否有勇气在形势迫使我们采取行动之前就着手解决它们？

关于欧洲的防御，我们是否能够足够精确地定义我们究竟想要捍卫什么？以及我们需要为此生产哪些类型的武器。各个国家之间如何分配工业和其他任务？一旦发生冲突，指挥链是什么？等等。我认为我们距离所有这些目标还很远。所以，是的，我们或许需要一个欧盟。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且我们需要经济实力。

感谢您收听国际纵横，谈的是二十一世纪走过四分之一时间之际，世界，欧盟以及法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下次节目再会。

台湾著名作家李昂2007年出版的小说《鸳鸯春膳》以食物为线索，串出了一场关于食色性与與政治的筵席、字里行间充满生命中最华丽的体验和冒险。小说出版后近二十年后，因参与香港反送中运动而被迫流亡台湾的香港漫画家柳广成将其中两个章节《牛肉面》和《春膳》绘成漫画出版，李昂原著中的东方神秘和漫画的直接情色形成对照和碰撞，让食色性与权力，历史，吃与被吃，欲望与生命等主题更加直接地展示出来，同样因为太直接而被列入18岁下禁书行列。李昂最近到法国出席相关活动时，強調她的书要揭幕的是社会，政治和人性的真实。而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台湾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她又如何看今天的台湾和台海关系？ 走遍全球寻找美食的她也有自己的普鲁斯特马德莱小蛋糕吗？ 

法广：出版近二十年后，如果重写《鸳鸯春膳》，会如何写？

李昂：的确会不同，因为用食物来写小说在当时的华文世界里不太看到。唯一的是中国作家陆文夫写的《美食家》，可那只是一个中篇小说而已，我想要写的是一个长篇小说。因此，就花了非常多年的时间去搜集很多材料，后来发现以前没有人写过的东西，写起来非常辛苦，不知道怎么写……已经快20年了，之后我在全世界吃了无数的餐厅，也经历了我的人生，我也老了二十岁，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如果再来写的话，我想会很不一样。

可是我很高兴我那个时候写了，为什么？因为当时还没有那么清楚地觉得什么可以用来写小说，所以这个摸索的过程反而让这一本《鸳鸯春膳》里面充满了很复杂的东西。如果现在差不多20年后，我再来写的话，因为太清楚了，条理清楚，而且知道要表现什么，我觉得反而没有办法写出这么好的一个作品。所以其实我觉得，创作有的时候在一种朦朦胧胧和摸索的过程中，反而会很丰富。凡是把它想的太清楚的时候，可能反而创造不了丰富的高水平艺术创作，而且有很多要说的在里面。所以我还是很高兴那个时候写了这本书。

法广：20年过去了，台湾的社会政治和人性的这方面的要表现的真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方面讲，您可能会有其他的看法 ?

李昂：如果现在来写，仍然还要触及到这一些实际的台湾社会、政治，以及女性的权益、性别的问题的时候，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台湾这20年来也经过非常大的改变，包括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包括在法国（南特尔）大学演讲的时候，我也讲到，法国或者西方的年轻人现在喝酒少，做爱少。可是在台湾，在远东，有趣的是，因为大家正在开放，所以曼谷的情色多么夸张，台湾年轻人也因为最近在这20年得到很多方面的自由，他们现在非常享受这些自由。因此整个社会阶段，跟西方比起来的确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重新再来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用更少的社会、政治的事件来写，而写到更多人的部分，以及我后来对于宗教的部分，死亡…… 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对死亡、对宗教有了更多更深刻体悟的时候，觉得我可能会反而淡化很多的社会、政治议题，而朝向更多食物跟人性之间。

我一直说“吃”是个很残酷的事情，我们其实是吃了别人的生命，因为它们不如我们，只好被我们吃，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事情。我觉得它牵扯到的，更多的是一些跟死亡，跟轮回，跟这些被吃的东西到哪里了，下辈子还来找你吗有关…… 可能会更着重这个部分，而社会或政治的议题，反而不会再像第一本书《鸳鸯春膳》，快要二十年前写的时候那么着重写关于台湾社会的变迁，关于妇女的地位，政治的问题，跟中国关系等这些问题，我想这些大概都不会在我如果再写一遍时会写到了......

我写这些政治、历史或社会变迁，都隐藏在小说里面，当成是一个底下的线索，而不是直接去写社会和政治。因为这些政治和社会事件终会过去，过了之后，大家不记得时就失去感动人的力量了。所以我通常都是希望能够写比较大的主题，把这些社会、政治的事件放在里面，当成是铺在下面的基础而已，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永恒性，等到政治事件过去，社会不再关心这样问题时，作品才可以被读到。

法广：《鸳鸯春膳》里的八个章节是八个故事，您是怎么样通过八个故事构建出人性挣扎和社会的纠葛？

李昂：故事当然是从写一个小女孩跟着爸爸吃野味，果子狸、穿山甲开始…… 这些都是在华人社会很爱吃的东西。我觉得有个读者跟我讲的话非常有意思， 他说小说是从台湾原住民的一个饮食习惯开头，因为原住民打猎，吃野味。可是我写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想到原住民，只不过是吃野味。然后就慢慢地进入到了这个“牛肉面”的故事，国民党政府来了，发生了“2.28“ 白色恐怖事件，然后就有了我的前男友施明德在牢里发生的与牛肉面有关的感人故事。故事是真实的，可是我写在小说时，淡化掉了他个人的遭遇，而是要写做什么事情都要及时把握，你觉得还有很多时间，但可能后来就没有机会了。

当然这个“牛肉面”，也开始探讨了台湾的主体性。台湾本来不是吃面的，是中国传过来的饮食习惯，也代表了从中国大陆来的蒋介石政权带来了台湾的一个影像。台湾人本来也不吃牛肉，虽然日治时代台湾就有人开始吃牛肉，但台湾人认为人若把辛苦劳动的动物吃掉了，死后不好面对阎罗王。所以台湾人过去不吃牛。这里面就讨论到了很多台湾的习俗、宗教信仰等等问题。

然后故事就会一直进展，有一章讲到珍珠奶茶，因为一般都相信珍珠奶茶是在台中的一个糕饼店发展出来的。这是个非常浪漫的故事。世家小姐年轻时跟着男人跑了，后来大概两人不合又回到家里，就把家中传统的糕饼业改成了她所学习到的西方蛋糕——这是从甜点来看出台湾社会的变迁。当然有一章写到在法国去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餐厅，见到了一个当年台湾的异议份子，他曾经要自焚，没有把自己烧死，却成了残废。后来家里非常好，就送他来法国，然后这个小时候的“我”就去采访了这样的一个异议份子。

故事继续发展，还写到“国宴”。蒋介石的国宴菜单是我当年花很多功夫才找到的。国宴是什么？国宴代表了一个极权的政府。最后就写到了这个爸爸后来过世了，女儿觉得爸爸以前这么爱吃，是个美食家，所以要用荤的食品来祭拜他。可是妈妈反对，因为爸爸生前已经吃了这么多生命，所以不要再伤害生命了，要用素菜来拜祭......这个本来只是个非常有台湾特色的一种习俗，可是我的法国翻译说：‘哇，你好了不起啊！你在2007年的时候就写到这个吃素的事情’。那个时候法国人都还没有这么多人吃素。”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跟社会的发展，跟国际关系居然是这样的，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好玩。

法广：您对台湾政治和社会非常关注，我注意到您在 « 七世姻缘之：台湾/中国情人 » (2009年出版）这本书的序言末写道：“2008年台北，台湾最混乱的时刻“，为什么？

李昂：因为2000年陈水扁当选了总统，这是第一个台湾人的民选出来的总统。所以2004年，他选第二次的时候，国民党发动了很大的抗争，所以那的确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因为台湾政治在过渡阶段里，那一些国民党的外省权力不肯放手，台湾人想要借着民选的总统陈水扁有一些作为，还是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当然是个很混乱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开始感觉到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慢慢的在开放，所以你看书里面会写到那个中国情人，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两岸也在交流，所以的确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

法广：现在台湾比那个时候更混乱吗？

李昂：现在的台湾，经过跟中国的交流，也大概知道跟中国面对的关系要怎么样。尤其最近两岸基本上都不交流了，所以台湾也有了一个对两岸关系很不同的看法。有一群人想要台湾独立，只是不能说而已——说了也没有用，台湾也不会独立起来。我想我们的百分之大概九十几的人都要维持现状，只有很少的人想要跟中国统一，我大概记得比例好像是7%。可是跟中国统一的代价......现在我们也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的那一套做法，跟自由民主惯了的台湾人恐怕也不是可以无缝接轨地那么好。

所以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些人想要跟中国统一，一些人想要台湾独立却独立不起来，然后大部分人都希望维持现状。可是能维持现状吗？很难讲，因为大家都怕中国会打过来，对不对？因为习近平要完成它的统一大业，所以现在的状况不混乱，反而是一个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的，要统一的人也不敢确定习近平就马上统一了，要台独的人独立不起来，维持现状的人，怕现状都没有办法维持。所以反而是一个很悲观的时刻。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台湾会怎么样。

法广：说到台湾的现在和未来，其实也不仅仅只牵扯到两岸，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的说法让日本与中国关系变得很紧张，台湾曾经在1895年到1945年被日本殖民，您的第一步长篇小说 « 迷园» (1991年出版）里一条主线的历史背景从甲午战争后沦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另一条是蒋介石来到台湾后后的强权統治，您怎么看现在日本和台湾，以及中国之间的关系？

李昂：有一个假设的问题，可是真的可以这样问，如果问一些台湾人，现在要给日本统治还是给中国统治？我相信很多人选择日本，因为他们会觉得日本已经民主自由了，跟台湾的政治体制比较像。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因为日本不可能统治台湾。有一些人反而希望美国可以来统治台湾，觉得如果变成美国一个州，反而保护了台湾安全，这样就不会有战争。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台湾其实非常怕战争。战争是否发生不由我们掌握，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打别人。可是如果中国来打的话，那么会怎么样呢？.....

我们当然希望日本可以真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我们也希望美国......因为美国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帮台湾不太可能，对不对？可是美国在亚洲的国家，在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等很多地方都有军事基地，如果基地联合起来可以保护台湾的话......当然我想很多台湾人真的要维持现状，他们也知道独立不起来，同时很怕被中国统一。那么当然希望这些所有的能够帮助台湾的力量都能够结合起来。所以如果说到大家对“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看法，那一些想要跟中国统一的人，当然骂的非常难听，骂日本，可是我想大部分的台湾人其实是欢迎的。

法广：再回到您的小说《鸳鸯春膳》，这本近20年前出版的书最近成为热点是因为其中两个章节 «牛肉面 »和 «春膳 »被绘制成漫画在台湾出版了，您到法国来的目的之一也是要和翻译出版社进行合作。对一个作家而言，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漫画的时候，会有一种落差感吗？

李昂：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之前在美国学的是戏剧，所以我当然知道，当小说改编成电影，或者变成舞台剧，或者变成漫画的时候，一定要有不同，所以我也就很放手让改编的人去做他要做的，所以才会有这个漫画版的《鸳鸯春膳》跟我的原著小说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法广： 漫画家是香港来的柳广成先生，他因为参加了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不得不离开香港去了台湾。他是否与您交流讲过他对这本漫画创作的心理历程，作为一个香港人来说，他能不能感受到您作品中的这个力量和隐喻？

李昂：当然因为这两个绘成漫画的作品，他之前为我的另一本小说  « 北港香炉人人插» 或者《鸳鸯春膳》都跟政治有关。为什么我特别爱找他来画，是因为台湾的漫画家们不太有能力画政治的事情，而且也有一些台湾的漫画家觉得如果画了这个主题，会不会得罪另外一些人。香港人就比较没有选边站顾虑。台湾现在的艺术家们很担心被归类是统派，独派，或者中间什么的。他们当然希望不管独派或统派都喜欢他们的作品，对不对？可是香港人就没有这样的担忧。因此我们很喜欢跟他合作，因为他首先是个非常好的漫画家，再者他可以画政治的东西，这不是每个台湾的漫画家都能画的，而且他是一个在香港从事过跟政治有关的事情，所以他来画我们这一些坐牢啊，什么东西他都可以，可以感同身受的。

法广：做为一个在全世界旅游的美食家和美食作家，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一道菜？你有普里斯特的玛德莱娜(Madeleine)小蛋糕吗？

李昂：我其实现在我花了20年的时间，在全世界去追逐米其林的顶级餐厅。可是现在老实说，吃了20年之后，我更可以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每一个国家能够保留自己的传统食物，而不要在这个全世界的大流通中失掉了自己特色。所以我很高兴台湾借着我们的小吃，保留了很多特色，而我希望这些东西会一直留下来，这个比什么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对我来讲更重要。

我这次来法国其实在里昂有两个活动，一个是以台湾为主宾国的亚洲节，另外一个是到里昂去把这本漫画介绍到里昂第三大学，希望争取更多的注意，以及能够让这个漫画在法国出版。

非常感谢李昂接受法广专访。

2025年11月6日，白宫迎来了五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的共同到访，共同举行C5+1峰会，是美国近年来为重塑其在中亚的影响力所做的最强有力努力的标志性事件。也意味着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华盛顿寻求巩固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军事伙伴关系。

C5+1倡议诞生于2015年，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旨在华盛顿与中亚的前苏联共和国进行集体对话。特朗普这次邀请国家元首到白宫，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正在再次展望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稀土是议程的核心，大量未开发的矿产资源是与美国达成重要协议的主题。

在C5+1外交形式创建十年后，这次最高级别的峰会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美国打算再次成为巨大的欧亚棋盘上的平衡力量。在苏联解体后长期沉睡后，中亚再次成为一个有无穷吸引力的的战略空间。中亚地区长期以来处于各大强国的交汇点，但往往被美国外交政策边缘化。

中亚在全球竞争中已变得至关重要

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的相关文章描述说，中亚五国地处俄罗斯和中国势力范围的交汇点。它们有能力在地区内某些国家间发挥调解作用，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和尊重国家主权，且拥有丰富的战略矿产资源，因此备受觊觎，并竭力维护自身的中立地位。五国领导人在白宫的峰会，反映出华盛顿认识到，中亚在全球竞争中已变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世界各国竞相确保关键矿产供应之际。

二十年来，美国放弃了这个地区，让莫斯科和北京在那里织网。自五个共和国独立以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到放过这里。也难怪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查夫卡特·米尔齐耶夫告诉特朗普：“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你一样对待中亚。“

机会窗口

对美国而言，与中亚五国加强关系的重要性透过特朗普在与五国到访总统共进晚餐前的讲话反映出来，他说：“我们正在加强经济伙伴关系，正在改善军事合作。”美国总统直言不讳地说，美国计划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是战略矿产，并表示这些国家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

在这场巨大的地缘政治混乱中，华盛顿看到了一个机会之窗：通过中亚的大门回到欧亚大陆的场景。从19世纪中叶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五个国家受到俄罗斯的专属影响，试图成为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极点。北京已经通过其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新丝绸之路”在该地区稳固地确立了地位，并已成为第一个贸易伙伴。在安全方面，莫斯科仍然至关重要。如果有机会窗口的话，可能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地区影响力减弱，而另一个地区大国中国陷入内部经济和美国贸易战等困扰。

中亚：帝国和利益的十字路口

必须说，中亚地区集中了欲望的所有成分。它的地下充满了石油、天然气、铀和稀有金属，这些资源也是21世纪技术主权的条件。连接中国和地中海的古老路线也穿过它——这些路线现已成为现代全球化的能源和商业走廊。

但问题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中亚仍然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和阿富汗之间的安全锁。美国没有忘记，许多伊斯兰圣战战士来自这个地区，专制但世俗地方政权比其他政权更能遏制激进的伊斯兰主义。

根据协议，美国将在三年内在“关键部门”投资近350亿美元，在10年内投资1000多亿美元，包括关键矿产、能源和技术等。中亚国家仍然大量未被探索的自然储量正在满足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欲望，他们希望使正被中国准垄断的稀土供应多样化。

在矿产领域，哈萨克斯坦也是世界领先的铀生产国，乌兹别克斯坦充满了黄金，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是地球上最大的之一。然而，向世界其他地区交付这些材料仍然很复杂。这个拥有约8000万居民的地区多高山和沙漠，内陆且广阔（400万平方公里，几乎与欧盟一样大），与俄罗斯（北部）、中国（东部）、伊朗和阿富汗（南部）接壤，而这些国家与西方关系多冲突。

与俄罗斯与中国展开竞争

1991年苏联解体，这五个国家受到俄罗斯的专属影响，试图成为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极点。北京已经通过其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稳固地确立了地位，并已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安全方面，莫斯科仍然至关重要。

但这次C5+1峰会是连续性的一部分。特朗普主义的商业言论——合同、矿产、管道——背后有一个更广泛的目的：防止形成一个以莫斯科和北京为主的大陆集团。

据介绍，在白宫的C5+1 峰会达成了超过1300亿美元的商业承诺，包括矿业合作和航空协议，还发表了正式的《经济合作联合声明》，概述了在贸易、能源、教育和数字技术领域加强联系的计划。华盛顿首次在白宫举行此次会议，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打算在中亚这个长期以来由俄罗斯和中国主导的地区，在经济和战略层面与它们展开竞争。

机遇与风险

但对中亚各国政府而言，美国的介入既是机遇也是风险。机遇在于帮助它们实现经济多元化，吸引新的投资，并减少对莫斯科和北京的依赖。风险在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仍然使它们与这两个大国紧密相连。美国侧重于投资和贸易而非政治改革，这种做法迎合了那些寻求实际利益而不愿接受以往西方援助中常附带的道德和治理条件的地区领导人。

然而，这一新阶段的合作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挑战。中亚的内陆地理位置、脆弱的治理体系和陈旧的基础设施使得大规模转型举步维艰。这些国家的经济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管道、中国的融资。除非美国能够超越短期协议，持续参与并帮助中亚各国建立相关机构和交通网络，否则这种复兴的外交努力恐怕难以在当前的热情消退后长久维系。

短期来看，华盛顿的介入可能会扩大贸易和投资，同时增强中亚各国政府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影响力。从长远来看，该地区能否实现真正的独立和平衡发展，将取决于双方能否将这些象征性步骤转化为以互信和共同能力建设为基础的切实、持久的伙伴关系。

哈萨克斯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意义

最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晚的主要公告来自哈萨克斯坦，该国将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非常珍视这一进程，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几个阿拉伯国家在2020年实现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摩洛哥和苏丹。哈萨克斯坦的这一决定被美国总统描述为“真正的进步”，对美国而言，哈萨克斯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通过将中亚的丰富资源和贸易路线与海湾资本和以色列技术联系起来，间接地加强了华盛顿的影响力。

分析认为，这种联系“可以将亚伯拉罕协议从中东和平框架演变为旨在促进繁荣、宽容和稳定的跨欧亚架构，作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替代品。”很显然，在世界秩序正在向多极视角转变的时候，中亚再次成为大陆世界的心脏。华盛顿已经明白：通过支持这些草原和山区国家的主权，它不仅在寻找市场，而且是重新平衡欧亚大陆的杠杆。

法国中亚问题专家米歇尔·莱维斯通认为：自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我们观察到，外部势力越来越多地通过多边主义与中亚接触：这其中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印度、欧盟以及一些独立行动的欧洲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特朗普在其总统任期内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或哈萨克斯坦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将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亚。

谈到美中竞争，这位专家指出，美国将很难使中亚与中国脱钩，因为中国是该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伙伴：相比之下，2023年中国与所有五个中亚国家的贸易额为900亿美元（是哈萨克斯坦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两倍），而美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不超过50亿美元。

竞争焦点

如论如何，C5+1峰会对美国重回中亚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俄罗斯和中国是该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的行为者。尽管乌克兰战争减少了莫斯科的行动空间，但莫斯科仍然依附于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弗拉基米尔·普京参加了9月在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俄罗斯-中亚峰会，距离阿斯塔纳的中国-中亚峰会几个月。欧盟还于4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与该地区领导人举行了一次峰会，讨论基础设施投资和获得中亚关键矿产。

美国似乎在C5+1格式的会议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将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得到加强。也许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承诺在2026年访问五个中亚共和国，将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推动力量增加动力。

但北京和莫斯科会将如何行动？这也是要进一步关注的焦点。

已知的是，11月19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举行外长战略对话，并同三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

8月15日，俄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阿拉斯加会晤，双方对会晤评价积极，但未就俄乌停火等问题达成协议。一个月过去了，在俄乌和平没有任何进展之际，特朗普23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之后，在社交媒体发称，他现在认为乌克兰在欧盟和北约支持下，有望“赢回全部乌克兰，恢复原状”。这被认为是特朗普态度180度的大转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俄罗斯拖延乌克兰和平进程已促使特朗普改变了对莫斯科的态度。还威胁对莫斯科实施经济制裁，并强调美国可能继续军援基辅。  

俄罗斯和乌克兰经济状况如何，与中国贸易如何继续发展。以及被绑架的乌克兰儿童命运如何 ？本次国际纵横节目，请法广乌克兰问题专业记者克斯尼亚-卓尔诺克莱（Kseniya Zhornokley） 就相关议题进行解读 。

如何分析特朗普立场改变？

Zhornokley："特朗普的立场多变众所周知，但这次确实值得关注。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是军事和经济现实。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俄罗斯在人员伤亡和财政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经济非常脆弱。特朗普最近证实了这一点。其次，是乌克兰的韧性。许多人认为乌克兰无法坚持下去。然而，基辅的抵抗和组织能力令全世界感到惊讶。这正在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看法，甚至在华盛顿也是如此。第三个因素是来自盟友的压力。近几个月来，许多欧洲领导人要求特朗普对莫斯科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此，他调整了言辞，以避免显得孤立。最后，还有特朗普的个人策略。我们很了解他；他是一个喜欢制造惊喜的人，喜欢改变语气以保持在国际谈判中的筹码。总而言之，这不仅仅是观点的改变，而是军事现实、政治算计和个人策略的结合。 " 

泽连斯基究竟能否指望美国提供果断的军事援助呢？ 

Zhornokley："目前，特朗普的声明没有任何保证，这强化了希望和莫斯科的政治孤立。但目前还没有武器交付或新的资金支持。专家们坚持认为，未来将取决于美国和欧洲能否将这些言论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泽连斯基希望华盛顿能够采取具体行动，并声称特朗普给了普京一个月的时间采取行动。当然，乌克兰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次外交胜利，但同时也非常谨慎。一些专家指出，特朗普是一位难以预测的政治家。今天他表现得非常积极，但明天他可能会更加保守...... "

特朗普强调了欧洲人的作用，他认为欧洲人可以为乌克兰人提供更多帮助，如何理解？

Zhornokley："事实上，他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只有欧洲加大投入，乌克兰才能取得胜利。他将欧洲援助视为财政和军事支持的主要手段。这种细微差别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了美国总统希望与欧洲盟友分担负担，而不是独自承担的愿望。随后，在与泽连斯基会晤时，他还补充道，我引用他的话：乌克兰能够获胜。但这场胜利必须由欧洲在我们的支持下共同承担。" 

特朗普说，与战争时期相比，俄罗斯经济已经严重衰退。他说俄罗斯是纸老虎，但克里姆林宫却说，我们不是老虎，我们是熊。俄罗斯是纸老虎还是泥腿熊？

Zhornokley："自乌克兰战争爆发和西方制裁以来，许多人认为俄罗斯会迅速崩溃。但事实并非如此。俄罗斯成功地将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它还保持着其军事工业的满负荷运转。因此，俄罗斯经济持续繁荣，甚至在某些月份实现了正增长。然而，在这表象的背后，其弱点是真实存在的。俄罗斯仍然几乎完全依赖其自然资源。制裁、现代技术、半导体零部件的削减以及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脆弱的卢布和民众正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此外，还有人才流失和不景气的民用领域都是现实。总而言之，俄罗斯既不是强大而独立的老虎，也不是熊。它也不是一座沙堡。它有重量，它很重，它站立着。但腿很脆弱。因此，一切都将取决于能源价格以及克里姆林宫能否长期维持其战争力量。" 

战争初期，俄罗斯认为乌克兰会在几周或几天内沦陷。今天乌克兰具体情况如何？ 

Zhornokley："乌克兰还在坚持。这才是最大的意外，不仅对俄罗斯人，对法国人和欧洲人来说也是如此。没有人认为这会发生。所以，如果我们看看战线的情况，就会发现局势仍然极其艰难。俄军仍然控制着大部分被占领土，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乌克兰人则继续抵抗，但付出了惨重的人员和物资损失。马克龙总统在上周三采访中也提到，自2022年11月以来，俄罗斯只夺走了1%的领土。他确实说过，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控制着近20%的乌克兰领土。但最终，即使自战线稳定和乌克兰发动反攻以来，战线被冻结，真的被冻结了，有时只有几公里。每一次前进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乌克兰军队虽然缺乏弹药和装备，但他们仍然有能力坚守阵地。最重要的是，他们证明了自己能够抵御一支最初看似不可战胜的俄罗斯军队。 "

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时直接向中国发出呼吁。他表示北京有办法迫使莫斯科结束战争。您能解释一下吗？ 

Zhornokley："理由很简单：中国如今是俄罗斯的重要伙伴。中国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碳氢化合物，从而不断增加俄罗斯的预算，进而增加其战争支出。北京通过削减这种支持或施加政治压力，可以真正对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这意味着，对泽连斯基来说，这是政治举措。他向中国发表讲话，要求中国对俄罗斯施加影响力。但当然，在现实中，这不太可能。中国已经解释过，它不能接受俄罗斯的失败。首先，中国不能承受将其庞大的邻国陷入混乱；其次，俄罗斯虽然实力削弱但仍屹立不倒，仍然是对抗西方的有益伙伴。最后，俄罗斯的失败将向攻击台湾发出负面信号。因此，泽连斯基的讲话首先是政治性的。它让中国直面其责任：要么成为一个能够带来和平的大国，要么继续与莫斯科结盟。" 

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关键点：即使在战争期间，两国之间的贸易也从未停止过？

Zhornokley："因为中国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战争爆发前也是如此，中国进口玉米或小麦等对对其食品和工业至关重要的农产品。另一方面，乌克兰仍然依赖许多中国的制成品、机械零部件和消费品。换句话说，战争并没有消除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在政治上仍然保持谨慎。但在经济上，它仍然与基辅保持贸易往来。

数据表明，即使在战争时期，国际贸易仍然是乌克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根据去年（2024年）的最新趋势，乌克兰的进口和出口总额约为1120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其中，乌克兰进口了价值近700亿美元的商品，出口了价值410亿美元的商品。在这些供应国中，中国位居榜首。根据贸易组织2025年7月的数据，2024年中国从乌克兰的进口额达到140亿美元。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2025年7月的数据：中国对乌克兰出口约4.16亿美元，从乌克兰进口约1.66亿美元，导致中国在此期间对乌克兰保持贸易顺差。根据乌克兰驻华大使馆“经贸合作”网站的数据：乌克兰对华服务出口约为8850万美元（同比下降28.7%），而中国对乌克兰的服务进口约为2.987亿美元（同比增长约51.5%）。

数据有很多，但真的必须看看双方的数据，因为有乌克兰方面的数据，有中国方面的数据，还有国际组织也提供数据。数据显示，即使在战争时期，国际贸易仍然是乌克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 

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无人机的零部件与中国关系也很深？

Zhornokley："这方面有数据，或许也有一些事情需要核实和讨论。例如，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数据，在俄罗斯无人机中检测到的92%的外国零部件，例如电子设备、摄像头、发动机、天线、导航模块，都来自中国。在乌克兰，即使是无人机，对中国零部件的依赖也很大。一份报告显示，只有5%的乌克兰国防公司声明其系统中没有使用中国零部件。这意味着95%的无人机，即大多数无人机都使用了乌克兰制造的零部件。自2023-2024年以来，中国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无人机零部件（例如飞行控制器、发动机、无线电模块和导航摄像头）实施了出口限制。但尽管有这些限制，乌克兰仍然进口大量中国设备用于其无人机。

甚至有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军队从未进口过如此多的中国制造的无人机零部件。我们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我们知道，乌克兰曾呼吁民众参与无人机制造，许多人也提供了需要找到的零部件清单，而很多时候，大多数零部件……得在速卖通或中国的销售网站上找到。这非常重要，但你也要知道，对于我们记者来说，核实这些数据非常困难。如果我们没有现场消息来源，如果我们没有接触过、没有调查过，我们就无法核实这些事情。乌克兰的战略仍需调整，因为今年，也就是2025年，乌克兰计划购买约450万架FPV无人机，以增强其作战能力。但这些无人机中的大多数已经在本土生产。"

最后一个话题是乌克兰儿童被绑架事件。普京也因此被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定罪了，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给普京写信特别关注这些儿童的命运……你对这个问题有深入了解。

Zhornokley："相关数字令人毛骨悚然：自2022年以来，已有数万名乌克兰儿童被带到俄罗斯或被占领土。西方观察员和合作伙伴正式记录的案件数量超过19,000起——一些专家估计，考虑到部分转移行动仍处于隐匿状态，实际总数可能接近35,000。

2023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以非法驱逐儿童（涉嫌战争罪）为由，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玛丽亚·利沃娃-别洛娃发出了逮捕令。问题是：俄罗斯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因此这些逮捕令目前仍未执行。

我们目前对事实了解多少？耶鲁大学和其他团队的调查已在俄罗斯和被占领土上发现了200多个地点，乌克兰儿童在这些地点被围捕、灌输思想，有时还被迫参与准军事活动或在入籍后被列入收养名单。俄罗斯对此提出异议，但卫星图像和交叉核实的证词确有存在。

遣返有可能吗？这极其困难：鉴于网络的不透明性和儿童的广泛分散性，“几乎不可能追踪”。少数儿童通过国际调解返回，通常是小规模返回——例如卡塔尔就帮助遣返了数十名儿童——但这仍然是例外。

最后，在法律和外交方面，联合国、欧盟、美国和欧安组织都在谈论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他们要求获得探视权、追踪儿童，并无条件地将他们送回他们的家人身边。

这些并非孤立案例，而是一个系统。证据越来越多；逮捕令已经存在；但遣返却很少。现在的挑战是识别、找到并逐一将这些儿童送回。"

非常感谢法广乌克兰问题专业记者克斯尼亚-卓尔诺克莱。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举一动受到高度聚焦。尤其是最近两人互动频繁，与印度总统莫迪以及多位欧亚国家领导人举行上合组织峰会后，又继续在北京同框，加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作为北京93阅兵的主角想全球展示他们面对西方的团结。在美俄阿拉斯加峰会后，全世界还在观察俄美关系历史性的回转是否会给俄中关系产生影响之际，在北京和华盛顿正面竞争的背景下，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西方霸权和价值观。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惊叹：“看来我们已经把印度和俄罗斯都输给了最深邃、最黑暗的中国。”

中俄两国领导人关系的真正基础是什么？它的范围是什么？它的弱点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解，甚至这种和解，能走多远？对两国和国际局势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的法国前驻中国、英国和俄罗斯大使 白林 （Sylvie Bermann）最新著作《熊与龙：俄罗斯、中国：一段无限友谊的历史？》由塔兰迪尔出版社出版。她在接受法广法语部地缘政治节目（Géopolitique）中，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了。

 普京出席北京二战结束20周年纪念活动意味着什么？

白林大使认为，这印证了中俄友谊的坚固。是一种无止境的友谊，甚至是钢铁般的友谊。她说：“（普京的出席）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在特朗普与普京关系缓和的背景下，也是如此。5月9日，习近平出席了在红场举行的纪念战胜纳粹的纪念活动，普京承诺出席另一场纪念活动，即纪念二战中战胜日本的纪念活动。北京和莫斯科利用俄罗斯方面的卫国战争历史和中国方面的抗日战争历史来巩固两国关系，确实存在一种相似之处。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雅尔塔协议和所有重要的会议，就会发现罗斯福要求斯大林进攻日本，而进攻发生在广岛和长崎之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段共同的历史。这也是两个胜利者阵营国家的辉煌历史，他们想要表明，这一切并非只属于西方世界，西方世界通常会用联军登陆的方式来庆祝。“

习近平和普京有什么共同点？这两位领导人是否认为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

白林认为，的确他们两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正如那句外交界的名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而这个敌人，某种程度上，就是西方，也就是美国。她指出，“事实上，即使特朗普对普京很感兴趣，但美国政界并不认同这一点，他们普遍对俄罗斯抱有敌意，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而在中国问题上，我们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即美国强国惧怕崛起的大国。因此，‘冷战’可以追溯到特朗普之前，甚至追溯到奥巴马时代，当时他决定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俄罗斯感到被西方的北约包围，或者至少是被其所包围；而中国也同样感到被美国军事基地以及美国在该地区与大多数国家的联盟体系所包围。所以，他们对世界有着相同的愿景。他们也认为世界将被美国霸权所主导，或者更广泛地说，被西方所主导。他们今天想表明，权力并不一定站在西方一边，他们制定的规则，以及他们指责西方不尊重的规则，是臭名昭著的双重标准。我们在伊拉克战争中就见证了这一点。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处在一个多极世界，而今天，全球南方国家，这些新兴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最初在对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然后，情况完全逆转了，与中国的联盟可能会让莫斯科非常孤立？

白林指出：“俄罗斯并非孤立无援，因为它恰恰得到了全球南方这些大国的支持。但这种伙伴关系并非联盟。中国不愿结盟，正是因为它曾与苏联结盟，并因此深受其害。中国就像老大哥一样，把自己的权力强加于小弟。而如今，确实存在着权力的逆转。因此，两国实际上在联合国框架内相互支持。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不支持乌克兰战争，它也投了弃权票，并拉拢一些其他国家加入。此外，当金砖国家在2024年夏天在喀山举行会议时，俄罗斯媒体谈到了“全球多数”，所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其中一些也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如今，无论是人口规模，有时甚至GDP份额，它们最终都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在北京的9.3阅兵式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高调出席了。对朝鲜领导人的出席意味着什么？

 白林的分析是： “首先，他很少出访。所以，这的确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参与。朝鲜与中国没有结盟，但自朝鲜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的导师。因为实际上，斯大林并不想直接与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开战，他告诉金日成，可以开战，但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找毛泽东。于是，中国参与了这场战争。它派遣了数十万志愿军，最终使所谓的“志愿军”得以存在，也使朝鲜政权得以维持。自那时起，中国一直是朝鲜的唯一导师，也就是说，它保护朝鲜免受过度制裁。它还保障了朝鲜的生存，同时试图阻止其冒险主义。乌克兰战争的新特点在于，弗拉基米尔·普京25年来从未踏足朝鲜，对朝鲜不感兴趣，甚至完全鄙视朝鲜，如今却决定与朝鲜建立真正的联盟。而这恰恰是因为他需要人员和装备来应对乌克兰战争。此外，作为交换，俄罗斯很可能提供零部件，或者至少是朝鲜弹道导弹和核计划的援助。我不确定中国是否乐意看到这种情况，因为它认为朝鲜是个麻烦制造者，而它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俄边境出现问题，带来移民和混乱的风险，进而影响到中俄边境。”

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如何？他们性格相投吗？

白林指出：“是的，绝对如此。他们之间有着真正的私人联系。这当然是一个政治选择，一个长期的选择。他们是两个不同帝国的统治者。因为中国经济繁荣，而俄罗斯则不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产生了共鸣。他们都决定延长任期。普京通过修改宪法。习近平则决定无视邓小平设定的十年执政。然后，他们都对西方抱有敌意。除此之外，他们的出身略有不同，年龄相同，这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他们经历了相同的世界历史。普京是前克格勃特工，习近平是“红色王子”，他是习仲勋的儿子。习仲勋曾是毛泽东的亲信之一，但多次被解职、排挤，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他所遭受的苦难肯定比其他中国领导人要少，对其他中国领导人来说，那段时期是一段极其糟糕的时期，但这并非完全是习仲勋的情况。但他们确实很相似。再次，因为他们首先是两个不愿接受西方规则的独裁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将俄罗斯推向了中国的怀抱 ?

 白林的分析是：最近并非如此，因为如今，由于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美俄关系的缓和更加明显。但事实上，正是由于无法与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或者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无法保持良好关系，才使得两国关系更加密切。我们总是谈论所谓‘反向基辛格’，即与实力较弱的国家俄罗斯走得更近，以对抗中国。” 但基辛格提出了其他更明智的建议，那就是华盛顿应该分别与莫斯科和北京建立比两国之间更好的关系。而结果却与基辛格的建议截然相反。

欧洲的地位如何？欧洲人扮演着什么角色？

白林认为： “欧洲人的处境有些艰难，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被某些人称为后现代的世界，仿佛身处丛林之中。就法治而言，欧盟建立在法律与和平之上。而如今，世界并不太平。大多数大陆大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大陆国家，都不需要多边主义和法律，包括唐纳德·特朗普，无论他是否干预格陵兰岛。仅仅提及这一点，最终就真正违背了法律的概念。因此，这些国家最终感到有权不再遵守这些规则。

美国如今对待欧盟的方式是个意外。确实令人惊讶。部分原因是欧洲人错了，因为多年来，他们不愿倾听。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他们依赖华盛顿的保护和施舍。​​他们对自己说：‘我们会等，这只会持续四年，事情会恢复正常的。‘  拜登还算正常，但他与法国和澳大利亚签订了潜艇协议。缔结“奥库斯”同盟，这仍然是对法国的背叛。但这确实是对欧洲人的一种蔑视。现在，特朗普上台后，情况显然进一步升级。出现了几场令人羞辱的场面。七国集团峰会，唐纳德·特朗普在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开了一天就离开了，说：“孩子们，玩得开心！我还有正事要做。” 以至于北约峰会，他们为了不让特朗普离开，缩短了一天，还对他大加赞赏。他们同意增加5%的军事贡献。但无论如何，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承诺购买美国武器。最后，我要说的是最糟糕的情况，那就是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上举行的会议。苏格兰不属于欧盟，特朗普在那里对欧洲定下了关税协议，征收15%的关税。然后，欧洲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排起长队，站在这位老爷唐纳德·特朗普面前，这仍然是对欧洲人的蔑视。但如果我们敢于使用我们掌握的工具，也就是经济工具，我们就会强大。首先，我们被视为一个经济强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而我们没有使用胁迫手段或我们掌握的手段。其次，我们缺乏强大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仍然缺乏欧洲防御，缺乏军事工具，因此缺乏可信度。如果我们必须在乌克兰问题上取代美国，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手段。因此，欧盟必须绝对停止幻想和认为世界会在中期选举或特朗普任期结束后恢复正常，必须接受自己是一​​个强国的事实，否则它将不会被视为强国，并将被淘汰出局。“

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的这种和解正在加强？

白林：现在两国关系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我认为这种和解会持续下去。但同样，只要世界仍然由华盛顿和中国的竞争所主导，中俄关系就完全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和发展，尽管存在一些不信任。我的新书中将两国历史追溯到13世纪。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不同的世纪、不同的时代，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双方的关切也不尽相同。有紧张的时期，也有更加平等的友谊时期。最后，最糟糕的时期，归根结底是苏联时期，也就是中苏同盟时期，最终以……一场乌苏里江战争和大量人员伤亡告终。所以我们无法做出非常长远的预测。正如中国人所说。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是不变的，那就是变化。但无论如何，就目前而言，因为世界是由中美之间的竞争构成的。